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华裔女性的生存困境<br/>——以《典型的美国人》中的海伦为例

论华裔女性的生存困境
——以《典型的美国人》中的海伦为例

2016-03-15苏州科技大学

外文研究 2016年4期

苏州科技大学罗媛

论华裔女性的生存困境
——以《典型的美国人》中的海伦为例

苏州科技大学罗媛

本文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角度解读《典型的美国人》，探析以女主人公海伦为代表的华裔女性的生存困境。作为离散族裔，海伦初抵美国就遭遇了霍米·巴巴所说的“非家幻觉”，为了驱散“非家幻觉”，她步入婚姻、并主动接受美国文化，积极地适应海外生活。受中西文化影响的海伦，既挑战又迎合丈夫拉尔夫的男权意识，勇敢地探索自我的精神、情感空间。在经历婚外恋情感迷失的考验后，海伦日渐成熟，在家园建设中肩负起责任。虽然海伦一直以积极的姿态努力适应离散生活，却最终没能化解和丈夫之间的情感疏离，也摆脱不了种族、性别歧视，“非家幻觉”的阴影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海伦始终没能拥有真正文化意义上的“家”。

典型的美国人；“非家幻觉”；家；困境

任碧莲(1955～)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活跃于美国文坛的新生代华裔美国作家。其成名作《典型的美国人》*下文中的《典型美国人》、《典型的美国佬》均指此书，保留原作者的译法。文中译文均出自王光林译《典型的美国佬》，首次引用注明出处，后仅给出引文页码。(TypicalAmerican)在1991年出版后受到了广泛好评，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描写华裔美国人身份最好的一本书”(Flower 1973： 8)，“开辟了华裔美国文学的新方向”。(单德兴、何文敬 1994： 165)该书奠定了任碧莲在当代亚裔文学舞台上的重要地位。

小说《典型的美国人》以轻松、幽默的笔调讲述了主人公拉尔夫·张、妻子海伦和姐姐特丽莎一家人在二战后作为离散族裔在美国定居和追寻美国梦的奋斗经历。国内对该小说的研究多聚焦于探析主人公夫拉尔夫·张从“典型的中国人”成长为“典型的美国人”的嬗变过程。程爱民、刘婷婷在论文《〈典型美国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新探索》中探究了多元文化背景下拉尔夫的身份转换，李鲜红在《追求与困境——透析〈典型的美国佬〉中拉尔夫的美国梦》一文中探讨了拉尔夫追寻美国梦的过程。但是，评论界较少关注小说中的两位华裔女性人物——拉尔夫的妻子海伦和拉尔夫的姐姐特丽莎，尤其是没有给予海伦足够的重视。任碧莲曾在访谈中谈到，尽管《典型的美国人》的主人公是男性，但该小说中女性人物的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她表示尤其喜欢海伦这一华裔女性形象。(松川幽芳 2000： 315)任碧莲对海伦的塑造可谓匠心独具。本文拟从后殖民女性主义角度探讨离散华裔女性海伦在海外寻求归属感的过程中所遭遇的生存困境。

一、初抵美国的海伦：遭遇“非家幻觉”

1919年，弗洛伊德在《暗恐》(“Das Unheimliche”)一文中这样阐述“暗恐/非家幻觉”(The Uncanny/Unheimlich)的概念：“有些突如其来的惊恐经验无以名状、突兀陌生，但无名并非无由，当下的惊恐可追溯到心理历程史上的某个源头。”(童明2007：106)童明先生指出，在德语中暗恐的相应词是 unheimlich，相当于英语的un-home-ly，直译为“非家幻觉”，但是英语中unheimlich的相应词却是uncanny，中文译为“暗恐心理”或者“暗恐”，不过这个概念既然源自德语，德语的原意不可忽略，“非家幻觉”的译法应该与“暗恐”并用或互换。(童明 2007： 106)

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借用弗洛伊德的暗恐理论，认为暗恐式叙述是产生新空间和时间形式的重要途径之一。在谈到飞散群体的经历时，他这样做了弗洛伊德式的描述：“对于离散族裔，‘非家幻觉’的片刻像你的影子似地偷偷袭来。”(童明 2007： 114)依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巴巴这样解释：“非家幻觉”是“家和世界位置对调时的陌生感”，或者说是“在跨越地域、跨越文化开始时期的一种状态”。(童明 2007： 114)可见，在弗洛伊德暗恐理论的基础上，巴巴用“非家幻觉”描述离散族裔跨越文化、跨越时空情景下的心理状态——突如其来、无所适从的陌生、恐惧感，这种惊恐似乎又可以追溯至当事人成长过程中的某段心理体验，是一种反复出现、深入身体和心理的不适和忧惧，这是离散族裔离别故国、飘零海外的心理写照。这种“非家幻觉”的经历正是小说女主人公海伦初抵美国的心理状态。

海伦在中国的生活，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是一帆风顺的。父母的庇护和兄弟姐妹的融洽相处令海伦感受到家带给她的安全和满足。而今，作为离散族裔，海伦离别亲人、祖国，漂洋过海，到达陌生的美国，正经历着“家和世界位置对调时的陌生感”。如果说任何跨越地域、跨越文化的离散族裔都会遭遇这种“陌生感”，那么作为离散华裔女性，海伦的情形则更加严重，“除了她自己真正的家，海伦哪儿也过不惯”。(任碧莲 2000： 65)“她的生活理想就是永远待在家里”，这是海伦从童年时候就拥有的愿望。

同时，自童年起海伦就怀有对婚姻的恐惧。“她童年的一个麻烦事就是，她知道她如果没有病死，那么最终就会出嫁，和婆婆家住在一起。与其这样，她希望还不如死掉……”(65)耳闻的朋友表妹出嫁的故事更令她忐忑不安，“她朋友的表妹怎么样呢？嫁到乡下，在一只大的铜锅里洗澡。锅下是一坑柴火，好像她是一条猪后腿，而锅里的水则已经被公公，丈夫，丈夫的7个弟弟和婆婆所用过。”(66)海伦的父母安慰她说：“我们会给你找一个好人的，一个你也喜欢的人。没有人会打你。”(66)但是海伦知道“至多他们会送她去挑一个新奇而贫穷的地方，在一个奇怪的世界边缘，好像有一个狂暴而漆黑的大洋将她和她热爱的人分开”。(66)可以看出，自童年起，海伦就对传统中国文化里旧式婚姻所凸显的夫权恐惧万分，害怕因婚姻而失去父母亲给予她的温暖的庇护所。

而今，海伦离散在外、远离父母，她对一切环境都是那么陌生、无所适从。这种突兀的惊恐、无以名状又并非无由的恐惧，似乎又可以追溯至童年时对婚姻的惧怕，这恰是“非家幻觉”的心理状态。飘零海外的海伦，无家可归，尽管曾经对婚姻深怀恐惧，却又吊诡地渴望通过婚姻建立家庭，从而拥有身心的归属地，因为“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家’不仅是一个身体可以回归的场所，也是一个灵魂可以停歇的港湾。对于远离祖国的移民来说，‘家’的概念很别致”。(杨金才 2008： 66)远离父母、远离祖国的海伦渴望在异国他乡建立自己的家以驱逐“非家幻觉”。于是海伦与华裔男性拉尔夫的见面成了她人生的转折点，她在异国他乡拥有了自己的家。

二、步入婚姻的海伦：“非家幻觉”如影随形

海伦以典型的中国女性形象出现在拉尔夫面前，拉尔夫在海伦身上看到的正是他日夜思念的中国文化。“纤小的脚。强健的小腿。瘦长的身材。节制的步伐。她似乎本能地小心，不要占去太多的地方。黑色卷发一直拖到肩部。大前额，小嘴巴……”(66)。在拉尔夫姐姐特丽莎的张罗下，很快，海伦就接受了拉尔夫的求婚，他们之间的婚姻来得突然却又似乎合情合理：“她嫁给了拉尔夫，正式接受了看上去已经是事实的东西——她确实已经跨越了一个狂暴而漆黑的大洋。现在是她尽量习惯这种流放生活的时候了。”(67)与拉尔夫之间的闪电式婚姻不过是海伦作为离散族裔在异国他乡寻找情感和心理归属的策略，有了家的海伦开始尽量习惯这种海外的离散生活。

海伦适应离散生活的过程是她从最初不习惯、排斥美国文化变成主动适应、接受美国文化的过程。她学习英语更用功了，路走得更多了，给父母的信少了，培养出一种对美国杂志和美国报纸的爱好，喜欢上听收音机，开始用衣橱，区分英语的各种用法。海伦这一主动融入美国文化的过程也正是她主动驱逐“非家幻觉”、适应移民生活的表现。在杂志、收音机等通俗文化媒介的影响下，海伦逐渐形成了主动、积极的生活态度。和拉尔夫结婚后，家里的空间成了海伦“尽其所能来适应这种流放生活”(59)的中心舞台。在房屋搬迁的过程中，他们夫妇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海伦巧妙地用组合壁柜挡住裂缝；房子漏洞，她大胆地爬上屋顶去修理。“她的变化真大，真快啊！……以前从未给自己准备洗澡水现在却会发豆芽……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她发现了一个秘密——工作是一种享受。”(67)

在家务劳动的过程中，海伦既获取了生存的乐趣也构筑了自我的主体性。暖气坏了，拉尔夫只会抱怨和摇头，她却主动地采取应对措施，打电话寻求帮助，连特丽莎也对海伦表现出的聪明才智钦佩不已。“正是从她这种解决办法中，人们可以看出他们张家是如何适应新的生活。”(81)主动的海伦与消极的拉尔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对家务的有效处理过程中，海伦无疑对丈夫拉尔夫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形成了威胁，两人的感情也日渐疏离。

尽管海伦积极地料理家事，对于海伦来说，“非家幻觉”仍然如影随形，再加上和拉尔夫之间感情的疏离，家于海伦仅仅“是一个身体可以回归的场所”，并不是“一个灵魂可以停歇的港湾”。海伦喜欢在各种隐蔽处和角落处藏些钥匙之类的小东西。“房间的每个角落，每一处隐蔽的空间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一个孤独的象征。”(84)“这种在空间上相对的固定使得一个移居在外的人可以在隐蔽的空间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甘振翎 2007： 79)所以这种藏东西的爱好折射出海伦作为离散族裔女性孤独的心境，也是她致力于探求自我、寻求安全感的尝试。但是拉尔夫并不理解妻子，没有尝试与妻子进行心灵沟通从而了解妻子藏东西行为的缘由，而是怀疑她隐藏东西是一种疾病，甚至认为，她瞒着自己藏东西的行为是对自己夫权的侵犯。“你在藏东西。”(84)他质问妻子。海伦应了一句：“藏什么？”(84)拉尔夫极为恼怒，“一切，你有事情没有告诉我。”(84)面对丈夫的责问，海伦继续做着手头的家务，出奇地安静和沉默。“和其他许多族裔作品里所体现的‘失声’不同，任碧莲的笔下的沉默是族裔女性创建自我的手段，是一种对抗的策略”(甘振翎 2007： 79)，海伦面对拉尔夫的质问所表现出来的沉默，正是她对拉尔夫的传统夫权意识的挑战。

拉尔夫的理想家庭模式是“丈夫发号施令，妻子顺从”(77)，他甚至干涉海伦的呼吸方式。他一遍一遍地示范，海伦顺从地模仿。“就这样循环往复，拉尔夫扮演丈夫，海伦扮演妻子。”(77)安静、沉默的海伦表面上对丈夫一味地顺从，但事实上“掌控局面的是妻子而不是丈夫”(77)，因为在海伦的要求下，拉尔夫反复示范，而“海伦既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呼吸，也可以满足丈夫的控制欲而用他的方式，她拥有掌握自由的权利”。(甘振翎 2007： 79)表面看来，海伦在丈夫面前很顺从，事实上，海伦是以表面顺从的方式挑战丈夫的男权意识。拉尔夫也清醒地感受到，自己作为丈夫的权威地位在海伦表面的顺从中岌岌可危，他感到孤立无助，他“从未梦想到在自己的势力范围里竟然是一个弱者”。他只好大声地嚷叫：“我是一家之父！你听到了吗？是父亲而不是儿子。”(78)作为被两个世界挤压的华裔男性，拉尔夫在试图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过程中困难重重，他迫切希望在自己的安全“势力范围”——家庭——中确立起稳固的男权支配地位，却没有料到自己的妻子在适应离散生活的过程中已经有了反抗中国传统男权的意识。在异国他乡，夫妻之间的情感疏离以及拉尔夫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是他们夫妇共同营建家园的障碍，也是海伦感觉“非家幻觉” 如影随形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经历情感考验的海伦：“非家幻觉”挥之不去

拉尔夫不能给海伦提供平等而安全的情感空间。为了能适应海外生活，海伦通过主动与其他华裔女性建立联系来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寻求情感的支持，在与他人的交往中逐渐成熟。在英语学习班上，海伦认识了珍尼斯·赵，两人互相拜访，每天都要相聚聊天，这种女性间“吐露和分享日常生活的乐趣，使她的生活多少有点依靠”(89)。在她们彼此的交谈中，海伦并没有忽视拉尔夫作为中国男人的面子和感受，她知道珍尼斯的丈夫老赵即将拿到博士学位，老赵是拉尔夫嫉妒的对象，她担心自己和珍尼斯的交往会引起拉尔夫的不快。可以看出，在适应美国生活的过程中，海伦对传统的中国男权意识既挑战又迎合，这一矛盾心境正是中西文化在海伦身上杂交的体现。尽管如此，海伦一直没有放弃自己探求在精神和情感方面拥有独立空间的尝试。

如果说海伦在家藏东西是她对精神空间的自我探索，那么她和格罗夫之间的那段私情则是她跨越伦理边界的情感冒险经历。表面看来，海伦的人生价值观似乎发生了偏移，她陷入格罗夫的情爱陷阱里不能自拔。实际上，海伦自始至终忐忑不安，在伦理的边界线矛盾、挣扎。在主动接受由杂志、收音机、广告等传递的消费文化的过程中，海伦接受了美国“自由恋爱”的神话，这也正是格罗夫用以勾引海伦的基础。(刘纪雯 1996： 121)海伦第一次和格罗夫同桌吃饭时，富有、英俊的格罗夫对她挤眉弄眼。回到家里，她一方面感受到拉尔夫和她之间的情感疏离日益加剧，“他(拉尔夫)现在也似乎有自己的秘密……”(88)同时，“她脑海里萦绕着一个最新也是最危险的秘密：那天晚上拉尔夫失踪的时候，她不仅为他(拉尔夫)担心，也为格罗夫担心——富有、潇洒的格罗夫。这个人真是一个恶棍！她知道这一点，但是仍感到自己是在杂志里。又是一位淑女，而且——她感到自己陷入了疯狂的恋爱之中。他为她，也只为她而生。在她的睡梦中，她也为他而生，这个她父母决不会选中的人”。(89)在主动适应美国文化的过程中，海伦阅读了很多美国言情杂志，也深受这些自由恋爱故事的影响。格罗夫之所以对海伦有吸引力，是因为他具有美国杂志言情小说中男主角的特质——有钱、英俊、浪漫，而海伦把自己想象成陷入自由恋爱的淑女，不受外界的干预和影响。海伦清楚地知道，根据她父母的传统观念，格罗夫这位品行似恶棍的美国男人绝不符合父母选择女婿的标准，但是美国式的自由恋爱令她心驰神往。这正是海伦在异国他乡企图逃离现实中和丈夫拉尔夫日渐疏离的婚姻、渴望得到自己向往的情感生活的表现。

虽然海伦被美国大众文化所塑造的“自由恋爱”的神话所同化，但是从一开始她就清楚地知道，格罗夫是一恶棍，她忐忑不安地挣扎于伦理的边缘线。当格罗夫试图说服她与拉尔夫离婚嫁给自己，告诉她应该得到更好的，得到爱时，海伦清醒地说道：“你也不爱我。”(122)事后海伦也试图向拉尔夫坦白和格罗夫曾经有过的不正当关系。格罗夫这样评价海伦：“你没有浪费爱情，你双眼盯在责任上。”(122)在短暂的情感迷失之后，海伦并没有陷入格罗夫的情爱陷阱，而是回到了拉尔夫的身边，她逐渐走向成熟和坚强，肩负起了家庭的责任。

在格罗夫的引诱下，拉尔夫沉迷于白手起家、成就百万富翁的“美国梦”。他放弃了终身教职，转而经商，经营炸鸡店。为了削减成本，海伦自告奋勇地提出要到炸鸡店去工作，做一名出纳员。工作过程中，海伦不得不忍受男性客人们粗鲁的问题和眼光。“你是中国人？日本人？菲律宾人？”“我以前打仗的时候，有一个小，嗯，小女人很像你。”(235)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的联手让海伦体味到离散生活的艰辛，也让她更加成熟。她“假装说不了几句英语。‘塞塞你，番迎再来。’然后她大胆地看着别人——发现她的肆无忌惮使得他们全部挪开了眼神”。(251)海伦感觉“她好像又一次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国家”(251)。困扰海伦的依然是“非家的幻觉”。如果说刚到美国的时候海伦遭遇的“非家幻觉”只是“在跨越地域、跨越文化开始时期的一种状态”，那么多年来，在她主动接受、适应以消费文化为表征的美国社会生活后，“非家幻觉”则源自种族与性别歧视的阴影，这折射出了华裔美国女性艰难的生存状态。

尽管遭受歧视，海伦在异乡建立家园的过程中一直尽心尽力，在张家不断搬迁的过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炸鸡店“摇摇欲坠”时，她还和拉尔夫一道竭尽全力试图拯救，在这困难时期她和拉尔夫之间在情感方面“终于获得了他们在境遇好的时候没有得到的东西”(259)。“尽管困难重重，但他们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拥有对方，拥有孩子——一个人人都羡慕的家庭，尽管没有男孩。”(259)最后当炸鸡店彻底破产、张家陷入经济危机时，拉尔夫整日躺在睡椅上不敢直面现实。海伦则一方面积极地找工作，一方面敦促拉尔夫采取措施渡过危机。当海伦被拉尔夫打伤住进医院、张家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正是海伦提醒拉尔夫放下面子，给老赵打求助电话，特丽莎才及时出现，拯救濒临崩溃的家庭。可以看出，危机时刻竭尽全力挽救家庭的还是海伦。然而，尽管海伦与拉尔夫组成的家庭最终没有崩溃，但他们之间缺乏坦诚的情感沟通，作为离散华裔女性的海伦始终没能拥有温暖而安全的情感归属地，没有真正文化意义上的“家”。

四、结语

可以看出，海伦在抵达美国后通过婚姻建立家庭、并主动接受美国文化，积极地适应海外生活，借以驱散“非家幻觉”。她一方面勇敢地挑战拉尔夫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的男权意识，大胆地探索自我的精神、情感空间；另一方面，在经历短暂的情感迷失的考验后，她日渐成熟，在家园建设中肩负起责任，在危机时刻设法让张家摆脱困境。然而，海伦始终没能化解自己和丈夫之间的情感疏离，也摆脱不了种族、性别歧视。她一直渴望拥有能带给自己心理安全感和情感归属感的家，以抵抗无家可归的恐惧，然而“非家幻觉”却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她始终没能拥有真正文化意义上的“家”。海伦的经历折射出夹在东西两种文化间的海外华裔女性的生存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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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照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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