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仵从巨

一个人未竟的“八年抗战”

□仵从巨

这是一篇一年前就想写、当写的文字，一年之后的现在才算勉强完成，其原因便是久郁心中的伤感与不免的笔滞。

2015年8月，我与友人正在美国的航天城休斯顿，晚上突然在微信朋友圈中看到“Bintles”发布于北京时间8月15日23点13分一条令我心中忽然一沉的消息：

“我们的一生是一次旅行，/在严冬和黑夜之中，/我们寻找着自己的路径，/在全无亮光的天空。”今夜重读塞利纳《长夜行》中的这首题头诗，不禁潸然泪下。徐和瑾老师，一路走好。

23点44分，有“蜂巢山人”跟帖留言：

太意外了！徐和瑾撒手了，周克希放弃了，而《追忆》未完……

我不敢相信，遂发微信给上海的朋友求证。待噩耗得以确认后，呆坐良久，悲从中来。徐先生不过75岁啊！75岁，古来可称“稀”，今日寻常事。对于一个与世无争静心书斋的学者、翻译家来说，75岁是太年轻、太可惜了。

想写一篇关于徐先生的文字最早大约在十年前。当时的动因是他告诉我，他已与南京译林出版社签了合同，要用8年时间以一己之力译出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我虽孤陋，但亦知这部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素有“天书”之称，译家往往望而却步。早在1989年，译林出版社与中国法语界的翻译家们出于一种职业和专业的责任感、使命感，由李恒基、徐继曾、徐和瑾、周国强、刘方、陆秉慧、许钧、杨松河、周克希、张小鲁、张寅德、潘丽珍、许渊冲、桂裕芳、袁树仁等15人组成了所谓“翻译敢死队”（坊间传说之词，言其译难矣哉）集体作战，译出了七卷本的《追忆似水年华》，圈内曾骚动一时。而15年后，年向古稀的徐先生（同时还有翻译家周克希先生）要只身为之，我还是吃了一惊，但亦顿生敬意。2005年7月下旬，我收到了译林出版社该书责编张媛媛女士的一封信并徐译本第一卷《追忆似水年华·在斯万家这边》。信中说，是受徐先生之托寄赠给我的（后在2011年6月、2011年9月、2014年11月又陆续收到徐译本的二、三、四卷），我确是很感动，当时就拟了一个自己甚是满意的题目：《一个人的“八年抗战”：徐和瑾先生译〈追忆〉》。但原因种种，一拖再拖，终于未能成文。万万想不到的是，2015年8月15日收到了他遽然长辞的消息。此后又一次次提笔一次次放下。转眼徐先生已西行近年，而我的文章题目也变成了《一个人未竟的“八年抗战”》，以此来悼念徐和瑾先生，此心焉能不痛，此笔怎能不沉！

我孤陋寡闻，知道徐和瑾先生是因为法国小说家塞利纳。上世纪90年代，我对西方现代文学流派“黑色幽默”颇感兴趣，便琢磨一些相关的问题，而塞利纳的长篇小说《茫茫黑夜漫游》是黑色幽默小说“史”上的一个点。检阅此书时，知道此书有两个中译本，一为沈志明先生译（1988年之漓江版），一为徐和瑾先生译（1996年上海译文版，译名为《长夜行》）。从此，徐和瑾先生便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印象。1998年长江大洪水时，我在井冈山开法国文学研讨会，在专题发言中讨论了这部小说，引起了罗新璋、施康强等著名翻译家的交流。施先生在会上说，“长夜”一词好，但“行”字似乎未能译出小说原标题中的苦难含义。会后，罗新璋先生在滕王阁，面对滚滚长江的洪流小坐，忽然说：译为《长夜苦旅》可能更妥帖。我是认真研读了这部小说并写了文章的，对罗、施两先生的话深以为然。此后，在学术会议上遇到徐和瑾先生时，我也曾提及此事，他亦觉得他们的话甚有道理。

借助手头一张与徐和瑾先生在兰州市区黄河边的合影回想，我与徐先生最早的见面，当是2004年8月在西北师大举行的法国文学会议上，好像是以纪念乔治·桑诞生200周年为主题。我们彼此间说过些什么已全无印象了，当时只是留下了他安静地坐着，寡言少语，神情祥和，一副儒雅学者的样子。此后在学术会议上还有几次见面但交流也有限，好像他外出参会也不多。不过2005年我们个人之间有过一次交流：法国埃尔纳出版社为纪念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逝世十周年要出专刊，邀徐和瑾先生撰文，其中涉及杜拉斯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对此他了解不多，问及我，我便将尚未发表的论文《中国作家王小波的“西方资源”》（此文后发表于《文史哲》2005年3期）及有关材料给他。他在以法文发表的论文中特别加注说明并向我致谢，这大约是我们后来走得更近了一些的原因。很久之后的2014年11月28日，他在华东师大“杜拉斯国际研讨会”的发言中，又郑重提及此事，并发送了电子版的新闻稿给我，我知道他要表达的是对我“劳动”的感谢与尊重。对他这种念念不忘之情我感念甚深，其实我做的是一件很简单、可说是举手之劳的事。

现在回忆，我们见过的最后一面，是2014年10月下旬在浙江绍兴的法国文学学会理事会议上。在与会者合影时，他也是谦和安静地坐在前排的最边上。会上我们的交流多了一些，他知道我写过几篇有关米兰·昆德拉的文章，谈到了对一些译本的想法、看法。比如他以为被译作《无知》的昆德拉的小说译为《不知》可能更好些，也更能传达出小说的立意而不致在汉语语境中产生对“无知”一词的曲解、误解。我深以为然。但即使如此，我们之间的交流也仍然有限，这是因为他一则听力已明显不济，二则他的话的确很少。到现在为止，他在我的印象中仍只是头发花白、面色红润、白色衬衣、米色夹克、蓝色长裤、黑色皮鞋、静悄悄地坐或站在那里、很少说话、说话也寥寥几句且是低声细语的一位学者、长者。我知道他以一人之力译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已出了3卷，曾提醒他勿太累、太急，未必一定八年完成——他极为严谨的翻译态度令我印象深刻，这也注定了他译事的繁重与辛苦——他红润善良谦和的脸上也只是微微一笑：我知道，我知道的。

然而，现在这笑容凝固了，已成为我恒久的记忆。

自上世纪90年代初参加法国文学研究会以来，我认识了罗新璋、施康强、柳鸣九、吴岳添、郑克鲁、徐和瑾、李玉民、罗国林、余中先、王东亮等一批优秀的学者与翻译家。在向他们学习、讨教、交流的过程中，深感在他们身上有一种共同的东西，那就是视专业为事业、视事业为生命（之要义）的精神。我如今有些悲观的感觉：这些30后40后50后老、中两代学者的此种精神，可能会成为绝版了。我不知这是否九斤老太之叹。

徐和瑾先生是复旦大学法文系教授，他一边从事教学，一边从事法国文学的翻译。自1985年有译著始，屈指算来，从事译文已整整30年。30年中他先后译过米希尔·代翁、让·皮埃尔·韦尔代、莫迪亚诺、塞利纳、安德烈·莫洛亚、纪德、拉巴雷尔、莫泊桑、左拉、杜拉斯、加缪、普鲁斯特等，说“译著等身”一点不为过。公正地讲，他当享“当代著名翻译家”的称誉。然而因为他淡泊名利不事张扬，因为“翻译家”与翻译在中国迄今未得到应有的理解与地位，也因为他没有各种各样光环性的“头衔”，所以他一直是静静地在、悄悄地活、默默地做，甚至包括他的“葬礼”也几乎是一次“无声地别”。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30至50年代的知识分子确是“物美价廉”呵。

我的书架上，有徐先生寄赠或委托寄送的，分别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南京译林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德文集》、加缪的《局外人/鼠疫》、莫洛亚的《追寻普鲁斯特》、杜拉斯的《英国情妇》、莫迪亚诺的《地平线》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一至四卷（几乎皆是精装本）等近10种译著。如今手抚这些印刷精美、图文并茂的经典名著，读着一行行令人动容的文字，看着详尽严谨成规模的脚注尾注，品赏琢磨遣词造句有着译者习惯的精准用心的前序后跋，凝视“仵从巨学友教正”的题词与红红的名章，想到这有如用一草一木一点一滴构成的草原、树林、湖泊、江河一般，用一字一句一点一逗构成的煌煌译著，皆与徐和瑾先生在复旦校园、在水电路的斗室中的孤身劳作有关，心中真是敬矣悲矣，说什么好？！

斯人去矣，译著在。但愿当一位又一位、一批又一批读者打开有“徐和瑾译”字眼的法国文学名著时，或者可在此名姓中稍事停留，因为那是向一位勤劳、敬业、严谨、杰出、成就斐然、斩获丰硕、应该“著名”又不曾“著名”、默然存在的学者与翻译家的敬礼！

向徐先生致敬！尽管他已听不到看不见了，“似水年华”已断流！

向一切如徐先生的学者、教授、翻译家致敬！很高兴你们还能听到、看到，尽管你们待遇菲薄，少为人知。

如徐先生这样的学者、翻译家已日见其少；他们也可能已是天鹅之绝唱；那我们更应该像保护濒临灭绝的国宝熊猫一样爱护他们，善待他们，使他们能有后来者、后继者而不致“灭绝”。

2016年7月24日，于威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