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芳

（广东培正学院，广东广州510830）



萧红迟子建小说比较研究

刘秀芳

（广东培正学院，广东广州510830）

摘要：萧红、迟子建同为东北文坛世纪始末的两位优秀女作家，她们不仅生长的地域相近，而且她们共同关注童年、家乡的风物、小人物的现实与精神世界以及在文学题材的选择上表现出了很多的相似性。本文意在分析这些相似性背后的内在联系，同时着重从“童年”“家乡”两方面入手，对两位女作家的创作异同进行比较，以期深入分析作家作品。

关键词：萧红；迟子建；童年；家园

在上个世纪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来自东北的两位女作家萧红、迟子建因为她们独特的创作格外引人注目。东北的黑土地养育了她们，她们感受了东北大地的清新空气，也目睹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生活的种种幸与不幸；她们最后都远走他乡，但故土的自然风光与风土人情深深扎根于心间，她们倾注了自己生命的全部热情，紧紧地围绕着黑土地进行创作，讴歌孩子的朴实与单纯，也批判那里的愚昧与落后。黑土地是他们承载和叙述感情的载体，是她们共有的精神家园。与此同时，两位女作家生活的时代相差了半个世纪，个人的生活阅历与性格特征也有着迥然的差异，所以在创作主题与审美风格等方面又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因此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定的可比性。本文着重从“童年”“家乡”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对两位作家的异同进行比较，以期更加深入对萧红迟子建两位作家作品的研究。

萧红（1911-1942），黑龙江呼兰县人。20世纪30年代东北作家群的主要代表，被誉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她的《生死场》《呼兰河传》《后花园》《小城三月》等众多反映北中国乡村世界的作品是现代文学的重要收获。

迟子建（1964-），黑龙江省漠河县人。中国当代文坛实力派女作家。从《北极村童话》的诗意描写到《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深入思考，迟子建始终关注着东北的乡村世界，她笔下的“菜园”相对于萧红的“后花园”，成为文学史上供读者品读与追寻的又一精神家园。

二、萧红迟子建小说童年世界的比较

（一）相似的童年世界

回忆童年，用儿童的视角进行叙述是萧红和迟子建作品中表现出的最大共同点。萧红、迟子建两人的童年都是在东北乡村度过的，书写童年是两人创作中最为绚烂的章节；两人以儿童视角的文学创作在文学史上极具代表性地构成了儿童世界独特的审美形态和文化价值。萧红迟子建津津乐道的童年世界里都有一个园子、园子里长满了花花草草，还有蝴蝶、晴蜒、云彩、天边的月色等，场景十分相似；童年中的“我”、小伙伴以及自然万物（花鸟虫鱼）无不自由、无不纯真；父母形象在记忆里都一样的模糊甚至缺席，但童年的她们又都幸运地有仁慈长者的相伴相依；还有童年的“温暖和爱”，都是她们后来“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两人创作时都自然地运用儿童视角叙述，让读者看到了儿童视野中的自然之美与童心之真，也看到了生活的本真面貌，呈献出了成人视野外的另一幅画面。

（二）不同的情感寄托

对童年的追忆是萧红迟子建创作的重要内容，但两人不同的经历与体验也势必决定两人不同的创作基调与叙述风格。同样是童年经历，两人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在萧红的追忆中，和童年的自然天真一样引人注目的还有她对自己“女儿”遭遇的记载：父亲“常常为着贪婪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女儿，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母亲是一个“恶言恶色”的女人，还经常打她……“被母亲摧残的孩子永久疯狂着”。我们很容易发现，萧红作品中的童年除了在描写祖孙二人的浓浓情意的部分外，其余的文字都充满了冷漠与悲情，“悲情中还带着一种无法抑制的控诉”。[1]比较而言，迟子建的童年要温馨得多。她生活在和平的年代，宁静的小山村有疼爱她的姥姥、姥爷，迟子建的童年并不缺少关爱，她的家庭也相对和谐自由。迟子建追忆童年，更多的是因为她追忆小山村里淳朴民风，即使在最平凡的小人物身上也保留着美和善的东西，而这些美和善在后来霓虹闪烁大都市难以寻觅或寻觅而未得，所以她“力图用童年的温暖回避现实的压力，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2]与情感基调相对应，萧红迟子建童年叙述的话语风格也各有倾向。迟子建因为带着感激，所以在作品中所流露出的是一种对人性美的向往和歌颂，她的童年叙述是和煦的，字里行间流淌的是脉脉温情。“在创造中以一种超常的执著关注着人性温暖或者说湿润的那一部分，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和角度进入，多重声部，反复吟唱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因而显得强大，直到成为一种叙述的信仰。”[3]可是萧红对于童年的书写却显得异常的“热闹与躁动”。萧红写到童年的“我”像个精灵一样穿梭于后花园，不住地“跑”“跳”“喊”，上树、爬墙、除草、捉蜻蜓、追蝴蝶……忙忙碌碌、无休无止，而且萧红自己对童年的叙述不止一次的觉得“写得不错，所以很高兴”（《致萧军》），其得意之态捉笔难安……萧红在对童年的追忆中获得了一次又一次莫名的狂喜，这些狂喜正如她所说的“永久疯狂着”一样，永久地张扬着桀骜。这种张扬和脉脉温情完全不同。

三、萧红迟子建小说家园主题比较

（一）相同的表现题材

家园，萧红迟子建共同出生于中国东北是我们比较的基础，而且两人在家园书写的执着与韧性上也惊人的相似。东北乡村——家园，成为萧红迟子建创作的共同底色。“无论是萧红的呼兰河还是迟子建的北极村都具有东北农村的典型特质。高远纯净的天空，辽阔苍茫的大地；冰雪覆盖又漫长无边的冬季；缤纷灿烂又稍纵即逝的夏季。虽然两位作家的生活年代相差近五十年，但这些地域上的特点并没有因为时间而发生巨大改变”。[4]在萧红的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并不繁华的十字街”，街上卖麻花、卖凉粉，还有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赶庙会、看野台子戏……在迟子建的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东北地区节日的诸多场面，正月十五扭秧歌，端午节采艾蒿采柳、挂红葫芦，腊月里买年画、宰猪，还有婚礼和葬礼的场景……家乡的风物深深扎根于两位作家的心中，她们用细腻的文字一点一点地去铺写和缅怀。“正如鲁迅的绍兴、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老舍的北平一样。东北乡村己经成为萧红和迟子建的风格与标识给中国文坛和众多读者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5]其次，萧红迟子建两人在关注乡村小人物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写作立场上是一致的。萧红笔下拉磨的、卖豆腐的、开粉房的、乞讨的、赶车的……迟子建笔下的渔民和猎人、春种秋收的农民，早出晚归的生意人……都是东北大地上默默无闻的普通老百姓。这些人的生存背景虽然相隔半个世纪，但他们的生存同样艰难困苦。两位女作家在作品中寄予了对这些无声民众的同情与关怀，同时也对这些小人物的精神状态以及终极人生价值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发掘。再有，皈依与离开相随而生，萧红迟子建两人后来都离开了黑土地，家园成为她们共同的心结，她们渴望归家但终而难得，她们只能在创作中一次又一次地回归。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从《后花园》到《小城三月》，家乡的山水人事都是萧红作品的灵魂所在，一生漂泊不定的萧红只有在她的“小城”才能获得片刻的驻足与安尉。迟子建后来身处大都市，都市的工业文明带来的冷漠和压榨让她感到厌恶和焦虑，于是她需要回归童年和乡村去寻找自然人性中美和善。宁静朴实的家园既是迟子建用以抵制钢筋水泥的温暖壁障，也是她对都市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文化失落的一种尝试性弥补。此外，两位女作家敏感细腻，记忆绵长，她们都是带有严重自传色彩的女作家，书写家园既是对人生的一种反顾，同时也是一种对于生命起源的追寻。

（二）不同的表现方式

萧红迟子建来自东北乡村，东北乡村是她们的家园。这个家园既是现实存在着的相近地域，也是两位女作家对现实与理想的精神家园的相似追寻。可是，不同的人生经历和不同的时代背景，使得她们的作品给读者带来了“荒凉”与“温情”两种截然不同的阅读体验。樊星、喻晓薇在《东北乡土文学中的两种创作路向——萧红、迟子建乡土小说比较研究》中指出：“萧红和迟子建的乡土小说在相似之中存在明显的差异：就创作母题而言，萧红倾向于以现代启蒙者身份对乡土进行冷峻的审视与批判，迟子建则倾向于对乡土的缅怀；就审美风格而言，萧红的创作体现出张力之美，而迟子建的创作则表现为和谐之美。总而论之，萧红的乡土小说表现出明显的现代性，而迟子建则有向传统回归的倾向，两人各自代表了东北乡土文学的两种不同创作路向。”[6]在小说中，萧红总是反复言说着“荒凉”，她的《呼兰河传》第四章第二、三、四、五节都以相似的句子开头：“我家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可是迟子建就不同，开始读小说时可能会为小人物的遭遇感到几分辛酸，“然而渐渐地就有一股湿润的细流缓缓注入心田，烟染开来，化开了这辛酸与忧伤”。[7]迟子建的情感总是温暖的，表达也总是温柔的，她的小说没有大喜大悲，“她的小说有一种非常宜人的体温……即使迎面拂来的风，迟子建也充满感念之情”。[8]萧红写《生死场》胡家老祖母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是赶车的，二儿子也是赶车的”，生死轮回，年年依旧，看不到希望；写《呼兰河传》“人活着就是为了吃饭穿衣”“人死了就完了”，“蚁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萧红以忧虑的启蒙视角、冷峻的笔力毫不留情地揭示和批判了这群忙着生忙着死的民众的渺小、悲哀和麻木，她的创作与鲁迅乡土题材小说的创作立场相通。迟子建不同，迟子建在书写小人物困顿与无知的同时还在竭力地展现隐藏在这些人身上的真善美，“从平凡世俗的生活中挖掘情趣和诗意”。[9]例如，《盲人报摊》中盲人夫妇虽然身体的残疾，生活贫困，但他们不离不弃、相濡以沫；《亲亲土豆》中丈夫秦山身患重病，妻子不遗余力地为其治疗；就是《腊月宰猪》中的外乡女虽然骗了齐大嘴，但迟子建也把她写成是一个“有点良心”的骗子……迟子建笔下的小人物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甚至罪恶，但总是不乏人性中有美与温情的一面的存在。迟子建坚持温情是对人性的尊重，她笔下的人物虽“小”，但她始终都在竭力维护着他们的尊严以及生存的价值。在迟子建的小说中，“哪怕是最平凡的生命也被发觉出宝贵的价值。这种温情并不是对人性恶的挖掘所采取的简单的回避，而是对人性复杂本质的洞察、理解后所进行的原宥。”[10]显然，迟子建厌恶都市生活选择书写乡村及普通民众的创作意旨与萧红的启蒙式批判是不同的，相反她旨在由这种温情的、诗化的书写来实现人性与价值的回归。于此，同为中国东北女作家，“一个表现为张力之美，一个表现为和谐之美，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实际上为东北乡土抒情文学树立了两面风格迥异的美学旗帜。”[11]

关于写小说，萧红曾发表过独具个性的意见：“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那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多式多样的小说。”[12]萧红是这样，迟子建也是这样。她们两人关于童年、家园的书写也正是因为各具特色而保有鲜活的艺术魅力。萧红、迟子建就好比两颗星星，各自清亮又相互照应，经久地闪烁在东北文化大系的上空。

参考文献：

[1][4][5][10]贾如.萧红和迟子建比较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3.

[2]郭秀琴.萧红迟子建儿童叙述视角之比较[J].阴山学刊，2008，（1）：29-32.

[3]苏童.关于迟子建[J].当代作家评论，2005，（1）：55.

[6][7]樊星,喻晓薇.东北乡土文学中的两种创作路向——萧红、迟子建乡土小说比较研究[J].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6）：63-70.

[8]王瑞媛.37℃的温情——论迟子建小说的温情叙事[D].重庆:西南大学，2012.

[9]严家炎.严家炎评点雾月牛栏[J].小说选刊，1997，（6）：122.

[11]喻晓薇.张力与和谐：东北女性乡土抒情文学的两种美学建构——萧红、迟子建创作审美风格比较[J].江汉论坛，2003，（3）：108-110.

[12]骆宾基.萧红小传[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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