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 唐 微

从见证历史到修复世界：多克特罗小说《大进军》中的女性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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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L·多克特罗的《大进军》中，埃米莉·汤普森的进军经历揭示出个体见证对于历史的伦理意义。她曲折的心路历程形成了一种不断被改写和重置、不断开放和生成的个体见证。这种见证也成为一种关于个人身份的故事。埃米莉从战争受害者到历史见证者和世界修复者的身份转变，表明个人在见证历史的过程中可以意识到并承担起对世界和他人的伦理责任，把“我见证”转化为“我行动”，对人类文明将产生虽微弱但意义非凡的推动作用。

大进军；多克特罗；见证历史；修复世界；女性身份

E·L·多克特罗(1931～2015)曾说，“不反思内战，就无法严肃地思考这个国家。……这是我们的基因，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创伤”。*E. L. Doctorow. 2016. 10 questions for E. L. Doctorow [OL]. [06-12]. http://time.com/3967059/10-questions-el-doctorow-remembrance/.这成为他写作内战小说《大进军》(TheMarch, 2005)的初衷——反思一段历史灾难里人类自相残杀的罪恶，突出个体见证对于理解历史的伦理意义。《大进军》讲述了“魔鬼将军”威廉·谢尔曼率领6万联邦大军火烧亚特兰大之后，在1864年11月到1865年4月间的进军过程中发生的故事。小说覆盖了南北战争最后半年的社会生活，带领读者“体验了惊愕与同情、恐怖与喜剧的众多时刻”。*J. Updike. 2016. A cloud of dust [OL]. [05-23].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05/09/12/a-clo-ud-of-dust.小说中所有被卷入进军的个体，无一不在对战争的见证中试图理解世界和自身，构建和判断自我与现实的关系。其中白人女性埃米莉·汤普森的进军经历，形成了一种不断改写和重组的浮动性内战见证，并对其个人身份产生了重要的形塑作用。她从战争受害者到历史见证者和世界修复者的身份转变，传达出个人可以通过见证历史肩负起对世界和他人的伦理责任。

一、步出深闺的战争受害者

埃米莉·汤普森是佐治亚高等法院大法官的女儿，出身名门的南方淑女。她的哥哥福斯特·汤普森已经战死沙场。北军摧毁她家园的当晚，她的父亲去世了，埃米莉瞬间体会到战争对她的毁灭性影响——“它意味着她家庭中所有人的都死了。……抹掉[了]直到此刻之前的她的全部过去”(多克特罗 2007: 28)。家族纽带和生活环境的摧毁，“意味着一个人从熟悉的环境所唤起的记忆中被流放并迷失方向。这是对人们丧失集体身份认同以及丧失他们身份认同稳定连续性的威胁”(Bevan 2006: 13)。而在传统南方社会，“女性一直是依据与男性的关系来定义自身的——首先是作为女儿和姐妹，其次是作为妻子和母亲”(Faust 1996: 139)。女性身份始终与家庭和婚姻相捆绑。失去家庭的埃米莉不再是大法官的女儿或者南方骑士的妹妹，也不再有显赫地位。在南方刻板、森严的等级秩序中，她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在她父亲临终之际向她提供帮助的北方军医雷德·萨特里厄斯，成为了她绝境之中的唯一依靠。她加入谢尔曼的队伍，成为萨特里厄斯身边的一名护士，亲眼目睹了战火之中的动荡世界。见证与个人经历密切相关。它是“运动性的，是根据情境和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发生的构造活动”(赵静蓉 2015: 112)。从加入进军到脱离进军，埃米莉对战争的见证形成了一个变动的历时视角，打上了独特的女性印记。她亲身经历的“此时此地”不断滑离着，顷刻间已变成“彼时彼地”。这个“此时此地”便对“彼时彼地”产生了对立和修正。这具体体现在她对战争和自我身份的体认中。

埃米莉作为南方人加入北军，是因为她对战争的理解超出了南北对立的敌我逻辑。她认为，男人天生有着征服和占有的渴望，是他们“制造了战争”(多克特罗 2007: 23)。与此相反，“女人不制造战争——她们不骑马、不舞剑，不高喊着荣誉和自由冲锋陷阵”(多克特罗 2007: 23)。当北方士兵涌入她的家中为所欲为，她对战争最直观的感受，便是孤身一人处于“令人压抑的男性气息”之中(Doctorow 2005: 27)。她对此再熟悉不过，因为哥哥福斯特身上那种统摄一切的气息让她从小就“身心俱疲”(Doctorow 2005: 27)。她如此回忆福斯特参军前的情境：“他穿着军装，看起来英姿豪爽，笃定自满(cocksure)，这身装束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自由、他们的荣誉的象征”(Doctorow 2005: 26)。她用一个具有明显贬义的单词“cocksure”，披露了男性引以自豪的骑士精神中的无知自大和目空一切。 “他们的”3次重复带有为战争究责的意味，暗讽男性打着“荣誉”和“自由”的旗号冲锋陷阵。但这不过是征服欲驱使之下的事功好战。这种重复也不乏对女性在社会公共生活中被压抑和失语状态的不甘。在约束性的男权文化中，女性长期被压抑和被禁锢的他者身份使她更愿意将男性当成战争的始作俑者。男性主导着战争，而首当其冲遭受战争后果的却是女性群体。这3个“他们的”让埃米莉以受害者的立场，把她个人与这场战争的冲突置换为她与整个男权文化的冲突。她参与到这场“男性主场的公共冲突”之中(Clinton & Silber 2006: 105)，不惜“使自己的名誉受到损伤”(多克特罗 2007: 50)，成为旁人眼里混迹于男人堆中的“妓女”(多克特罗 2007: 50)。这是她从女性领域到男性领域的跨越，是对传统南方淑女形象(Southern belle)破釜沉舟式的公然对抗。战争迫使她迈出深闺，步入更为广阔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之中。她也以此为契机重新塑造了自身，逐渐从一个不敢目睹“令人恶心的黏糊糊的人胳膊人腿”(多克特罗 2007: 24)的娇贵小姐，蜕变成了 “能和男人们一样生活在露天地里” (多克特罗 2007: 24)的干练护士。在萨特里厄斯那里，她得到了以往从未有过的“男人对她作为一个人的承认”，“对她的存在的认可”(Doctorow 2005: 57)。渴望萨特里厄斯的认可一方面体现着她对于独立自我的需要，另一方面又恰好暴露了这种独立自我的不完整。通过模仿和习得男性特征，她此时确立的是由一个迥异于她父兄的另一个男性来认可的 “自我”。这一“自我”虽然在能力上比肩于男性，在人格上仍然依附于男性。这一定程度上暗含着她对男性价值观的接受。身披白大褂的萨特里厄斯，因其超然的气质和精湛的医术，一开始并未被埃米莉看作是制造了战争的男性中的一员。他仿佛是超越战争和屠戮的存在，“就好像某个神祇正在试图制止人类灾难的泛滥”(多克特罗 2007: 48)。埃米莉赞赏他超越任何派系，不论南北，不分男女，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怀着强烈的崇拜感情，她将萨特里厄斯当成自己的“神祇”，按照他的形象规划着自己的生存价值和发展方向。

二、坚守情感的历史见证者

行军至哥伦比亚，萨特里厄斯接手了一名被北军士兵奸污的黑人女性。未及手术完毕，这名女性就断了气。萨特里厄斯以一个毫不在意的手势，面无表情地指示别人将尸体搬走。埃米莉对这一冷漠举动“惊讶得目瞪口呆”(多克特罗 2007: 160)。她恍然大悟，这名受害女性只是为萨特里厄斯提供了新的医学挑战,“死亡是一种他毫不感兴趣的状态”(多克特罗 2007: 160)。他对所有伤员悉心照料，是因为他把他们的疾病作为一种资源。他的关注点是其医学研究价值。对他而言，美国内战只是“一场实习课”(多克特罗 2007: 230)。伤亡人数越多，他的医学造诣就越精进。埃米莉对他大失所望，不由得回想起与他谈论种植园贵妇马蒂的情形。这段回忆直接促使她下定决心脱离进军。埃米莉的视角不仅是历时性的，也是回溯性的。小说中与她有关的叙述，一半是她的即时经历，一半是她回忆中的经历。她不时在回忆中对自身经历产生怀疑和诘问。因此，经历和对经历的回忆，形成了一种不断充实的见证视角。通过对照此时此地的见闻与对彼时彼地的记忆，埃米莉不断修正和改变着她对于自我身份和战争的看法。

马蒂也是战争受害者。她失去丈夫和儿子后精神失常。萨特里厄斯判断她患上了痴呆症，但她大脑的物质组成依然健康无损。埃米莉因而推测马蒂是遭到了“灵魂的折磨”(多克特罗 2007: 162)。萨特里厄斯对她的说法感到惊讶和遗憾：“灵魂？一种诗意的想象，这没有事实基础，他说道，好像他不应该告诉她这么浅显的道理”(多克特罗 2007: 162)。他高高在上的态度中既有对埃米莉不懂科学、不顾理性的怜悯，也有对女性缺乏常识、偏于感性的贬低。两人的观念分歧指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世界的方式。这不仅是男女性别的对立，更是一种“心”与“脑”的对立，两种伦理立场的对立。萨特里厄斯的世界里只有常识和理性，因此他拒绝承认人有灵魂，甚至直指灵魂概念之荒谬。埃米莉接受灵魂的存在、灵魂与人类感情的联结以及灵魂对人之生存的道德意义。两人分别之际，萨特里厄斯居高临下地劝说埃米莉：“你不应该把生活贬低到只限于情感(sentiments)”(多克特罗 2007: 176)。埃米莉答道，“我并不把生活贬低为只限于它的感情……我是把生活扩大到包括它的情感”(多克特罗 2007: 177)。这是她第一次如此大胆、笃定且针锋相对地跟萨特里厄斯说话。从前她把萨特里厄斯奉为科学的先锋、文明的代表和优越于她的存在；现在她终于把自己置于与他同等的地位，自信地道出文明之根本在于人对情感的珍视。而在萨特里厄斯眼中，由科学进步实现的完备的现代战争运作体系就是“文明定义的一切”(多克特罗 2007: 51)：“设想我们更多是一种非人类的生命形式。想象一个巨大的多节的物体在以每天十二或者十五英里的速度收缩和扩张运动，一个有十万只脚的动物。……我们这六万人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任何本体而只是作为这个巨大生物体的一个细胞”。(多克特罗 2007: 51-52)

他的描述充满了“触角”、“大脑”、“神经系统”、“生物体”、“细胞”这类生物学和医学的语汇。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力行动，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杀伐，一个充满残忍与恐怖的集体灾难，却被他冠以无比科学化和术语化的冰冷描述。这让人不寒而栗。他的描述中不存在任何有感情的个体。所有人，不论军阶高低，都只是这个类似于爬行动物的巨大有机体的组织器官。就连作为医生的他，也只是一种负责修复和治疗的功能细胞。“在治疗失败的地方，结果就是死亡，无非是在任何生物体中的一些细胞的死亡，永远要被新的细胞所取代”(多克特罗 2007: 52)。人的死亡原本是一件最能引起恐惧和震颤的事情，但在萨特里厄斯的观念中，它只是人体细胞的更新换代。当死亡褪去其震慑的面孔，不再具有哀悼的价值时，战争之罪恶就不仅仅是仇恨和暴力的宣泄。它还进一步轻贱了人性本身。“让你漠不关心的事情，你就是它的共谋”(斯坦纳 2013: 172)。当萨特里厄斯无视战争受害者的苦痛和死亡，把这个怪异反常的非人性世界看作是正常秩序时，他也就成为埃米莉口中的“他们的共谋”(多克特罗 2007: 176-177)，成为这个罪恶世界的组成部分。“他们”制造了战争，萨特里厄斯则对战争漠不关心。他以行医减轻灾难，但其冷酷却恰是战争导致的人道灾难的体现，是一种与杀戮如出一辙的野蛮。他引以为傲的科学成为杀戮的“门面”(多克特罗 2007: 177)，但他坚称自己是“热情的人道主义者”(多克特罗 2007: 230)，科学就是他的人道主义。讽刺的是，在他的科学里，人是器官，是组织，是生理功能的集合——但唯独不是人。此时埃米莉眼中的萨特里厄斯，“是一个一心要损害既成世界的巫士(magus)*magus一词具有明显的贬义。维基词典给出的定义是“magician, and derogatorily sorcerer, trickster, conjurer, charlatan”，指的是擅于玩弄巫术或花招的骗子。可参见 https://en.wiktionary.org/wiki/magus。”(Doctorow 2005: 190)。他的形象终于从神坛跌落，从“神祇”沦为了“巫士”，经历了从高贵到邪恶的转变。萨特里厄斯把科学奉为唯一真理，把它当作人类文明的全部内容和历史进步的神话。他也因此成为多克特罗所说的执着于单一的科学真理而固步自封、无法与他人苦难共担的“畸人”(grotesque)*多克特罗对“畸人”解释如下：“一旦他们过于尊奉一项真理，结果就会导致安德森所说的——被过于推崇的真理沦为谎言，这个人也成为一个畸人”(Doctorow 1989: 132-133)。。对于埃米莉，感情是人性之根本。只有充满感情才能让人们对杀戮和痛苦保持敏感。有所感知才能有所反思，有所反思才能有所改变。感情牵引着人们走向有道德的生活，指向一种美国哲学家弗吉尼亚·赫尔德(Virginia Held)所说的“让人得以成为人”的伦理生存(Held 1996: 83-84)。

三、分担苦难的世界修复者

美国历史学家德鲁·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认为，在内战中，“作为这个更大社会中的一部分，白人女性一直在与这个社会对话的过程中进行持续的自我审视，探讨在激烈的社会动荡情形中身为女性意味着什么”(Faust 1996: xiii)。埃米莉拒绝认同制造死亡的“他们”和漠视死亡的萨特里厄斯，也就意味着她放弃通过寻求男性认可来确定自我身份。在一群无家可归的南方女人身上，她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她豁然开朗：“为什么我不出去和她们在一起呢？”(多克特罗 2007: 161)埃米莉的蜕变是以一名男性的视角来呈现的。北军士兵阿里目击了她在孤儿院中团结黑人女性，从事志愿服务，帮助南方民众回归正常生活的一幕。在她身上体现出历史学家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论及的“建设性创伤”(constructive trauma)——“以一种有悖常理的方式，它们[建设性创伤]成为对个人或集体有价值的、极具升华意义的身份之根本”(LaCapra 2001: 23)。埃米莉没有沉溺于一己的创伤经历，成为萨特里厄斯那样被战争之非人性所同化从而否定情感的畸人，而是通过反思她的见证体验——“把生活扩大到包括它的情感”(多克特罗 2007: 177)，选择站在弱者和战争受害者的一边，回归到女性互帮互助的集体关系之中，将自己的苦难升华为对他人的拯救。在整个国家遭受的战争创伤中，她看到了个人对一个集体(女性和整个社会)的未来需要承担的责任。

学者徐贲曾指出，见证过灾难的人性有两种可能的发展模式，“一是继续被孤独和恐惧所封闭，二是打破这种孤独和封闭，并在与他人的联系过程中重新拾回共同抵抗邪恶灾难的希望和信心”(徐贲 2008: 42)。埃米莉毫无疑问属于第二种，她把自身命运同其他战争受害者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投身于南部重建的过程中。美国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ery C. Alexander)也写道，一些经历过人道灾难的个人或群体，不仅可以“辨认出灾难的根源”，还可以“承担起重大的责任(Alexander 2004: 2)。一旦认识到造成创伤的原因，并由此承担起道德责任，集体的成员便能建立起团结关系，从而以这种方式分担他人的苦难”(Alexander 2004: 2)。在埃米莉身上，读者可以看到灾难见证者历经现实之痛后再度融入现实，试图“医治”历史创伤的道德勇气。这种“医治”便是犹太哲学家埃米尔·法根海姆(Emil Fackenheim)所倡导的“修复世界”(to mend the world)——在战争屠戮造成的历史断裂环境下，人们的生活世界被人道灾难冲击，道德失序和人性缺失难再恢复，但活下来的受害者依然可以通过自身的见证来抵抗“在人性上不可能的”罪恶；“精神的创伤不仅存在，还将持续存在。但修复是可能的，因而也是必要的”(Fackenheim 1994: xxv)。在给埃米莉和孤儿们拍摄照片时，阿里看到埃米莉直视镜头的眼神自信而坚定。他觉得埃米莉在说，“我们在看着你”(多克特罗 2007: 176)——“我们”见证着“你们”的好战导致的罪恶，并以努力修复这个颠倒的世界为己任，来抗击这种罪恶。至此，埃米莉在进军过程中的见证体验，完成了一个“他们——她们——我们”的不断扩展的变化：第一个“他们”是与她对立的、制造了战争的男性，第二个“她们”是她认同并回归的女性集体，第三个“我们”则突破了男女对立，指的是一切内战的受害者以及像她一样在夙兴夜寐重建家园的个体。通过与他人分担苦难，埃米莉扩大了“我们”的范围，在男权社会中重获了自我身份，也完成了自我的提升。从闺中小姐到军队护士，她经历了从依附男性到匹敌男性的转化；从军队护士到孤儿院志愿者，她进一步成为了有着独立人格、为弱者奉献的创伤修复者。因此，她的内战见证是“一种带有身份指向的认识，是一种关于自身的知识，也即自身的历时性身份的认识”(Assmann & Conrad 2010: 123)。这种见证不止步于“知道”，更着重于“感受”。“知道”以“感受”为基础，并规定着她对身处的世界做出的回应和对自我身份做出的选择。因此，在她身上，对历史的见证成为了一种关乎个人身份的故事。

四、结语

推崇个人生命价值是美国建国以来的基本认知，乐观向上的信念也是美国梦的基本内涵。南北战争可谓给美国进步的历史进程中插入了一段沉痛回忆。有论者指出《大进军》传达了多克特罗的历史悲观主义。这样的论断失之绝对。在内心善良、敢于反思、勇于追寻自我的埃米莉身上，多克特罗寄托了他对人类步向道德完善的期望，揭示出“人类至少在其堕落的状况中得到部分解脱”(White 1973: 9)。历史不仅是一种发生，它同时也是对这种发生的见证。多克特罗书写历史黑暗，但不沉溺于黑暗。他在刻画战争罪恶的同时，更着力于呈现人类有能力见证和迈出黑暗的事实。埃米莉迈出黑暗的心路历程，是她的见证视角不断复杂和丰富的过程，是她对战争和文明的体认不断深化的过程，更是她不断探寻个人身份和收获自我认同的过程。个体见证作为一种被记忆的过去，“每一次都在理念、理想、存在模式的基础上交换对现实的意见。……它描绘出我们的个人的可能性”(Vanhoozer 1990: 129)。而其中一种可能性，就是发生在埃米莉身上从战争受害者到历史见证者和世界修复者的精神转变。在此，见证兼具伦理和情感的维度。个人亲历战争灾难，把“我见证”转化为“我行动”，对人类文明产生虽然微弱但意义非凡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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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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