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朝辉

（韶关学院，广东韶关512005）



巴赫金研究的经典之作——评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

何朝辉

（韶关学院，广东韶关512005）

摘要：《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自出版以来深受好评，对国内的巴赫金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的再版即是佐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整体性的研究思路，深刻的比较意识和无处不在的对话思想，是贯穿全书的重要特征，也是它成为巴赫金研究的经典之作的重要原因。此书虽有些许不足，但其闪光之处会继续引起读者的关注，对它的解读和重读也将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

关键词：巴赫金研究；文化转型理论；对话思想

米哈伊尔·巴赫金（1895-1975）是俄国最重要的文艺理论家之一，也是“20世纪主要的思想家之一”。[1]其研究领域涉及文学、语言学、伦理学、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社会学、历史诗学、心理学和符号学等众多领域，其“学术思想博大精深，他未立体系，却自成体系”。[2]巴赫金的对话主义思想、复调理论、小说话语和体裁理论以及狂欢化理论，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俄国到西方，在巴赫金经历了“三次被发现”之后，巴赫金研究已经渗透到了人文科学领域的各个角落，发展成了一个巴赫金产业。

如今，巴赫金研究在我国文艺界已成为一门显学。近30年的巴赫金研究情况表明，我国文艺界对巴赫金的研究与定位是在探索中不断地发展。“从复调理论、狂欢理论、体裁研究到对话理论和对话主义，巴赫金研究在由部分理论的研究向总体性把握靠近”。[3]从零散的介绍性文章到专题性的研究专著，从单部作品的译介到《巴赫金全集》的出版，我国的巴赫金研究进入了多元化研究的对话阶段，形成了一种众声喧哗的热闹场面。这其中，著名学者刘康的专著《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以下简称《喧声》）独树一帜，以文化转型理论为切入点，探讨了巴赫金思想中的哲学建构论、对话美学、对话性、小说话语和狂欢化理论等问题，并结合巴赫金的语言杂多和狂欢化理论解读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大众文化，是至今为止对巴赫金思想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少有之作，为我国的巴赫金研究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喧声》初版于1995年，2011年再版。笔者拟在重读此书并阅读巴赫金著作与相关论著的基础上，梳理和归纳其重要的特征，略论其不足之处，以此对它及其巴赫金思想进行简要地重读和述评，以引起读者的关注和思考。

一

《喧声》初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季羡林作序，乐黛云撰写“前言”，得到了当时国内学术界的鼎力相助。它的出版，填补了国内巴赫金研究的空白，对国内的巴赫金研究产生了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国内此后出版的有关巴赫金研究的专著或论文，或多或少都会论及这本《喧声》。

《喧声》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而客观，深刻而精辟地介绍和评价了巴赫金理论中的诸多重要概念如主体建构论、复调思想和狂欢理论等。在阐述巴赫金理论时，作者总是追溯其学理渊源，不忘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辩证地论述其继承和创新之处，尖锐地指出其无法解决的问题和自身存在的矛盾，并提醒读者注意它对以后的人文社会思潮所产生的影响。譬如，在考察巴赫金的主体的哲学建构论时，《喧声》认为，巴赫金对康德哲学、新康德主义哲学中的合理内涵进行了吸收容纳，对其不合理部分大胆摒弃，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来辨析语言的社会历史性和意识形态特征，以取代康德哲学中的目的性命题，同时在吸收现代自然科学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批判黑格尔不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成熟的对话美学和文化理论。由此，作者得出结论说：

由康德哲学、新康德主义哲学出发，经由对相对论的吸收和对黑格尔形而上学的批判，巴赫金早期哲学美学观走过了一条从抽象到具体、具体到抽象，普遍到一般、一般到普遍的反复循环的道路，终于将他引向语言这个社会交流和沟通的又抽象又具体、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文化最基本的领域。早期的哲学和美学反思是巴赫金成熟的对话的文化理论和话语理论不可缺少的环节和起点。[4]

这一论述既精辟又深刻，指出了巴赫金早期哲学美学思想的辩证发展道路，承前启后，为后文探讨巴赫金文化理论中的对话性思想做好了铺垫。可以说，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贯穿全书的最重要的特点。不把握这一点，就难以深刻地理解《喧声》对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的厘析与评价。

除了这一重要特点之外，《喧声》的重要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的整体性研究思路创国内巴赫金研究之先河，受到了论者的广泛关注和认可。《巴赫金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研究》认为，“总的来说，现阶段我国巴赫金研究的整体性研究是很让人忧虑的，……迄今为止，除了刘康的那本……巴赫金整体性研究著作外，我国巴赫金的整体性研究几乎是空白”。[5]《巴赫金诗学理论概观：从社会学诗学到文化诗学》一书也认为，《喧声》“试图从总体上全面把握巴赫金的文化理论”，它“在当时就引起了很大的影响”。[3]《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的作者对《喧声》的评价则更加肯定，认为《喧声》是“在一本书中同时对巴赫金理论整体进行完整的接受”，“注重的是对巴赫金思想历程的完整把握”，进而总结说，“无论是在全面性还是完整性上，直到现在，还没有第二本能取代它的地位”。[6]可见，从整体上对巴赫金的思想进行分析和解读，是《喧声》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它此后广受好评的重要原因。

《喧声》的视角新颖而独特，以文化转型为切入点，突出理论产生的社会原因和历史条件，以此把巴赫金理论中的各个部分关联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有机而统一的整体，有力地驳斥了诸如巴赫金是一个“碎片式的思想家”之类的粗浅论断。这是《喧声》异于国内其他巴赫金研究之作的另一不同凡响之处。巴赫金生活在一个社会文化转型的时代。诚如《喧声》所写，“俄国知识分子自19世纪以来，一直处于社会剧烈动荡、变化和冲突的前沿。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种种思想流派争霸称雄，相互消长，集中反映了俄国的社会现实”。这个时候的文化界，“现代主义思潮流派异军突起。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构成主义、超现实主义……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形成了俄国文学艺术领域里的‘先锋派主流’”。更为重要的是，在俄国思想领域里，德国古典哲学、西欧近现代分析哲学、实证主义哲学占据着主导地位；同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现代物理学的革命、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柏格森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以及尼采、胡塞尔和卡西尔哲学，也开始在俄国思想界“唇枪舌战，众声喧哗”。[4]这一切都是巴赫金思想生发、成熟和发展的现实土壤，使之深深地烙上了文化转型时期的特征，因而称之为文化转型理论或文化诗学，一点也不偏颇。可以说，这是《喧声》在为巴赫金思想进行文化诗学的定位，在国内巴赫金研究中也属开创之举。

正因为如此，在《喧声》第三章“对话性：文化理论的基石”中论述巴赫金早期的四部著作时，作者指出巴赫金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批判，对生活话语和艺术话语之间关系的剖析，对形式主义诗学的评价，以及对传统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析等都具有社会和历史的分析与意识形态分析的特征，从而表明巴赫金思想是一种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社会观的文化人类学或文化诗学。这是不少论者在理解《喧声》论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时所忽略的地方，值得引起重视。

《喧声》的另一显著特点是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既有纵向的比较，又有横向的对比，显示出作者深刻的比较意识和对话思想。这要归功于其深厚的西方文学哲学功底和广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知识涵养。在梳理和论述巴赫金理论的学理渊源和理论创新时，《喧声》既追溯了对巴赫金产生影响的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家，又提及了受到巴赫金理论影响的后继之人；既论证他们之间的相似处，又辨析他们之间的不同点。巴赫金思想博大精深，纷繁复杂，由之辐射而出的理论渊源非常之多。这一点，我们在阅读巴赫金著作时深有体会。《喧声》中多次引举或提到的西方（包括俄国）哲学家或作家有80多人，中国哲学美学家或作家近30人。这一方面表明巴赫金理论的辐射面非常广阔，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和思想深度。另一方面也证明《喧声》作者的哲学素养极为精深，比较文学的视野极其开阔，对话的意识极其强烈。这种知识武库及其灵活运思，确实让人惊叹。

正因为如此，《喧声》作者才有了进行比较研究的可能：在探讨巴赫金的理论和相关问题时，总会联系中国的情况进行横向的对比解读。这具体涉及的有中国古典哲学美学思想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中国现当代作家语言中的自我意识和意识形态因素，中国古典哲学中“言外之境”的问题，中国现当代作家笔下的引语现象和双声语、复调艺术，中国当代社会中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同时共存多元共生的现象，中国当代作家笔下的戏拟话语策略，中国古典文论中的“再现论”之说，中国现当代社会与中国作家笔下的狂欢节精神与狂欢化倾向，等等。正如作者自己所说，之所以进行比较研究，是出于“对中国现代与当代文化（主要是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认识”，目的旨在“与巴赫金的理论进行对话”。[4]总之，蕴藏在这种对比研究中的比较意识以及在对“中国问题”的突显与审视中所体现的对话思想，是此书的又一重要特征，是它为国内的巴赫金研究者所“钟情”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综上可知，《喧声》能深受研究者的喜爱，能成为国内巴赫金研究中的经典之作，能在初版16年之后再次出版，是源于它所散发出的学理光芒：始终坚持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科学而客观地分析巴赫金的思想，坚持理论辨析和实例论证的统一；在资料匮乏和社会历史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着手对巴赫金思想进行整体的梳理和研究；以全新的文化视角为切入点，揽括巴赫金思想的众多不同成分，赋予其整体性的内涵；以比较研究的方法，展开巴赫金思想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二

尽管如此，《喧声》也存在有待改进之处。《喧声》初版于20世纪90年代初，它的写作无疑受到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重读此书以及《巴赫金全集》等相关著作可以发现，其不够完善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论及“作者和主人公”的关系时，作者对巴赫金的学理渊源追溯得不够深入，显然忽略了巴赫金非常欣赏的马丁·布伯（1878-1965）等（宗教）哲学家。巴赫金年少时学习刻苦，禀赋过人，在奥德萨时他博览群书，阅读了“马丁·布伯、克尔凯戈尔以及其他宗教神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7]俄国学者托多洛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认为巴赫金熟知马丁·布伯的“我-你”关系并将之运用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作者与主人公之间关系的分析上，从而形成并充实了其复调小说理论和对话性思想。[8]因此，忽略马丁·布伯等哲学家对巴赫金的影响，就很难透彻地理解巴赫金笔下的作者与主人公的对话关系及其复调思想。

其次，《喧声》虽然对巴赫金的体裁诗学或历史诗学有所涉及，论及了苏格拉底对话和梅尼普讽刺在巴赫金诗学中的重要性，但是并未提及深深影响过巴赫金的俄国历史诗学的创始人维谢洛夫斯基（1838-1906）。巴赫金在《文艺学中的形式方法》、《果戈理之笑的历史传统和民间渊源问题》、《长篇小说话语》、《答<新世界>编辑部问》、《1970-1971年笔记》和《外国文学史讲座笔记》等文中提及了维谢洛夫斯基。但是对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更见于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和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两部论著之中。有学者指出，巴赫金的历史诗学研究是对“维谢洛夫斯基所开创的历史诗学研究的继承和发展”；[9]他“不仅以自己的话语创作美学继承和发展了维谢洛夫斯基开创的研究方向，而且还以自己的对话-整合的研究方法，弥补了维谢洛夫斯基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不足”。因此，巴赫金也“应该列入在维谢洛夫斯基所开创的历史诗学各个领域研究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新成就的俄苏文艺学家之列”。[10]这是《喧声》没有论及的地方，后来的学者则深刻地认识到了巴赫金与俄国历史诗学的“姻缘”关系，并做出了有益的补充。

《喧声》没有展开论述的另一重要维度是巴赫金对人文科学方法论问题的思考。人文科学方法论问题散见于巴赫金几乎所有的著作之中，是巴赫金思想的精华所在。正如论者所言，比其具体理论更重要的是，“巴赫金向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它迫使人们“对先前出现的一切东西进行重新评价”。[11]巴赫金传记的美国作者们也深刻地指出，

巴赫金向读者提出的最大问题不是要吸收一套陌生的新名词，也不是要重新思考任何个别的认识范畴……巴赫金的难题在于：他对我们的思维方式提出了要求，要我们改变用来进行思维的基本范畴。[1]

因此，不了解巴赫金对人文科学方法论的重视，就难以深入地理解巴赫金理论中的阐释方法和思维范式。

还需指出的是，《喧声》中某些理论的阐述不够详尽，实例的印证也有不够契合之处。例如，《喧声》把“对话主义”解释为“转型时期的文化特征”，“是各类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形式，是文化的生存方式”。[4]这样的定义似乎过于空泛。“对话”或“对话主义”是巴赫金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它散见于巴赫金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长篇小说的话语》、《言语体裁问题》、《<言语体裁问题>相关笔记存稿》、《文本问题》、《1961年笔记》、《人文科学方法论》、《1970-1971年笔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等多部论著之中，未经缜密的阐述而泛泛而论是不严谨的。又如，《喧声》作者在印证举例时有不够契合的地方。在论及狂欢节文化时，他列举了我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之进行了“狂欢式的”解读。对此，有论者认为，它们至多只在表现形式上具有类比性，“究其精神实质来说，‘文革’与狂欢化绝不能放到同一层次上”。[6]我们没有西方式的狂欢节传统，这是由我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或许可以说，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中出现过某些类似于狂欢节精神或狂欢化语言的现象，但不能因此将西方的狂欢节传统“嫁接”到中国的（现当代）文化语境中来，否则解读不成，便成了误读。

总而言之，以上所述即《喧声》中没有深入探讨或不够完善之处。由于主客观等方面的原因，我们不能对之过于苛责。毕竟，《喧声》初版已经填补了当时国内巴赫金研究的空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学术专著。

三

至今，国内巴赫金研究已有近30年的历史。从当初资料的匮乏、理解的偏颇、误读的论争到如今《巴赫金全集》的出版和各种外文资料的大量引进，巴赫金研究已从单一的概念辨析走入了全面而纵深的思想探讨之中，形成了一种复调式的接受模式，发展成为众声喧哗、百花争鸣的对话局面。这其中，刘康的《喧声》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到目前为止，它是国内唯一再版的巴赫金研究专著，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巴赫金是一位被埋没了几十年之后被重新发现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想家。其思想体系自20世纪20年代产生以来，就一直处于与西方各种学术思潮的对话之中。新康德主义、存在主义、生命哲学、现象学、阐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学术流派都力图将巴赫金引为同道，为己所用。然而，这种“对话”始终是一个动态的、“未完成的”过程。这也决定了人们几乎无法一劳永逸地勾画出巴赫金的完整形象。有时各个流派对巴赫金的解读甚至陷入了“盲人摸象”，只见部分不见整体的乱象与困境之中。正如美国学者克拉克和霍奎斯特所言，“巴赫金为各种派别所接纳的沉重代价是牺牲其思想的多面性。许多人借重于巴赫金，但窥其全豹者却寥寥无几”。[1]然而可以说，刘康在《喧声》中建构出了一个比较客观而公正的巴赫金形象。书中所体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整体性的研究思路，深刻的中国问题意识以及无处不在的对话思想，在国内的巴赫金研究著作中尚不多见。这些显著特点的结合使它成为国内巴赫金研究中的经典之作；其闪光之处会继续引起读者的关注，对它的解读和重读也将会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克拉克·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M].语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13，9-10.

[2]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74.

[3]吴承笃.巴赫金诗学理论概观：从社会学诗学到文化诗学[M].济南：齐鲁书社，2009.15，17-18.

[4]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6，24，235，2.

[5]梅兰.巴赫金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27.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13，173.

[7]张开焱.开放人格——巴赫金[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4-5.

[8]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M].王东亮，王晨阳，译.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2002.85.

[9]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0.

[10]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34.

[11]琼斯.巴赫金之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幻想现实主义解读[M].赵亚莉，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