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一诺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9)



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研究述评(1980-2000)

姚一诺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武汉 430079)

摘要：摭取1980—2000年间国内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研究的基本成果，经历时爬梳和共时比照，试图还原该时期(引介期与拓展期)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研究的历史剖面。以西方学界的研究境况为鉴，澄明国内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研究的特点、优长与局限，探求研究发展的内在逻辑，评骘得失。国内对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的译介较为晚近，摹绘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界对其性别诗学研究从基本空白到微芒初露的发展过程，殊有必要。通过刻写、评述该时期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研究的历史样态，对进一步反思和推进国内西方文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一、克里斯特娃及其性别诗学管见

概念创新是理论研究保持活力的基本条件。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界对西方话语的接受经历了从亦步亦趋到逐渐致力于本土形态建构的过程，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在中国的孕生与发展无疑是其中富于代表性的学术思潮之一。然而学术语境的差异与“理论旅行”①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使概念的厘界、清理尤为困难，但具体到文艺理论批评领域，从所谓女性主义批评到性别研究的转向，既关乎国际学术话语及其范式的调整，同时也是理论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要之，以“性别研究”而非“女性主义批评”作为本论文的逻辑基点，具有理论和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朱莉娅·克里斯特娃(Julia Kristeva)是当代女性主义法国学派的重要理论家，其关于女性、母性与性别的诸多论说不仅呈现出异于英美主流女性主义的特质，在法国学派内部也颇为独异，相当程度的个性化色彩与多声部性的理论面相使其性别诗学成为本文研究与评述的题中之义。

事实上，克里斯特娃的学术身份异常复杂，此种多元复杂的程度超出了一般学者所能驾驭的领域，国内外关于克里斯特娃的研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国内对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的研究较为晚近，且多以英美学界的研究成果为参照样本，至今尚未形成系统完备的研究样态。本文以历时性的梳理、辨正为基本结构，同时以西方学界的研究境况作为共时比照，以此管窥1980—2000年间国内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研究的历史。另关于Julia Kristeva的译名问题，国内尚无统一译法，本文以崔柯《文本与主体革命——克里斯特娃的文本理论》一文的意见为准，译为朱莉娅·克里斯特娃[1]。

二、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研究述评

(一)引介期(1980—1991)：研究前史

准确地说，这一阶段(1980—1991)只能被视为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研究的“史前史”，该时期克里斯特娃对中国学界(不仅包括文艺理论界)而言相当陌生，只有极少数学者作了较为浅表的引介，基本谈不上有任何专门性研究。这种情况与中国社会和学界长期与西方隔绝的现实语境相关，另则克里斯特娃本身的理论形成亦是较晚近之事，对中国的影响也多半在文本理论领域，其性别诗学尚不为人关注。而西方学界特别是英语国家对克里斯特娃著作的翻译、研究在该时期已成风潮，克氏的重要著作、论文、论文集都已悉数面世。

迟至1988年，中文学界才出现关于克里斯特娃的零星介绍。首先是三联书店出版了由李幼蒸翻译的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2]一书，其中收录了克里斯特娃(朱丽叶·克莉思蒂娃)《人怎样对文学说话》一文，这篇论文使中文学界开始了解克里斯特娃的基本思想，而事实上她与罗兰·巴特的关系对其性别诗学特别是“符号语言”概念的提出有深刻影响，这是国内研究者十分忽略的。同年，学者康正果在《文学评论》发表了《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述评》[3]一文，但涉及的批评家多为英美女权主义者，如凯特·米利特、肖瓦尔特、朱丽叶·米切尔等，并未提及克里斯特娃的性别思想，换言之，法国女性主义理论与批评尚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重要译著的出现往往是学术动向发生变化的显兆。1989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女性主义学者玛丽·伊格尔顿(Mary Eagleton)编选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4]一书(胡敏、林树明等译)，该书同样多以英美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著述节选为主，但仍有数篇论文较集中地论及了克里斯特娃的性别诗学思想，如朱丽叶·米切尔、托里尔·莫瓦、多莫纳·斯坦顿等学者的争鸣文章，其中不乏质疑之声。与英美学界对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包括法国女性主义已具有一定深度的辩证分析相比，中国学界对克里斯特娃的引介仍属基本空白，这与翻译程度及语言隔阂等原因有关。著名学者王逢振同年亦发表了《既非妖女，亦非天使——略论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5]的论文，对1970年代中后期以降美国女权主义批评的理论转向做了清晰图绘，将其后的女权主义称为“文化女权主义”，并将之进一步归纳为“经验论”和“理念论”两种。遗憾的是，尚未明确提及法国女性主义与克里斯特娃的性别论述。秦喜清《谈英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6]一文提出女权主义批评应建立属于自身的理论体系，超越传统，如此便需借助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如克里斯特娃的“符号话语”思想作为构建系统批评理论的重要参照，认识到克里斯特娃的女性主义事实上是超越男/女二元结构的，她致力于从男性文化内部瓦解男权制的做法及警惕女性主义成为另一种性别压迫的观念对英美女权主义批评走出理论困境具有重要价值。

1991年，克里斯特娃《语言中的欲望》一书首次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域，并对中国文学批评实践产生一定影响。陈晓明在评论孙甘露小说创作的文章[7]中引证了克里斯特娃关于“写作是一种不断命名”的过程的观点，克里斯特娃认为写作本身可瓦解语言(特别是父性语言)的实在性，写作是一种无限生产的行为；陈晓明就此对孙甘露小说的后现代话语特征作了系统阐析。与此类似，美国女性主义电影学者E·安·卡普兰在《当代电影》发表的《令人困惑的文化分析：近期中国电影中妇女的地位》[8](尹尧译)一文称，克里斯特娃《关于中国妇女》一书将中国妇女作为西方镜像的认识论偏见有碍跨文化研究及女性主义的理论拓展，卡普兰的这篇文章可能是中文文献中最早可见西方学者反思克里斯特娃《关于中国妇女》一书之局限的资料。

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研究之引介期(1980—1991)所昭明可见的几个特点如下：其一，中西学术研究的具体指向及视域广度、研究深度存在较大差距，中国对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的关注、介绍与研究都十分晚近，甚至可以说相对西方一片空白；其二，西方学界特别是美国女权主义理论界对克里斯特娃性别思想的研究已进入到观点争鸣与理论辨析的阶段，对其重要著作和论文的翻译工作亦较充分，对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的引介与阐释从“文学批评”到“批评”再到“哲学”的轨迹清晰可辨，中国学界在此阶段仍主要依靠对国外学者相关论文的翻译探知西学发展新动态，准备工作不足；其三，中国学界对西方女性主义的关注基本集中于英美女权主义，法国女性主义包括克里斯特娃的理论尚未真正进入学界视野。

(二)拓展期(1992—2000)：微芒初露

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研究中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重要时期，重要译著的出版与数量更多的中国学者的参与使学界对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的了解和认识进一步加深，研究范围也从点逐渐扩展至面，对法国女性主义及克里斯特娃的关注亦由仅倚赖理论“进口”向逐步建立自我立场转变。然而该时期对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的整体研究仍处于外围阶段，研究对象尚难具备独立价值，多半只从属于法国女性主义诗学这一整体。

1992年是国内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研究包括整个女性主义批评研究的重要年份，某种意义上也成为国内克里斯特娃研究的转捩点。由张京媛编译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9]一书于该年出版，对学界影响深远，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领域的重要文献《妇女的时间》(程巍译)首次被翻译成中文，并被收入书中。《妇女的时间》内容丰赡、视野闳阔，且基本涵盖了其性别诗学的诸种面向，对克里斯特娃后来的研究特点也有所呈露，可以说是其性别诗学领域的奠基性文献，意义重大。该文首次被翻译成中文，对国内学界进一步认识与研究克里斯特娃的价值不容忽视。同年，克里斯特娃本人的著作《爱情传奇》(Love Story)[10]亦被翻译成中文，这部书事实上集中体现了克里斯特娃的学术个性与研究特色，然而在中文学界并未引起太多反响。与此同时，陶丽·莫依(Toril Moi)关涉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研究的代表论著Sexual/Textual Politics由林建法译为中文(《性与文本的政治》)，莫依本人的理论立场和研究取向主要是法国女性主义诗学，对英美女权主义批评重文本、政治、经验而忽视理论建设的倾向提出了重要反思。另需提及，陈晓明发表的两篇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文章(《胜过父法：绝望的心理自传——评余华<呼喊与细雨>》[11]《抒情的时代》[12])对克里斯特娃基于写作对父性威权与象征秩序的颠覆及所谓“语言过剩”的先锋创作对固有结构的破坏和文明修复功能的精神意涵的论述有所借重；可以肯定，这多少涉及克里斯特娃的性别思想与其文学理论的关系，但陈晓明的文章亦有理论肢解等方面的不足。

1993年，美国文学理论家拉尔夫·科恩主编的《文学理论的未来》[13]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内录桑德拉·吉尔伯特与苏珊·格巴合著的《镜与妖：对女权主义批评的反思》与伊莱恩·肖瓦尔特的《我们自己的批评》两篇论文。这两篇论文集中体现了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对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所存在问题的一致认识，更突现了美国女权主义批评讲求政治批判、谋求妇女地位实际改善的学术立场和理论鹄的，但其对法国学派的认识程度并未出现大的超越。

对克里斯特娃后现代与后结构女性主义者之身份的发现与定位是该时期中国学界在研究上的突破。吴秀琼、奚晏平的论文《后现代女权主义综述》[14]，初步辨识了克里斯特娃的女性主义与西苏、伊利格瑞的异同，并对其“后现代性”有所指认，认识到克里斯特娃与拉康精神分析学的关系，对其女性语言与写作的研究有新的发现，但文章存在将解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同的认识误区。王岳川《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女权主义批评》[15]一文重视女权主义批评理论来源的多维性，论及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与父性象征秩序及解构理论的关联，将女权主义批评的历史发展勾勒为由求同到求异再到求谐的脉络。同样，张荣翼的论文[16]重点关注了克里斯特娃对女性写作的理解不局限于生理性别意义上的女性这一特点。而林树明发表于《文艺争鸣》的《女性主义批评与马克思主义及现实主义诗学》[17]一文是该阶段富于深度且立场鲜明的文章，林树明强调，重申托里尔·莫瓦坚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的立场，对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批评双方都有利无害，克里斯特娃对“女性共同体”的反思既值得提倡，也存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而英美女权主义者对克里斯特娃的批评亦有偏误，其批评思路是建立在反映论基础上的，法国女性主义是对其缺陷的修正。最后林树明还认为尽管如克里斯特娃等女性主义批评家是后结构主义者，但女性主义绝不能与后结构主义相糅杂。应当认为，林树明的意见是十分中肯的，他对“两个世界”的女性主义批评与性别诗学的宏观把握和学理分析超越其他学者之上。

次年，林树明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后结构主义》[18]一文中继续就女性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关系进行深度研析，其中对克里斯特娃以“前恋母阶段”对抗“象征秩序”的理论设构加以介绍。值得提及的是论者指出了克里斯特娃“女性主义者”身份的暧昧性，认为女性主义批评吸纳了后结构主义的批评思想又对后结构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或移置，这表明后结构主义的当代危机并未兆示女性主义批评的式微。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19]一书第六章《语言中的女人》集中论述了克里斯特娃女性主义三阶段论的基本格局，应当说对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的诸种构成有较全面且辩证的认知与评价。比之引介期，康正果对法国女性主义诗学与英美女权主义批评的差异有了更为深入的阐发，但其对陶丽·莫依理论方法的过分倚重阻碍了中国学人理论创见的产生。

1995年，王宁[20]、王逢振[21]等人的文章着重讨论了克里斯特娃“反女权的女权主义者”身份及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的人类学资源等问题，明确指认了此前学者隐微提及但未系统阐发的新议题，对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认识有所推进。同样，英美学界关于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的深入反思往往成为国内克里斯特娃研究的引线。面对国际女性主义理论批评的复杂状况与日趋尖锐的对立情形，中国学者应持有何种立场，又将对其作出何种评价？至少在该阶段的研究中仍难见其影。由朱立元主编的文学理论教材《当代西方文艺理论》[22]对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的普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种影响仍十分有限。然而其中论述最突出的一点在于，呈示了克里斯特娃对波伏娃“母性贬抑”论的修正与重构，这在以往研究中未见明确提及。

嗣后，国内理论界出现了一些涉及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尤其是其批评思想中的语言观及其对女权主义批评的反思等的重要成果，例如张岩冰于1998年连续发表的论文《法国女权主义批评的语言理论》[23]《有关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几点思考》[24]及论著《女权主义文论》[25]较为集中地阐发了克里斯特娃的性别诗学思想，其基本立场无出英美学派之右，认为克里斯特娃的性别诗学是“非激进”的反本质主义女性主义。在《女权主义文论》这本介绍和普及性的著作中，张岩冰明确提出克里斯特娃的性别诗学具有政治非实践性倾向的观点。综上，国内学界对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的认知和评价与英美学派基本一致，并未呈现出中国学者的独有立场，同时对克里斯特娃理论的阐发亦有简单化之嫌。

世纪末的临近往往会促发国内学界对西学新知的通盘考量与整体反思。1999年，陈晓兰《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反思》[26]一文以“双性共体”为核心，重视发掘中国传统性别思想的现实意义，对克里斯特娃解构男/女性别差异绝然二分的思想给予肯定，认为过分强调性别对垒反而会妨碍女性主义的理论更生。值得提及的还有王海庄的论文《克里斯蒂娃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探幽》[27]，专门探讨其性别诗学与文学理论的关系，相较前此诸家多从外部切入克里斯特娃性别思想的研究相位而言，这篇论文具有一定程度的突破性。文章认为，克里斯特娃的性别诗学具有强烈的挑战性与革新性，但并不成体系，同时亦显示出某种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这些发现都很准确，但总体来说只是泛泛而论，未能深入阐发，因而创获甚微。此外，李小林在《论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28]一文中就克里斯特娃与拉康理论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剖析，指出克里斯特娃摭取拉康“三界说”的基本结构又以“想象界”替代其“符号界”的作用作了新的发微与修正，进一步厘清了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与拉康精神分析学包括弗洛伊德主义的悖反关系，由此认为克里斯特娃的局限是将社会性别生物学化，这又不啻滑入了本质主义的窠臼。李小林能就克里斯特娃与经典及后经典精神分析理论的复杂关系做出较细致深入的厘析，并不简单，故值得研究者重视。国外研究者此时对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的研究已呈示出由内而外的趋势，随着后殖民主义的兴起，一些原来自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开始对克里斯特娃性别思想中的“殖民”话语进行反思。

2000年是本阶段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研究的最末一年，其中时任美国尔湾加州大学批评理论研究所所长的G.施瓦布与金惠敏对谈的《从主体性到另类性》[29](易晓明译)一文值得学界重视。该文对后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文学与主体性的关系进行再审，对主体性(Subjectivity)和另类性(Otherness)(他性/他者性)的关系作了疏证。克里斯特娃对象征秩序的诗性瓦解使施瓦布注意到其符号论性别美学对接受理论及文学主体性重建可能具有的潜在价值。以往国内外学界对克里斯特娃的研究多从它与后结构/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入手，施瓦布则重新审视其与主体性理论的关系，这既是对克里斯特娃整体思想的辩证观照，也提醒研究者不要一味追新逐异，对研究对象的把握需持有全面、辩证的态度。

以上详尽爬梳复现了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研究之拓展期(1992—2000)的基本样态，得出结论如下：首先，国外尤其美国克里斯特娃研究已相对较为成熟，出现了一些克里斯特娃及性别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虽不乏批评之声，但可见英语学界对理论革新的热情与批评争鸣的活跃态势。其次，国内克里斯特娃及其性别诗学研究较引介期有进一步发展，学者从不同层面、多种向度对克里斯特娃进行了或深或浅的介绍、阐释与评价，另有极少数学者对克里斯特娃的性别诗学作出辩证观照和基于中国立场的有益发微，但总体而言未见突出的研究实绩，多受制于英美学派的既有观点，重复生产和简单“转读”现象较为明显，因此大多数研究成果比较平庸。最后，国外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研究既注重其理论的内部研究，又将其作为跨学科研究的思想资源加以利用，可以说经历了由内而外又自外返内的研究轨迹；而国内学界事实上仍未真正重视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的独特意义和价值，多停留于外围研究阶段，系统清理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的研究尚不可见。

三、余论：问题与反思

综观该时期(引介期与拓展期)中国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研究的历史面相，不难发现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缺陷：

(一)克里斯特娃著作、论文翻译严重滞后

直至目前，大陆译成中文的克里斯特娃的著作只有《爱情传奇》(姚劲超等译，华夏出版社1992年)、《恐怖的权力：论卑贱》(张新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反抗的未来》(黄晞耘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中国妇女》(赵靓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年)四本，事实上均未在国内读书界产生大的反响，更遑论引起讨论或争鸣。克里斯特娃著述甚丰，英语学界对其著述的翻译较大陆完善得多，且克氏思想活跃，近年来其理论包括性别诗学又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和发展，但即使在目前，国内学界依旧反应平平。另其论文的中译文多散见于各种选集、批评文集及其他学者的相关著述中，与英语学界翻译出版了多种克里斯特娃论文集的情状相比，国内始终处于起步阶段。关于国外学者对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的研究著作的引介，唯日本学者西川直子的《克里斯托娃：多元逻辑》一书译成中文，迟至目前未见第二本，相较之，英语学界特别是美国学界的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研究著作十分丰富。个中原因可能与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不成系统且阅读理解困难、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不如英美理论富于现实和政治意义并易于批评操作等有关，但更为内在的原因有待深细研究。

(二)国内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研究进展缓慢、创获甚微

事实上，中国学界对克里斯特娃的认识和了解多局限于其“互文性”理论，远超出性别诗学。该阶段对其性别诗学的研究难以推进，实际上也未出现具有突破意义的成果，一则与克里斯特娃的学术思想太过驳杂、确乎难以把捉有关，另则国内学者对法国女性主义的总体态度不甚明朗，且质疑多于肯定。此外，国内女性主义/性别研究者本身也对克里斯特娃的性别思想不够重视，多将其与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合并在一起进行论析，对克里斯特娃与其他女性主义理论家的差异、其特殊性的理解较为粗疏浅表，创见匮缺。国内学界与英美女权主义特别是美国学者更为亲和。自2004年学者罗婷的专著《克里斯特瓦的诗学研究》出版后，学界对其性别诗学的研究热情和富于一定深度的研究成果才逐渐兴起和增多，罗婷《克里斯特瓦的诗学研究》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克里斯特娃的专著，此后罗婷亦发表了多篇关于其性别诗学研究的论文，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然而罗婷的研究仍然难脱英美学者的基本观点，创造性不足。2010年以后随着中法学术交流的日趋紧密与克里斯特娃本人的到访并被一些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国内克里斯特娃研究的趋势向好，但克里斯特娃的性别诗学却一直未成研究热点。克里斯特娃的性别诗学不能简单划归为女性主义，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近年来发展迟滞，或与其观念过分窄化有关。

(三)国内学者理论储备不足，跨学科研究意识相对薄弱，研究主体身份单一

克里斯特娃的性别诗学涵蕴丰厚，应该说是一座“富矿”，但涉及学科领域过多，除语言学、符号学、哲学、精神分析、人类学、社会学、文学史、艺术史、马克思主义等之外，还包括基督教研究、中世纪研究、“忧郁”研究、诗歌理论等专门论题，这对多数学者而言实难驾驭。克里斯特娃本人便是跨学科研究的典型代表，前文论及一些国外学者将其性别诗学运用于具体的批评阐释的案例，可见其思想并非只是纯粹的理论思辨，另一些华裔古典文学研究者如叶嘉莹将克里斯特娃的理论应用在古典诗歌的分析、解释中，譬如以其性别诗学观照“词”文体的女性特质及其特殊性与复杂性；香港学者黄子平以克里斯特娃的“卑贱/贱斥”(abject)话语阐释张爱玲小说中的“卑贱物”意象等，都提示国内理论研究者需重视克里斯特娃的性别诗学及其实际意义。研究主体身份的单一性主要表现在这一时期及其后相当长的时段内，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的主要研究者多出自外语学术圈。这一事实表明，中文学界特别是文艺理论批评研究者仍然是大有可为的，研究者应更主动热情地参与和投入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的研究，为中国性别研究与性别批评的未来谋求新的理论资源与思考向路。

(四)国内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研究的几点缺失

一是史料发掘不足，前述克里斯特娃跨越中东欧与法国的特殊学术背景及其与巴赫金、托多罗夫、罗兰·巴特等人的思想联系或实际交往究竟对其性别诗学的形成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国内学界在认知上是比较欠缺的。克里斯特娃本人的学术研究和生命经验等对其性别观念如母性论有无具体影响，同样值得考量。克里斯特娃与太凯尔团体的关系特别是其与业师罗兰·巴特的接触等方面的资料不足，而事实上其与巴特的持续交往和亲密关系对其关于前俄狄浦斯期、符号阶段、诗性语言等范畴的研究作用甚大。二是研究面相单一，国内学界反复讨论的仅仅是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中的几个有限问题，特别是严重忽视了其作为小说作家的地位。克里斯特娃创作过多部小说，如《武士们》《老人与狼》等，这些虚构作品可能更为深刻隐晦地反映了其性别诗学思想的幽微之处，遗憾在于至今国内未曾翻译出版过克里斯特娃的任何一部小说作品。理论研究须历史化才能避免空疏、更为深入，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观对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的研究而言殊有必要。近年，随着一些专事法国理论的学术刊物如《法兰西思想评论》的出现，尤其是一批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研究论文的集中发表，都表明国内克里斯特娃性别诗学研究的未来发展是值得期冀的。

注释：

①“理论旅行”概念借自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赛义德。参见(美)爱德华·W·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139页。

参考文献:

[1]参见崔柯.文本与主体革命——克里斯特娃的文本理论[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1).

[2][法]罗兰·巴尔特. 符号学原理: 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M]. 李幼蒸,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8.

[3]康正果.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述评[J]. 文学评论, 1988, (1).

[4][英]玛丽·伊格尔顿. 女权主义文学理论[M]. 胡敏, 等, 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9.

[5]王逢振. 既非妖女, 亦非天使——略论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J]. 外国文学评论, 1989, (1).

[6]秦喜清. 谈英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J]. 外国文学评论, 1989, (1).

[7]陈晓明. 暴力与游戏: 无主体的话语——孙甘露与后现代的话语特征[J]. 当代作家评论, 1991, (1).

[8][美]E·安·卡普兰. 令人困惑的跨文化分析: 近期中国电影中妇女的地位[J]. 尹尧, 译. 当代电影, 1991, (1).

[9]张京媛.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10][法]朱丽娅·克莉斯特娃. 爱情传奇[M]. 姚劲超, 等,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2.

[11]陈晓明. 胜过父法: 绝望的心理自传——评余华《呼喊与细雨》[J]. 当代作家评论, 1992, (4).

[12]陈晓明. 抒情的时代[J]. 上海文学, 1992, (11).

[13][美]拉尔夫·科恩. 文学理论的未来[M]. 程锡麟, 等, 译. 万千, 校.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14]吴秀琼, 奚彦平. 后现代女权主义综述[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1993, (3).

[15]王岳川. 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女权主义批评[J]. 学习与探索, 1993, (1).

[16]张荣翼. 女性文学批评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J]. 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 1993, (1).

[17]林树明. 女性主义批评与马克思主义及现实主义诗学[J]. 文艺争鸣, 1993, (5).

[18]林树明.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后结构主义[J]. 贵州大学学报, 1994, (2).

[19]康正果. 女权主义与文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20]王宁. 女权主义理论与中国当代女性先锋文学[J]. 社会科学战线, 1995, (5).

[21]王逢振. 女权主义批评数面观[J]. 文学评论, 1995, (5).

[22]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23]张岩冰. 法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语言理论[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 (2).

[24]张岩冰. 有关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几点思考[J]. 社会科学, 1998, (10).

[25]张岩冰. 女权主义文论[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

[26]陈晓兰. 关于女性主义批评的反思[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 (2).

[27]王海庄. 克里斯蒂娃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探幽[J]. 社科纵横, 1999, (4).

[28]李小林. 论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批评[J]. 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 1999, (3).

[29][美]G. 施瓦布, 金惠敏. 从主体性到另类性——关于“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的探访—对话[J]. 易晓明, 译. 文艺研究, 2000, (1).

责任编辑：彭雷生

A Commentary on the Study of Julia Kristeva’s Gender Poetics (1980-2000)

YAO Yi-nu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Taking the basic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study of Julia Kristeva’s gender poetics in China (1980-2000), through diachronic research and synchronic comparison, this paper tries to restore the history features to the study of Kristeva’s gender poetics in this period (the stages of int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To learn from the western academic research situation, this paper intends to clarify domestic study’s characteristics,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explore the internal logic of development in this research, and evaluate gains and losses. The translation about Kristeva’s gender poetics is relatively recent in China, so it is necessary to outline the developing research process from almost blank to initial stage i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cademics. Describing and reviewing the history features on the study of Kristeva’s gender poetics in this perio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further refl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research o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in China.

Key words:Julia Kristeva; gender poetics; feminism; literary criticism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44X(2016)01-0009-06

作者简介：姚一诺(1991-)，男，福建厦门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学批评。

收稿日期：2015-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