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飞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与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论文明自信基础上的道路自信

杨子飞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与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先前对中国道路问题的讨论缺乏整全性视野，只有从文明论视野出发，才能为道路自信找到最坚实的根柢：一方面，文明为道路提供了神圣的起源和富有“中国性”的未来想象，这就为道路自信确立了文明时间纵轴上的“柢”；另一方面，文明为道路提供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这就为道路自信确立了文明空间横轴上的“根”。最终，文明自信基础上的道路自信集中表现为“世界的中国”在“中国的世界”里的“学习与教化”的统一。

文明自信；道路自信；起点与终点；特殊与普遍；学习与教化

一百多年前，中国人在甲午战败的耻辱中踏上了一条现代化的漫漫征途，我们自我否定，甚至差点丢失了自己；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在大国崛起的欢呼中迎来了一个“即将结束的开始”(许章润语)，我们重新发现了自己。可以说，当下这种民族心理最集中地体现在了“中国道路”*通常情况下，学术界把“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混同使用，笔者认为此处用“中国道路”比“中国模式”更准确合理，原因有二：一是因为“道路”比“模式”在视野上更开阔。“模式”这个词语本身就包含了太多的经验性因素，似乎“中国模式”就是对三十年改革开放实践历史的理论总结，六十年、两百年甚至五千年的历史显然无法涵盖其中，这样的思路会缺乏宏大的历史眼光，而“道路”起源于过去，呈现于当下，更指向于未来；二是因为“道路”比“模式”在内容上更丰富。“模式”这个词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宠儿，它总是与自然科学的“精确”“规律”等字眼联系在一起，而“道路”拥有更丰富的“人文色彩”，所有的道路总是人的道路，既然是人的道路，它就一定有模糊，有不能为规律所概括者。相关讨论可参见陈赟：《“中国道路”的核心是生活方式问题》，《天涯》，2012年第1期。四个字上。

每一个国家正如每一个人一样，其使命都在于找到并确证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这条道路将引领它/他/她通过自己成为自己。对道路问题的自觉意识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成功，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进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基本前提。道路问题“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1]，也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2]。

但是，仅仅有对道路问题的自觉意识是不够的，当它面对其它道路的客观存在时是否能够镇定自若，当它听到各种批评议论的声音时是否能够坚定不移，当它遇到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困难时是否能够举重若轻，这都要求我们将对道路的自觉提升为对道路的自信。中央适时地提出全党要坚定“三个自信”，其中理论是对道路的抽象概括，制度是对道路的具体实现，理论与制度自然就含蕴在道路之中，那么道路自信就是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的共同前提。对道路的自信，就是坚信当前我们正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假以时日，这条路一定能够带领我们去到我们渴望的地方。一旦一个国家找到了这种自信，那么它的步伐将更加从容而坚定，它的声音将更加明确而响亮，它的事业将更加远大而辉煌。

那么，现在的首要问题就是：道路自信的根本前提何在？笔者认为，因为缺乏一个整全性的视野，当前学界对中国道路的讨论不够深入，也不够全面，进而也无法为道路自信找到坚实可靠的基础。在分析当前讨论的局限性基础之上，笔者尝试从文明论的视野出发，来完整而全面地(包括纵向的时间观与横向的空间观)界定中国道路问题，并最终将道路自信深深扎根于文明自信之中。

一、因为崛起，所以自信？

对道路自信的讨论取决于对中国道路的界定。当前，学术界(尤其是社会科学界)对中国道路的讨论基本上是对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发展经验的理论总结，他们关心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强大(以前我们问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落后)？为什么中国在巨大的转型压力下依然保持了相对的政治与社会稳定？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学者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概念，比如“威权政府”“中性政府”[3]等。

我们发现，不管对中国道路持何种立场，上述讨论都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首先，他们关注的都是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六十年、二百年甚至五千年的历史不在他们的视野范围之内；其次，他们更多地关注经济、政治问题，文化性的、精神性的问题付之阙如；再次，他们更多地是以现代社会科学特有的“分割式”眼光来看待中国，即将整个中国现象切分、化约为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问题，一个整体意义上的中国不复存在，一个完整而连贯的视野荡然无存；最后，也是作为前述三点的自然结果，他们更多的是对现实经验的理论概括，无法响应中国道路所必然蕴含的规范性、导向性要求。

也就是说，当前对中国道路的讨论是在一个非常狭隘的视野下进行的，这个视野只是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地域性的、民族性的国家，与其它国家一样并没有内在构成性的不同，这种视野所呈现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特色”里蕴含着这样一种判断或者理解，即当前中国所前行在其上的并不是“中国道路”，而只是一条“普遍性”的道路，这条普遍性道路的内涵并不由“中国”所规定，而是由西方所规定，它已被预设为许多民族或国家都可以或者可能行走的道路，只不过，在这条道路上，可以有一个中国的走法。“中国”这个词语其实更多地是限定语、是修辞语，而不是主词或中心语。所谓“中国道路”，只是西方普遍主义道路的特殊化落实，即将西方的普遍化建构的现代之路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贯彻与实施[4]。这样一来，中国就丧失了主体性地位，而“中国道路”就成了表面上是自己的，实际上是别人的道路。

按照这样的思路，从同样狭隘的视野出发，道路自信的来源就被狭隘化为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或者最多是一百多年来现代化取得的成就。好像中国崛起了，强大了，综合国力位居世界第二(按照购买力计算似乎已经超过美国)了，我们就有资格对自己所走的道路高度自信了，这是当前绝大多数讨论中国道路的学者最经常采用的论证方式。毫无疑问，我们在一条道路上取得了一时的成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这条道路本身是成功的，进而是值得信赖的。

但是，这种论证方式终究是不能彻底的，我们可以举出以下几点理由：首先，一时的成功并不代表永远的成功，一条道路现在是可靠的，并不意味着它永远是可靠的，与之相反，对一条道路真正的自信恰恰体现在，即使当前状态没有成功，甚至遭遇了挫折与失败，但人们依然坚信这条道路在未来一定能够走向成功。要知道，任何对道路的自信，都需要一个时间性的保障维度，它不仅拥有美好的过去，更指向辉煌的未来。其次，这一时的成功更多地集中在财富的创造与积累上，而财富的积累最多只能带来表面的，进而是缺乏深层根基的自信，因为财富终究只是工具性的、表面性的，它并不解决根本性问题，金钱是堆不出一个国家的光荣的，一个“没有价值观的崛起”(柯白，美国美中贸易委员会前主席)是撑不起一个民族的自信的。要知道，任何对道路的自信都需要精神性的、价值观的维度，藉以解决人类的安身立命问题。再次，伴随着财富积累的同时我们还遭遇了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因此我们当前的自信最多只能是局部自信，而对于国家、社会、民族的整体性问题就缺乏自信的来源。要知道，只有局部的自信实际上就是不自信，因为任何真正的道路都事关全局，任何对真正道路的自信都无法满足于局部性问题的改善或解决，而忽视全局性问题的存在或拖延。最后，从国家崛起的角度无法恰当地理解中国道路与其它国家道路之间的关系，如果仅仅是国家实力的强大并不能标识出中国道路的特殊性，更无法彰显出中国道路的普遍性，我们就无法对中国道路有一个准确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定位，一条不能被理解和定位的道路是根本没有自信可言的。

总而言之，从当前的国家崛起中并不能够找到对中国道路的自信根基，崛起并不能够自然地换来自信。究其根源即在于：我们所藉以观察中国道路以及中国崛起的视野是狭隘的，我们所得出的观察结果也是临时的、表层的、局部的。我们迫切需要转换视野，以一种更整全的、更深刻的方式呈现中国道路，并以此为基础，为中国道路奠定坚实的自信根基。

笔者认为，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与舆论氛围中，一种文明论的视野已经呼之欲出。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做的就是：将这种自在的呼声进一步提升为自为的主张，将一些零散的观点整理成系统的论述。只有当全国上下都自觉地将道路自信奠基于文明自信时，对中国道路的自信才有可能确立其坚实的根基。

二、文明与道路

我们发现，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已经充分意识到了文明与道路、文明自信与道路自信之间的紧密联系。可以说，中国梦的提出，就是一种文明意识的典型体现，因为中国梦不是别的什么梦，而是中华文明复兴之梦，中国梦的中国特质就意味着强烈的文明特质。而且，新时期的全面深化改革不同于80、90年代改革的最主要地方即在于文明自觉，可以断言，一场依托于文明根基、朝向于文明复兴的全面深化改革将具备更加鲜明的中国性。

我们还发现，最近几年来，国内外学界开始尝试从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的角度来理解中国，而不再从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比如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衰弱与中国的崛起》，中信出版社，2009年。甘阳：《文明·国家·大学》，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所谓“中国道路”中的“中”就是“中华文明”，“国”就是国家。这意味着“中国”是一个有着厚重文明规定性的国家，而所谓“中国道路”是一条被其文明所生成，亦被其文明所限定的道路。

这里我们需要立刻对文明与文化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因为当前有些学者主张把道路自信奠基于文化自信之中，这种主张虽然有一定的可取性，因为它看到了只注重经济增长的不足之处。但是，把道路奠基与文化依然是不充分、不彻底也不全面的。我们今天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是与经济、政治、社会等相独立的精神性领域，它一般解决价值的、意义的问题。局部的问题可能支撑局部的道路以及局部的自信，但是，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的文化领域同样(一如其它领域)无法回答中国道路作为一个整全性安排的整全性问题，亦即无法解释作为中国道路之一部分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之间是何关系。这样的问题，只有在文明的层面才能得到解决。因为“文明是一个整体”，它既有主观的层面，比如思维方式、文化观念、宗教信仰等，也有客观的方面，如经济制度、习俗、法律、建筑等。虽然文化是文明非常核心的构件，但是文明绝不局限于文化，相反“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文明也是实体化了的文化，我们只有从文明这个包容广泛、涉及全面的视角出发，文明内部的任何构成单位才能被充分理解[5]25-26。笔者认为，只有完整的视野才能呈现完整的道路，进而获得完整的、充分的自信。

实际上，道路意识根源于文明意识。我们今天之所以会提出道路问题，其根源还是一个文明意识在起作用。我们发现，在近现代中西文明交往的历史上，当文明意识觉醒的时候，道路意识也就觉醒了；当文明高度自信的时候，对道路也是自信的，当文明自信丧失的时候，不仅道路自信没有了，甚至连道路意识都丧失殆尽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民族在漫漫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都有非常强烈而明确的自我意识，这就是夷夏之辨，也就是“内中国而外夷狄”，这种内外之分就是典型的自我意识表现。我们把自己称为华夏，把未开化的民族称为夷狄。在这种意识作用下，华夏民族从来不会把自己所走的道路当做一个问题来对待，同样，那个时候我们也拥有真正的自信，自信到根本不把是否自信当做问题。

自近代以降，中国被迫卷入了现代西方文明所主宰的全球体系，从此西方成为了现代中国人必须要面对的宿命。一开始，我们还习惯性地抱有天朝上国的文明自信，正是基于这种文明自信，当时的士大夫才会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坚持中学的主体地位就是文明意识与自信的体现，把西方称为“夷”，也就是坚守“夷夏大防”，并且将西方的坚船利炮看成是器物层面的东西，坚持一种以道御器、为我所用的主体立场，还是文明意识与文明自信的体现。

但是甲午战争一败涂地之后，中国人真正迎来了“三千年未有之巨变”，即中国人不但在军事上被打败了，而且还在心理上被打败了，要知道中国人虽然在历史上多次被异族打败，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精神上被打败，相反我们总是能够在精神上征服那些在武力上打败我们的人，这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几千年而不绝的真正原因。但是，近代以来我们所遭遇的敌人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以前我们之所以能够保持文明的自信，那是因为我们碰到的敌人要么只具有文明而不具备实力(比如印度的佛教)，要么是只具有实力而不具备文明(比如蒙古人)，可是西方列强不仅拥有强大的实力，而且具备先进的文明[6]，这就迫使中国人开始整体性的反思。在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下，中国人终于在整体上(而不仅仅是在经济的、器物的、制度的层面)对自己的文明失去了信心。一旦失去信心，我们在道路上就失去了自主的意识，只剩下追随与模仿西方的道路，整个现代化进程基本上可以用西方化来概括，因为西方就意味着现代。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追赶西方，也在模仿西方，其潜在的意识是：在追赶与模仿西方中成为西方，像西方一样繁荣、一样富强。正是在这种意识作用下，我们逐步失去了自我意识。

但是，当中国人在20世纪末重新崛起的时候，至少我们在实力上重新变得强大了，底气足了，中国人的文明意识就再度萌芽。这是大多数后发现代化国家普遍出现的情况，即在刚开启现代化进程的时候，把西方树为楷模，藉助西化来推动现代化，但是当一个国家现代化取得一定成就，而且越是成就巨大，就越是开始摆脱西方，寻求真正的独立自主(即内在精神的独立)。那个曾经被当作历史包袱的自身文明传统，突然间又变成了实现国家认同的最重要资源。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遗忘自己的前提下壮大自己，同样也没有任何一个堪称伟大的民族可以只拥有强大的实力，而不具备厚重的文明，只有实力而没有文明基础的文明，是不可能长久的。历史早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实力的确激发了文明的意识，但它更呼唤文明的自信，中国的崛起绝不仅仅是作为“西方文明的模范生，或发达国家的追随者”而崛起的，相反，它注定是一个古老文明的现代复兴。

综上所述，文明是一个整体性的、先决性的条件，文明意识是道路意识的前提。那么，从文明的视野出发来看待中国道路，会呈现出一幅怎样的景象？文明自信又如何为道路自信奠定根基呢？我们尝试从以下两个宏观方面展开论述。

任何道路都具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前者是纵向的，后者是横向的，一纵一横构成了界定道路的完整坐标体系。因此，要理解一条道路，并为此道路提供坚实的自信基石，就必须参照这一坐标系，处理好两对四个既对立又统一的要素，即纵坐标上的起点与终点，横坐标上的特殊性与普遍性。这一纵一横同时又对应着古今中西之间的关系，纵向的是古今，横向的是中西。可以说古今中西是思考中国问题的最广大视野，因而也是任何人想要把中国道路说清楚，进而奠定道路自信，都无法逃避的视野。而这一最广大视野必然就是文明的视野，因为所谓古今就是古今的文明，所谓中西就是中西的文明。因此，要奠定对中国道路的自信，就必须要能够证明中国道路在古今文明维度上的一贯性，以及在中西文明维度上的涵容性。老子说“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根是指树下四向蔓延的横根，柢是指树下向下伸展的直根)，一个文明、一条道路跟一个人、一棵树一样，要想天长地久、长生不老，就必须把根扎深，把柢扎牢。纵向的起点与终点就是中国道路的“柢”，横向的特殊与普遍就是中国道路的“根”。

三、文明时间中的中国道路自信

道路首先是一个时间性意象，因为任何道路“总是‘存在于……之间’的道路。道路的首尾两端总是隐没于远方。”[7]一端是道路的起点，指向遥远的过去，一端是道路的终点，指向遥远的未来。文明赋予了道路以无穷的生命，正是它让道路的起点变得神圣，也是它让道路的终点具有“中国特质”。

习近平同志在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源头时，一直追本溯源到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悠久文明，而不仅仅局限于30年的改革开放，60年的建国历程[8]。这不仅是对前后三十年社会主义历史的贯通，更是对古今五千年文明史的贯通，这就是新时期的“通三统”，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9]。这是一个明智的，而且是不得不为的抉择，因为只有这样，中国道路才能找到一个沉浸在历史长河中的“开端”，进而才能打通中国道路的“生命纵贯线”，才能使中国道路获得本民族自身文明传统的点点滋养。

这是一个神圣的开端，它湮没于人类文明的上古时期，可以追溯，却无法企及。它由我们祖先创造，但我们对于祖先却所知甚少，因为他们开创文明大多是以神话的方式。它还代表了祖先的高度智慧，代表了第一轴心文明时期人类看待世界的整全视野。正是这些开端的神圣性，使得由此开端的中国道路具备了神圣性，这是认识中国道路并形成道路自信的宝贵资源。要知道，人类对于人造的东西、可以理解的东西是无法形成长期的、坚定的信念的。“文明是人类最持久的结合”[5]27，因为它基于一种无形的力量，可以说中华文明的凝聚力是中国道路凝聚力的根本保障。文明的开端亦即道路的开端，是一个民族的内在规定性，它决定了我们是谁，我们的根本特性是什么。我们就是通过不断地重返开端，来理解当下的自己，确定脚下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道路绝不仅仅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道路，它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在当代的延续与更新。这是中国道路的真正秘密所在。

另一方面，道路又指向未来，一个不能描绘美好未来的道路是没有生命力的，也是注定无法获得认同和自信的。而未来不是可以随便描绘的，正是文明为道路提供了一个富有文明特质的未来想象。我们之所以强烈反对仅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中国道路，是因为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所看到的未来前景最多就是富裕，大不了比发达国家还富裕。这样的未来首先不是最美好、最可欲的，因为它缺乏价值的维度；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未来并不是“中国的”，它依然还是别人的未来。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绝不是要成为第二个美国或者第二个英国，而是要成为自己，一个光荣且伟大的自己。

这意味着中国的崛起绝不仅仅是GDP的崛起，甚至也不仅仅是综合国力的崛起，而是全方位的崛起，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态的等等方面。把所有这些方面加在一起，就是文明，所以真正的大国崛起就一定是文明的崛起，真正的民族复兴是文明的复兴。“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除了解决现实中非常紧迫的问题之外，应当大力发掘中国传统中的政教智慧，站在一个世界历史的视野中提出自己对于世界秩序的全面主张。”[10]这就要求我们能够提供一幅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关于未来世界的蓝图，今天中国政府提出的和谐世界，学界提出的天下观，就是典型的源于中华文明的世界想象。

只有在这样一种鲜明的文明意识的指导之下，我们才能确定我们的确是在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在不知不觉中走别人的道路。文明意识的觉醒为道路自信确立了主体性，一个不能挺立自己文明主体性的国家是不可能真正走属于自己的道路的。而一条道路的生命力，除了源自于神圣的开端，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敢于想象一个属于自己的不一样的未来蓝图，这个蓝图不同于其它文明的梦想，它是被中华文明所浸润的梦想。中国道路如果要对世界文明作出重要的贡献，也一定是它提供了不同于现代西方的未来设想、美好理想，这也应该是中国梦真正意义之所在。

总而言之，在文明时间的维度里，中国道路是中华文明在当代的自我延续和更新，中华文明为中国道路提供了一个神圣的开端和一个富有中国文明特质的未来蓝图，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道路的自信基石。

四、文明空间中的中国道路自信

任何道路都是置身于特定空间中的道路，它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此道路与彼道路之间的关系。只有在面对另一条或另几条道路的时候，此道路才会以问题的形式出现。如果世上只有一条路，那么任何对此道路的主张和捍卫都是“背道而驰”的。

实际上，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处于这种自我暗示状态中。因为自近代以来，中国人被迫卷入其中的世界一直都是西方文明主宰的世界，面对那个强大的、并且文明的西方，中国人一度认为那就代表了人类的普遍道路(科学与民主)，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我们之前所走的那条道路(作为一条老路)是不正常的，所以我们要改弦更张，要向西方的普遍道路看齐。

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崛起，随着现代化的目标逐步变成现实，随着西方文明内部呈现出严峻的危机，所谓的“普世价值”“普遍道路”遭到了空前挑战，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一度宣称“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他提醒世人要“直面中国世纪”，因为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历史非但没有终结(即使终结，那也是西方历史的终结)，反而迎来了一个“即将终结的开始”的时刻，我们不得不思考，那个曾经被我们奉若神明的西方文明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西方道路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历史主义普遍盛行的今天，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任何文明(进而任何道路)都是特定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但是，西方文明藉助其近代以来的强大实力，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普世文明，整部近现代世界历史，就是一部西方文明扩张史，更是一部西方文明“普遍化建构”的历史。因此，普世主义的背后实质是西方中心主义，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实际上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终结。这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无异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从对西方的迷信中解放出来[11]。中国不再是(至少不仅仅是)西方文明与道路的学习者、追随者，更不是模仿者，而是一个自觉追寻自己道路的主体。这条道路是特殊的(中国特色基本上是在这层含义上)，一方面，它不同于西方，所以特殊；另一方面，它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而制定，所以特殊。我们可以把这层意义上的中国道路自信看成是“弱意义上的自信”，即我们坚信自己的道路是符合当下中国国情的，是能够解决当代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的，它即使不是最好的，那也是最适合的。

但是，仅仅具有这样的自信是远远不够的，它也是跟中华文明的品格不相匹配的。虽然我们说西方文明是一个被普遍化建构起来的特殊文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普遍化”是不可取、不可能的，更不意味着“建构”就是虚构。相反，笔者认为，任何一个真正的文明都具有普遍化建构的冲动，任何一个真正的文明(在条件具备的前提下)都能够建构起一套普遍化叙事。如前所述，文明是个整全的视野，既然是整全的，它就必然要对世界整体做出完整的解释，一个不愿意、也不能够提出完整的世界蓝图的文明是没有资格被称之为文明的。而且，普遍性是特殊性的前提，“只有依据某一普遍的原则，特殊的或者是历史性的标准才能具有权威性。”[12]没有对整体的解释，任何对局部的解释都是暂时的、不彻底的，如果要让某一种特殊性成之为特殊性，并且具有合法性、可欲性，就必须将这种特殊性奠基于某种普遍性基础之上。这就是文明(因而也是道路)的辩证法：特殊与普遍的矛盾统一。

中华文明就是这样一个文明，它从一开始就拥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普世的文明抱负，中国道路不仅仅是指“当代中国人之道路”，也不仅仅是指“中国人之道路”，而是指“普遍的人之道路”。中国人命中注定就是从人类的普遍性来思考自己的道路选择的。孔孟所说的仁义，绝不仅仅是对中国人而言，而是对整个人类而言，这是人文精神的本来含义。中国人所理解的世界，不是现在所说的“国际社会”，也不是“地球村”，而是“天下”，“天下”就是“普天之下”，在同一片蓝天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是一个真正的世界。所以我们可以说，只有当中国是“世界的中国”时，中国才能真正称之为中国；同样，只有当世界是“中国的世界”时，一个真正的世界才得以呈现。

我们可以把这种意义上的自信称之为“强意义上的自信”，即我们不仅坚信自己的道路是符合自己国情的，而且我们还认为以中华文明为依托的中国道路将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自己独特的力量将克服、矫正来自西方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这个时候，中国道路不是西方道路的中国版，而是与西方道路并驾齐驱甚至是超而上之的道路。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世界历史迎来了它的“中国时刻”[13]。

总而言之，在文明空间的横向维度上，中国道路是既特殊更普遍的道路，它的特殊是要符合当代中国国情的需要，由此产生的只是“弱意义上的自信”，它的普遍则是解决人类文明的发展延续问题，由此产生的是“强意义上的自信”。

五、代结语

我们必须立刻指出，这种自信不是“民族主义的虚骄或国家主义的狂热”，它是中华文明的自我期许。自信才能产生期许，文明的自信带来文明的期许，我们有多么的自信，我们就能够对中华文明产生多大的期许。而期许则产生现实，我们对中华文明有多大的期许，我们就能够看到中华文明多么远大的前程，看到中国道路多么光明的未来。这是强者的自信，而不是弱者的自卑或自傲(这两种情绪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自卑就是什么事情都以西方为标准，任何领域都要与国际接轨，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圆。自傲就是什么东西都标榜自己特殊的优越性，急切地希望中华文明能够领导世界、拯救西方。当前有部分学者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要从“向西方学习”转变为“向西方立教”。一方面，这当然是文明主体意识觉醒的良好表现，但另一方面，它也有过分急躁、骄傲自大的不良心态，甚至还隐含有一百多年来饱受欺凌的弱者心态。这都是不健康的心态，都是不利于中华文明的健康成长的，更不符合中华文明的本来智慧。

实际上，真正的自信就体现在我们拥有宽阔的心胸，能够虚心的学习。中国道路从来不是现成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是在不断学习、反复摸索中开辟出来的。中华文明本质上就是一种“学习型文明”[14]，我们认为每一个异质文明身上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这是一种始终开放的、进取的姿态。学习不是模仿，不是追随，更不是照搬，学习就是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学习西方文明不是西方化，而是化西方。学习西方不是为了否定自己，不是为了成为他者，而是为了成就自己，为了壮大自己。学习的主体在学习的过程中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只有坚定地挺立中华文明的主体意识，才有可能消化、函摄西方文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重温当年张之洞提出的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一点都不排除中华文明“向西方立教”的可能性，一个真正懂得学习的民族是不会不懂得教化的，反之亦然。教者效也，学者仿也，如果说真正的学习是模仿，那么真正的教育就是树立榜样。中华文明在学习、消化、函摄西方文明的过程中，不断成长自己、壮大自己，为人类文明开拓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这就是在立教，并且是最有效的立教。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不仅是齐治平的前提，而且修的过程就是齐治平的过程。同样，学也不仅是教的前提，而且学的过程也就是教的过程。可以说，基于文明自信的道路自信，最终就表现在这个“学教合一”的过程中。诚能如此，那么基于中华文明的中国道路不仅能为中华民族带来福祉，还能为整个世界送去福音。

[1]胡锦涛.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

[2]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3-01-06(1).

[3]姚洋.威权政府还是中性政府[J].二十一世纪评论,2010(10)：97-100.

[4]陈赟.天下思想与现代性的中国之路——中国问题·中国思想·中国道路论纲[J].思想与文化，2008(1)：32-64.

[5]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6]许纪霖.中国崛起：必须从富强走向文明[N].南方都市报，2010-03-14(19).

[7]柯小刚.在兹：错位中的天命发生[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8.

[8]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3-18(1).

[9]甘阳.新时代的“通三统”——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的复兴[J].书城，2005(7)：33-39.

[10]唐文明.从儒教拯救民族主义[J].文化纵横，2011(5):103-105.

[11]甘阳.文明、国家、大学[M].北京：三联书店，2012:125-132.

[12]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19.

[13]姚中秋.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J].文化纵横，2013(3):75-80.

[14]丁耘.论中华传统的根本特性[J].文化纵横，2011(1):93-100.

Self-confidence in Road Basing of Self-confidence in Civilization

YANG Zi-fei

(SchoolofHumanitiesandLaws,HangzhouDianziUniversity,HangzhouZhejiang310018,China)

The previous discussions about China-road lack a whole view. Therefore only from the civilization view can we find the most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self-confidence in road. On the one hand, the civilization provides a sacred origin and an image full of Chinese style for China-road; on the other hand, the civilization provides unification for particularity and universality. Ultimately, the self-confidence in road based on self-confidence in civilization manifests unif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hina” in the “China World”, which makes the “learning and civilizing” unified.

self-confidence in civilization; self-confidence in road; origin and end; particularity and universality; learning and civilizing

10.13954/j.cnki.hduss.2016.05.006

2016-01-14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6CBZZ05)

杨子飞(1985-)，男，浙江江山人，哲学博士，讲师，主要从事政治哲学研究.

B152

B

1001-9146(2016)05-003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