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伟

（新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张治中主政新疆期间的政策失误研究

杜 伟

（新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摘 要]张治中作为三民主义的忠实信仰者，在主政新疆期间主张亲苏联共、民族平等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政策，有效地稳定了新疆局势，促进了新疆和平解放。张治中在新疆主政，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人文精神，其高尚情操值得后人学习。但是，张治中主政新疆期间也存在一些不足，有一些失误。正确总结张治中主政新疆的经验教训，对贯彻党中央制定的一系列新疆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张治中；民族问题；新疆

[DOI]10.16261/j.cnki.cn43-1370/z.2016.03.021

1944年秋，新疆三区革命爆发，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迅速在新疆地区展开。但是，由于艾力汗吐烈等为首的一小撮反动分子脱离祖国，仇杀汉人，建立“东土耳其斯坦政府”，试图分裂祖国。在这种危机情况下，蒋介石派张治中主政新疆。张治中主政新疆期间的历史贡献主要有三：一是坚持民族团结，稳定新疆局势，维护祖国统一；二是克服万难，解救盛世才时期关押在监狱中的中共党员；三是推动促进新疆的和平解放，协助中央开展新疆工作新局面。但是，张治中主政新疆期间，也有一些不足。通过梳理张治中主政新疆期间的一些失误，总结历史经验，对于贯彻党中央制定的新疆政策，做好新疆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张治中的新疆民族观

张治中早年曾参加广东护法运动，拥护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后在黄埔任教，在此期间张治中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始终是坚信不疑。1924年，孙中山提出：“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1]这种新三民主义思想不仅对政府产生了影响，也对张治中以后在新疆处理民族问题确立了一个基本方针。

张治中认为新疆问题的主要矛盾是民族问题。“自清朝至民国年间盛世才黑暗统治结束为止，无不以殖民政策统治新疆，每当新省人民因不堪压迫剥削，起来法抗时，统治者总是以武力勘平，勘平之后，又继之加以剥削。高压过度了人民又起来反抗，如此循环不已，便构成了新疆的历史——民族压迫和反抗民族压迫的历史。”[2]128也正是这种民族压迫的历史现象，促使张治中认为解决新疆问题首先要改变过去的民族压迫，本着民族平等原则来治理新疆，这就是张治中在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影响下所采取治理解决新疆问题的方法。1945年12月3日，张治中在对中训团新疆分团全体师生讲话说：“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是主张民族平等的，彼此间没有什么叫轻视。实行三民主义之后，人与人间，民族与民族间，完全平等地相安相处，互信互助。”[3]张治中在1946年国民党举行的六届二中全会上作有关新疆的报告，最后得出结论：“以三民主义的力量来保障新疆，以健全修明的政治力量来安定新疆，以充分的经济力量来建设新疆。以三民主义的力量来领导新疆，新疆一定接受我们的领导；以修明的政治力量来安定新疆，新疆一定得到安定；以充分的经济力量来建设新疆，新疆一定可以建设成功。”[2]445不仅如此，在他颁布《施政纲领》中，也可以看出他治理新疆的三民主义精神。《施政纲领》的主旨是“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之下，保障全省和平，拥护国家统一，实行民主政治，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努力，完成三民主义新新疆的建设。”[2]470可见三民主义对张治中的影响之大，因此张治中治理新疆的主张就是“增进中苏亲善，拥护国家统一，实行民主政治，加强民族团结”。这一主张在当时来看，是充分考虑了新疆的实际情况，也对新疆的稳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张治中对待三区特殊化问题的态度

1944年秋，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尔泰地区)三个专区爆发了反抗盛世才的高压剥削统治的起义。由于盛世才主政期间的恐怖统治以及国民党军人对新疆各族人民的压迫与剥削，使当地各族少数民族对汉人统治极为憎恶，于是产生了一些极端的民族矛盾——反汉，杀汉。其次，由于盛世才投靠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使原来伪装亲苏获取苏联支援的盛世才很快变脸发起反苏反共，在外交方面开始为难苏联。这使得苏联感觉受到愚弄，开始找机会报复盛世才，于是苏联暗中支持三区革命。“在苏联的塔什干、阿拉木图等地均设有培训新疆人员的军事基地，出版并传回各种反盛、反国民党的宣传品。1944年11月，‘三区革命’爆发，苏联派遣陆军和空军给予支援。苏联波里诺夫率领的现代化装备的俄罗斯部队，斯坎德尔率领的哈萨克、柯尔克孜骑兵更给起义部队以强有力的支援。”[4]后期三区革命在一些激进的少数民族组头目的带领下走向极端化，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悬挂星月旗。并且以政府身份与张治中代表的国民政府谈判。在张治中的一再坚持最终三区方面放弃了政府身份。但是在新政府成立之后，伊宁地区还是保留这种制度，张治中在访问伊宁地区时“某些个别地方还有悬挂着‘东土耳其斯坦’国旗的”。[2]486可以看出来，当时伊宁地区为代表的三区方面只是在表面与国民党政府达成表面的和平，仍然有极端的民族主义存在。而张治中在当时作为新疆主席，对这种分裂国家的行为并没有坚持自己的“拥护祖国统一”的政治主张，为了使得谈判顺利进行对这一问题采取妥协的办法，这也为以后关于三区特殊化的问题埋下了隐患。

三区方面表面上是服从新政府的，但实际上却保留着自己的制度，不愿服从新政府的体制。“三区供应局恢复与国军开往国境守备两事虽然双方达成协议。但伊方始终拖延没有实行，而且军队保持着原来服装戴星月帽徽，旗帜仍还用绿底星月旗。伊方对一般机关如司法、邮政、电报、海关也是拖延，没有让中央方面派人前往工作，虽然他们口头答应可以办，可以恢复事前的状态，也和主管部门订了合约。三区各县也始终不和省政府发生关系，政令无法推行。”[2]534很明显三区方面想保持这种特殊化，但是由于订了合约，也无法再拖延下去，因此阿合买提江也感到压力。但是张治中始终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也没有根据合约强行执行，他想通过这种中立的办法来表示他对三区方面的诚意，以此来感化三区主动回归体制。可是他的这种纵容并没有得到三区的领情，反而遭到了南京政府的质疑。在这种情况下，张治中更加左右为难，如果他强行改编军队，驻军三区，必然会遭到三区方面的怀疑，如果不这么做，南京政府质疑他的软弱和亲苏问题。这使得他在南京政府也会失去信任。这种三区特殊化的存在使得新的联合政府名存实亡。在对待三区特殊化的问题上张治中采取的这种妥协的办法虽然维持了新政府的表面和平，从张治中来看，是为了维护“拥护国家统一，实行民主政治，加强民族团结”的政策，而做出的政治上的妥协，但是他的做法遭到了国民党内部以及地方国民党军队的质疑，从而进一步激化了国民党和三区方面的矛盾，这也使得张治中的政策与他的实际行动相背离。

三、张治中对待乌斯满的态度

乌斯满是哈萨克族封建落后势力代表之一，他曾参加了1941年柯克拓海（今富蕴）哈萨克族牧民第二次暴动。失败后各处游走，主要在新蒙边界活动，由于力量弱小故不时四处抢劫，胁迫牧民入伙。由于受到外蒙支持，乌斯满在布尔根河成立了“阿尔泰哈族复兴委员会”。“复兴委员会向牧民发出公开信，提出争取自由、自治、组织哈萨克族军队、禁止汉人居住阿山、禁止汉族军队驻扎阿山等八项主张，号召牧民“忠实诚恳参加我部”，“全体反汉人”。乌斯满用掠夺牧民牲畜的办法，迫使他们参加反对盛世才政权行列。[2]347这种由于盛世才压迫统治的极端反汉思想是严重的极端民族思想，这种思想也不利于新疆的和平稳定。他对自己族人的统治采取的也是封建的剥削制，这是一种落后的不得人心的压迫方式。

新疆新政府成立后，乌斯满任阿尔泰专员，但由于他的封建狭隘的思想，使得他看不上这个小小专员。国民党正是利用这一点来拉拢乌斯满反三区革命。在三区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和谈期间，乌斯满开始同国民党人暗中勾结。1946年11月，乌斯满派代表哈拉提巴依带信来见张治中，[5]378这次见面主要是要求国军驻军边境，请求经济救助，最重要的是以边防重要为由请派国军驻扎。接见后，乌斯满的代表又同宋希濂有过秘密接触。[2]317而张治中在回忆录中写道：“会见后这位代表又间接秘密向张治中会见”。[2]536虽然张治中就代表提出的问题给予了回答，但是这种秘密会见必然会使得三区方面的代表们有所猜疑。

第二次乌斯满又派代表玉素甫来面见张治中，[2]536关于乌斯满第二次派的代表通过对比发现各有不同，《新疆简史》认为这位代表叫拉提甫。[5]在宋希濂的自述中写道“九月三日，乌斯满又派第二个代表来了，名字叫拉提普。”[6]240张治中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对别的要求没有答应，只派去一个电台。”[2]536而包尔汉在回忆录写道：“国民党军方先后两次援助了大量的步枪、轻机枪、子弹，还有一部电台（配备三人同往）。”[6]317不仅如此，宋希濂在回忆录中也写道：“乌斯满第二次派来的代表拉提甫提出的具体要求，张治中召集我们商讨好几次，有时讨论到深夜一两点才散，最后，张治中改变了他先前犹豫态度，决定尽可能地支持乌斯满。同时张治中又指示陶峙岳和我，发给乌斯满部步枪四百支（或者三百支，确数记不明确了），轻机枪十多挺，以及必需的弹药等，并命军务处（即是军统局派在新疆的特务机关，这个军务处名义上属于新疆警备司令部的一个处，实际上受西北行辕迪化办公厅的直接领导）处长余万选派一个电台随拉提甫一道到乌斯满那里去（我记得这一组电台一共去了三个人），随时报告那边的情况。张治中并指示我和陶峙岳，这一工作要绝对机密地进行，万不可使阿合买提江知道。”[7]通过对比发现，张治中对待乌斯满改变了以往的犹豫的态度，这种做法也违背了他当初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原则。很快三区方面对张治中的行为强烈不满，伊犁政府撤消了乌斯满的职务，并出动骑兵团攻打乌斯满。因为有宋希濂的支援，乌斯满一直与伊犁方面抗衡。在这期间乌斯满在当地大肆掠夺抢劫破坏当地人民的正常生活。

在乌斯满发动对当地的暴动，张治中并没有用军事打击乌斯满的反动行为。他认为这是内部矛盾，还派代表去找乌斯满谈话。“张治中本人虽努力于新疆省的和平，但没能制止宋希濂支持乌斯满反对三区的行为。要规劝人民接受乌斯满的统治，显然也是行不通的。”[6]319张治中在对待乌斯满问题上一味的纵容和容忍，不仅与他的执政理念相违背，而且也在当时滋生了一批像乌斯满这样的大民族主义思想，这是不利于新疆的和平稳定的，这不仅是对大民族主义思想的妥协，同时也是对国民党内部的妥协，是为了国民党在新疆地区的统治。

四、关于推选麦斯武德新疆主政

由于联合政府夭折，张治中在新疆的政策既得不到三区为代表的各少数民族的支持，也得不到国民党的拥护。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下，张治中决定辞去新疆省政府主席的兼职。在新疆省政府主席人选中，张治中认为选择一个少数民族干部有利于新疆稳定，但是这个人要得到中央的认可。于是只剩下麦斯武德。麦斯武德因反对盛世才逃亡内地，在中央任国民政府委员十多年。[2]541但是，这位中央推举的少数民族领导人并没有得到新疆人民的支持。

麦斯武德在土耳其留学，接受了泛土耳其主义思想。[6]321麦斯武德上台后，由于他极端地推行泛土耳其主义，不但反苏，而且逐渐反汉、反中央，甚至提出“高度自治”的论调。[2]571麦斯武德上台后，重用土耳其主义分子担任专员、县长、会立学校和一些重点学校的校长。麦斯武德的这一系列行为充分暴露了他的反民族、反国家的政治野心。张治中在推举麦斯武德时，总以国民党利益出发，考虑是否有利于国民党的统治而并非真正地站在新疆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对于任用麦斯武德，张治中虽然考虑到任用少数民族来管理本民族事务，有利于新疆的稳定发展，但他并没有结合新疆的实际情况来推举人才，而是任用国民党中央推举的人，从这一点不难看出张治中还是站在国民党的利益上考虑问题，他所做的一切最终还是要维护国民党在新疆的统治。对这一系列事情的处理，很难看到张治中“拥护国家统一，实行民主政治，加强民族团结”的主张，他的容忍和退让最终导致联合政府的失败，也结束了他在新疆的执政。

张治中曾多次对包尔汉说:“我到新疆是为了纠正历史的错误，偿还历史的罪债。”[6]320他认为历史的错误和罪债是“统治者的大汉族主义，对新疆一直采取的高压愚民政策，从而使新疆人民流了数不清的血”。[6]320可见张治中气魄之大，但是要想将自己的雄心壮志付诸于实践，岂是如此容易，张治中虽然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是他并没有坚持，在巨大现实和背后国民党的利益之间并没有很好地做出权衡，他试图两面都想维护，可最终失去了自己的立场。张治中在处理新疆问题时的思想也是处于矛盾之中的，他愿意同三区方面和好，共同维持新疆的和平稳定，但是他对三区方面又缺乏正确的评估，尤其是在处理“二二五事件”上，他把三区一方斥为“捣乱分子”“偏激分子”，这也是导致三区与联合政府分裂的原因之一。

张治中在新疆主政期间虽然有鲜明的政治主张，但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国民党在新疆的统治，至于他在新疆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也是尽力地维持这个统治。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张治中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总是和他的政治主张相违背。

新疆民族问题一直以来就是新疆发展的重要问题，民族团结对新疆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疆的繁荣发展同时也促进着民族团结。张治中在新疆执政期间，能够站在民主立场上，客观地看清新疆历史是民族压迫和反抗民族压迫的历史，并且通过具体的实际行动真正地为新疆的建设发展着想，免除捐税，组建实业公司，组织新疆建设技术辅导团，组建西北文化建设协会，修建红雁池水库等，为新疆的近代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在民族问题的处理上，张治中难免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通过以上一系列事件，张治中在新疆的民族政策最终以他自主请辞告终。

(责任编辑 远 扬)

[参考文献]

[1]孙中山选集:下册[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526．

[2]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3]张治中.对新疆当前应有的认识[N].新疆日报，1946-01-16．

[4]冯海燕．张治中在40年代对新疆国际环境的认识及其亲苏政策[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3）：81-85.

[5]新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新疆简史:第三册[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479．

[6]包尔汉.新疆五十年[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7]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241-242．

[中图分类号]K2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454（2016）03-0077-04

[收稿日期]2016-05-03

[作者简介]杜伟（1990-），男，新疆乌鲁木齐人，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