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芬

(楚雄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云南 楚雄 675000)



诗意地栖居——生态视域下的《与狼共舞》

王玉芬

(楚雄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云南 楚雄 675000)

摘要：电影《与狼共舞》在1990年上映后获得第63届奥斯卡奖，主人公邓巴尔中尉的西部边疆之旅是一场真正的自我生态之旅：印第安人和谐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深深感染着邓巴尔中尉，引领着在战争中丧失生存信念的邓巴尔中尉找到舒适的心灵栖居地。影片中印第安人和谐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生存状态，正是诗意地栖居的真实写照。

关键词：《与狼共舞》；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

电影《与狼共舞》改编自美国作家迈克尔·布莱克的同名小说，由凯文·科斯特纳执导并主演，于1990年搬上荧幕。影片讲述了美国白人约翰·邓巴尔中尉在南北战争中伤痕累累，痊愈之后主动请愿到西部驻守边疆，结果却与传说中“野蛮的印第安人”成为朋友，并最终被苏族印第安人同化的故事。《与狼共舞》上映后引起极大的关注，在第63届奥斯卡奖上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在内的七项奖项。该影片最吸引现代人眼球的就在于邓巴尔中尉为什么放弃充满现代气息的优越生活，而甘愿驻守边疆，并最终平静而幸福地生活在与文明社会相距甚远的苏族印第安人之间。本文以生态批评的视角来解读电影《与狼共舞》，认为邓巴尔中尉的美国西部边疆之旅是自我精神生态之旅，他在苏族印第安人的身上寻求到了高度文明社会所不能给予的东西：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而这种和谐，是与工业发展而带来的高度文明相悖的，但是，这种和谐因素，却能引领人的心灵找到舒适的栖居地。饱尝战争之苦、在战争中丧失生存信念的邓巴尔中尉被这种和谐深深打动着，重新点燃了生活的希望，并和从小生活在苏族印第安人部落间的白人姑娘“握拳而立”相爱，在部落其他人的帮助下，最终喜结良缘，从而孕育着新的生命希望。邓巴尔中尉在和苏族印第安人相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了苏族印第安人对大自然的崇拜，苏族印第安部落之间人与人的平等、互助，苏族印第安人的和谐生活状态，正是德国19世纪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和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诸人所倡导的“诗意地栖居”的真实写照。

一、生态批评理论

国外的文学生态批评概念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8年，威廉·鲁克特(William 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co-criticism)中首次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之后，学界兴起一股“生态热”，学者们纷纷把生态批评运用于文学研究，这些研究历经近20年的发展，在90年代初期确立成为一种新的文学研究派别，即生态批评。现代科技，作为人类征服自然的手段，为西方工业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人类在享受着物质财富所带来的优越条件的同时，也让自己陷入了生态崩溃的险境：空气、河流、饮用水、食物、森林、土地等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被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随之而来的是地震、洪灾、旱灾、雾霾等自然灾害，自然灾害带给人类的是生灵涂炭、满目疮痍、疾病与痛苦。在人类和整个地球的生存环境恶化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生态批评应运而生。生态批评旨在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启发人类意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平衡的重要性。当前的生态运动需要关注的是环境危机中深层的根源，需要认识到人类与所处环境亲密而重要的依存关系，由此，被普遍认同的主观与客观、主动与被动的传统美学观念就必须超越二元对立关系，合而为一，在一个共同体中生成愉悦和美好的感受，并相互惠及。

国内对文学生态批评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著名生态文学家鲁枢元的系列论文及专著《生态文艺学》把国内的生态文学批评推向了高潮。此后，文学生态批评成为国内学者解读国内外文学作品的主要批评流派。鲁枢元教授在吸收消化了西方生态批评的基础上，在《生态批评的空间》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生态研究应该意识到，人不仅仅是自然性的存在，不仅仅是社会性的存在，人同时还是精神性的存在，因此，在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外，还应该有精神生态的存在。如果说自然生态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生态体现为人与人的关系，那么精神生态则体现为人与其自身的关系”[1]19。除此之外，鲁教授还指出，“精神生态”危机是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正因为人的欲望膨胀，才会对自然过度地开发，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人与人之间的隔离、异化，高科技的出现取代了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的交流，集成电路、电脑，特别是近几年流行的智能手机及无线网络让现代人变成“行尸走肉”，人们都只是低头玩手机，亲人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缺少必要的交流，从而导致了现代人的焦虑与精神的抑郁，人类因此进入“精神生态”危机时代。要彻底解决人类的生态危机，就必须从“精神生态”危机的源头抓起，降低人类的物质欲望、崇尚简朴的生活、审视人类的内心、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有效手段。

电影《与狼共舞》中，邓巴尔中尉的西部边疆之旅，正是一场精神生态之旅，在与苏族印第安人的交往中，邓巴尔中尉深深感受到了苏族印第安人的生态观：崇尚自然，对自然合理开发利用；崇尚简朴的生活，按需向大自然索取生产资料；崇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助。饱受战争之苦，在生死线上挣扎过的邓巴尔中尉清醒地意识到，这就是他想要的生活：在和谐的大自然中，诗意地栖居。

二、诗意地栖居的印第安人

影片《与狼共舞》中，与肆意践踏自然和精神空虚的白人相比，苏族印第安人的生活是生态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

(一)自然生态

自然生态指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即是理想的自然生态。影片《与狼共舞》在1990年上映，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工业社会空前发达，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大规模自然的破环和生态的严重失衡，人们在享受丰富的物质资料的同时，饱受空气、河流、饮用水等被严重污染的困扰；滥砍乱伐带来了水土流失，随之而来的是地震、洪灾、干旱等一系列自然灾害。导演借助影片《与狼共舞》，让大众目睹了原始印第安人生态的自然生存空间，与肆意践踏自然、过度开发自然的白人形成鲜明对比，无声地痛斥了白人社会的“人类中心主义”，赞扬了印第安人崇尚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自然生态思想。

影片《与狼共舞》的开头呈现的便是晴空万里，天色一碧，海洋般波浪翻滚的草甸，除了绿浪便无其它景物。没有大路，没有车辙的痕迹，唯有空荡荡、平坦的旷野。印第安人便生活在这样与世隔绝的美丽“世外桃源”中。美丽的自然深深地吸引着初来乍到的邓巴尔中尉，他对自己的边疆之旅充满着好感。然而，当踌躇满志的邓巴尔中尉来到赛支维克要塞的时候，他发现白人士兵留下了堆成小山的垃圾、随处可见的粪便、腐烂的动物尸体、杂物等，这些垃圾成了美丽自然中的不和谐音符，也映射了白人不爱惜自然，把自然当作可以随意摆放垃圾的垃圾桶。白人对待大自然的不尊重态度，势必会遭到自然的惩罚。老凡布诺少校的神经错乱，车夫泰猛斯的死亡正是自然对人类虐待它的惩罚。然而，人类并没有因此得到警示，依然我行我素，以自我为中心，大量地开采自然资源，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在“猎物在这里更新换代，茂密的树木遮护圣灵创造每一只动物”的印第安人“圣地”里，发生了惨无人道的大规模屠杀：被白人当作练习枪法的靶子的小动物、被剥皮的马鹿、被割了舌头的、剥了皮的野牛尸体随处可见。高度文明的白人的野蛮行为，导致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恶化，野牛的灭绝，野生动物数量的减少正是白人“人类中心主义”肆意虐待自然的有力证据。

与有着“高度文明”称号但行为野蛮的白人相比，传说中“野蛮的”印第安人在《与狼共舞》中却体现了非凡的生态智慧。笃信朴素的万物有灵的神医“百灵子”即是生态智慧的代表，“百灵子”肩负众多职责，毫无私心，救死扶伤，履行众多的管理职责，肩负着打猎前的神圣仪式——“神舞”，即祈求神灵赐予他们猎物，打到猎物后，又举行神圣的仪式感谢猎物自愿牺牲自己赐予他们食物。“百灵子”能从自然的变化中预测到即将发生的灾难，他热爱森林、动物，提倡万物平等的观念，也坚信“万物有灵论”。 雷德菲尔德的研究表明：“万物有灵论”是人类历史早期普遍存在的现象，所有的原始民族都倾向于与自然相融合而不是分离，人与其他万物保持着“参与性维持”关系，即与身边的世界存在着伦理关系，“在许多印第安部落中都流传着伟大神灵与动物合作创造世界、人与动物交合或人与动物相互转化的故事”[2]34。从这个层面看来，印第安人并不把自己看作比其他动物高级，“万物有灵”观念提醒他们，自然界的万物都是有生命的，人类只是诸多动物中的一员。这与笃信“人类中心主义”的白人完全不同：在《圣经》中，上帝先创造了牲畜、昆虫、野兽等动物，之后才创造人类来掌管地上的动植物，因此，人是自然的主人。“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土地和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3]1。《圣经》为“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依据，因此，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企图征服自然，做自然的主人，这就出现了在《与狼共舞》中白人为获得昂贵经济价值而杀害野生动物赚取更多物质利益的情景。影片中的苏族印第安人长期生活在大自然中，与自然相依为命，远离现代社会的喧嚣，远离高科技文明，但一切都呈现出生态的和谐：与自然、与动物和谐共处，他们主要依赖于动物供给食物，但又非常节制的捕杀动物，从不浪费，对为牺牲自己来维持他们生存的动物充满深深的感激。影片中，“与狼共舞”、“百灵子”、“熊王”、“风火雷”、“石牛”等以动、植物命名的人物名字也是印第安人“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的有力证据。

坚信“万物有灵”的印第安人与自然是和谐共处的，他们吟唱出自然生态的和谐音符，他们并不是自然的主人，而是与自然平等共生的众生中小小的一员，他们对大自然的态度是恭敬而谦卑的：对大自然充满深深的敬意，同时也充满无比的感激。

(二)生态的社会

根据鲁枢元的说法，生态的社会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早在18世纪就提出了著名的“人生而平等”的言论， 然而在阶级社会中，人的存在状态并非“平等和自由”。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尤其明显，人的社会地位与物质财富密切相连，物质财富成了衡量人成功与否的重要游标尺。因此，人们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物质财富，如卡夫卡的《变形记》中的主人公一样，为了工作而工作，却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人因此变成了自私自利的、缺乏情感交流的怪物。“异化”是这一时期的主题词，人与人之间的隔离、疏远让人的精神变得无比痛苦，人由此处于不自由的状态。影片《与狼共舞》中，白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存在等级之分，大家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对他人毫不在乎。影片中，白人部队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有少校、大尉、中尉、军士、士兵等等级之分，下级对上级必须惟命是从，上级对下级趾高气扬，傲慢无礼，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和情感交流。在苏族印第安部落迁往冬季营地前，邓巴尔中尉返回赛支维克要塞取回自己的日记时，遇到了前来驻守的美国白人军队。白人士兵一看到邓巴尔中尉，毫不犹豫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他开枪来保护自己，受伤的邓巴尔中尉成为了美军俘虏，美军对同是自己的白人同胞并无任何的怜悯之心，对邓巴尔中尉施加严酷的刑罚，当邓巴尔中尉告诉他们他的中尉身份时，并没有任何人相信他的说法，一个士兵还企图藏匿可以证明邓巴尔中尉身份的日记和委任书。最后，为获得奖赏，少校决定把邓巴尔中尉送到黑斯要塞。白人之间的等级制度，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加深了人的精神痛苦，神经错乱的老凡布诺少校，在南北战争中丧失生存信念的邓巴尔中尉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个观点。

与有严格等级制度的白人社会相比，印第安人在朴素的“万物有灵论”基础上发展出了“万物平等”的观念，因此，印第安部落是平等、互助、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生态社会，影片《与狼共舞》生动地描绘了这样一个和谐的生态社会。邓巴尔中尉初次与苏族印第安人相遇时，尽管苏族印第安人对邓巴尔中尉的小黄马情有独钟，但是却没有企图伤害单枪匹马的邓巴尔中尉，而是试图以“偷”的非暴力方式得到小马。在屡试屡败后，苏族印第安人对邓巴尔中尉肃然起敬，以为他是一个“像神一样的人”，于是，“百灵子”试图和他谈判，在进一步交往中，双方建立起信任，并成了真正的朋友。邓巴尔中尉初次到苏族印第安部落做客时，整个部落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男女老少围坐在篝火旁边，谈笑风生，虽然语言不通，但是通过肢体语言的交流，还是显得和谐无比，在谈笑中，“百灵子”用昂贵的胸甲和邓巴尔中尉交换了他中意的外衣。当得知邓巴尔中尉和“握拳而立”相爱时，“百灵子”毫不犹豫地宣布了“握拳而立”不再服丧，扫除了邓巴尔中尉和“握拳而立”结婚的障碍，得知喜讯的印第安部落人马上把家里值钱的马匹捐献出来作为他们结婚的嫁妆。印第安人这种互信互助的行动深深感染了邓巴尔中尉，让他燃起了新的生活希望，也让他在印第安部落里找到了真正的归属感，因此，他脱下军装，穿起印第安服装，说着印第安语言，过着印第安人的生活。最令他感动的是，当他被白人押送到黑斯要塞的路途中，不顾自身安危的印第安人对他进行了营救，久经沙场的邓巴尔中尉清楚地知道，白人战场上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人人都只是顾着自身安危。重获新生的邓巴尔中尉被印第安人真正地同化了，他成了他们之间的一员，快乐地享受着印第安人的生活。

(三)精神生态

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是精神生态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和谐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人的精神生态才能得以实现。发达的工业社会，摧毁的不仅是自然的生态环境，还使社会环境恶化，人与人隔离和疏远，更使人的精神痛苦和空虚。影片《与狼共舞》中的苏族印第安人却是相反，他们没有受到物欲的控制，所需要的只是最基本的温饱，因此，人与人之间没有明显的利益冲突，除了保护自己的领地不受其他部落的侵犯外，几乎没有与他人的冲突，人与人是和谐的，相互理解，相互帮助的，因此，人的内心是没有痛苦的，精神是生态的，除了生产劳动时间外，人们更多的是围坐在篝火旁，相互问候，谈笑风生，人们可以相互诉说心中的烦恼，然后齐心尽力地一起赶走烦恼，人们的内心是平静的、幸福的。

影片《与狼共舞》中邓巴尔中尉的西部边疆之旅，是一场真正的自我生态之旅，他在这个旅途中，深深感受到印第安人的生态观：和谐的自然、和谐的社会、和谐的人的内心统一。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高度统一的印第安生活让他找到了真正的归属感，他在这美丽的未开发的原始森林里，幸福地、无忧无虑地、本真地生活着，这种生存状态，正是诗意地栖居的真实写照。

参考文献:

[1] 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2] Robert Redfield.ThePrimitiveWorldView[J]. Proceedings of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52，(96): 31-37.

[3]新旧约全书[M]. 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1989.

责任编辑：陈君丹

Poetically Dwelling：An Ec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DanceswithWolves

WANG Yu-f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Chuxiong Normal University，Chuxiong Yunnan 675000，China)

Abstract：The movie, Dances with Wolves won the 63rd Oscar Awards after its release in 1990. The hero, Lieutenant Dunbar’s trip to the western frontier was a real self-eco-tour: the Indians’ harmonious natural ecology, social ecology and spiritual ecology deeply affected Lieutenant Dunbar, who lost faith in survival in the war, which led him to find his comfort soul habitat.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man and society, man and man among Indians in the movie is a true portrayal of poetic dwelling.

Key words:Dances with Wolves; natural ecology; social ecology; spiritual ecology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44X(2016)01-0005-04

作者简介：王玉芬(1978-)，女, 云南禄丰人, 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比较文学。

收稿日期：2015-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