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石山

在山西，怎样攀登文学这座山

□韩石山

一、年轻时要在写作上试一试

标题名前加“山西”二字，是不想把话说大了。对山西，自认为还是有点责任的，也就敢说几句。

说人人都能成为作家，都能吃写作这碗饭，肯定是骗人，谁说都别信。但是，说多数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点写作的天赋，还是有道理的。你有没有这个天赋，多数情况下自个并不知晓，有时需要别人来发现，有时需要自己来测试。这样一来，年轻时在写作上试一试，就更有道理了。

山西人有个毛病，心眼死，不知变通。当官的，就知道科长上去是处长，处长上去是厅长，厅长上去是省长，但一般不会再往上想了。埋头工作，直奔那个方向努力，就不想想成数有多少，当不上怎么办。写作的也是，年轻时在地方刊物上发过一篇小说，就自以为是作家的苗子了，就要开花结果，就要长成参天大树，于是写呀写呀，从青年写到壮年，从壮年写到老年，不知路之将尽，老之将至。为一个虚妄的目标，一生就这么交代了。

多少年前，我就发现了这个悲剧。在一次与作者交流时，我提出这么个问题：一个写作者的一生该怎样安排？我的看法是，青春作赋，中年治学，晚年研究乡邦文献。这也是因为，那些年还是“大锅饭”，进到这个行业里的人还不少，算是给他们指一条写作以外的路，别一条道走到黑，走到老。现在择业的门径多了，跳槽不是个事儿，就不必中年什么，老年什么了。写上几年，觉得不对劲，赶紧去做别的。纵然如此，我仍然以为，青春作赋这一步，还是要走的。年轻时在写作上试一试，是需要的，也是必要的。

不一定要成为作家。在这上头试一试，有天赋的，发挥出来，没天赋的，练下写作的技能，对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对一生的发展，都会有好处。

我有个感觉，凡是杰出的人物，大都具有文学的才能。中国历史上，那些有名的文学家，明代以前，差不多全是高官显宦，终生布衣的，几乎没有。小说兴起以后，才有布衣文士出现。是因为当了官，才有了文学才能，还是有文学才能才当了官？我看还是后者。二战时英国的首相丘吉尔，战后写了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的毛主席，就不必说了。当今习总书记，我推测，年轻时也是个文学青年。去年秋天的文艺座谈会上，说起读书，他读过那么多苏俄时期的小说，不是爱好文学，不会有那么大的兴致。去年他在阅兵式上的讲话里，用了“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么个词语，就是《诗经》里的两句。

这是为什么呢？不管怎么说，有文学才能的人，综合素质都高一些。

二、要有怎样的基本功

写作是需要基本功的。在这上头，说法很多，最常见的是多看多写，勤学苦练。我觉得太空泛了，不切实用。多看，常是消遣，多写，已经是写了，不能说是写作的基本功。我的看法是，一是要多背，二是要把字写好。

先说多背。我不知道你们的小学中学，是怎么过来的。我的小学和中学，就语文这个科目来说，可说是背过来的。背古诗，也背新诗，背古代散文，也背现代散文，只要觉得好的就背。老师让背的背，不让背的，念得熟了，也就背了下来。

要背，先得读。不是现在学校里的朗读，而是一种带调儿的读，近似古人说的“咏”。半闭着眼睛，身子前俯后仰，很陶醉的样子。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说到过这种读法，说他们念“仁远乎哉”，先生念“铁如意”什么的，都是半闭着眼睛，拉长了声调，放开喉咙大声读。好些上世纪30年代的名作家，都写过他们在私塾或是小学堂咏读时的情形。这种咏读，实则是一种唱读，词语之间有个过门，就是许多唉唉唉。有时想不起来，唉唉两下就想起来了；实在想不起来，唉唉两下就过去了。最实用的是背诗，整句想不起来，多唉唉几下就糊弄过去了。读和背是一致的，读到烂熟，就会背了。背和读的不同在于，读有依凭，背无依凭，背个烂熟，句子就刻在脑子里了。这就叫童子功。

对于背诵的作用，老师多半说是增加词汇，增加知识，还有的说，增强记忆力，都沾点边儿，但都没有说到根子上。

背诵最大的一个功效，是掌握写文章的语调。这一点，跟唱歌有些相似。会唱歌的人，拿起一首新诗（近似歌词），看上一遍，哼哼几下，就能唱出来，等于是现谱曲现唱，大致错不了。我不懂歌，想来是这么回事。文章也是有调子的，但一般人不会这么说，多半说是语言的韵律。有韵且合了律的东西，跟歌也就差不了多少。说了上句，下一句是什么，都会有个共同的感觉。你不能写起文章来，跟说“三句半”似的，最后都落在一个突兀的词语上，一听就是个“二杆子”。

汉语作文，有个规律，就是讲究对仗。对于句子来说，就是对句。背诵多了，自然就学会了这一手，掌握了这个规律。最有名的例子，是王勃的《滕王阁序》里的“落霞与孤鹜齐飞”，下一句必须是“秋水共长天一色”，你不能上句是“落霞与孤鹜齐飞”，下一句是“面向大海，春暖花开”，那就不搭调了，就不是对句了。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个著名的论战，就是因为对句没写好引起的。一方是周作人和鲁迅，一方是陈西滢和徐志摩，叫做“闲话论战”或是“闲话事件”。注重思想斗争的，总是说周家兄弟这边怎样代表进步，陈西滢和徐志摩这边怎样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政府的帮凶。我写过一本书叫《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书里分析了这场论战，我的结论是，徐志摩写错了对句，让周作人抓住了把柄，才酿成了这一事件。

怎么回事呢？先是陈西滢写了篇文章，介绍法国作家法朗士，在徐志摩编的《晨报副刊》上登了。徐是编者，见文章写得好，写了评文一并刊出，说西滢“唯一的标准是理性”；接下来该着对句了，顺手写了句“唯一的动机是怜悯”。第二天报纸出来，周作人见了，老大的不高兴，写了批评文章派人送来；再下一天，北大同事江绍原见了，也挑这个毛病。徐志摩马上就意识到，毛病出在哪里，说“那实在是骈文的流毒，你仔细看看全句就知道”。周作人不吃这一套，步步紧逼，直到徐志摩再三求饶，才停了下来。

对句写得好的，常能相互比衬，达成一个完美的意境。弄不好，就会产生歧义，惹下麻烦。这场“闲话官司”，就是没写好对句惹下的。看来徐志摩少小时，在背书上下的功夫还是差了些。

说了背诵，再来说把字写好。这算是写作的基本功吗？有人怀疑。现在都用电脑了，打印出来，全都一模一样，要楷体就是楷体，要仿宋就是仿宋，哪款都比手写的好。我不这么看。古人说，书信是“千里面目”，道理就在于，看了信上的字，就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写字，实际上是一种审美训练。一个字写出来，不好看，噢，这一画歪了，下次再写就正过来；噢，这一画短了，再写就长些。写着写着，就写出一笔好字来，自己觉得好，别人见了夸。几天不写，手都痒痒。有了这个毛病，又不能天天给女孩子写情书，不写文章做什么？

一般来说，字写得好的人，文从字顺不成问题。字写得不好的人，羞于写字，文章多半也就好不到哪里去。当然，也不是没有例外。我写过《李健吾传》，李先生的字，一笔大草，实在不敢恭维。

前些日子，我的外孙上了初中，我在外地，女儿发来短信，说她今天送孩子上学去了。我回短信说，一定要学好数学和英语，语文不是学好学坏的问题，而是要把字写好，字写好了，别人就说你语文好，字写好了自然就想写文章；反之，都是白搭。

我这样说，不是不重视语文，而是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上重视，是真正的重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高峰期，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化人。撇开成见，就说新社会推崇的“鲁郭茅巴老曹”这六个人。巴金的毛笔字是差了点，其他五位，都是高手。去年冬天，我在太原一位收藏家朋友家里，看到老舍写的一把折扇，金底上，用朱砂写了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看了之后，我是从心底里佩服，觉得这样的人，不成文学大家才是怪事。

六人之外，当然还有高人。在我看来，沈从文的出名，就是字写得好，写着写着就成了大作家。他的章草，实在是好。后来我发现，沈先生非常喜欢写信，不管给谁，一写就一大条——不是用信纸，就用宣纸，裁成书本那么宽，长长的一条子，竖着写，本来就是小字，还要夹上小注，裱出来简直就是上佳的小条幅；说是写信，实则是秀他的书法。沈先生的书信，实在应当有人专门来研究。我觉得他在写信上的成就，不在他的小说写作之下。

当代作家，在写字上，是没法跟上一代作家相比的。字写得好的，没有几个。山西作家里，论作品，我不行；论挣钱，我也不行；论写字，我觉得我还是够格的。

三、什么时候开始写作最合适

有的同学会说，我听韩老师的话，下上三年五年的苦功夫，背上几十篇古文，弄懂了文章的调子，又写得一手好字，是不是就可以开始写作了呢？

我觉得，还是早了些。

说说山西这几十年的文学传统，就知道为什么了。

山西是个很奇怪的地方，古代是边塞之地，五胡杂处，战乱不息，近世以来，也未见得怎样繁荣过，而抗战中，成了共产党的根据地——你看嘛，吕梁这儿是晋绥根据地，五台山那边是晋察冀根据地，晋城那边是晋冀鲁豫根据地，沁源那边还有太岳根据地，武乡那边还有太行根据地。近几十年来，山西的文化，可说是一种“根据地文化”；具体到文学界，就是“山药蛋派”大行其道，成了山西文学的主流，成了山西文学的骄傲。在山西，搞写作的年轻人，一开始差不多都是这个路数，追求农村题材，追求通俗易懂，及时反映现实生活。不能说这有什么不对，但总觉得不像那么回事。跟周边省份相比，山西文学的门槛，明显低了些。一个人，从这么低的门槛跨进文学这个大门，往后的结局，不问可知。还有一点，我是从吕梁山里走出来的，才敢说这个话。土地太瘠薄了，长不出好庄稼，文化太薄了，也就出不了好作家、好学者。

这个话题太沉重了，说个故事吧。

1986年到1989年，我在清徐县挂职当县委副书记。当时我的写作陷入困境，写不出好东西，但是我不急，觉得来日方长，于是想到，何不趁此机会，出去走走。有个问题，一直很困惑：为什么新文化运动几十年来，山西就没有出过几个像样的作家，像样的文化人？为什么二三十年代，江浙一带，出了那么多著名的作家、著名的学者？1987年春天，我借送稿的机会去了上海，又往浙江那边走了一趟：去海宁看了王国维的故居、徐志摩的故居，去桐庐看了丰子恺的故居、茅盾的故居，去富阳看了郁达夫的故居。当年郁达夫故居还没有开放，住着郁达夫长子郁天民先生一家。我敲门进去，说明来意，在院里转转，一眼就认出了郁达夫笔下的那个大鱼缸。

在一楼跟郁天民先生闲聊时，我提出那个问题，就是浙江怎么就出了这么多著名的文化人。天民先生说，他也曾跟朋友们探讨过。他注意到了，浙江的文化人，有三个特点：一是过去都富贵过，上一代家道中落，仍还能维持体面的生活；二是多半父亲在他年幼时就去世了，由寡妇母亲抚养成人；三是个子都很矮小。他这么一说，我的心眼一下子亮了：第一条是最根本的，能家道中落，也就说明过去家道殷实，不会是土财主，多半是诗书之家，像鲁迅，祖父是进士，父亲是秀才，祖父因大考作弊判了斩监候，年年到了秋天，都要打点审判官，没几年家道就败落下来；父亲得了肺病，早早去世，弟兄三个，就是寡母抚孤养大的；个子矮小，就不必说了。

话又说回来，何时写作较为合适呢？我劝同学们，眼下先不要动这个心思，先好好念书，夯实自己的知识基础，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之后能深造的继续深造，最好是考出去；不愿继续深造的，就去社会上打拼，先过上富足的生活，经历一番风雨。到了相当的年龄，疲倦了，想歇下来了，再拿起笔，写散文，写小说，或者干脆写自传，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写进去，把自己的人生思考写进去。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有益于世道人心，才是真正的有艺术价值的作品。“豪华落尽见真淳”，人生是这样，艺术也是这样。

各人的情况不相同，要叫我说，总得在三十岁以后吧。

还有人会说，韩老师，我等不下那么久，我现在就想写作，该怎么办？别急，下面就说到了。

四、应秉持怎样的心态

在写作上，我总觉得，一个人的器宇，关系着一个人写作的成败与成就的高低。有句老话叫“开多大的门，做多大的生意”。器宇，就是人生的门面。

“器宇”这个词儿，要解释一下。原先我写的是“器局”，查了一下工具书，觉得不太妥当。但也不是“气宇”。“气宇”更多的是指外在形态，比如气宇轩昂。“器宇”的意思，更接近胸襟。裴松之注《三国志·吴志·薛莹传》中，引王隐《晋书》：“莹子兼,字令长,清素有器宇，资望故如上国，不似吴人。”

对了，我想说的就是，同学们最好能修炼自己，做到“清素有器宇”，不似晋人。

最要紧的是，要有足够的勇气面对现实。山西是个贫瘠的地方。在山西写作，不光要面对贫瘠，还要面对贫瘠带来的一系列次生灾害——假若贫瘠算是灾害的话——比如落后，比如嫉妒，比如诬陷，比如罗织入罪。

前些年，我对林徽因这个人下过一番研究的功夫。她的那些风雨人生，我看了也就那么回事。但是，当日军打到贵州的独山的时候，她在李庄，说过一句话，让我很是感动。独山离重庆不远，独山失守，重庆沦陷就不远了，一时间人心惶惶。她的儿子只有十一二岁，问她该怎么办，她平静地说：“中国的读书人有条老路，门口不是有扬子江吗！”儿子说，你不管我了吗？她说，那个时候真的就管不了你啦。我看到这儿，泪水由不得就溢出眼眶。

说这些，不是说写作多么险恶，只是想说，不要把当作家视作一条撒满鲜花的道路，很有可能布满荆棘，有时候说不定还会有这样那样的陷阱，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可以这么说，只要不是灭顶之灾，能挺得过来的，就不能说是灾难——对常人来说是灾难，对要当作家的人来说，是福分，是上帝格外的恩赐，分外的怜惜。只有在这样的人生遭际中，才可能认清人性的丑恶，纠正过去许多糊涂的认识。在这里有一句话，愿意奉送给诸位，不是我说的，是当今相声名家郭德纲先生说的——他有一本书叫《过得刚好》，里面说，有人对他说人性是善良的，他的回答是：“你肯定没见过所有的人。”

再一点，对前辈作家要敬重，但不可走他们走过的路，更不可重蹈他们的覆辙。

研究赵树理的人，很推崇赵的“问题小说”，说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典范。什么是问题小说呢？就是在执行党的政策过程中，遇到了问题，通过调查研究（深入生活），找到解决的办法，将之用文学的方法反映出来。“文革”前夕，老赵写过一篇小说，叫《卖烟叶》，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写一个中学生回到农村贩卖烟叶的故事。现在有人说这是老赵在提倡自由经济，我不这么看。实际上老赵是写中学生回到农村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要安心农业劳动，不要投机倒把赚钱。

不要走山西作家的老路，是想说，不要写那些自以为是的“问题小说”。我可以现编一个，你们听听，是不是这么回事——近来不是出了几起女孩子外出，上了黑出租，被奸污后勒死抛尸的恶性事件吗？假定我是个初学写作的年轻人，又学会了“问题小说”这一手，很快就能写一篇小说，起个名字叫《智降劫匪》，说是一个女孩子，误上了黑出租，司机欲行奸淫，女孩一面抗拒，一面与之周旋，说了这个说那个，触到了劫匪的痛处，良心发现，最后平安地送女孩到达了目的地。写成后，寄到编辑部，编辑一看，多好啊，又是维护社会安宁，又是宣传正能量，二话不说，发了。

实际会怎样呢？假定真有一个女孩看过韩石山的这篇小说，假定这个女孩过后真的遇上劫匪，照着小说上的话要感化对方，假定这个劫匪也看过韩石山的这个小说，又不打算按小说里设定的路数去做，还是把女孩奸污了，勒死了。我们可以猜想一下，这个劫匪最后会对女孩说什么？我想最起码会说：你真傻，怎么能信韩石山这样的弱智作家的话呢？

这类小说，有三个特点，就是自私、愚蠢、为虎作伥。自私是说，为了发表作品，别的什么都不管；愚蠢，是说没头脑，根本不懂什么叫文学，什么叫艺术；为虎作伥，是说这样的作品，只会对善良的人们造成伤害，帮助坏人来欺骗好人。

年轻人写作，一定要走正经路子。

写作应秉持的最好的心态，要叫我说，就是放下身段，敢于自轻自贱。

要当作家，绝不能这么心浮气盛，急功近利。相反，好的作家，差不多都能放下身段，自我嘲讽，甚至自轻自贱。在这上头，郁达夫是个杰出的典范。这个人饱读诗书，才华横溢，最会写文章，最懂得为文之道。他有个观点很有名，说小说是作家的自叙状（自传）。你看他的小说，他的散文，那个穷啊，那个屈辱啊，真是可怜死了，由不得你会为他洒一掬同情的泪水。实际上，他只是那么写一写。这个人啊，一辈子过的是醇酒妇人的生活，一点也不穷，一点也不苦。

这几十年，山西出来的作家不能叫少，有的甚至获得很高的声誉，但是能做到放低身段，自轻自贱的，几乎没有。同学们中有想写作的，一上手就学会这一手，且能形成风格，肯定会大放异彩。只有一点要提请注意，就是敢这样做的，又能做好的，必须是对自己的学问才华有绝对的自信，否则会流入醉汉骂街，自污自渎而不自知。那就还不如老老实实写你的“问题小说”，说不定多少年后，还能落个“山药蛋派第八代传人”的美誉。

五、要有点文人的习气

最后谈一个有点玄的问题：一个作家该有怎样的习气。

先说一个现象，也是我这几十年来，看到的山西作家的一个不足：缺乏文人习气。准确点的表述，应当是缺乏旧文人的素养、旧文人的习气。具体地说，就是彼此间很少唱和，更别说争论、讥诮、戏谑了。换个说法就是，山西作家太正经了。太正经了是写不出好作品，成不了好作家的。

我写过两本上世纪30年代作家的传记，一本是《李健吾传》，一本是 《徐志摩传》，对30年代作家之间的关系还是知道个大概的。有的原本是好朋友，一件事上看不惯，噼里啪啦就干起来了。比如1937年元旦，梁宗岱收到李健吾寄他一本新出的《咀华集》，见里面有一句话，李说每读何其芳的那篇《山石》，好像谛听一段“生风尼”，终于零乱碎散，戛然而止。梁联想到他批改学生作文，有几个也是动不动就说 “生风尼”，有的还说他的呼吸成了 “生风尼”（“生风尼”是法语“交响乐”的音译），由不得就想到，学生们滥用名词的毛病，根子原来在文学名家的身上，又想到，好朋友朱光潜也有这个毛病，便写了篇《从滥用名词说起》，寄给报纸发表了。李健吾见了不服气，当即著文反驳，后来还引起了巴金和朱光潜的笔战。这在那个年代，几乎是文人之间交往的常态，谁也不觉得奇怪。这是相互批评。相互唱和的，就更多了。

我在山西文坛几十年，很少见到作家之间相互唱和的，多半是某人写了好作品，外面好评如潮，娘子关内仍是清清泠泠，彼此见了面，假装没听过这回事，没有赞的，也没有骂的。若是要开研讨会了，又不同了，大报小报，净是评论，一看就是组织下的，全是溢美之词，不会有什么精辟的分析、独到的见解。

我平常爱写个评论，自己选定对象去写，多半是外面的，是好说好，是坏说坏，自由发挥，常能写出好文章。给山西作家写，忌讳就多，别说指出缺点了，连开个玩笑，调侃一下，都要慎之又慎，稍不注意，不知怎么就得罪了人。

文人之间的唱和、调侃，甚至戏谑，这可以说是作家这个职业的风气，是文坛成熟的标志，也是文坛祥和的象征。俗话说，人抬人高，人踩人低。你说说他，他说说你，看似不经意，实则彼此都是大胸怀，都是高境界，也都受了益。你不理我，我不理你，只能说都是些文学工作者，不能说是作家，是文人。

希望同学们中多几个人进入文坛，以身作则，将山西文坛的风气改一改。

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此文为作者2015年11月26日在山西吕梁学院的演讲稿，2016年9月18日改写，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