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传播的三种语境

2016-03-16罗卫光陈路莎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6年3期

关键词：谣言传播语境

罗卫光陈路莎

·新闻与传播理论·

谣言传播的三种语境

罗卫光1陈路莎2

(1.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长沙 410205；2.长沙电视台新闻频道，湖南长沙 410205)

[摘要]谣言的意义在传播语境中生成。历史潜藏在文化心理中对谣言进行无形的编码，形成谣言传播的历史语境；个体的生存需要和精神归属、组织之间的权利博弈以及社会意识形态构成，造就谣言传播的现实语境；知识储备和媒介环境构成谣言传播的虚拟语境。

[关键词]谣言；传播；语境

[DOI]10.16261/j.cnki.cn43-1370/z.2016.03.001

谣言是一种特殊的信息碎片，具有意义召唤功能。在特定的传播语境中，谣言承载的事实与传播主体的个体经验及其

对生存环境的认知相碰撞，激发出新的意义。当下的存在构成谣言的意义土壤，历史积淀通过文化心理遗传给谣言以意义基因。从时空维度进行区分，历史语境、现实语境和虚拟语境构成影响谣言传播的三种语境。

一、谣言传播的历史语境

在中国古代，“谣”的含义是无音乐伴奏的歌唱或民间流传的评议时政的歌谣、谚语。[1]如《诗经》305首，都是采诗官采集自民间的歌谣。平民百姓通过创作、传唱这些歌谣，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释放生存压力。和平时期，谣言多以无明确指向性的歌谣形式出现。一旦变乱即将发生，有明确现实指向的谣言就会甚嚣尘上。以秦朝为例，秦始皇时期由童谣和仙书流传的“亡秦者胡也”，刻在石头上的“始皇死然后地分”，秦末的鱼腹丹书“大楚兴，陈胜王”等谣言，昭示秦朝统治阶级的暴政导致社会失衡，人们渴求通过一场变乱来再造社会平衡。

弗拉索瓦丝·勒莫将神话和集体记忆称为谣言的前世（幼虫阶段）。神话、传说、流言、谣言作为叙事话语，虽然在叙事形式上各有区别，却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和话语结构。[2]这种共同的文化基因来自于民族文化心理。文化心理“是指人在一定的语境中具有的对一定的文化刺激所做出的该文化所规定的反应，即特定文化中的人内在固有的对刺激的解释和以此为基础表现出的行为模式或方式”。[3]“狗是人类的忠实朋友”不知从何时起成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明朝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二郎神与哮天犬的故事演绎了人狗“友情”。这种集体无意识穿越时空，在历次灾难事件中被反复激活，如“救活32人的搜救犬”就分别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和雅安地震中“牺牲”。

荒诞不是谣言的生命，谣言通常借助一些原型实现其叙事话语的神话化。原型是一些集体无意识的外在表现，“是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象征、人物、母题、思想，或叙述模式即情节，具有约定俗成的语义联想，是可以独立交际的单位，其根源既是社会心理的，又是历史文化的”。[4]166原型在本质上就是民族认知框架的一部分。雅安地震谣言“熊猫抱住警察叔叔的大腿不让离开”，表面看似荒诞，却隐含传统的中国式“英雄”原型：警察是英雄的代表，熊猫代表四川灾区生灵，他们扮演着具有特定功能的角色，英雄要去拯救其他苦难民众了，被救者感恩戴德，依依不舍。在中国神话故事中，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后羿射日、神龙尝百草等无不歌颂济世英雄，英雄情结深入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此后每逢灾难都会唤醒国人记忆沉淀中的集体无意识。谣言研究学者奥尔波特发现，尽管谣言在传播过程中经历了变异，但最终以一种较为稳定的形态出现。这种形态类似于元语言，它体现了人类共通的文化心理，符合特定环境下人们共有的认知框架，这也是谣言穿越时空反复传播的密码。

二、谣言传播的现实语境

马克思指出，人在本质上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在人际交往中获得存在感和归属感。在很多场合中，谣言也是人们开展人际交往的润滑剂。群体极化理论认为，人们在讨论的过程中有意见趋向一致的极端倾向，在群体压力下，个人最终选择归属于群体，从而避免陷入“少数人”危机。但我们需注意到，谣言传播既是一个趋同的过程，更是一个存异的过程。人们对谣言的解码过程本身又是一个编码过程。人们有时并不真正在乎信息的真假，而是下意识地从中获得心理上的慰藉。每个参与谣言传播的个体都在对这个意义残缺的“召唤结构”进行添加，成为他所期待的“那一种”信息。比如让红十字会陷入尴尬处境的郭美美，她美艳的容貌、神秘的身份和高调的举动催生了无数的联想。奥尔波特认为，有些谣言是我们自身内疚的直接投射，是避免不舒服的良心痛苦的自然而不可思议的措施之一。[5]错的是别人，而不是我们，在“不良女青年”郭美美面前，谣言让大家都得到了解脱。荣格认为，谣言是“和梦一样的潜意识中的口号”。[6]郭美美就是我们生活中的白日梦，每个人都在她身上投射出自己不能说出口的欲望、恐怖和焦虑。谣言是现实与个人心像的剪辑与混合，是一面镜子，照见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

作为一种话语实践，谣言是现实利益的博弈场所，各种利益集团的不同动机在对谣言进行编码和解码。“网络推手”、“网络水军”是互联网时代谣言批量生产者的代名词。他们善于寻找合适的编码方式，让谣言成为自身利益的隐喻，却以符合当下社会期待和文化心理的形式表现出来。如“立二拆四”、“秦火火”等人，为提高尔玛公司的网络知名度和影响力，利用部分公众的“仇官”心理恶意炒作一些热点事件。“7•23”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二人在网上编造、散布中国政府花2亿元天价赔偿外籍旅客的谣言，两个小时就被转发1.2万次，挑动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此外，二人还在网上捏造了所谓雷锋生活中的奢侈情节、全国残联主席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并对我国某著名军事专家、资深媒体记者、社会名人等多人进行无中生有的恶意中伤。[7]

值得注意的是，对谣言的界定凸显出现实生活中利益各方的博弈。通常，对谣言的界定有事实标准、价值标准和利益标准。事实标准是对事实本源的探求，是主观与客观的符合程度。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首先用事实标准来鉴定谣言。但在事实并不明朗或者人们无法确定参照系的条件下，就无法用事实标准来鉴定谣言。价值标准从根本上来说体现了信仰对于人类认知的影响。在价值标准影响下，人们对事物的认可首先取决于它的存在合理性，即“合理的便是存在的”。价值标准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包括公民道德规范、价值观、信仰、民风民俗等因素。许多谣言正是借助人们普遍认可的价值标准而传播的。如明末著名反清将领袁崇焕因被人戴上了汉奸的帽子遭到凌迟处死，死后还被不明真相的民众所唾弃。在事实并不明朗的情况下，道德意愿跑在前面，事实就是人们所“相信”的。法西斯宣传家戈培尔的观点“谣言传播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就是这个道理。利益标准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真理诉求，“有用即真理”。在利益标准的尺度下，利益主体在某个方面的利益诉求先于事实真相和道德准则。但如何让不明就里却具有独立判断能力的人们受到利益集团的主导呢？一些谣言便借助科学与道德来掩盖不可告人的利益动机。2005年版的《国家药典》将金银花与山银花分列之后，一些利益集团为了打压南方的山银花生产，断章取义地引用某位学者的研究报告，编造“金银花性凉，山银花性热”等谣言，导致昔日占领国内近60%市场的南方金银花一夜之间滞销。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因利益诉求而涌现的谣言不胜枚举。近年来人们普遍关注的“官谣”现象很多是基于道德标诉求或利益诉求的，某些政府部门出于维护稳定、维护地方或部门利益、为尊者讳等原因，公然置事实真相于不顾，编造谎言欺骗公众。

在现实世界中，谣言多为缺乏所指的假言，但谣言的生命体征表现为特定的意识形态。法国学者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个体和他们真实生存情况的想象关系的再现。”[4]192意识形态意味着意义的构建和符号化的过程，既可表现为直接的观点，也可表现为一种特定的诠释事件的“框架”。从当下来看，广为流传的谣言也是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的投射。主流意识形态借助各种话语来构建知识、协调社会和塑造共识。在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前景并不明朗的情况下，人们会不自觉地在主流意识形态指引下表达自己对未知事态的期盼或猜想。赵本山没有参加中央文艺座谈会，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接踵而至的谣言虽然缺乏明确的事实依据，却符合本山艺术与主流文化脱轨的事实，网上各种谣言正契合了人们依照主流意识形态标准对本山艺术的价值评判。此时，谣言的评价标准问题再度显现，事实真理标准与价值真理标准发生了冲突，后者显然盖过了前者。

三、谣言传播的虚拟语境

谣言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双重反映。与现实世界一样，虚拟环境对谣言传播的影响不可忽视。必须考虑的第一个要素是人类的知识储备。知识来自人类对世界源源不断的认知,真理只能无限接近客观实在。在特定条件下，人类的认知行为是有局限的，由此获得的知识只能有限地符合客观实在，有些知识甚至反映了人类对世界的错误认知，如地震期间的“生土豆泥消炎”、“水盆预报”、“地震活命三角区”等。还有一些纯粹出于某种目的而编造的伪科学信息，如“吃茄子吸收脂肪”、“生吃泥鳅治百病”等所谓的养生知识。有些知识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了偏差，历史上“乐正夔一足”、“丁氏挖井得一人”式的以讹传讹，也是错误认知的反映。

知识的产生是有其特定时空条件的，离开了这个特定条件，真理也许就成了谬误。知识储备为我们建立了认知世界的既定图式，便于我们快速认知世界，但也是错误认识或偏见的根源。用不变的眼光看待变化的事物，错误的认识便会由此产生。许多谣言源自于人们固有的偏见。如贪污腐败现象层出不穷让人们产生“仇官心理”，因此，一个郭美美就能让红十字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雅安地震期间，“大陆红会收取台湾红会500万买路钱”、“红会工作人员虚开发票5万元”、“红会工作人员戴浪琴表”、“大陆红会未加入国际红会”、“红会要重查郭美美事件”、“某人以红会名义诈捐”等谣言甚嚣尘上就是例证。

知识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伦理学问题。人们获取并接受知识的依据常常不是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之上。在人类文明不发达的阶段，人们缺少验证知识的科学途径，此时信仰成为普罗大众接受知识的首要依据，“先知”、“圣人”、“智者”的言行以“因信称义”等方式被视为真理。一些流传至今的神话故事、宗教教义、民族禁忌等由此产生。但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信仰仍然是人们接受知识的重要依据。尽管喝绿豆汤、放鞭炮防治非典是经不起现代医学检验的谣言，但在21世纪的中国却上演了人人效仿的活剧。谣言借婴儿之口说出，激发了大家对神明、天启的敬畏，大家也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了。在信仰面前，理性失去了力量。这也许能够解释人们的辟谣行为为什么经常适得其反。因为谣言或建立、或巩固、或颠覆了人们既有的信仰，辟谣行为有时反而让谣言得到强化论证。某某贪官倒台后，网上“×××的女人们”让很多女明星躺着中枪，但她们大多噤若寒蝉，此时如果出来辩解，只会越描越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如果说信息本来是无序的乱流，那么媒介是这股乱流的引导器。在传统媒体时代，信息通过单向引导实现有序流通。而进入新媒体时代，网络的去中心化、网状结构等技术特征让信息运动复归于无序状态。新技术最终返璞归真，让人类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类人际交流，这种交流活动试图恢复人际交流的在场感，只不过它克服了时空的限制，让虚拟的在场感取代现实的面对面。谣言是信息无序流动的产物。自媒体的出现，让这种无序流动能够突破时空限制，并且产生长尾效应，占领传播阵地。

媒介的变革，直接影响了谣言的内容和形式。传统媒体时代，谣言的传播速度较慢，那些口耳相传的谣言多局限于带有地域色彩的人与事，人们对异域事物的怪异感也可能直接转化为谣言。如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天津教案，就是因为国人对外国传教士所办的育婴堂的陌生和恐惧所引发的，由异域文化入侵所带来的育婴堂，在人们眼中成了拐卖儿童、采生折割的场所。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地域界限消弭于无形，天下大事皆有各种渠道为人们所知晓。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观点在谣言传播中得到验证，一种媒介的传播形式和内容迅速成为另一种媒介的讯息。在传播形式上，新媒体融合了几乎所有的传统媒体，而传统媒体反过来借助新媒体的传播方式与受众进行互动。在新媒体时代，各种媒介议程互设、渠道互补，谣言借此插上了无形的翅膀，填补到各个角落。因此，要追寻谣言的源头已经殊为易事，谣言生存于传播之中。

媒介的革新，让谣言的传播形式也发生相应变化。如果“有人说”的口耳相传还被人认为是耳听为虚，那么新媒体时代的图文并茂，则让人产生“眼见为实”的真实感了。马航失联事件中，有人编造谣言说飞机在大海中被发现，机翼上站满了人，并附有照片，这让许多人信以为真。经核实，这张照片是2009年美国航班迫降哈德逊河的旧照。在雅安地震发生后，有人在网上发布了前总理温家宝视察灾区的图片，经验证这是他在汶川地震时期的视察照。

谣言缺少真值，却活在传播语境之中，历史的、现实的和虚拟的传播语境赋予它各种意义。在不同的时空，遭遇不同的个体，意义又是变化的。人们不可能消灭谣言，正如世界不可能净化到没有空气，因为人们总是无时无刻不在寻求事物的意义。营造良好的信息环境，消弭谣言的存活土壤，才是规避谣言的治本之策。在信息重回无序运行的互联网时代，主流媒体应发挥其引导作用，让社会舆论在主流意识形态引力作用之下自主运行。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的异质性，用正面信息填补网络空间，多一些“暖新闻”，产生传播学者孙旭培所谓的“文态平衡”，不失为一种通过信息自我协调实现绿色传播的有效途径。

（责任编辑陶新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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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汉斯·约阿希姆·诺伊鲍尔.谣言女神[M].顾牧，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227.

[7]傅政华履新第一把火：网络黑社会造谣被端[EB/OL].[2016-02-18].http://news.xinhuanet.com/ legal/2013-08/21/c_125212353.htm.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454（2016）03-00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