陈 欣

(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8)

先秦散文研究的新收获
——读夏德靠教授《先秦语类文献形态研究》

陈 欣

(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8)

语类文献是先秦时期极为重要的文类，加上近几十年来出土文献的不断面世，人们越来越重视该类研究，并且涌现出一批研究论著，《先秦语类文献形态研究》就是其中颇具学术价值的一部论著。该著成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宏观的视角与科学的方法，主要采取还原的、历史的方法，从宏观角度理清先秦语类文献演变的轨迹，基本廓清先秦语类文献文体的生成过程；二是资料的丰赡与辨识的精审，既重视对传统文献资料的爬梳，也密切关注出土文献的最新进展，并且善于将文献钩稽与义理阐述相结合，义精例密，皆有据依。

语类文献；文体；编纂

近几十年随着一系列出土文献的发现，先秦语类文献作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逐渐为人们所重视。近年来，人们对先秦语类文献的文体形态作了一定的研究，但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需要有研究者对语类文献在上古时期的文体特征及演化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该书已于2015年出版，但实际上夏教授早在200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一年就大致确定了这一选题，2010年以《先秦语类文献的编纂、生成及文体研究》为题申报，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的立项。从选题到研究成果的正式出版，前后历经了九年的时间，夏教授围绕此选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同时，在此期间还撰写了十多篇论文，大都发表在国内有影响的期刊上，有一些论文还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或摘录。该书主要通过选择语类文献、文献的编纂及文体的生成这三个层面来探讨先秦散文的形成问题。就该书的特点和成就而言，笔者以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宏观的视角与科学的方法

历来说到先秦散文，一般都认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历史散文；一类是诸子散文，并且经历了由历史散文到诸子散文的演变。然而，似乎很少有人思考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之间的联系。语类文献，可以说打通了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之间的壁垒，为先秦散文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阐释路径，开拓了学术视野。

先秦语类文献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没有被当做一种文体来研究。然而，文体的生成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文化现象，其源头都不是单一的，其产生过程也是动态的不断积累的。夏教授对先秦语类文献的研究，主要是从文体角度来进行。历来文体研究者主要是从追溯文体名称的起源来考察文体的生成，正如夏教授所言，“一种文体包含特定的话语体式和结构规范，这种话语体式和结构规范的形成同样构成文体生成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一种文体或是文类，其话语体式和结构规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先秦语类文献就存在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这些类型，那么，对这种演变现象的研究自然也构成文体生成研究的重要部分。”[1]19因此，夏教授所做的研究不仅仅是阐述文体的结构、类型和特征，更注重探讨文体的生成、编纂、功能及演变的研究，从宏观角度理清先秦语类文献演变的轨迹，基本廓清了先秦语类文献文体的生成过程。可以说，这样的研究视角更为开阔，方法更为科学。

夏教授在“绪论”部分指出：本书的研究思路是“将语类文献作为先秦时期的一种重要而复杂的文类予以整体性研究，并且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先秦语类文献的不同类型。”[1]15这样不仅有效地避免了单一的做法，也立体地、动态地刻画了先秦语类文献形式的演进过程。例如该书第二章“语类文献形态及文体演变”，分作三节进行论证，分别从三个方面讨论先秦语类文献的形态及其演变。第一节“语类文献的生成方式”，夏教授从立言方式出发，将上古语类文献划分为仪式型、政典型、教学型和著述型四类，并主要以《尚书》、《国语》、《论语》、《老子》为例分别探讨了它们各自的生成过程。第二节“语类文献形态的演变”，夏教授站在对先秦语类文献形态整体性、历时性关照的高度，研究语类文献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生成和演变，分别探讨了先秦语类文献的三种不同类型的文体形态，即格言体、对话体和事语体。第三节“从‘国语’到‘家语’”，夏教授指出，先秦语类文献从编纂单位的角度可划分为“国语”与“家语”两种类型。“国语”主要源于王朝或诸国史官载录的文献，如《尚书》、《国语》、《战国策》等。而“家语”则来源于史官或门徒所载录的卿大夫或诸子的言论，如《晏子春秋》、《论语》、《孟子》等。

该书第二章在对先秦语类文献进行系统清理的基础上，对语类文献的类型及其流变进行了相当细致的研究。夏教授从三个不同的视角出发，辨析源流，对先秦语类文献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对于同样的研究对象来说，三个不同角度的切入，交映互现、相互涵射，揭示出了先秦语类文献在形态方面的具体演化过程。因此，从方法论角度来说，正如夏教授所说的，“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取还原的、历史的视角，动态地展示先秦语类文献及其文体的生成过程。”尽管现如今对语类文献的分类还存在诸多歧见，但相比于一些著作如俞志慧《古“语”有之：先秦思想的一种背景与资源》将“语”划分为重在记言和重在叙事两个类型的做法，夏教授对语类文献的细致分类，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先秦语类文献形态的复杂性和演进性，提供了足以启迪后人的新见解，显示了宏阔的学术视野。

二、资料的丰赡与辨识的精审

夏教授的研究重视文献基础及传统的治学方法，但是又不囿于传统，敢于突破旧说，抽绎新知，旁征博引，考辨精审，具有开阔的历史文化视野。夏教授尤其注意结合出土文献分析论述，从而使研究高屋建瓴，思路灵活，有力地推进了先秦散文的研究。陈寅恪先生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2]266陈寅恪先生所说新材料主要即指出土文献。夏教授指出：选择语类文献作为研究对象来探讨先秦散文发展的过程，即得益于20世纪以来出土文献的发现。该书中涉及到的出土文献包括20世纪70年代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以及20世纪90年代发现的上博楚简等。夏教授利用这些出土文献解决了一系列的问题。如第二章“语类文献形态及文体演变”中论及先秦语类文献文体形态之一的“事语体”。因文献的缺失，历来研究均带有推测性质。夏教授首先分析了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以“事语”名篇的文献，即《管子》中的《事语》，指出何晋的看法，即“事”蕴藏在“语”中，有其合理性。接着又分析了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的文体特征，指出《春秋事语》的文体结构是“史实+评论”，即“事语”是“事”与“语”的结合，并非“事”蕴藏在“语”中。“语”体主要是对话，而“事语”侧重于对史实进行的评论。进而从文体结构角度把《春秋事语》与《国语》进行比较，指出与《国语》不同的是，《春秋事语》中史实和评论是两个文本。新时代的研究者的优越之处，主要在于在新时代背景下涌现出来的新视野、新材料、新方法。夏教授将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相印证、相比较，考辨精审，大多观点新颖独到。

更为可贵的是，夏教授能够在新视角和新理论的观照下对传统文献资料进行重新梳理，并见出不同寻常的新意义。如第四章“家语”文献研究，夏教授重点选择了《论语》和《老子》这两部传统文献作为讨论的对象。先秦文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主要体现在文献材料方面，如若在传世文献中寻找新的视角，实在是有难度。正如夏教授所说，“《论语》和《老子》不仅在时间上居于诸子文献的源头，而且它们还奠定了诸子文献的两种编纂模式”[1]197。夏教授这一章中讨论“《论语》文体的生成及结构模式”的时候，首先在梳理了历史上有关《论语》文体的认识和观点的基础上，指出“《论语》文本的真正特征在于言、行两录”[1]198。其次，通过举例《学而篇》和《微子篇》中各一章，指出“《论语》文本的记言实际上包括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三种形态”[1]201。进而以《乡党篇》为例，探讨《论语》中颇具文本个性的记行及其生成的问题。夏教授在探讨原始笔记在记言之外有没有记行的可能的时候，首先利用1973年河北定州汉墓出土的《论语》竹简，来确定其中的《乡党篇》应该是先秦时期的作品，并举《乡党篇》中的第六章为例，证明《论语》记行文体的一部分应该是渊源于原始笔记。

夏教授在第五章“语类文献的嬗变”中最后一部分“郭店简《语丛》的编纂与功能”，借助出土文献《语丛》来具体分析格言体在战国时期的编纂及演进的情况。首先，针对学界大多都从内容和规格着眼，将《语丛》四篇分为两部分，即前三篇为一部分，《语丛四》为另一部分，而夏教授则从文体性质着眼，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语丛四》虽然在内容方面与前三篇有些差异，但从格言这一文体角度看，是可以把它们当作一个整体而加以研究的。”[1]328其次，李学勤先生根据与《语丛》一同出土的漆耳杯刻铭“东宫之师”，分析郭店一号墓的墓主身份为楚怀王太子横的老师。夏教授在此基础上分析《语丛》四篇的作者和编纂目的应该就是太子横的老师用于教学的，而且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最后，夏教授通过分析《语丛》的文体性质、编纂方式和阐释结构等方面，敏锐地觉察到《语丛》为连珠文体的生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以上论述均是从文本出发，以其扎实的功夫逐层推进，逻辑严密，有如抽丝剥茧，令人解颐。在本书中，无论是出土文献资料，还是传世的传统文献，在经由夏教授的条分缕析之后，均呈现出了新的特质与价值。书中坚实的文献材料和独到的见解为当今及后世研究者提供了富有启迪的思路，大大促进了先秦散文的研究进程。

综上所述，夏德靠的《先秦语类文献形态研究》一书是长期积累、勤奋思索而结出的硕果，笃实醇厚，极具学术价值，体现了求新与求真的统一。该书之论述提纲挈领，要言不烦，重点突出，粲然可观。在研究方法上不仅角度新颖，而且注重系统性和演进性，揭示研究对象的内在特征和外部联系。夏教授善于将文献钩稽与义理阐述相结合，义精例密，有所据依。细致爬梳，本末了然。常能发前修之所未发，令人豁然开朗，耳目一新，并引人深思。当然，限于某些解决问题的材料不甚充分等原因，某些观点或将引发争议，或可继续探讨。但是，瑕不掩瑜，这种有着扎实功底，勇于探索的著作确实是先秦散文研究的新收获。

[1]夏德靠.先秦语类文献形态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5.

[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

[责任编辑：刘大泯]

The New Insight from the Research on Pre Qin Prose ——Study onMorphologyoftheLanguageClassLiteratureofPreQinPeriodbyProfessor Xia Deikao

CHEN Xi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Guizhou Education University，Guiyang, Guizhou, 550018)

The language class literature is very important in Pre Qin Period. In recent decades,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unearthed literature being published motivates more efforts for relevant researches, with a series of works achieved in this field. One of notable examples is Morphology of the Language Class Literature, which bears the following two features: The first is the macro perspective and the scientific method mainly to restore the historical approach,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literature from the trajectory, and carding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clearance. The second is the abundant materials and precise identification. Both pay attention to th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on and show concerns about the latest development in the unearthed documents. Besides, they combine literature philosophy with investigation.

The Language Class Literature; Literary Style; Compilation

2016-09-10

陈 欣(1983-)，女，黑龙江萝北人。文学博士，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

I207.6

A

1674-7798(2016)11-00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