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高媛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2)



“西泠酬倡”考论

卢高媛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2)

清代诗人集会活动繁多，已经成为有别于结社的另一种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学现象。根据集会类型的不同，其与结社之间既有相互独立的部分，也有相互交叉的部分。“西泠酬倡”集会从构成上讲就包括“湖舫吟社”和“西泠消寒会”两个小型诗社，对此进行考察，可以进一步揭示集会与结社的关系，同时总结出清代诗人集会的一些规律性问题。

清诗；西泠酬倡；集会；湖舫吟社；西泠消寒社

清代诗人结社之风浓厚，各种文学社团不计其数。事实上，除了以结社的方式吟诗宴饮以外，还有更多组织较为随意的集会唱和活动的存在。这两种形式有相似的地方，也有很大的不同之处。近年来，学界对前者已有较深入的研究，而后者受到的关注还很少。就目前来说，对于诗社和集会关系的认识通常是，诗社一定有集会活动而集会不一定存在结社行为。从这一点出发，集会可以大致分为诗社性集会和非诗社性集会。事实上，对于后者来说，其本身还可能包含有诗社性集会和非诗社性集会，这种集会往往规模较大，参与人员较多，持续时间较长，组织形式较为松散。对于此类集会来说，应该将其构成作为研究重点，从而进一步把握诗社与集会的之间交叉关系。

本文试以“西泠酬倡”集会为例，对此类集会的构成特点进行分析和讨论。“西泠酬倡”集会活跃于同治光绪年间的杭州，参与者有数十人之巨，诗作有数千首之多，前后持续时间长达十余年。从构成上来讲，其内部先后包含“湖舫吟社”和“西泠消寒会”两个诗社，以及若干其他零散的集会。要考察“西泠酬倡”集会，最直接的研究对象便是《西泠酬倡集》。通过对《西泠酬倡集》的研究，可以对“西泠酬倡”的集会活动做一个基本的、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考察。同时还可以对清诗辑佚和考订等方面做一些补充。从清诗研究上来看，也是对清代诗人集会唱和领域的一次积极探索。

一、《西泠酬倡集》系列

《西泠酬倡集》系列所收大部分为集会唱和之作，是一部典型的、属于集会性质的诗歌总集。《西泠酬倡集》系列具体为《西泠酬倡集》《西泠酬倡集二集》《西泠酬倡集三集》各五卷(本文分别简称《初集》《二集》和《三集》)，光绪年间刻印。《初集》题签有“光绪戊寅[四年，1878]季秋，江都郭钟岳书首”的署款。《二集》扉页题签的署款为“光绪己卯[五年，1879]仲冬，石查胡义赞署端”，《三集》的扉页题签则是“光绪癸未[九年，1883]上巳，仁和高保康”的署款。由此可以看出，《初集》和《二集》刊刻行世的时间相距很近，而《三集》的付刻时间则晚于《二集》至少四年，由此可以大致知道“西泠唱和”结束的时间。《西泠酬倡集》系列每集卷首都有目录，标明该集每卷的作者及所诗作的数目。正文部分对第一次出现在《西泠酬倡集》里的作者，都附有一篇介绍其字号、籍贯、官职以及著述的小传。《西泠酬倡集》系列的编排采用以人系诗，也就是按作者编排的方式。具体到每位作者名下诗作的编排顺序，笔者结合部分作者的别集考证，并没有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编排，收录比较随意，同时还存在不少遗漏的现象。

关于《西泠酬倡集》系列的介绍，笔者偶然浏览发现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杭州市志》第十一卷《文献篇》有“西泠酬倡集”条云：

(清)高保康编。旧时文人喜酬酢，遂致倡和之诗频出。此书为秦缃业、徐维城、宗山、钱国珍等十九人之倡和之作，共得诗六百四十首，词八十一阕，南北曲共六套，分五卷叙之。[1]

此条描述错误很多。其一，根据孤山藏本统计，《初集》凡二十家，诗四卷共五百一十首，词一卷共三十九阕，无南北曲。《二集》凡十七家，诗四卷共五百四十三首，词共四十六阕，南北曲四套。《三集》凡十九家，诗四卷共六百四二首，词共八十一阕，南北曲共六套。因此该条目中的统计数据存在错误。其二，《西泠酬倡集》系列的编者并非高保康，虽然在《三集》的题签处有“光绪癸未上巳，仁和高保康”的署款，但这并不能说明高保康为编者。关于《西泠酬倡集》的编者，丁仁的《八千卷楼书目》卷十九记载说：“《西泠酬倡集》五卷，《二集》五卷，《三集》五卷，不著编辑者名氏，刊本。”[2]就现有的资料来看，似乎还找不到充足的证据确定《西泠酬倡集》的编者为谁。关于这个问题，杨葆光《苏庵诗录》卷八《留别葆光四叠前韵继之》中“涯海诗孙执牛耳，芜词删尽当门莠”一句的自注里写道：“《酬倡集》俱澹如先生抉择。”[3]472从这条线索来看，或可以大致推定秦缃业为《西泠酬倡集》系列的编者。

二、“西泠酬倡”成员

参与“西泠酬倡”集会的诗人大多为仕宦江浙的官员，所吟之作有胜景之赞，亦有家国之思。《西泠酬倡集》中有小传附注的作者一共有三十二位，在此对每位诗人的字号生平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一)秦缃业(1813-1883)，字应华，号澹如(一作淡如)，江苏无锡人。历署金衢严道，官至两浙盐运使。有文集《虹桥老屋遗稿》，杨昌浚评曰：“夷犹澹荡，直入香山、遗山之室”[4]1485。

(二)钱国珍(1813-？)，字子奇，号沁庵，江苏江都(今扬州)人。官浙江二十余年，先后任瑞安、龙泉、余杭、安吉知县。有《峰青馆诗钞》、《寄庐词存》等。

(三)汪昌(1826-)*汪昌生年今人著作未见记载。小传见《西泠酬倡集》卷一第25a页。俞廷瑛诗《辛巳夏仲，汪昌咏之将赴临安任。同人以诗赠者，皆用坡公石鼓歌韵。约予同作，坚辞不获，因以勉成一首。并送徐君韵笙之黔，边君竺潭之都，杨君古酝之九江》首句“丙戍生年改己丑”自注“咏之生于道光丙戍，而官年则书己丑。”可知汪昌实际生于道光六年丙戍(1826)，后来自己将生年改成了道光九年己丑(1829)。诗见《西泠酬倡集三集》卷二，第21b页。，字咏之，江苏吴县人。同治十年辛未(1871)进士，官德清知县。有《退思居集》。

(四)胡嗣福(1825-1904)*胡嗣福生卒年详见刘欢萍《近代词人生卒年及事迹丛考——兼订〈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近代词人考录〉等诸书》，《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49页。，字杏荪，安徽桐城人。知府衔，任嘉兴府通判。有《自怡悦轩诗草》。

(五)宗山(1839？-1886)，字啸吾(也作小梧、小吾、筱梧)[5]，辽宁铁岭人。汉军镶黄旗人。隶内务府镶黄旗汉军，官浙江候补同知。有《啸吾遗著》等。

(六)方观澜(1832-？)，字芷亭，江苏仪征(今镇江)人。曾任直隶、浙江等地盐大使，管宁波濠河厘局。“年八十八尚在世”[6]。有《方山氏纪年诗》。

(七)杨昌珠(生卒年不详)，字星莲，号也村，江苏甘泉(今扬州)人。浙江补用知县*秦缃业《西泠酬倡集》卷二，光绪刻本，第8a页。。

(八)朱庆镛(1839-1885)*关于朱庆镛的卒年，今人著作未见记载。考方观澜《纪年诗》光绪“十年甲申[1884]五十三岁”所作诗的自注说：“过鄞县，朱友笙殊失礼，余窃卜其不终。明年，友笙卒于官。”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21册，第655页。据此可知，朱庆镛卒于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字友笙，江苏泰州人。官浙江松阳知县，调鄞县。罢归，旋卒。有《友鹿山房诗存》。

(九)王家琳(生卒年不详)，字紫函，江苏江宁(今南京)人。浙江补用同知*秦缃业《西泠酬倡集》卷二，光绪刻本，第10b页。。

(十)韩闻南(？-1865后)，字薰来，江苏江浦(今南京)人。浙江遂安县知县，善篆隶。有《雪鸿吟馆诗存》。

(十一)杨馥(生卒年不详)，字桂峰，江苏上元(今南京)人。浙江候补从九*秦缃业《西泠酬倡集》卷二，光绪刻本，第19b页。。

(十二)徐福辰(生卒年不详)，字星北，江苏仪征(今镇江)人。浙江候补盐大使。有《春晖堂诗钞》。

(十三)邓之锳(生卒年不详)，字云泉，湖北随州人。浙江补用知县，署孝丰县知县。善琴工画*秦缃业《西泠酬倡集》卷二，光绪刻本，第23b页。。

(十四)郭钟岳(生卒年不详)，字叔高，号外峰，自称讷道人、天倪子，江苏江都人。浙江候补同知。能四体书及镌刻。有《东瓯百咏》等。

(十五)宗得福(1841-1902后)*宗得福生卒年详见朱德慈《近代词人生卒年岁新考——兼订〈清人别集总目〉等诸书》，《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53页。文章中涉及到宗得福的地方有一处笔误，原文“其生年为道光十九年(1841)”中的“1841”年应为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字载之，江苏上元人。善书画，浙江补用盐大使，升用知县。

(十六)江顺诒(1822-1884)*关于江顺诒的生卒年，此依本师朱则杰先生说，见其《“铁华吟社”考》未刊稿。。，字子穀，号秋珊，安徽旌德人。浙江补用知县。有《词学集成》、《愿为明镜室词稿》等。

(十七)严以干(生卒年不详)，字筱南，湖北黄冈人。浙江候补通判。有《越游小草》二卷*秦缃业《西泠酬倡集》卷四，光绪刻本，第1a页。。

(十八)白骥良(？-1874)*白骥良卒年今人著作未见记载。《初集》卷四“白骥良”小传言其“同治甲戌正月病殁。”可知其卒于同治十三年(1874)。见《西泠酬倡集》，第6b页。，字少溪，河南河内人。福建补用知县，改浙江。有《东海狎鸥吟》。

(十九)李肇增(？-1873)*李肇增卒年今人著作未见记载。《初集》卷四李肇增诗《吴山观潮行和江秋珊》前钱国珍附注云：“癸酉冬白少溪首倡消寒集，今年人日之约少溪病不能赴，即于是夕作古。末二句殆，先为之讖云，可哀也已。冰叔又于去年捐馆，今年人日风雪不能成集，读此诗则叹人生之聚会之难得也。”可知李肇增早白骥良一年去世，即卒于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见《西泠酬倡集》，第15b页。，字冰叔，江苏甘泉人。以增贡生从事江南军营，荐保浙江知县，补昌化，未赴任卒。历署新昌、龙泉等县，玉环同知。有《琴语堂杂文》。

(二十)王仰曾(？-1874)*王仰曾卒年今人著作未见记载。考《虹桥老屋遗稿·诗集》卷三诗《悼白少溪大令(骥良)》中“太息应刘俱逝矣”一句秦缃业的自注“勉之亦殁于家，后君(白骥良)数日”。可知王仰曾和白骥良于同一年去世，即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53册，第664页。，字勉之，江苏太仓人。浙江候补知县，署诸暨县事。

(二十一)汪芑(1830-1889)，字燕庭，别号茶磨山人，江苏吴县人。同治间馆潘遵祁家，后沪北鸿文书局延聘校勘文字。工书法。有《茶磨山人诗钞》。

(二十二)俞廷瑛(1825-1890后)，字小甫，一作小圃，号紫卿，江苏吴县人。官鄞县县丞、浙江候补通判。有《琼华集》。

(二十三)朱鉴章(生卒年不详)，字达夫，江苏无锡县人。浙江兰溪县知县*秦缃业《西泠酬倡集》卷二，光绪刻本，第13a页。。

(二十四)凤藻(生卒年不详)，号二屏，汉军正白旗人。两浙候补通判。著有《红兰吟馆诗钞》*秦缃业《西泠酬倡集》卷二，光绪刻本，第15a页。。

(二十五)梅振宗(生卒年不详)，字鹭臣，江宁上元人。候补税课大使。有《聘海棠室诗钞》*秦缃业《西泠酬倡集二集》卷二，光绪刻本，第19a页。。

(二十六)江树畇(生卒年不详)，字韵涛，安徽旌德县人，江西弋阳县籍。光绪三年丁丑(1877)科进士，翰林院编修*秦缃业《西泠酬倡集二集》卷二，光绪刻本，第23a页。。

(二十七)郎庆恩(生卒年不详)，字仁圃，浙江临海县人。光绪二年丙子(1876)举人，内阁中书*秦缃业《西泠酬倡集二集》卷二，光绪刻本，第24b页。。

(二十八)徐维城(1815-1886)，字纲伯，号韵生，直隶燕山籍，江苏丹徒人。贵州毕节县知县，晚任贵阳知县。有《天韵堂诗存》。

(二十九)秦云(1833-1890)，字肤雨，号西脊山人，又号胥母山人，江苏长洲人。善书，学褚河南。与汪芑、朱堉、黄燮清友善。长于戏曲。有《伏鸾堂诗剩》《裁云阁词抄》。

(三十一)边保枢(生卒年不详)，字竺潭，直隶任邱人。同治九年庚午(1870)举人，浙江候补盐大使。著有《剑虹盫词存》*秦缃业《西泠酬倡集二集》卷一，光绪刻本，第32a页。。

(三十二)钱福年(生卒年不详)，字耕伯，号艮斋，江苏长洲人。光绪元年乙亥(1875)举人，浙江补用同知，候补知县。善行楷，有《读莪庐文钞》等*秦缃业《西泠酬倡集二集》卷二，光绪刻本，第1a页。。

虽然实际上参与“西泠酬倡”集会的诗人远不止上述三十二人，但从《西泠酬倡集》系列的收录情况来看，这些人无论是从作品数量和集会频率上来讲都应该算作“西泠酬倡”的主要成员。从籍贯上来看，以上诗人除了郎庆恩为浙江临海人以外，其余都是非浙江籍人士，大部分为江苏籍，少数来自福建、安徽、湖北、江西等地。从职务上来看，《西泠酬倡集》的作者除了秦云未仕进之外都曾在浙江为官，或者曾作为候补官员来浙。作者们如此相似的生平经历也可算是“西泠酬倡”集会的一大特色，相似的人生经历和社交圈子使他们有更多的情感共鸣和生活体会。长时间客居他乡总有飘零之感，时不时的举行文酒之会相互宴饮唱和就显得十分有必要。

从《初集》卷首方鼎锐的序文可以大致了解“西泠酬倡”的整体情况，序文末署“光绪己卯[五年，1879]三月，仪征方鼎锐序”。现将序文完整摘录于下：

西泠酬倡，先后多人，有梁溪澹如先生为之提倡，主持坛坫，故能裒然成集，蔚为大观。嗟嗟！殁者多黄烟之感，存者有素食之悲。经济、文章，两皆可见。诸君子岂愿以是传哉？太史公曰：“《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诸君子抱瑰奇俶傥之才，穷愁抑塞，托此自遣。然啸歌赠答中，各具应世济民之隐愿。顾不能独行其志，良可慨夫。仆昔承乏瓯括，宾僚中颇有能咏吟者，暇时相与倡和，曾有《且园赓倡集》之刻。迨量移省会，得读斯集，不数年间，作者盖仅存其半，又多奉檄四方，风流顿歇。虽率长材短驭，而襟期大雅，勉为循良，他日颂声之作，当必有讴歌不置者，诸君子岂徒借是以传哉？*秦缃业《西泠酬倡集》扉页，光绪刻本，第1a-2b页。

方鼎锐的序文并没有提及“西泠酬倡”的主要参与人员，仅以“先后多人”带过，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西泠酬倡”集会成员构成的复杂多变性。由于这一系列集会时间跨度较长，形式又较为多样，作品的整合也相对随意，所以要列出准确参与人员名单的话显得比较困难。另一方面，对于大部分有公职在身的“西泠酬倡”集会成员来说，职务的变动则是难以避免的事，因此参与“西泠酬倡”的人总是不断变换着，有老成员的离开，也有新成员的加入。所以，“西泠酬倡”集会虽然持续时间长、人数多，但成员并不固定，总体组织形式比较松散和随意。换言之，要研究“西泠酬倡”集会首先要明确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有别于一些简单纯粹有规律可循的集会，它的构成相对比较复杂。也就是说，“西泠酬倡”是由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集会共同组成的，其中有零散的、非规律性的单个集会，也有有组织性的、诗社性质的集会。就“西泠酬倡”而言，先后包含有“湖舫吟社”和“西泠消寒会”两个诗社。

三、“湖舫吟社”集会

“湖舫吟社”，也称“湖舫诗会”“湖舫诗社”。秦缃业的《西泠消寒集序》中有这样的记述：

同治丁卯[六年，1867]春夏间，余偕薛慰农、王芾南、叔彝诸君结‘湖舫吟社’，半月一叙，叙必有诗。叔彝且以刻资自任，不及半载，或远宦，或遄归，甚有化为异物者，而是举遂罢，诗亦不复刻。[7]612

分析两届规则，在难度的评价方式上有较为明显的差异，主要从以下几方面体现:十四届采用的规则中明确要求每个难度级别的成套动作编排必须达到规定数量的难度且必须含有各种类别难度，否则要扣除难度分，每个难度动作都用相应的分值，最后获得的难度得分为完成难度分值的总和[1]；而十五届采用的新规则中对难度动作类别、难度动作数量均无具体的要求，只是在评分表中明确了各类难度所占的分值，每个难度动作没有固定分值，最后难度得分依据各类难度整体的表现分别获得评分。

此外，在秦氏写给薛时雨(慰农其字)的《藤香馆诗钞序》中也提到了“湖舫吟社”：“越二年，复来主崇文讲席。余谪居，优无事，遂相为诗会，半月一集湖上。”[7]602通过这两段材料可知，“湖舫吟社”由秦缃业和薛时雨两人主倡，约定每半月在西湖边举行一次集会，这一系列集会活动前后仅持续了不到半年时间。《初集》中“秦缃业”名下有诗四十三首，前四首诗分别为《三月二十五日，薛慰农观察湖舫第一集，分赋西湖饯春曲》《四月初十，王叔彝察湖舫第二集，迟薛慰农不至，以“坐无公车不乐”分韵，得“无”字》《五月二十四日，杨豫庭太守湖舫第六集，咏萝塔，以“绿萝凉月新诗与”为韵，分得“新”字》和《七月十二日湖舫第七集宗湘文太守以事不至，用杜少陵早秋苦热堆案相仍诗韵以调之，并索诸同人和》，对照秦缃业的《虹桥老屋遗稿》还可以补入《初集》遗漏的《四月二十五日，湖舫第三集，敬题苏文忠公祠堂图卷》，遗憾的是“湖舫吟社”第四集和第五集的相关诗作未有收录。照上文列出的五首诗按时间算起来，相邻两次集会之间正好相距半月，从“三月二十五日，薛慰农观察湖舫第一集”到“七月十二日湖舫第七集”之间也确实不及半年，可推断“湖舫吟社”的总共举行了七次集会。

从参与者上来看，“湖舫吟社”的成员有秦缃业、薛时雨、王庆勋(叔彝其字)、宗源瀚(湘文其字)、杨叔怿(豫庭其号)和王芾南(其名不详)六人。除秦缃业在上文已有介绍，以及王芾南其人查而未得以外，现将其余四人简单介绍如下：

(一)薛时雨(1818-1885)，字慰农，一字澍生，号桑根，安徽全椒人。咸丰三年癸丑(1853)进士，授浙江嘉兴知县，擢杭州知府，兼督粮道，代行布政、按察两司事。著有《藤香馆集》。

(二)王庆勋(1814-1867)，字叔彝，一字菽畦，江苏上海人。附贡生，以知县需次浙江，累擢知府，官浙江候补道，终于严州知府。

(三)宗源瀚(1834-1897)，字湘文，江苏上元人。早年客乔松年幕府，历官衢州、湖州、嘉兴、严州、宁波各地知府，升署温处道、杭嘉湖道。家富藏书，精于舆地之学。冯煦称其诗：“树义敦厚，选言安雅，所得于东坡为多。”[4]1961有《颐情馆诗钞》四卷。

(四)杨叔怿(1831-？)，字叔一，号豫庭，福建侯官人。咸丰五年乙卯(1855)举人，捐资候补知府。

由以上信息可知，包括秦缃业的五人都不是浙江本地人，皆为外地来浙的官员，相似的身份和经历使他们在闲暇时聚集在一起结成诗社，成为了“西泠酬倡”集会的最早一批参与者。然而可惜的是，仅仅不到半年时间便物是人非，“或远宦，或遄归，甚有化为异物者”，仕宦之人职务的调动在所难免，生老病死之事也难以预料，岁月的残酷总是让人唏嘘不已。人走楼空，“湖舫吟社”自然也就很难再继续下去。秦缃业在很多年后回想起湖舫吟社，依然无不感慨，在其诗《三月三日招同俞荫甫山长、金眉生都转，钱子奇、李冰叔两大令湖上休禊。眉翁诗先成，辄赋七言长句一章而不复和》中“重与西湖作主人，送春总是伤心曲。”一句后注道：“丁卯暮春偕薛慰农、王芾南、叔彝诸君作‘湖舫诗社’第一集，则选春曲也。今慰农主讲金陵书院，芾南病归，叔彝则没于严陵久矣。”*秦缃业《西泠酬倡集》卷一，光绪刻本，第10a页。

再看“湖舫吟社”集会所作之诗，其中大多为吟咏西湖之景，文辞优美，情感细腻。以《西湖饯春曲》为例，众人的诗作都有不少好词佳句。比如秦缃业诗曰：“湖山窈窕湖水柔，嬉春处处许句留。安得长绳系春日，不教花片逐东流。白公堤上杨少，黄妃塔前满荒草。方恨烟花一劫休，岂知风雨三春老。我本饯春旧主人，回头岁月似奔轮。不堪独觅黄栌醉，那得重寻紫陌春……”*秦缃业《西泠酬倡集》卷一，光绪刻本，第1a页。宗源瀚则写道：“望湖楼下狂飞絮，红泣铜荷怨天曙。陌上花光凝紫霞，一夕馨香手中故……”[8]326薛时雨则将湖光春景拟人化，更显婀娜多情：“湖滨女儿貌如花，夕饮湖渌朝餐霞。……顾影合颦不染尘，波光如镜写丰神。……门掩青苔太寂寥，美人心事付琼箫。饯春不见春归路，湖树如云罩刘桥。”[9]

“湖舫吟社”的成员大多学宋诗，颇有苏东坡之神韵。秦缃业任职杭州期间，曾重建苏公祠，并且辗转收到了在兵荒马乱中遗失的苏祠图卷[8]326，由此足见秦氏对苏东坡的尊崇和仰慕。不仅如此，“湖舫吟社”成立后的第一次集会便在苏公祠举行，第三次又再聚于此，并在秦缃业的提议下以“题苏文忠公祠堂图卷”为题作诗，“湖舫吟社”的尊苏宗宋之风可见一般。宗宋一直是清代诗坛的一个特色，从清初掀起的宋诗热到康乾时期逐渐形成的浙派和秀水派，学习宋诗的风潮绵延发展，与宗唐一派分庭抗礼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到了道咸同光时期宋诗运动再掀高潮，诗学理论和体系方面渐趋成熟。在这样的背景下，“湖舫吟社”的创作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宗宋诗派景物刻画、情感表达等方面的特点。

虽然“湖舫吟社”的集会活动虽然只持续了短短半年不到，期间参与者也大多离散，很少再参与到后来的集会活动之中，但是作为主要倡导人的秦缃业依然将其收入了《西泠酬倡集》之中作为整个“西泠酬倡”的开始和序幕。这也许不仅仅是因为“湖舫吟社”的集会目的和创作内容与后来的集会相符，同时也是为了纪念那些离去的岁月和曾经一同饮酒赋诗的老友们，正如方鼎锐序文中所言“嗟嗟！殁者多黄烟之感，存者有素食之悲。”纵观整个“西泠酬倡”集会，总少不了各种悲欢聚合，生死离别，因此“西泠酬倡”的整体基调比起其他诗人集会来说，少了一些欢快和团圆，多了一些悲伤和遗憾。

四、“西泠消寒社”集会

再来看“西泠消寒社”，也称“西泠消寒会”“消寒吟社”。“西泠消寒社”的情况比起“湖舫吟社”来说相对要复杂一些，因为它成立之初与“西泠酬倡”集会并没有直接关系，属于一个较为独立的诗歌社团，到了后期才成为“西泠酬倡”的一部分。前期的具体情况可以通过秦缃业所作的《西泠消寒集序》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

今年[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春，中州白少溪大令以辛未[同治十年，1871]、壬申[同治十一年，1872]《西泠销寒集》示余。盖少溪与黄冈严筱南、太仓王勉之、旌德江秋珊、桐城胡杏孙、上元梅鹭臣、江浦韩薰来、随州邓云泉、钱塘沈公衍九子之所作也。在会者尚有数人，不必尽能诗，亦有能诗而不及为者，故所存止此。少溪复使余抉择之，乃为汰其十之二三，共得若干首，遂几于无篇不工，而去古人不远矣。闻今冬少溪将复举是会，而秋珊、鹭臣远在甬东，杏孙又有津门之役，社中故友亦渐寥寥，吾知少溪抚是编，不能无今夕聚散之感也。[10]612

《西泠消寒集》是“西泠消寒社”的社集，丁仁《八千卷楼书目》卷十九著录了此集：“《西泠消寒集》二卷，国朝秦缃业编，刊本。”[2]385存本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刻本。《西泠消寒集》收录了同治十年辛未(1871)和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两年两次集会所作的诗歌，然后由白骥良请秦缃业代为删定，并且邀其为之作序。从序文可知，“西泠消寒社”最初由白骥良发起，社团成员还有严以干、王仰曾、江顺诒、胡嗣福、梅振宗、韩闻南、邓之锳、沈晋藩(公衍其字)等八人。以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春天秦缃业删定《西泠消寒集》为界，之前的“西泠消寒社”属于一个典型而独立的文学社团，成员固定为上述九人，并且基本每年冬天都会举行集会。而经过秦缃业编定《西泠消寒集》这一事件之后，“西泠消寒社”的成员开始加入到“西泠酬倡”的集会活动中，部分人则加入了“西泠消寒社”。

《西泠消寒集》删定成集之后，在白骥良的组织下，“西泠消寒社”于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的冬天再度举行集会，但遗憾的是，白骥良在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正月即因病去世。秦缃业作《悼白少溪大令(骥良)》一诗兹以纪念，全诗如下：

往年会订销寒集，省识诗人白乐天。(君偕王勉之诸君举辛[同治十年辛未，1871]、壬[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两年“消寒”诗会，余为之序。)垂老中郎空有女，欲归平子恐无田。联吟仍结香山社(癸[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冬，君偕钱子奇、李冰叔诸君复举是会)，扶病难同人日筵(新正七日，余招君饮，以疾未赴，后一日而亡)。太息应刘俱逝矣(勉之亦殁于家，后君数日)，几听邻笛夕阳边。[7]664

从诗中秦缃业的自注“癸冬，君偕钱子奇、李冰叔诸君复举是会”可以看出，“西泠消寒社”的成员已经有所增加，而钱国珍、李肇增等正是“西泠酬倡”集会的主要成员，这一次“西泠消寒社”的集会标志着两者融合的开始，而白骥良和秦缃业两人在期间起到了穿针引线的关键作用。因此，虽然白骥良、王仰曾两位主要成员的相继去世让人遗憾，但并不意味着“西泠消寒社”就此终止，事实上因为新成员的加入，诗社还在继续发展壮大着。不过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及其之后，“西泠消寒社”集会所创作的诗歌并没有再单独刻集，而是将绝大部分诗作收入了《西泠酬倡集》之中，这表明两者已经融为一体。

由于《西泠消寒集》只辑选了最初两年的诗作，后续活动中的往来唱和之作正好可以通过对《西泠酬倡集》以补充，同时还能推断出后来加入的“西泠消寒社”的其他成员和集会情况。比如《初集》卷一有钱国珍的诗《西泠消寒杂咏》，中“好客重逢白司马，小窗灯火聚吟朋。”一句注云“第一集在白少溪斋中”，可见彼时白骥良仍在世，由此可推断本诗应作于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的“西泠消寒社”集会中。再如钱国珍还有《甲戌[同治十三年，1874]消寒社中，同赋岁暮感怀》、《乙亥[同治十四年，1875]月当头夕安吉署中，赋寄‘西泠消寒社’中诸友》等诗。《西泠酬倡集》中明显为“西泠消寒社”集会的诗作还有《二集》卷一汪芑的《十二月十七日，招同凤二屏、钱子奇、汪咏之、江秋珊小饮寓斋，为消寒第六集，成即事一首》，卷二凤藻的《俞筱甫招饮消寒即事》，卷四宗得福的《沈氏斋头消寒第四集，分题得“灞岸骑驴”》，以及江顺诒的《十二月十九日消寒第六集，梅鹭臣招集为东坡作生日，用集中生日，次刘景文韵》等。除了从《西泠酬倡集》收录的诗作中可以找到部分“西泠消寒社”新入成员的线索以外，还可以从别集中得到一些信息。比如杨葆光在其《苏庵诗录》卷七有《坡仙生日作消寒第三集，同人依苏斋故事，用〈斜川集〉中大人生日韵》[3]466一诗，这表明杨葆光也是“西泠消寒社”成员之一。通过粗略整理可知，至少有秦缃业、钱国珍、汪芑、凤藻、宗得福、方观澜、汪昌、杨昌珠、俞廷瑛、杨葆光等十人先后成为了“西泠消寒社”的正式成员，再加上最初的九人，“西泠消寒社”的社员至少也有近二十人。

“西泠消寒社”的成员江顺诒在后来“西泠酬倡”集会中得到了很高的赞誉，逐渐成为“西泠酬倡”的核心成员。王韬的《淞滨琐话》卷六《水仙子》中提到：“江君秋珊，名顺诒，字子榖……由明经出为浙江知县，需次杭垣……旋同宦浙西诸君子，举行‘西泠酬倡’集，请君为之执骚坛牛耳，君撰述等身……”[10]后来钱仲联先生主编的《清诗纪事·同治朝卷》中所附的江顺诒也采用了王韬的这段描述[11]。由此可见，江顺诒对“西泠酬倡”集会的作用和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仅从诗歌创作数量上来看，《西泠酬倡集》收录的江顺诒的诗作数量仅次于钱国珍，多达二百三十余首。再从江顺诒与“西泠酬倡”其他诗人的关系上来看，与其往来赠答唱和的诗作数量更是高居首位。由此可见，江顺诒确实可以算作是“西泠酬倡”的核心人物，与秦缃业一样，在其他成员心目中有着很高的地位。正因为江顺诒名望极高，有些时候提到“西泠消寒社”的时候常常以江氏为首而忽略了真正的主倡人白骥良，比如钱仲联等六位先生总主编的《中国文学大辞典》“西泠消寒社”条写到：

诗社。清同治十年(1871年)江顺诒、梅振宗倡议成立，活动于浙江杭州。社员有王仰曾、沈晋藩、胡嗣福、邓之锳、韩闻南诸人。各人轮流作东，饮宴唱和。社中同人曾将同治十年、十二年所为诗辑成《西泠消寒集》。见集中序言。[12]

该辞条对认为“西泠消寒社”由“江顺诒、梅振宗倡议成立”的说法值得商榷，还有就是将“同治十一年”误作“同治十二年”的小疏漏也可以同样修正之。

此外，正因为“西泠消寒社”与“西泠酬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很多地方都将两者混为一谈，在此仅举一例加以说明。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杭州市志》第七卷《文学社团篇》有如下描述：

同治十年(1871年)，江顺诒、梅振宗倡议成立西泠消寒会，社员轮流作东，饮宴唱和，同人曾将同治十年、十二年所作诗辑成《西泠消寒集》。同治、光绪年间，由秦缃业倡导成立消寒吟社，主要成员均为外省籍到浙江任职的地方官员；所作诗词，大多为歌咏胜景，在总题为《海上新乐府》中，有反映当时社会现实之作，刊印有《西泠酬倡集》3集15卷。[13]

上文的说法错误有二：其一，“西泠消寒社”并非“江顺诒、梅振宗倡议成立”，《西泠消寒集》两卷所辑并非“同治十年、十二年所作诗”，这一点上文已有说明；其二，引文说“秦缃业倡导成立‘消寒吟社’……刊印有《西泠酬倡集》3集15卷”云云，这一叙述显然是将“西泠酬倡”集会和“西泠消寒社”胡乱混淆在一起。因此，将两者的关系梳理清楚，避免类似的错误发生是一个十分需要注意的问题。

五、其它零散集会

当然，“西泠酬倡”的集会不仅仅包括上述两个诗社的活动，更多还是由大量比较零散的、非正式的集会所构成。

举行集会的原因各种各样，其中节日集会最为常见。中国的传统节日历来少不了文人雅士、诗人墨客的参与，为节日而谱写诗词歌赋的传统几乎已经成为了节日本身的一部分。就“西泠酬倡”集会而言，在特定节日前后举行集会已经成为比较固定的活动安排。比如《初集》卷一钱国珍的《花朝后一日，秦澹如都转招同金眉生丈，童菊生、江秋珊、陆稚松、小印，即席赋呈》一诗即创作于花朝节的集会活动中，同时秦缃业的唱和之作《花朝后一日，招同眉生、子奇、秋珊、樨松小集寓斋，子奇先有诗，即次其韵》亦收录于《初集》。还有一次花朝节则是江顺诒招集众人共聚于花坞夕阳楼，与会者纷纷赋诗以记之，如钱国珍的《花朝日江秋珊召集花坞夕阳楼纪事》，朱鉴章的《花朝日饮江氏花坞夕阳楼作歌》等，连未能赴会的俞廷瑛也补作有《花朝日江秋珊招集花坞夕阳楼，值余饮于姚季眉处，未赴。翌日，钱子奇以诗见示，并以不到为讯，和韵报之》一诗。《西泠酬倡集》中体现出来的类似的节日集会还有很多，如钱国珍、胡嗣福、郭钟岳等都有以《立春前一日，同人集谢氏园，同赋送腊迎春歌》为题的诗作。再如重阳节也是诗人们登高赏菊、饮酒吟诗的重要节日，因此“西泠酬倡”集会也常在重阳日前后举行，钱国珍就曾在吴山太虚楼设宴招集诸同人，有诗《展重阳延秦金两先生、胡杏孙、江秋珊、朱友笙、方紫庭吴山集饮》留世，其余诸人亦吟诗和之，具体作品在《西泠酬倡集》各诗人名下都有收录。此外在人日、上元、立春、清明、荷花生日等传统节日相聚几乎也成了“西泠酬倡”集会举行的惯例。

除了节日以外，相伴登山、赏花、观潮等出游活动也是诗人集会的原因之一。比起较为规律的节日性集会，这种方式的集会更多时候属于一时兴起。对于主要活动在杭州的“西泠酬倡”成员来讲，钱塘观潮、凤林寺看芍药、游览寺庙等都是比较常见的出游项目。例如梅振宗有诗《庚辰[光绪六年，1880]六月十九日，淡如观察招游云林，憩于泠泉亭寺，僧为设蔬茗，归后得诗四首，呈观察》写的就是秦缃业组织的一次集体出行。再如钱塘观潮这一风俗，早在汉、魏、六朝时就已蔚成风气，相传农历八月十八日是潮神的生日，故潮峰最高。在杭为官的“西泠酬倡”诸人也会相邀一赏奇景，李肇增的《吴山观潮行和江秋珊》，汪芑的《八月十八日江上观潮》，江顺诒的《展重阳日，李冰叔大令约同姚镜海枢部，登吴山顶观潮》等诗作都描述了这一壮观景象。当然也会有乘兴而去却未能得见美景的情况，如汪芑的《钱子奇丈招赴倪园看牡丹不果，即席各赋长句》就是赏花而不得的情况。

贬谪、升迁、调职、回乡、离任等对于交通不便、通讯困难的古人来说，都是人生中十分重要的事情，因此总免不了在相聚和离别时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友人聚会。诗人们面对久别重逢的老友，常赋诗赠之以表达自己的欢喜之情，而对于即将离开的好友，更是以诗寄托自己的不舍以及祝福。在这样的集会上，他们互相饮酒吟诗，抒情感怀，倾诉心中所想。“西泠酬倡”的成员多为外地来浙的官员，职务上的调动是常事，因此集中多有感伤离别，思念友人之作。比如徐维城奉命“回贵州坐补贵筑县原缺”，离杭前曾作诗一首以留别诸君，众人纷纷以诗和之。钱国珍、秦缃业更是赠诗相送，秦诗曰：“江关萧瑟感平生，垂老还为万里行。鞍马漫夸神矍铄，河梁曷制泪纵横。岂缘边徼需循吏，只恐天公忌威名。最是湖山有余意，不徒朋旧动离情。”[14]658这首诗所蕴含的情义之深切令人动容，也使徐维城感慨不已，叹道：“栖栖一老，衮衮诸公眷恋情深”[14]659，遂又作《短歌行》以谢之。这样的聚散离别在《西泠酬倡集》中还有很多，如送宗山离开杭州前往金州，送邓之锳调任台湾，送郭钟岳之去温州，送汪昌任职临安等等。分别总让人惆怅悲伤，多有漂泊零落之感，而集会正是诗人们用来表达情感述说衷肠的一种重要的方式。

“西泠酬倡”集会举行的原因除了以上所述外还有很多，比如为成员庆祝生辰，或者轮流做东在各自寓所小聚等。比较有趣的是，因为凤藻善琴，所以众人曾相约前往其寓所红兰吟馆听琴，并皆以《红兰吟馆听二屏主人弹琴歌》为题赋诗记之。纵观《西泠酬倡集》，此类小型集会可谓数不胜数，但是从收录情况来看还是遗漏了很多，因此就现有资料来看，还无法全面而确切地展现“西泠酬倡”集会的具体情况，比如集会次数、时间和参与人员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六、结语

杭州作为江南名府，山湖秀丽，人文荟萃，流连于此的文人骚客数不胜数，集会结社之风长兴不衰。“西泠酬倡”集会作为清末同光年间活跃于西湖之滨，又具影响力的集会唱和活动，是研究清代诗人集会的典型个案。

从参与者来看，“西泠酬倡”集会的成员大多为仕宦江浙的官员，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文化素养。相似的生活背景和仕途经历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用集会酬唱的方式沟通情感，排解乡愁。集会的诗歌创作，不仅展现了参与者的诗学造诣，更体现了集会成员之间的深情厚谊，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客居为官的心理状态，以及对政治时局的态度和倾向。

从组成结构来看，进一步揭示了集会与结社的区别与联系，即一个集会有可能包含若干个结社的集会活动。通常来讲，集会与结社的区别在于组织形式上，即结社一般具有固定的创始人、社员、社约、起止时间、活动地点等，往往定期举行集会。如“复社”、“南社”、“惊隐诗社”等；而集会在这些方面并没有限制，其组织形式随意多变，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循。就目前学术界来说，诗人结社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已经逐渐发展起来，并且愈趋成熟，也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而对清代诗人结社的研究以及集会方面依然处于探索状态。事实上，非结社类集会在数量上远远超过结社类集会，占有更大比例的诗人集会的并不一定是诗社性质的，毕竟比较规范的文学社团始终是少数，更多的还是组织松散随意的集会。这些集会的构成也是各种各样，比较复杂的如“西泠酬倡”集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不仅包括很多零散的小型集会，同时也包括两个有组织的诗社。因此，考察“西泠酬倡”集会对进一步研究清代诗人集会有重要的意义。

清代诗人集会活动盛行于清代各个时期、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的诗人群体中，对清代社会生活、思想文化、诗歌发展等许多方面都有深远影响，是一种应该得到关注和重视的独立文学现象。其作为一个有待开发的领域充满创新性和挑战性，有许多内容值得挖掘，值得学界去进一步梳理、思索和探讨。

[1]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杭州市志：第十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0:24．

[2]丁仁．八千卷楼书目[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续修四库全书:第9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85．

[3]杨葆光．苏庵诗录[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4]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中册[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

[5]丁丙．武林坊巷志:第5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596．

[6]李灵年,杨忠．清人别集总目：第1册[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235．

[7]秦缃业．虹桥老屋遗稿[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5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8]宗源瀚．颐情馆诗钞[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2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9]薛时雨．藤香馆诗钞[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7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641．

[10]王韬．淞滨琐话[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150-151．

[11]钱仲联．清诗纪事·同治朝卷:第17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12127．

[12]钱仲联,傅璇琮,王运熙,等．中国文学大辞典:下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1429．

[13]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杭州市志:第七卷[M]．北京：中华书局，1999：183．

[14]徐维城．天韵堂诗续存[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6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A Textual Research on Xi Ling Chou Chang

LU Gao-yuan

(SchoolofHumanities，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Zhejiang310012，China)

In Qing Dynasty, there were various activities for poets, which became another literary phenomenon, worthy of a further study, different from the association. Though both of them were mutual independent, and to some extent, they were overlapped with each other. The Xi Ling Chou Cha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formation, embodying two small groups: the Hu Fang Yin She and the Xi Ling Xiao Han She. The investigation to it will further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ssembly and the association, and generalize some regular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Qing Dynasty poet’s assembly.

Qing poetry; Xi Ling Chou Chang; assembly; Hu Fang Yin She; Xi Ling Xiao Han She

10.13954/j.cnki.hduss.2016.05.010

2016-05-0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3YJA751074)

卢高媛(1990-)，女，四川成都人，博士研究生，清代诗歌.

I207.2

B

1001-9146(2016)05-005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