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琪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生态批评视域下的《还乡》“原乡世界”

章琪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生态批评作为一种基于生态危机现实迫切需要的思想批评，其批评的对象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文化生态，即人类文明在一定时期形成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形态。本文用生态主义批评视角对哈代《还乡》中的故事展开所依托的“原乡世界”展开解读。从作为“原乡”的埃顿荒原、生态视角下的男性和女性，及“原乡世界”与田野三个维度对《还乡》中蕴含的生态意蕴进行挖掘，突破传统的等级思维、价值二元论和统治逻辑支撑下的文学创作和解读范式，从而形成一种生态绿色、和谐自然的文学写作和批评观念，使我们更好地融入到当下应对生态危机的行动中去。

关键词：《还乡》；“原乡世界”；生态批评

哈代发表于1879年的《还乡》自问世便因其意蕴丰厚的“埃顿荒原”意象受到关注，已有学者从女权主义、心理分析角度对其进行了阐释。本文从生态主义批评理论视角，发现在《还乡》的叙事中存在诸多二元语境，如人与自然、男权意识与女性话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但这些二元语境在《还乡》文本中的展开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一种状态，而是随主人公思想及行动的发展形成了一种对话的局面。而对此局面的关注以及据此所挖掘出作品的生态意蕴，正是美国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所力倡的“绿色阅读”的文本实践。

一、生态批评与“原乡世界”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形态，最早源于美国。“1978年，鲁克尔特在《衣阿华评论》当年冬季号上发表题为《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的文章，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一词，明确提倡‘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1](P49)。生态批评诞生的“直接动因是当代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生态运动的发展，其产生的学术背景是对回避现实生态危机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反拨，其产生的思想基础是生态哲学的发展和成熟”[2](P2)。主张以生态中心主义主导下的文学范式取代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主导的文学范式，将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这个生态系统，不是狭义理解上的自然系统，而是涵括整个人与自然空间、甚至更广大的宇宙空间的范畴。“生态”所意指的层面也超出环保领域，而触及社会文化、人类心理、历史传统，以及20世纪新兴的关于性别、种族和地域等范畴的讨论和研究。这种理论引导我们重新认知自然，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观念，从而构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和谐共生的新型关系。

王德威在《原乡神话的追逐者》中提出，横亘于原乡题材之下的，是作者时移事往的感伤、有家难归或拒归的尴尬，或是一种盛年不再的隐忧——所谓的“乡愁”。“原乡世界”中的“乡”所意指的“‘故乡’因此不仅只是一地理上的位置，更代表了作家所向往的生活意义源头，以及作品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3](P225)《还乡》中的埃顿荒原正是这样一个“原乡世界”。作为一个意象，埃顿荒原不是仅作为自然环境叙事的背景或铺垫，而是真真切切以一个具有主体意识的主人公进入到“还乡”的故事中，并通过其自身在故事中的复现得到主体力量的一次次确认。《还乡》中的“原乡世界”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具有隐喻力量的存在：一方面，它像故乡一样对其游子有一种天然的、深厚的吸引力和召唤力；另一方面，它又在时代变更中隐去了故乡的所指而成为了一种在记忆里跳跃但在现实中却永寻不到具象的所在。正如陈天然在其文章中提到“埃顿荒原：有生命形态的独立主体”[4](P90-95)。“原乡”的概念类似于故乡，却不完全等同，较之多了一层实体性与和解性。“原乡世界”中实体性表现为埃顿荒原的具象，而这种和解性则体现在对故乡追寻不得的情境中，对这种追寻展开超越性地考量和观望，而不仅仅停留在传统“乡愁”的感伤情怀里。基于此，以埃顿荒原为主体的“原乡世界”成为生态批评理论在文中得以展开的支点，立足于此所展开的思考，正是生态批评理论所看重的视野。“它(生态批评)关注的问题既是文学本身的生态问题，也是文学所体现的人类生态问题，主要关注的是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现象背后的文化生态问题。”[5](P5-11)

在构建出人类社会生存的新型关系后，我们应探寻的是人在这种关系下具体的生存状态以及理想的灵肉寓所，本文生态批评视野与“原乡世界”概念的结合，则是对这种探寻作出的回答，以生态批评的眼光，在“原乡世界”里踏上《还乡》之路。一方面，意蕴丰厚的“原乡世界”为生态批评理论提供了理想的人类生存图景，生态主义在当下亟须自寻一块安身立命之所，也需要为大众辟出一块自然和谐的适宜境地；另一方面，“原乡世界”是生态批评在埃顿荒原上得以展开的浑融的时空体，以生态批评的视野进入“原乡世界”，知觉、情感和灵魂同时被触动，从而全面深刻地体悟到《还乡》深厚的生态意蕴。

二、作为“原乡”的埃顿荒原

《还乡》中“原乡世界”里的主角埃顿荒原，是一个充满生态意蕴的形象。哈代作品中的荒原形象，多数既保留未被人类文明所征服的原始性，又具有一种难以言喻的“超自然性”。吴笛探讨《还乡》中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时，认为哈代在自然观方面受到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自然主义’的影响，进而对大自然产生一种独特的双重的感受力。哈代认为现代文明摧毁了自然的原始和谐面貌，给人的心灵也带来了创伤：“自然的意图，自然的法律，自然所以存在的原因，就是要叫我们接受它给我们的本能之快乐，这种本能正是文明所要摧残的”[6](P130-132)。于是在作品中，哈代用笔触构建“维塞克斯”乡土空间，和以宏大神秘的荒原面貌出现的“原乡世界”，希望继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童话。而“原乡世界”里的生存之道则体现在小说中三类人对待荒原的不同态度及命运上。

荒原之子维恩，热爱、亲近并归顺荒原。维恩对荒原的赤诚与荒原对他的庇佑持平。小说中，维恩就是荒原在“原乡世界”中的身份显现，他来去自如的身影和宁静淡定的气质都含有荒原的特质。红土贩子的职业是一种暗示，“这是一种稀罕、有趣、几近绝迹的行当，是一个将已经消亡的过去和勃勃兴起的生活方式加以联系的环节”[7](P10)。红土贩子和荒原都成了在时代浪潮中艰难求生的历史记忆的象征。维恩热爱并守护着亲近荒原的托玛茜，对游苔莎却不失指责。维恩与荒原意志一致的行动使他最终获得了幸福，这种幸福是荒原对它的亲近者的犒赏。

克林，作为荒原的改革者，虽被荒原人赋予“荒原土生土长的人儿”的称谓，但一回乡就开展的办学计划就暗示克林不再是纯粹的荒原人了。“荒原的‘归客’克林是一个力图理解荒原意义的人物”[8](P31)。在这种理解之上，他并努力用行动重建荒原的存在方式和意义， “希望在荒原上找到新的力量和真正生活的意义，决心在荒原地区做一番合理的事业”[8](P31)。克林是善良的改革者，他用行动期待与荒原建立一种新的联系，然而，这在“原乡世界”里是难以实现的。哈代让荒原用一种宽容的方式感化和接受他，将克林“还乡”计划的失败归于他对荒原现实、婚姻认知的盲目；将克林的生命的再生归于维恩的救助，这样的设定不难看出改革者在荒原面前的无能为力。

游苔莎代表的第三类人，对荒原是疏远、排斥和逃离。外来者的身份使他们对广袤无边、莽莽苍苍的荒原不仅没有感情，反而从内心里憎恶这片土地，游苔莎在夜晚的荒原上宣告“这儿是我的十字架，我的耻辱，令我死亡！”[7](P101)作为新文明的向往者，她永远无法体会到荒原的魅力，不能理解荒原的意义，无法忍受寂寥平淡的荒原生活。对游苔莎而言，埃顿荒原是她与之抗争的命运的象征，而将神秘强大的荒原视为反抗对象，等待游苔莎的就只有溺水而亡的宿命了。

“在哈代的作品中，在那文绉绉的叙述语言之下，蛰伏着一种无形的东西，它像冥冥中的神灵，决定着主人公们的命运……它就是哈代所说的‘世世代代对某一特定地点的土地的眷恋’，一种对故土的深沉的执着的依恋，一种乡土精神”[9]。这种深入骨髓的乡土精神，使哈代对荒原保留赤诚的情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坚持人归于自然的立场，并赋予自然随时享有不受限于人类的主体性，而人却难以获得自然的神力。哈代后来接触到达尔文主义，其中人与动物同源的观点使他更确认了自然所享有的主体地位。这也是生态主义批评理论所持的观点：自然享有与人类同等地位的权利，要以生态中心主义代替人类中心主义，要求将伦理关怀从人拓展到自然。《还乡》以荒原之子维恩获得幸福、荒原的“归客”克林回到荒原，以及疏远荒原的游苔莎丧命荒原为结局，其所透露出的生态意识便是：亲近自然的人会获得幸福，而疏离自然的人则会遭受厄运。

三、生态视角下的男性和女性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男人统治女性与人类统治自然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要突破的正是这种“压迫性的观念框架”，所要追求的不仅是女性与自然的解放，而是一切“受压迫者”的解放，是对在惯性思维中对弱势群体所施行的统治逻辑下赖以为生的一切表现形式的抗拒，是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生态主义视域下的《还乡》呈现了复杂多元的状态：男权意识看似占据主导地位，但女性意识的萌芽对这种掌控局面又着实发起了不小的冲击，从而在“原乡世界”中展开的局部的男权意识和女性主义交互展开的两极对话。这局部的对话现象打破了《还乡》叙事中女性形象普遍“被言说”“被看见”的状态，颠覆了传统叙事中自然和女性所处的失语和沉默地位的局面，打破了在男性话语中自然和女性“被叙述”的惯例。哈代的描写在文本中营造出相互冲突的声音而不是突出单方面叙述者武断、独白式的声音，就是生态主义所格外关注的文本内容与意蕴空间。

《还乡》中男性操控局面的现实是明显的：游苔莎逃离荒原的计划必须依靠男性；在与克林商量婚事时，克林内心的独白，“现在的游苔莎在他的心目中已是个女人而不是女神了，只是一个由他去维护、去帮助的人”[7](P248)；在与克林感情出现裂缝时，争吵中游苔莎对男性身份的欣羡，“天哪！如果我是个男人就好了”[7](P300)；在约布赖特太太意外身亡的事件中，她承担着夺人性命的罪责却无法言说。游苔莎作为女性的骄傲和尊严一次次被压抑在强大的男权话语中。不仅如此，荒原女性都处于男权意识操控下的“被陈述”“被言说”“被看见”的状态。托玛茜第一次婚礼的举办未果，使她和约布赖特太太像是蒙受了奇耻大辱一样见不得人，而这场婚礼的另一个当事人怀尔德夫却可以坦然地继续自己的社会生活；游苔莎的美貌、托玛茜的婚事以及约布赖特太太的身份一次次成为荒原人的谈资；游苔莎女神般的容貌被荒原人、尤其是男人所注视；约布赖特太太的死亡也是在一群荒原人的见证下完成。

然而女性意识的声音已然在“原乡世界”中酝酿并生发。克林，抛弃象征财富的巴黎回到荒原的行为与当时男性追求财富的倾向相悖，正体现了克林思想中含有非男权意识的元素；回到荒原的克林也并没有显示出一个改革者该有的雷厉风行，而是采用一种温柔的缓慢的试探性的方式进行计划；当克林与游苔莎感情出现破裂之时，他悲戚地呼告“你还是我的王后，游苔莎，尽管我倒不一定再是你的国王”[7](P299)。怀尔德夫，尽管有工程师的身份和财富地位，却对女神般的游苔莎无能为力，并最终为得到这个女人而丧失性命。游苔莎，则更显出一种挑战男权主义的勇气和魄力：她内心充满欲望和激情。“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人爱她爱得神魂颠倒。”[7](P81)；她无意于自己女性的身份，伪装成男性参加假面舞会，接近克林；她习惯于在夜晚的荒原上游荡，无畏无惧；对于男人的抛弃或移情，她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向他们发出愤怒的声音，并回以报复的行为。《还乡》中的女性声音，随着游苔莎漫步荒原的身影正试图营造出更大的效应。

“维多利亚时期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时期。虽然女性依然没有政治和经济地位，活动的领域局限在家庭和有限的社交场合，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社会各个层面对女性的束缚逐渐放松”[10](P53)作为19世纪末的一位小说家，哈代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时代精神。但与此同时，哈代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其创作也必然会受到性别的限制，因而自然会打上男权社会文化和男性身份的双重烙印。吴笛在书中提到哈代的女性意识时，说其本身就是分裂、矛盾、双重的，因此展现在“原乡世界”中的男权意识与女权话语交锋的状况也就不是单方发言的话语垄断状态了，虽然《还乡》中男性话语和女性话语的对话局面还不足以达到完全平衡的地步，但女性声音的发出已经宣告了男性话语垄断局面的终结，哈代在文本中对两性话语关系的态度体现了其思想中难能可贵的生态主义意识。

四、“原乡世界”和田野：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埃顿荒原，在一部分人眼中，只是需要被征服的、空间性的“田野”，而对于另外一部分人而言，则是糅合了全部生命经验和传统浸润的“原乡世界”。前者以现代文明为资源，而后者则以乡土的传承为支撑。在《还乡》之中，随处可见二者之间的碰撞与对抗。

“巴赫金的时空体理论促使我们发掘作品中对地方的再现情况，……时空体将故事、地理、自我连接在一起，提醒我们注意根植于大地的文学中富有地方特色、充满乡土气和民俗的因素。”[2](P178-179)吴为娜参考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中对民俗事象(民俗因素)的分类，将哈代小说中的民俗因素分为以下四类：传统节日和公众活动；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礼仪习俗和迷信禁忌；民间歌谣和谚语俗语。在《还乡》的文本叙事中，同样可以借此方法追溯到荒原民俗的踪迹：荒原人的活动开始于传统的篝火节，人们聚在雨冢上，聊天、跳舞，用自己的方式表现着自身与荒原的和谐；“淑女店”的招牌源于一个传说。小店的对联写着：有此女人之淑静，便无男人之胡闹，传说是原先有一个妇人好多言，所以她的头被割下来，使之不再说话。传说在给小说增添一层惊悚骇人的氛围之外，反映了荒原人的一种生活哲学；托玛茜和怀尔德夫贯穿小说前半部分的婚礼，“发喜糕”“扔旧鞋”等习俗的加入，还原了荒原人独特生动的民俗风貌；坎特大爷三次唱到《爱琳王后的忏悔》，但都隐去了爱琳王后与侍从大臣偷情产一子的内容，这样的处理实际上暗示了克林、游苔莎和怀尔德夫的三角恋关系。坎特大爷作为地道的荒原人，精于这些谚语俗语，向来信口拈来并乐此不疲，反映的正是集体荒原人的一种生活乐趣和思考。同时作者又以坎特大爷纵贯文本的避重就轻的歌谣意指荒原的感知，它对荒原之上所有人、发生的所有事都是知晓的，只是它不言语。

《还乡》中现代文明介入的痕迹也无法忽视：游苔莎戴着表、拿着外婆遗留的沙漏，急不可耐地在荒原上寻找出路；她还把外公的望远镜一直带在身上，对这片地域游苔莎永远无法产生归属感，她始终想要超越荒原空间的限制。现代文明对于哈代的荒原而言，终究是有破坏性的，打城市来的怀尔德夫，为了照明残忍地用小枝将萤火虫穿起来，狂躁地呵斥荒原上的生物。作为“还乡人”的克林，身上也透出现代文明的气息：克林厌恶繁华巴黎回到埃顿荒原，但此时的他是打算在这穷乡僻壤开创一番事业，以及伴随克林的回乡，在荒原人中所引起的一阵生活和心灵上的波动，也暗示了现代文明的介入在这片以传统文化为隐喻的荒原上的影响和效力。

这些都清晰地表现为现代文明的进入与荒原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和荒原人本初生存状态所形成的一种难以回避的碰撞局面。在《还乡》这部小说中，哈代以诸多荒原人的身份向我们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深广和他们生存状态的稳定与和谐，但同时也经由游苔莎、怀尔德夫的足迹让我们看到了荒原的这种原初状态不可避免地要遭到破坏。乡土情怀深厚的哈代也一度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他无法在文本中对荒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锋给出一个肯定的结局。小说的结局，现代文明的代表游苔莎、怀尔德夫都命丧荒原，而誓要“还乡”的克林也只能落寞地孤立在荒原之上，难以“还乡”。

“原乡世界”传统与现代的较量中，这些现代文明因素进入荒原，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而不是以遭遇灭亡的结局反衬荒原强大所设定的意象。小说描写的荒原人，像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统一的时间之外的混沌时空中，他们主动地拒绝时间，以荒原作为一切行动的准则。但作为现代文明的游苔莎的到来，在遭到一些荒原人排斥的同时，也受到部分荒原人的喜爱和仰慕。包括小说最终结局对游苔莎死后面貌的美化处理上也看出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在小说文本中形成了一股交错发展、相互作用的张力。在生态主义批评理论的视域下，人类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支撑下技术上取得进步的同时伴随着对自然的“祛魅”进程：以为对自然的了解到了操控之的地步。这种观念很容易让我们形成一种虚假的潜意识：自然附属于人类而存在。这对于解决当下已成为人类共同面对的生态危机的问题，毫无疑问是不利的。而在《还乡》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锋中所展现的局面让我们至少看到：人类现代文明的进步是不可否认和避免的，但人类若因之试图征服自然，其结局不仅不会是人类单方面的胜利，还是双方面的伤害：荒原被人类抛弃和奴役，荒原所代表的自然与人类的疏远，人类自身对“原乡”的迷失，以及人类终将会受到的荒原的反击。“原乡世界”以向我们展示这两种力量的碰撞和两败俱伤的结局，从而告诉我们拒绝生态主义的行为准则，单方面地倾向任何一方都是有失偏颇的。“原乡世界”的理想存在，只有当我们真正地以生态主义的思维和情怀去面对生活和历史时才能实现。

五、结语

有着强烈乡土情怀并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的哈代在《还乡》中所建构的“原乡世界”，是以埃顿荒原为原型的一片充满丰富解读意蕴的时空体。在这“原乡世界”中，哈代展开人与自然、男权意识与女性话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二元对话，推翻自笛卡尔、牛顿时代诞生的机械自然观后日益加剧的对自然认知的错误观念，打破根源于西方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等级思维、价值二元论和统治逻辑。在生态主义批评理论发展的过程中，要意识到人类对于自然的解放与社会(更多指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解放是一致的。在传统的文学作品及解读模式中，自然、女性以及传统的因素很大程度上被搁置在一种受压抑、被处理的状态。本文用生态主义批评的视域试图将这些被边缘化的因素重新放回平等的解读地位上，在“原乡世界”中，发掘人与自然、男性话语与女性意识、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难能可贵的交锋状态，这种交锋的状态，一方面呈现为一种对话的局面，一方面表现为一种争吵冲突的状况。不管是哪一种交锋状态，都已然表明传统的单方面压抑和控制局面已被打破；尽管这种交锋状态还没有完全达到平衡的地步，但我们从中仍能看到可期待的平等和谐存在的趋势。

哈代以一个“还乡者”的身份在埃顿荒原上思索追寻，在深藏对故乡执念的情怀外，用一种超越性的目光对这条“还乡”之路展开细致而又深刻地凝视和倾听。这种凝视和倾听便是探究哈代蕴藏在《还乡》文本中丰富的生态意蕴的依据所在，让我们看见异于往常的自然作为主体而行动的身影，听见迥于传统的男性与女性对话的声音，看到异于以往的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交锋而共生的状态，从而向读者展示一个平等和谐、自然生态的“原乡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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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何宁.哈代研究史[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收稿日期：2016-03-22

作者简介：章琪(1992-)，女，安徽青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生态美学。

中图分类号：I561.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735(2016)03-0130-05

“World of the Native” inTheReturnoftheNativ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riticism

ZHANG Qi

(SchoolofLiterature，AnhuiUniversity，Hefei230039，China)

Abstract:As a kind of criticism which is urgently needed in the ecological crisis reality, ecological criticism has its objects, including cultural ecology within art and literature — lifestyle and ideology formed as human civilization develops during a certain period. In this thesis, the author takes the view of ecological criticism to interpret the “world of the native”, which is the setting of the story in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Then the author tries to reveal the ecological implication of this novel from three aspects — the Aden wilderness as “the world of native”, male and female from 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world of the native” vs. field. Furthermore,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traditional paradigm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reading in line with the level thinking, value dualism and rule logic should all be broken to form the literary writing and criticism concept which is ecological-green, harmonious and natural. In this way, reaction to the ecological crisis can become more active.

Key words: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world of the native”； ecological critic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