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元 皓

(南京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李德裕《述梦诗》自注中的翰林抒写

赵 元 皓

(南京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述梦诗》及自注是李德裕初任浙西观察使时，追忆翰林学士生活之作，涵盖了学士院方位、学士恩例和夜值制度、院中景物和闲暇生活等内容，是中晚唐翰林制度重要的补充资料，且辨正了《翰林志》和《类编长安志》对学士院方位记载的偏差。此诗及自注作为李德裕贬谪后的回忆，浸透着作者由翰林学士外贬后内心强烈的失落感，反衬出翰林学士在中晚唐政治生活和时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李德裕；述梦诗；自注；翰林

近年来，唐诗自注研究方兴未艾，已有研究集中于自注的史料价值、阶段性发展和诗意的传达，杜诗和元白诗是研究的重点，其他诗人——如李德裕等，则尚无专门研究。现有研究虽关注自注存史之功，但尚无以自注为切入点研究翰林制度的论著。

《述梦诗四十韵》是李德裕初任浙西观察使时，记录梦中追忆翰林生活的长诗，中有18条自注，涵盖48句诗，其中12条自注在10字以上，《述梦诗》自注的数量、涵盖诗句比例和字数在现存唐代长诗中均首屈一指。这些自注有不少关于翰林学士生活及翰林制度的内容：(1)辅证有关翰林学士院方位的记载；(2)记述学士恩例和夜值制度；(3)描摹学士院内景致和闲暇生活，抒发怀人之思；(4)反映李德裕由翰林学士外贬后强烈的失落感，反衬翰林学士在中晚唐政治生活和时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述梦诗》及自注是研究中晚唐翰林制度的重要补充资料，值得深入探讨。

一、学士院方位

唐代翰林学士是皇帝的顾问兼秘书官，自德宗朝始，出院后任宰相的几率又极高。据岑仲勉统计，德宗至懿宗朝，翰林学士有32%位至宰相，宰相中有42%曾充翰林学士；承旨学士有58%位至宰相，宰相中有35%曾任承旨学士[1]。故中晚唐士人以任此职为殊荣。

唐代翰林院与学士院不同，翰林学士虽常被称为“翰林”，实居于学士院内。翰林院“在银台门内麟德殿西重廊之后”[2](卷4)，为书待诏、棋待诏等翰林待诏所居，其置较早；学士院“开元二十六年之所置，在翰林院之南，别户东向”[2](卷4)，专为起草内制的翰林学士而建。

翰林学士掌内制，须常在君主左右，而唐代帝王又多置行宫，故学士院亦有多处，“天子在大明宫，其院在右银台门内。在兴庆宫，院在金明门内。若在西内，院在显福门。若在东都、华清宫，皆有待诏之所。”[3](p1853)《旧唐书·职官志》在此将翰林院与学士院统称为“翰林院”，并未区分两院及翰林学士与翰林待诏之不同，不甚妥当，但其言学士院无定所最为详明。学士院虽有多处，但元和以后，皇帝多居于大明宫，故唐人所言学士院基本指大明宫内的学士院，《述梦诗》中有关学士院位置的自注就是有力的证据。

《述梦诗》开篇言梦之后，即自注学士院位置：“内署北连春宫，西接羽林军”[4](p461)。“内署”即学士院，“春宫”为太子宫，学士院毗邻太子宫和禁军，正是大明宫内的设置，其他行宫中的学士院位置均与此不符。据文献记载，大明宫中的学士院“在银台门之北，第一门向牓，曰翰林之门……入门直西为学士院……其北门为翰林院。又北为少阳院……南西并禁军署”[5](p10)。《长安志》和《雍录》的记载与《翰林志》类似，均强调少阳院在翰林院之北。《长安志·宫室四》言：“学士院又东翰林院，北有少阳院、结麟殿，翰林门北曰九仙门”[6]。《雍录》云：“(右银台门)入门直西为学士院，院有两厅，南北相沓……北厅又北则为翰林院……翰林院又北则为少阳院”[7](卷4)。“少阳院”亦指太子宫。自注辅证了上述文献，通过辨析学士院与太子宫和羽林军的位置关系，从侧面说明穆宗常居大明宫是中唐君主罕至行宫的例证。自注所强调的学士院地近太子宫的位置优势，也为翰林学士入职东宫提供了便利。

此条自注也可辨正《翰林志》、《雍录》和《类编长安志》所载学士院和羽林军相对位置的矛盾之处。《翰林志》言学士院西、南皆为禁军官署；《雍录》认为“(唐禁军北军之)右军在九仙门之西，九仙门在内西苑东北角”[7](卷8)。《类编长安志》则曰：“九仙门外之北，从东第一曰右羽林军，第二右龙武军，第三右神策军，谓之右三军”[8]。据《长安志》、《雍录》和《类编长安志》，九仙门在翰林门北，学士院在翰林门内，右军最东为右羽林军，则右羽林军应在学士院北，故《翰林志》载其在学士院南有误。《雍录》和《类编长安志》所载羽林军与九仙门的相对位置，因辅证不足，无法定论，但无论羽林军在九仙门西或北，均有可能在学士院之西，与《述梦诗》自注言学士院西与羽林军相接的记载基本吻合；若以自注反证二者，则《雍录》所言似更为准确。故自注辨正了《翰林志》和《类编长安志》对学士院位置记载的偏差，更加精准地说明了学士院与禁军的相对位置。

禁军的首要责任是保护君主的安全，天子出猎亦须随行。学士院居近君主，又近右羽林军，故君主出猎亦能详知，《述梦诗》自注“每梨园猎回，或抵暮夜，院门常见归骑”[4](p461)正是这种情形的写照。可见翰林门与九仙门间的宫道是君主与禁军出入的常经之地，正因其特近天子、储君及禁军的地理位置，在德宗、僖宗、昭宗仓皇出宫时，陆贽、姜公辅、韩偓等翰林学士才能在混乱中及时扈从，保证了军政要务的起草。

二、翰林学士恩例、夜值制度

翰林学士直接听命于天子，所受恩宠也比他官特异。唐代君主屡颁诏令，规定翰林学士的朝服班序、节庆赏赐、日用钱粮等均下宰相一等；遇学士夜值、进谏等也时有赏赐，学士本人亦多以此类恩例为荣，故唐人诗文中多有记载。但像《述梦诗》这样，以诗歌兼自注的形式细致地记述学士恩例，在现存唐诗中却是凤毛麟角。《述梦诗》及自注以学士恩例为叙述重点，诗中历数蒙赐锦袍、马、鱼、酒、荔枝等事，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生活化地再现了李德裕任翰林学士时所受恩例，在细节和感情上比《翰林志》等的记载更胜一筹。

《翰林志》有学士初入时“赐衣一副”，“每岁内赐春服物三十匹、暑服三十匹、绵七屯、寒食节料物三十匹”，“端午衣一副”[5](p7-8)的赐衣记载，但均未言明所赐衣物的材质；自注则直言“曾蒙赐锦袍”[4](p462)。李德裕于元和十五年正月入院，或其初入时天寒蒙赐锦袍，或他时得赐，因文献所限，不得而知。但学士得赐锦袍事未见于其他文献，可见自注存史之功。

自注云：“学士皆蒙借飞龙马”[4](p462)，元稹和诗(下称“《和述梦诗》”)自注点明赏赐缘由：“学士初入，例借飞龙马”[9](p691)。飞龙马为宫中驥德院之禁马，学士入院时得借一次已是殊宠，文献均未言许借第二次，承旨学士却不受此限，元稹《翰林承旨学士厅壁记》言“乘舆奉郊庙，辄得乘厩马”[9](p559)。李德裕、元稹均曾任承旨学士，为诸学士之首，日常或郊祀时亦可乘厩马。《述梦诗》自注涵盖了学士初入借马和承旨许多次乘厩马两种情形，比上述文献的记载都更为详细。

自注曰：“每学士初上赐食，皆是蓬莱池鱼鲙，夏至后，赐及颁烧香酒，以酒味稍浓，每和水而饮，禁中有郢酒坊也”[4](p461)，详言学士初入赐宴皆为禁中蓬莱池鱼鲙，夏至后所赐酒味较浓，须和水方能饮用，更直接点明宫中有郢酒坊，所赐酒或皆从中出，较《翰林志》言学士初入赐宴“酒坊使供美酒”[5](p7)，寒食、重阳赐酒仅列举时节、赏赐物更为直观，也更加生活化，字里行间流露出曾为翰林学士的自得和回忆之下的深沉眷恋。

荔枝在唐代是北方难得一见的珍果，加之不易保存，故南方每有进献，即需快马不间歇传递，玄宗朝因进贡荔枝劳民伤财之说屡见于典籍。穆宗体恤民情，于长庆三年下诏“应御服及器用在淮南、两浙、宣歙等道合供进者，并端午诞节常例进献者，一切权停”[3](p502)，荔枝亦在罢献之列。《述梦诗》自注“先朝初临御，南方曾献荔枝，亦蒙颁赐，自后以道远罢献”[4](p461)。生动地记述了穆宗初年曾赐学士荔枝，以及荔枝由进献到罢献的过程和原因。荔枝是《翰林志》所言每岁所赐“时果”中的翘楚，南方有进献，学士即得赏赐，足见其得君主眷顾。自注所言罢献荔枝事即指上引长庆三年诏书，自注在述恩赐后特言罢献事，有称颂穆宗心系百姓之意。《述梦诗》作于宝历年间，时敬宗耽于逸乐，广征奇物，李德裕上《丹扆箴》六首，专列《罢献箴》以“讽征求玩好”[3](p4516)。则此注不仅回忆翰林生活，赞扬穆宗的知遇之恩和体国安民；亦含借自注讽谏敬宗下诏罢诸道贡献，以减轻百姓负担之意。

结合《翰林志》所言学士初入和节庆时琳琅满目的赏赐，及两《唐书》所载的不时赐予，自注生动地展现了学士享受上述恩例倍感荣幸的心情。学士任重，且常伴君侧，尤须审慎。李德裕在历数恩例之后，深深感慨：能够时常得到这样的殊宠，即便需要付出再多心力，他也一样心怀感恩，不辞辛劳。

翰林学士掌内制，故须日夜在院以备传召。《述梦诗》自注在恩例之外，也透露出学士夜值的情形：“学士各有一室，西垣有小楼，时宴语于此”[4](p461)。《翰林志》与《雍录》均未明言学士各居一间，但从《翰林志》、两《唐书》对张垍、裴谂等人居所的单独说明，及中晚唐翰林学士常为六人，院中却有九间供学士居住来看，学士夜值确为独居。自注所述较其他文献更加明晰。

自注所言“时宴语于此”的情形，与元稹《和述梦诗》自注“学士无过从聚会之例，大夫与稹，时时期于寺观闲行而已矣”似有矛盾[9](p691)。检唐代文献，学士多为两人同值，元稹同诗自注即言“大夫与稹偏多同值”[9](p691)。据《承旨学士院记》和两《唐书》，李德裕以考功郎中入翰林，元稹以祠部郎中入为学士，又《翰林志》：“凡当直之次，自给、舍、丞郎入者，三直无儤；自起居、御史、郎官入，五直一儤；其余杂入者，十直三儤”[5](p9)。二人入职时间虽不同，但同为五直一儤，又多同时入值，由此推测，同值者或多为品阶相同之人。此外，元稹《寄浙西李大夫四首》“金陵太守曾相伴，共蹋银台一路尘”[9](p251)句，白居易《冬夜与钱员外同直禁中》，《新唐书·韦澳传》载“(澳)与萧寘皆为宣宗礼遇，每两人直，必偕召问政得失”[10]，均为二人同值事。但此为通例而非定例，《唐会要》即载文宗“开成四年二月，敕翰林学士宜准旧例，遇节假每一人入直”[12]，此例至迟元和年间已有，其证为白居易《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诗。白居易《夏日独直寄萧侍御》诗虽未明言是否为节假，却言独值情形。独值寂寞只能自我排遣，二人同值则可结伴，元稹虽言“学士无过从聚会之例”，却紧接着说自己常和李德裕相约在寺观附近散步，《寄浙西李大夫四首》也说“禁林同直话交情，无夜无曾不到明”[9](p251)。可见学士虽无过从聚会的权利，却并未被禁止相见，白居易即言：“夜深草诏罢，霜月凄凛凛。欲卧暖残杯，灯前相对饮。连铺青缣被，封置通中枕，仿佛百馀宵，与君同此寝。”[12]足见学士不仅可相对夜饮，更可同床而眠。故《述梦诗》自注所言虽略有夸张，却是为烘托后文的“绝无夜宴”，两诗自注并不矛盾，且与《翰林志》“有不时而集，并夜而宿者，或内务不至，外喧已寂，可以探穷理性，养洁然之气”的记载相合[5](p9)。

《述梦诗》及自注从个人角度记述了李德裕任职翰苑时所得恩例和夜值事，在佐证《翰林志》等文献的同时，更注重细节。其中自注赐锦袍事可补史之阙漏；自注荔枝由赏赐到罢献的过程在反映唐代史实的同时，亦可见李德裕讽谏规劝皇帝的良苦用心；学士宴语的自注，引出元稹和诗自注中与李德裕多同值的回忆。所谓以自注见翰林制度，《述梦诗》正是其体现。

三、学士院景致、闲暇生活与怀人之思

李德裕回想翰林生活，在怀念昔日同值学士时，自然会想起院中景致，因当时陪伴他的不仅有人，也有院内的壁画、植物。他在记述这些景物时融入了个人感情，既借景怀人，又时有妙趣。《述梦诗》云：“静室便幽独，虚楼散郁陶。花光晨艳艳，松韵晚骚骚。画壁看飞鹤，仙图见巨鳌。倚檐阴药树，落格蔓葡萄。”描摹院内景色，涵括室内外、晨昏、壁画和多种植物，后有自注：“此八句悉是内署中物，惟尝游者，依然可想也”[4](p461)，邀僚友共忆翰林生活的意图显而易见。

《述梦诗》自注言：“内署垣壁，比画松鹤。先是西壁画海中曲龙山，宪宗曾欲临幸，中使惧而涂焉。”[4](p461)《翰林志》对松鹤事有记载：“(北厅西舍之南)敞为南向之宇，画山水树石，号为画堂……虚廊曲壁，多画怪石、松鹤”[5](p11)。松鹤寓意延年吉祥，宫中多画此，不足为怪，但在学士院中画与龙有关的事物，有僭越之嫌，难怪院使一听说皇帝要莅临翰林院，就急忙销毁此画。从现存文献中，无从得知这幅画作于何时，是哪位画工的手笔，画曲龙山和毁画都是谁的决定，但这桩趣闻却引人遐思：李德裕长庆初方任职翰林，宪宗朝翰林事并未目睹，则此事或在学士间口耳相传。天子近旁的翰林院壁上有一幅曲龙山图，他本人却毫不知情，听闻君主即将莅临的消息，学士们似乎并不像院使那样紧张，反而引为谈资。

李德裕诗中有关翰林生活的自注并不仅限于《述梦诗》，《招隐山观玉蕊树戏书即事奉寄江西沈大夫阁老》自注云：“内署沈大夫所居门前有此树，每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集庭际，大夫草诏之月，皆邀予同玩。”“此树吴人不识，因予尝玩，乃得此名。”[4](p470)《翰林志》载学士院中可供赏玩的植物有近30种，其中就有玉蕊树。李德裕此诗自注与“落英闲舞雪，蜜叶乍低帷”两句完美结合[4](p470)，展现了玉蕊花盛开时的美景，花落回旋的妩媚。吴地少见此树，故当地人不识其花勾起的翰林回忆，自己与沈传师的深厚情谊，都透过这两条自注清晰地传达出来。此注突显了诗歌自注的个性化优势，它无需顾及方方面面，可选取典型事物，融入诗人的自我体验，以点带面，使被叙述的事物更加丰满，在具备史实性的同时蕴涵情思。这不仅适用于此注，也是《述梦诗》自注的亮点所在。

翰林学士在闲暇之时，游览曲江，似是当时的一种风尚。《剧谈录》载此事甚详：“(曲江)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上巳日)唯宰相、三使、北省官与翰林学士登焉”[13]。可见赐宴曲江乃翰林学士等少数官员的恩遇，《述梦诗》自注“普济寺与芙蓉苑相连，常所游眺，芙蓉亦为之南苑也”[4](p462)，即是李德裕追忆其暇日游览曲江之语。李德裕此注虽是泛言休澣日游戏，并未特指上巳节，但字里行间仍透露出繁忙的政事之余的愉悦心情，以及曾为翰林学士的骄傲，而这份荣耀又缘于翰林学士职居近密，“天子私人”的特殊身份。

有上述口耳相传的趣闻，共赏美景的经历，李德裕追忆学士院内景致，自然会有的怀人之思。学士在有限的活动范围内，繁忙的公事之外的些许情趣，足以勾起李德裕对学士院景致和同僚的回忆，也能供远在浙西的他聊以慰藉家国之思。

四、李德裕由学士外贬的失落感

《述梦诗》是李德裕谪居浙西后追忆翰林生活的诗作，并非身为学士时所作。诗前小序对此诗的创作过程有详细说明：“去年七月……假寐斯熟，忽梦赋诗怀禁掖旧游，凡四十余韵。初觉尚忆其半，经时悉以遗忘。今属岁杪无事，羁怀多感，因缀其所遗，为述梦诗，以寄一二僚友。”[4](p461)可见这首诗经历了梦中得40余韵—遗忘—补缀成篇的创作过程。

李德裕梦后初觉，并未记录下梦中之诗，却在次年岁末，几乎全部遗忘时，方重新补作而成40韵。对此，他说是因“岁杪无事，羁怀多感”，外任浙西，又值岁末，公事较少，确是创作《述梦诗》的契机，岁暮多悲慨则是李德裕写成《述梦诗》时的心态。他对翰林生活如此念念不忘，创作《述梦诗》，诗中加大量自注，又寄给昔日同僚，正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写照。李德裕之所以如此刻意，是因他外任浙西后，心中深沉的失落感，内心苦闷却无从发泄，故以梦入诗，并渴望在被贬的同僚中得到共鸣，聊以自慰。

穆宗初即位，李德裕即与李绅、庾敬休一同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作为穆宗即位后首批召入的翰林学士，他们三人的入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穆宗朝的政治风尚，李德裕的感激与骄傲可以想见。《述梦诗》开篇即云：“赋命诚非薄，良时幸已遭。君当尧舜日，官接凤凰曹。目睇烟霄阔，心惊羽翼高。”且自注：“此六句梦中作”[4](p461)，感念之情溢于言表。他以屯田员外郎入院为学士，后蒙升迁，以御史中丞兼承旨学士，且有相望，又与时任宰相的元稹情谊相厚，本应平步青云，却与元稹、李绅同遭李逢吉排挤，出为浙西观察使。以品阶言，浙西观察使较御史中丞为高，但因唐人根深蒂固的“重内轻外”观念，这种出外品秩不降反升的贬谪在唐代为数颇多，“京官才望不称，才出为外任，而所遣外任多犯罪贬累之人，故京官出外，纵使品级提高，亦有不平之气和耻辱之心”[14]，故李德裕此次任职浙西，亦应归入贬谪之列。

这次贬谪虽不严厉，却终结了李德裕首次京官生涯，他在《述梦诗》结尾直言内心的失落：“未能追狡兔，空觉长黄蒿。水国逾千里，风帆过万艘。阅川终古恨，惟见暮滔滔。”同诗又有自注“余自到此，绝无夜宴。酒器中大者呼为船。宾僚顾形迹，未曾以此相劝。”[4](p461)这种远离帝京，海天茫茫，身边少友朋，难以尽欢的情绪，强化了他由翰林学士外贬的心理落差。刘禹锡和诗自注引韩滉《南征记》“旧说润州城如铁瓮”[15](p1394)，《演繁露》对润州城地势的描述更为详细：“据郡治前山，绝顶而顾子城，雉堞缘冈，弯环四合，其中州冶诸廨在焉，圆深之形，正如卓瓮”[16]。润州郡城牢固，但其地形特点却突显了李德裕的困境：城墙坚固，虽有御敌之效，也将他困在其中。李德裕梦回翰苑的时间是长庆五年，正是穆宗晏驾之年，他久居浙西不得调，政敌秉权，归朝无期，午夜梦回，回忆其一生仅有的翰林时光，心中的失落和悲慨可想而知。

李德裕在外任后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的失落感，与翰林学士在中晚唐政治生活和时人心目中的地位密切相关，这从学士的选拔即可见一斑。韦处厚言学士“简拔尤重，故必密如孔光，博如延州，文如卿、云，学如歆、向，器如黄、颜，直如史鱼，然後得中第”[2](卷3)。入院前须试“制、书、答共三首、诗一首，自张仲素后加赋一首，试毕封进，可者翌日受宣”[5](p7)，至晚唐韩偓入院时试题有所变化，但仍意在考察书诏等的写作能力。学士入院后不仅如前所述多有恩赏，亦颇得君主重视，极有可能在仕途上平步青云。尤其是承旨学士，“十七年间，由郑至杜，十一人而九参大政”[9](p560)。有这样的恩遇和前途，无怪乎时人都认为，“居翰苑，皆谓凌玉清，遡紫霄，岂止于登瀛洲哉，亦曰登玉署、玉堂”[5](p12)。

翰林学士作为清要之选，对久在幕府，胸怀大志的李德裕来说不啻为希望之源，更为重要的是，其父李吉甫元和二年即是由承旨学士直接入相，李德裕出院前亦为承旨，且父子二人任职翰林的时长相近。李德裕又有子承父业之志，他在《与桂州郑中丞书》中说：“元和初，某先太师忠懿公，一代盛事，皆所润色，小子词业浅近，获继家声”[4](p519)。虽言父子二人均任宰相事，但依此心推之，李德裕在翰林时应有强烈的继承父业，先为承旨，再入相的心理期待。但李逢吉等人的排挤打破了他的美好愿望，学士的光明前途变得邈不可及，其心中的不平和失落也更加强烈。浙西临江近海，李德裕是北方人，虽曾随父辗转多地，却不适应当地气候，他在淮南时感慨“楚泽卑湿，杳无归期”[4](p423)。润州亦处南方，卑湿的环境时刻提醒着他被贬的现实，归朝无望的现状使李德裕由翰林学士外任的失落感更加强烈，《述梦诗》及自注的创作即有激于此。

瞿蜕园对唐诗自注有“皆专为释诗意、题意所未尽者，乃自注以指实之”的总结[15](p880)，诗歌作为凝炼的韵文，具有跳跃性，更加透彻地传达诗句的意义是自注的重要功能，《述梦诗》自注即有此功用。陈声聪则对何处宜出注有明确解释：“大抵当下有本事者宜注，山川风物非一般人所习知者宜注，用前人诗句、僻事及古语、俗谚者宜注”[17]。《述梦诗》自注多注当下本事，即陈寅恪所谓“今典”，李德裕以自注记述学士院方位、学士恩例、入值制度、院内景致和闲暇生活，是其由学士外贬浙西后对翰苑生活的追忆，诗中流露出深刻的失落感和不平之气，从中更可见翰林学士在中晚唐政治生活和时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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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08-19;修回日期：2015-12-30

作者简介：赵元皓(1989-)，女，河南汝州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E-mail:zhaoyh856@126.com。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7X(2016)03-0119-05

The Hanlin Expression in Self-Annotations ofShuMengShiWriting by Li Deyu

ZHAO Yuanhao

(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

Abstract：Written by Li Deyu when he first assumed the office of Western Zhejiang Observation, ShuMeng Shi and its self-annotations recorded the recall of his Hanlin Scholars life, which involved the location of Han-lin officials, favour-granting for Hanlin scholars, night shift system, the courts scenery and leisure lifetime. As the important complementary data for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Hanlin System, the annals corrected some deviations in Han Lin Zhi and Lei Bian Chang An Zhi to a certain extent. Being memories after Li Deyu’s demoted officials, the poetry and the self-annotations soaked an intensive sense of loss, reflecting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Hanlin scholar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political life and people’s mind.

Key words：Li Deyu; ShuMeng Shi; self-annotations; Han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