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素民

(浙江财经大学 东方学院，浙江 海宁 314408)



伦理语境下的奥威尔批评

聂素民

(浙江财经大学 东方学院，浙江 海宁 314408)

在文学批评的浪潮中，国内外学者针对20世纪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各抒己见。立足当时社会的伦理语境，通过分析奥威尔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历程等，旨在批判当时社会严重的政治伦理问题。如果脱离伦理语境来看奥威尔的话，难免会忽略作家的良心和使命感，忽视他创作的价值和道德教诲功能。

乔治·奥威尔；伦理语境；批评

20世纪英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乔治·奥威尔故意受苦受难，把自己当作一面镜子，去镜照底层人的苦难生活、上层人的伪善，再付诸于创作，其实就是付诸于行动去反思社会，反思社会平等与公平的问题。正如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在美国作家克里斯托费·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的《奥威尔为何举足轻重》(WhyOrwellMatters)一书的前言中指出的，最伟大的天才作家把自己当作一面镜子，去照一照自己的生活，照一下社会，再对社会进行不断地反思。奥威尔从当一名帝国主义的警察到当流浪汉、打短工者、记者，再到当作家的始末，各种生活经历促使他在短短的十年中创作了9部长篇小说。而这些小说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又把奥威尔推向了风口浪尖，引起了不少的褒贬之争。有批评家认为奥威尔是怪人、疯子，也有人认为他是冷静的、有理性的人等。针对这些相异之争，作为批评者，应回归到作者的历史伦理现场，立足当时社会的伦理语境，来分析奥威尔及其作品中所创作的人物。奥威尔小说中的主人公，有的是奥威尔本人，有的是他本人的缩影，前者往往出现在他的纪实小说之中，后者往往出现在他的叙事小说之中。这些主人公和奥威尔小说是否回到伦理现场，将成为解决奥威尔批评之争的前提。

一、有良知的“疯子”

有批评者认为奥威尔是疯子。奥威尔是不是疯子？脱离历史语境来看，奥威尔就好像是在发疯一般，抑或是他在夸大其辞。其实是奥威尔叙述了社会被打乱的伦理秩序与被打破的伦理禁忌，致使人们抛弃伦理身份，处于伦理选择两难或伦理选择错乱，最终导致社会动乱不安、人们生活痛苦不堪的悲剧。这些均是社会本身的伦理问题，而不是奥威尔的夸张所言。相反，正是他的良知和使命感促使他把亲历现场的真相，以传记和小说的形式书写出来，这些都是在某个时候确确实实发生过的事情。奥威尔在小说中所叙述的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即伦理语境或伦理现场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他在表达或批判当时英国及周边地区的贫困、政治、生态、殖民主义问题，正是这些确实发生过的问题，使他产生了深深的伦理忧虑，而不是凭空的夸大其词，更不是“反苏”的疯狂言语。

奥威尔在他的《我为什么写作》中明确地强调过，他的小说不是直指某国的，他只是把自己亲眼目睹真相的总和付诸于文学创作中某个虚拟的国家或地区。李峰认为：“奥威尔早已不再是反苏宣传作家这一旧有形象，而是被赋予了很多截然不同的阐释。人们逐渐认识到，他所描写的极权主义策略和寡头政治同样存在于西方世界，而他笔下那梦魇般的世界决不代表社会主义的未来，而是社会主义未能战胜资本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可能后果。”“奥威尔对现代政治思想贡献良多，尤其是阶级之间与民族之间的平等，他极力呼吁道德价值。”[1]Hitchens也认为奥威尔不是反苏，因为“英国问题也是地区的民族主义、官僚政治问题、他对自然环境的意识、对核战争的危险意识”[2]等等。由此可见，奥威尔并不是专指某国问题的疯子，而是专指各国中的某种或某几种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即伦理问题的总和，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法西斯主义国家、极权主义国家中存在的伦理问题，简称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问题。而且，国内外褒扬奥威尔对人类的关怀的评论也越来越多。“奥威尔诚实地面对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差异”，努力以人道主义精神去揭示“真相”。奥威尔的良知、价值观、精神遗产、水晶般透明的精神令人关注与怀念。

文学批评者对奥威尔的认知不再是旧有的形象。随着文学批评的丰富和理性，时代文明的推进，西方人逐渐对西方的没落、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有了认知。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尊重历史，纷纷对革命、文化和文明进行反思。然而，我们还应该更进一步客观地看待奥威尔及其作品中所叙述的寓言式的“农庄”、虚构式的“大洋国”、阿拉贡前线的“乌合之众”、实录平民的生活等社会事件。这些不同的生活现象，结合其创作历史语境来看，毋庸置疑，奥威尔是在用“冰冷的头脑”，理性地反思现代西方文明的没落，智慧地思考“物极必反”的哲理，积极地发声表达伦理诉求和批判政治伦理。

奥威尔写作时代的历史环境正是英国文明乃至整个西方文明之淆乱与元气淋漓的伦理乱象之时，西方文明业已从希腊的奇迹带来公民平等和法治自由、古罗马的人文主义贡献、《圣经》的伦理观、教皇革命的人类事业永福及文本传承和自由民主质变为西方联盟的边界扩张，标志着西方文明从兴起到没落的轮回。这样的没落，令奥威尔对英国及周边国家的三大问题纷纷质疑，这是新的文明吗？[2]欧洲资本主义的科技、政治、经济的新文明，所发生的“异化”，成为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凶器。带着这种质疑，奥威尔将英国的殖民地(缅甸)、反法西斯战场、英国的收容所、英格兰北部的维冈等地的亲身经历聚焦于人类和人性的多重关注，诉诸于“三大问题”，如果包括资本主义的话，亦可以说是以“四大问题”的真相，来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伦理道德问题，这无疑是对西方文明诘问后的理性反思与批判。而那些仍然徜徉在“日不落帝国”的西方文明光环下的人们，对于西方文明没落的未知，俨然把奥威尔及其作品视为反人类的一派胡言。而那些仍然立足于道德制高点去用当下的社会文明与当时的社会文明作穿越时空的类比与评判，把当时社会的“三大问题”政治事件的总和与现代的政治事件去作对应性联系与嫁接，必然导致不符合历史语境的主观的、偏激的与片面的文学批评，使奥威尔批评在较长时间里处于相对敏感与争议之中，使批评者不太敢触碰奥威尔批评。

不同时代对奥威尔有不同的评价。他从被否认到被承认，再到被肯定，看似对立，其实是对立的统一。被否定的，只是批评者立足的时代不同，因立足于批评者的当下去看当时的奥威尔及创作，又因立足于批评者自我的感知，才得出批评者当下的或各自的道德评判。若立足于奥威尔的伦理现场看其人其创作，或将得出作者与当时社会历史的伦理环境的关系、作品的关系，这些在奥威尔创作里所提到的社会事件中可见一斑。他的创作离不开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西班牙内战和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历史语境下的伦理道德事件。这些事件分别在奥威尔20世纪30年代的长篇小说《巴黎伦敦落魄记》《缅甸岁月》《牧师的女儿》《让叶兰在空中飞扬》《通往维冈码头之路》《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上来透口气》和40年代政治小说《动物农庄》《1984》中各有叙述。

二、自讨苦吃的有心人

奥威尔的9部长篇小说始于1933年，止于1948年。为了创作，他不听家人劝说，自讨苦吃，饥寒交迫，令人费解。奥威尔故意流浪的良苦用心，是为了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底层人受苦的真相。这在《巴黎伦敦落魄记》(1933)创作中可见，他把底层人的伦理信念建立在事实细节的描写上，底层乞丐和流浪汉也有情谊，其中闪烁着互助、人性的光芒。流浪汉在挨饿与友情之间，他们选择的是友情，这种友情叙事昭示了流浪汉的伦理身份和伦理选择的可贵。同样，挨饿的经历也见证了富人捉弄穷人的恶劣行径。

为了创作，奥威尔放弃了直升大学名校的机会，选择去英国殖民地缅甸当帝国主义的警察。在缅甸，他摇身变为白人老爷。小说《缅甸岁月》(1934)中的弗洛里就是奥威尔的缩影，为了遵守所谓的白人准则，他不得不弱肉强食，不得不放弃朋友身份，抛弃土著女友等等。到最后，把自己所有的身份摒弃一空，精神崩溃，饮弹自尽。弗洛里死了，标志着奥威尔对帝国主义的失望。于是，他放弃缅甸的高薪，回到了英国。

奥威尔回到英国后，受邀到英格兰北部矿区维冈周边去写纪实报道。他下到矿区后，用心记录了矿区工人的悲剧人生，之后出版了《通往维冈码头之路》(1937)。这部纪实小说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统治下的英国，矿工们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生活和工作环境，工人被强加的伦理身份与被迫做的伦理选择，使他们的生存权都成了问题，矿工随时会丢性命，随时会被饿死。这些矿工的生存境遇和生命危机正是奥威尔用心向社会发出的伦理呼唤，即人与人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而不是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奥威尔用心去体验底层人的生活，这样用心努力的创作，无处不体现着奥威尔的伦理选择。尤其是在当时的英国，中产阶级以上的人大多非常伪善，像奥威尔这样付出努力为矿工表达心声的人并不多见。因为奥威尔集光荣家族与贫穷家境的落差于一身，使他对社会问题特别具有敏感性和反思性。他既受到上流社会的排斥，又得不到底层社会的欢迎，使他的伦理身份无处安放，再加上当时英国“世界工厂”的经济沦落，英国大多数人的伦理意识都有困惑，而奥威尔也一直“在路上”寻找并确认他的伦理身份。他所做出的伦理选择，就是要当一名揭示真相的作家，逐渐地，他把真实经历当作艺术写作，再把政治写作当作艺术写作。奥威尔政治写作源自于他的经历写作，先有他的经历写作为基础，后才有他的政治写作。换言之，奥威尔的政治写作就是他的经历写作的艺术化处理，从而演绎为寓言和虚拟的政治小说。有评论者认为《向加泰罗尼亚致敬》(1938)就是一部政治小说。《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是奥威尔亲身经历之作的顶峰，这个顶峰是通过当帝国警察、流浪汉和矿区的经历写作之后而到达的，这也是最危险的一次经历。这些经历，既是奥威尔伦理身份的确定，又是他伦理选择的结果。这也是他极其用心的、并非一时冲动的选择，而是受到社会伦理环境冲击后被迫做出的选择。他的创作行动与当时英国那些对社会伦理问题熟视无睹的作家之间已然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除此之外，奥威尔还用心创作了3部小人物的生活小说，其中关涉家庭伦理、人际伦理、生态伦理的主题，即《牧师的女儿》(1935)、《让叶兰在空中飞扬》(1936)和《上来透口气》(1939)。

《牧师的女儿》体现了“虎毒不食子”的伦理主题。作为牧师的父亲打破伦理底线，没有把亲生女儿当女儿看待，完全抛弃了作为父亲的伦理身份，使得年幼的女儿萝西被父爱抛弃，受尽家事拖累，历尽了生活的磨难后，她堕落、流浪，被欺凌、被骚扰、被歧视、被入狱，过着贫困的生活。

《让叶兰在空中飞扬》是关于主人公戈登的伦理选择的叙事。戈登他一心只想通过自己去找一份没有压力的书店职员的工作。对于工作，他不愿意付出很多精力，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帮助与施舍。他特别爱面子，喜欢打肿脸充胖子，其实这也是奥威尔当店员的经历。所不同的是，最后戈登因为女友怀孕，不得不放弃自己所谓的尊严和体面，选择了一份薪水较高的工作，可以养家糊口，可见父亲的担当。

《上来透口气》是关于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叙事。奥威尔意识到恶性竞争与人性发展之间的矛盾，发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于伦理两难的境地。主人公鲍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与家人的伦理关系，就像人与生态的伦理关系一样混乱。有人认为这部小说是奥威尔政治小说的过渡之作。政治小说指的是人与社会的政治伦理关系，也许两种伦理关系均属于政治写作的范畴。无论如何，奥威尔的小说，充分显示出他的伦理意识，把经历和良知用心地融入政治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创作模式，更加突出了他的伦理选择。

三、以命换书的人

为了写出披露法西斯主义的纪实报道，奥威尔不顾危险，奔赴反法西斯战场西班牙。在那里，他目睹了法西斯主义任意改变人们的伦理身份的现象。如12岁左右的儿童竟然变成亲法西斯主义者；众多爱正义的反法西斯主义战士被打入监狱变成囚徒，变成战争的炮灰，变成法西斯主义屠刀下的鬼魂。法西斯主义全面搅乱了社会的伦理秩序，如资本主义可以一夜之间变成共产主义，一天之内可以轮换三位总理，疯狂的大搜捕，到处是血雨腥风。奥威尔憎恨法西斯主义，他把自己的亲身经历书写成纪实小说《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这也是一部对人性伦理与社会伦理有力讽刺的纪实传记小说。“传记描写与国际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相结合，是政治小说的一种独特变体。”[3]据此，《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作为纪实法西斯主义重要事件的小说，可以说是奥威尔《动物农庄》与《1984》政治小说的变体。这种变体所不同的仅是体裁风格的不一样，一部是纪实传记式的，另两部是寓言式与虚拟式的。这部纪实变体小说，为奥威尔的政治小说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奥威尔以生命在创作。他在创作两部政治小说之前，奔赴了硝烟四起的战场，真正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没有硝烟的创作战场上，他与严重的病魔做斗争的勇气和坚持政治写作的毅力，再现了他坚定地以命换书的伦理选择，给后人留下了伦理的警醒。奥威尔病入膏肓，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撰写《1984》，从中不难发现奥威尔热情、勇敢、智慧、良知的伦理品行，他顽强地与病魔抗争，坚持自己的伦理选择，病痛的折磨还能令他以平静的文字来展示人与人的伦理选择困境，揭示人与社会无常的伦理身份变化和颠倒的社会伦理秩序、被打破的伦理禁忌，足以造成斯芬克斯的人性因子转化为兽性因子。

《动物农庄》权变的伦理叙事。在动物庄园中，整个农庄被兽性的猪掌控；在农庄中动物与动物之间的平等关系已变成一种任意性和表面性的关系。文字上平等的伦理准则“七诫”实际上被猪任意地打破和篡改，锐变成“顺猪者昌、逆猪者亡”的政治屠杀。猪的任意性，其实也是理性的丧失，难以遮盖斯芬克斯兽性因子的本性，才导致农庄里政治伦理的乱象，锐变为有权就可以任性的政治伦理怪圈。

《1984》的政治伦理怪圈。在这部虚拟小说中随处可见以悖谬的“党标”为“大洋国”的伦理准则来颠倒是非，蒙骗、造谣，使社会伦理大乱，使人格变态，导致主人公温斯顿舍弃血亲、抛弃朋友、摒弃人格。像这样的人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如：一位国家工作人员打破“虎毒不食子”的伦理底线，为了自身不受刑罚，呼叫把这种刑罚让给他的妻子儿女去遭受；儿童从小就被国家培养成为父母身边的“间谍”和告发者，而没有被培养成懂得孝道的人；温斯顿和朱丽娅作为恋人亦互相出卖等等。人人互相揭发，众叛亲离，不受理性的控制。从人性倒退到兽性，势必导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非理性的伦理关系，导致社会全面倒退和社会文明的全面崩溃。这样的崩溃不是奥威尔疯癫般的夸张，恰恰相反，敢于揭示历史语境下的伦理问题是他的勇气使然。

奥威尔是政治伦理问题的批判家。他与20世纪上半叶英国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探索应该是最全面、最深刻的。像威廉·戈尔丁的《蝇王》，以道德寓言小说展开人性恶的探索，爱丽丝·默多克的《砍掉的头》，以人的责任为题开展道德探索，格雷厄姆·格林的《人性的因素》对道德与政治给予了关注。奥威尔不仅批判了政治伦理，还表达了平民的伦理诉求，因此是比较全面的作家。而对政治道德问题探索最深刻之处，主要表现在《1984》中。《1984》、《美妙的新世界》(阿道司·赫胥黎，1932)和《我们》(尤金·扎米亚金，1923)并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一度都曾被列为禁书，其中《1984》被称为反乌托邦之最。反乌托邦社会与未来美好的乌托邦社会正好相反。扎米亚金担忧人类未来社会将会抛弃“我”的伦理身份，而只存在以号码命名的伦理身份，个人不能有伦理意识和伦理选择，只能是整齐划一的号码选择，同样，他还担忧造福主掌握着断头台，把残忍杀害有个性的“我”当作幸福；赫胥黎对未来社会的关注，从人出生到死就被冠以生物性的伦理身份、伴随着生物控制技术的迅速发展，生物基因和政治手段相结合控制着人的一切及人与人的一切，并以催眠术培养人们的习惯再加以控制，还把这种控制视为幸福；奥威尔担忧的是人被规训为放弃自我人性的伦理身份，锐变为极权社会所需要的任何身份，而这样的事实正好或多或少地与英国及周边的国家或其它国家的某个历史阶段重合，故更令人触目惊心。为此，有不少文学批评家或忽略或搁置历史语境来看奥威尔，或认为他在夸张，或以为他在胡言乱语，或当作他在发疯，或认定他是怪人。“文学的产生最初完全是为了伦理和道德的目的。”[4]8文学宗旨是“在于为人类提供从伦理角度认识社会和生活的道德范例，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指引，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4]17。奥威尔的创作无疑提供了认识当时社会的道德典例。在奥威尔众多的短篇小说和短文中，亦彰显了不少的伦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华彩。奥威尔的经历、良心、使命感、责任感、伦理困境、伦理选择也尽数融入其创作之中。

[1]李峰.当代西方的奥威尔研究与批评[J].国外理论动态，2008(6)：89.

[2]Christopher Hitchens. Why Orwell Matters[M]. New York: A Member of the Perseus Books Group,2002：Preface.

[3]卡扎切诺克.当代政治小说[J].国外社科学，1986(7):13.

[4]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

[责任编辑 龚 勋]

2016-06-23

2015年度浙江省社科联研究课题“反思西方文明视野下的乔治·奥威尔研究”(2015B048)。

聂素民(1960-)，女，江西金溪人，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I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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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4630(2016)05-002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