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熙

（贵州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明清易代士人的生命体悟
——由侯方域《壮悔堂文集》说起

明月熙

（贵州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明清易代较之过往的王朝更迭无疑有着更为悲怆的历史含义，而侯方域作为其间的亲历者与见证者，他三十七年的人生完整地跨越了明清鼎革的悲壮历史。因此，侯方域在其《壮悔堂文集》的后期创作中，不仅深切追思故友、悼念亡人，还在对园林的毁弃或是易主的描述中，寄托了自己关于世事兴废的体悟。观其后期文章，不仅可以了解易代士人个人的心灵创伤与人生困境，更可以探究其时士林阶层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文化心理倾向。

侯方域；《壮悔堂文集》；明清易代

昔日南宋遗民郑所南著《心史》，述其内心沉痛的遗民情怀，以及反映南宋为蒙古政权所取代的惨痛史实，而藏之枯井中的《心史》，重见天日的时间颇有些巧合，恰是在另一个汉族王朝腹背受敌，即将面临旧事重演的非常时刻。明末士大夫对郑所南及其《心史》的尊崇，正是为自己找到一个精神上的归依，凭借相似的情怀与气节，支撑他们渡过最艰难的鼎革之际。而侯方域将平生文字编定为《壮悔堂文集》，在抒写个人识见之外，更是发明世道之变，其对后世的意义无异于展示了明末士大夫在经历鼎革后的心灵变化，使后人在苍白、空洞的正史之外了解其时士大夫的生存空间与心灵困境。

《壮悔堂文集》共十卷，另有遗稿一卷，之后又有学者辑佚五篇，目前可见文章一百四十七篇。与诗歌以编年为次的形式不同，其文集以体裁之别进行分卷，但每卷中仍以年岁早晚为次，由此不但能识别侯方域人生阅历的变迁，还可观察其文章体式以及风格的嬗变。从《壮悔堂文集》中，今人不但能浏览一个士大夫在明末的经历及其心态的变化，还能借由侯方域的双眼，对于明清鼎革之际历史得到更丰富、更立体、更感性的体察。他就像一个历史的叙述者，以笔墨这种方式与后来者对话，将自己在明清鼎革后的生命体悟娓娓道来。

一、废园的意义——对世事兴废的体悟

关于世事的盈虚有数，园林的兴废是现成的最恰当表征，通过园林的毁弃或是易主，由此不难得到盛衰无常，盈虚有数的讯息，并由此读出警示的含义：“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1]而侯方域亦在其文集中对世事兴废表达了个人的感慨与体悟，他在《郑氏东园记》中写道：“吾三十三年间，而目见乎天下之物三易其主者，何独郑氏园也？”这让人不由得联想到甲申之变与乙酉之变的历史重大变故。崇祯帝煤山自缢；李自成取而代之短短时日后又被清兵赶出北京；顺治帝随即问鼎天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江山由大明到大顺，再到大清，恰亦是三易其主。世事如此难料，更何况像郑氏东园区区一个私家庄园呢？

在《郑氏东园记》中，侯方域以一种感伤而富于哲理的语言叙述了少时曾嬉戏游玩过的郑氏东园的变迁。东园原非郑氏所有，本为商丘望族沈氏故园，而后又卖与郑氏，二十年后又转手给太保宋权。短短几十年间，东园三易其主，其间还在崇祯十五年壬午商丘沦陷时，被官军与农民军先后占领，成为战马休憩之地，而当年郑氏在园中精心培植的名贵水仙及其他花卉草木均为马所食，满园狼藉。侯方域在回顾东园变迁之时，一种世事沧桑之叹油然而生，如果回忆就此结束，那这篇短文不过就是文人在回想往事时的感伤之语罢了。但是侯方域接着对明朝末年频发的灾异现象进行了了形而上的思考，他认为像明末诸如凤凰现、黄河清，太庙血，孝陵红、黑二鬼互博等等妖祥之兆的出现与家国江山并无关联，而世人往往目之为亡国之兆，并因此惶惶不安。对此，侯方域认为只有“君子惟修德而不怠焉，则吉者不足喜，凶者不足惧也。”

对于故园的凭吊，与其说是在凭吊幼时玩乐之地的消失，毋宁说是在对亡明连接的那段历史作一次充满感伤气息的回顾。侯方域在历史动荡中所失去的，正是旧日生活的全部，又岂是一园一地而已。废园常是繁盛之遗迹，是曾经有过的浮华、富庶生活的见证，更是荒烟与废墟中的历史事件与人生故事，是士大夫命运变迁的证明。故国、故园、故旧，都是士大夫抚今追昔的记忆碎片，而一时凭吊追怀之作，往往以这类内容作为言语叙述的材料，在清初，故园成为凭吊故国的文化符号之一，而这正是侯方域描绘三易其主的郑氏东园的精神内涵。

而侯方域其余几篇记叙园楼题材的文章，如《云起楼记》、《重修白云寺碑记》等亦表达了类似的哲学思考，而这类以园林易主或物是人非为内容的题材，表现了板荡之际造成的人事荒芜，并由此引发了有如侯方域这类士大夫的禾黍离离之感。侯方域看着郑氏东园的易主，不可避免地想到了一个王朝的倾覆，以及一代士人包括他在内无可挽回的命运。而这一时期园林普遍的荒芜或是易主现象均在士人内心激荡起一种易代独有的悲戚，吴应箕感慨“十年之间，主半非其旧”；“已更数主，园之存废不可问矣”[2]而方以智于骚乱后返回故里安徽桐城，亦见“入城怆然，瓦砾遍地”，园林则“薪毁半尽”[3]。陈维崧在晚年亦一再描绘金陵城池的破败，他记录自己在父亲陈贞慧去世后，多次故地重游，“而风景顿殊，人琴都异畴昔；板桥、鸣珂诸巷，荒烟蔓草，零落不堪”[4]。而在序吴应箕《留都闻见录》时，他说：“自癸酉迄今，已阅四十余年”，“余尝孑身独游，彷徨冶城、桃叶间，欲问儿时巷陌，往往迷不得其处，所云成贤街旧宅，已转徙数易主，其他宋氏园亭、邹氏阁子，及鹫峰诸旧寓，尽灭没荒烟断霭中，惝惘至不可问；盖人世沧桑，而岁月之不足供把玩也遂如此。”[4]

在明清之际，像侯方域等士大夫对园林、楼阁的废弃或易主有着普遍的关注和特殊的感受，并对人工建筑的残破和自然景观的萧条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描绘，这正显示了士大夫人生理想和生活世界的脆弱、易碎，反映了古人对于人生倏忽、祸福难料的认知。而中国古代的人工建筑往往以木质结构为主，经历战乱后的破坏程度就相当严重，或是倒塌、或是焚毁，总是很难保持一种恒久的状态，也许这正是中国建筑美学所追求的残缺之美，而不强留一种永恒，这与其他文化是不一样的，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指出的：“文艺复兴以后欧洲较大的城市都以砖石构筑，给人以坚不可摧之感，而大多数情况下，中国的城镇并非如此。”[5]而中国园林这种难以长存的建筑材料，恰好为王朝鼎革的历史增添了一抹沉重的悲凉，而士大夫对此沧桑变化的情绪化、个人化的描述更是加重了板荡之际的人事悲哀，这正是如同《郑氏东园记》一类散文所想要表达的士人情怀。

二、对友朋的悼念或追

侯方域因“见于天下兴亡盛衰之故”，遂生“友朋生死聚散之感”[6]，对世事的感叹是他悼念亡友，追思故人的主要原因。通过侯方域此类文字的叙述中，后人能够更深刻地了解到明清鼎革之际，士大夫阶层生存境况之艰难，以及其时汉族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刚强意志和民族气节。

在《吴伯裔伯胤传》[6]中，侯方域首先描绘了吴氏兄弟的性格特征：“伯裔为人沉练英博，慷慨负大志。……伯胤风流文雅”，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兄长吴伯裔性格的描述：“尝简忽其时人，人以此惮焉；其实怜才好奖引文士，见人有一言善者，未尝忘也。”这段文字不由得让人联想起后学对侯方域为人的评价：“方域生于贵胄，负高才重望，有不可一世之意；然人有一善，即在孤寒，未尝不奖激推引，与之均礼。”（田兰芳《侯朝宗先生传》）。二人为人何其相似，世人以为高傲简慢，不敢结交，不知其惜才重礼之本心。故世之论人，往往流于表面，而侯方域与吴伯裔论交，实出于彼此了解，才能成为惺惺相惜的知己。

传文中对于崇祯十五年李自成屠归德的史实并未进行正面描述，但通过其中只言片语的侧面描写亦可想见当时情境。吴伯裔在崇祯三年举孝廉，而吴伯裔虽屡次未第，兄弟二人皆是才智之士，“（伯裔）为文章原本经术，归于大家。……（伯胤）制作温湛，悉中矩度，皆不及用，以城破死。”而侯方域当时亦身处险境，后幸得家中亲友搭救，才逃离商丘，流亡江南，因此他并未目睹友人罹难场面，而是转述目击者之语：“城破时，见两贼以伯胤为官，系而牵之，伯胤抗声言：‘奴乃以我为官，我即非官，岂从汝贼耶！’二贼更嬉笑谐谑，疾驱之去。”于其寥寥数语可以想知其时农民军占领商丘后，当地士绅命运的惨烈。

侯方域与吴氏兄弟少年论交，侯、吴两家又有世谊，侯方域曾在早年所作《赠吴征君丈人》[7]一诗中，言及两家的深厚交情，以及与伯裔、伯胤兄弟少年时期在祖父侯执蒲的训导下一同读书东园的情景，“清流遭禁锢，破格独规随”，侯方域对吴父亦很是尊敬，以父辈视之。而在悼念亡友时，侯方域选取了吴父的一个片段，侧面表现了战争给故友及其家庭带来的毁灭性摧残：“而其父年七十余，两目皆盲，顾独在。贼去后，伯裔妇程氏，尝使人伪为裔、胤状，立于父前，父辄以手摩之而喜；既乃审其妄，坐土坑上，搏膺而呼曰：‘裔、胤皆何往乎？老人安归乎！’哭大痛而无泪，不绝声三日，亦死，程氏自乞木为棺而葬之。”在这一段叙述中，贤惠的媳妇编造了一个善良的谎言，程氏青年丧夫本已是悲恸欲绝，却仍须强忍伤痛安慰公公；而吴父哀恸至极，已是哭而无泪，对于这个双目已盲的垂暮老人，儿子的丧生无疑给了他致命的打击，三日后，便撒手人寰，而家中财物则被农民军洗劫一空，程氏只得“乞木为棺而葬之”。商丘当地诸如此类的乡绅家宅遭到劫掠，士绅惨遭杀害的事例在郑廉的《豫变纪略》中有详细记载，而侯方域以悼念亡友的方式对于这段残酷历史作了短暂回顾，虽名为传记，实为悼亡，可谓字字血泪。

在《徐作霖张渭传》[6]中，侯方域同样记述了崇祯十五年壬午李自成屠商丘的史实，“宋城破，作霖不知所终”。侯方域虽未直言好友徐作霖的罹难，但他凭借对其为人品性的深刻了解，断言：“作霖死矣！作霖慷慨意气丈夫也，乌能郁郁溷迫胁乎，作霖必死矣！”而在展现张渭的死状时，侯方域却将场面描绘得极其残酷：“而张渭当城破时，贼以刀斫之，颐张且断矣，渭犹右手洒其髯之血，而以折臂手自承其颐，徐不行，口呐呐骂不止，又一贼从后至，斫以刀，乃仆而死。”这种对比性的描写恰是突出了徐作霖、张渭二人平素的性情差异，徐作霖有隽才，实为外表谦和，内心刚烈的温润君子，在记叙他的遇难时，侯方域也注意做出了相应的含蓄处理。而张渭则一贯有狂生之名，“张渭者，慕徐渭之为人，因名渭；自谓狂生，人亦狂之，……渭须绕其面，发毵毵然，又骑马折其左臂，常蜷曲，类世之儿童戏绘以为冥官像者；短舌无正音，醉后谈天下事则衮衮不倦。”因而侯方域在叙述张渭的死难场景时，亦注意突出他桀骜不驯、刚强不屈的性格，同时又注意表现了他在气质上与其精神偶像徐渭的相似之处。

而在《任源邃传》[6]中，侯方域以极为凌厉的笔触充满激情地叙述了清兵南下，血洗江南诸城的那段历史。顺治二年乙酉之变后，南明弘光朝灭亡，很多士大夫匿于太湖附近，纷纷举兵抗击满清的侵略，任源邃正是在顺治三年举事反清失败后惨遭杀害，年仅二十五岁。侯方域在传文中再现了其壮烈的人生，“任源邃者，宜兴之鄙人也”，鄙人，即郊野之人，侯方域在此特别强调了任源邃并非故明旧吏，而是在野的一介布衣，由此不难联想到当时顾炎武等志士高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像王铎、冯铨等很多久享皇恩的明朝旧臣纷纷投降的时候，汉族文人的气节并没有丧失，而是在这些布衣之士身上得到了彰显，因此侯方域不由得慨叹：“故明养士三百年，或得其报或否，岂在贵贱哉！”

而文中更是对当时手握重兵的江北四镇率先倒戈的史实进行了揭露：“时江北四大藩镇，其三解甲降，二藩更随豫王为前导；江南将相握兵者，亦或窜或降”。实际上，当时除了江北藩镇投降外，清兵遭到了来自江南广大地主士绅的负隅抵抗，例如“江阴尉阎应元独固守城八十日，不屈死”。因江南诸多明朝官僚死守城池而遭到满清血腥镇压，致使屠城的惨剧屡屡发生，这些殉城死节的官僚，在当时得到了极高的道德评价。然而对于这类死节之士，现在看来，应该有着更为细化的具体分析，如果身为布衣，像任源邃那样，坚持民族气节，捍卫国家领土，自是不愧于故明三百年养士之恩；而如果身为驻城守备，则不能一概而论，故明官僚的殉城可以是个人行为，但是不能将这种士大夫的道德要求强加在满城百姓身上，那样不仅违反人性，更是间接的谋杀行为，更不用说一些官僚眼看守城无果，率先纵火烧城，或是屠戮平民。然而在面对描绘这段历史的各种材料时，人们往往会被一种崇高的道德感所刺激，在诸多的节烈行径前丧失了冷静的思考和独立的判断。而侯方域这篇传记散文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揭示了一种普通士人身上宝贵的民族气节，尽管晚明士林出现整体阶层素质的下滑，但在任源邃等人身上却仍然有着不可磨灭的民族魂魄与文人精神，这也正是华夏文化最终不会在异族政权的铁蹄下卑躬屈膝的根源，而在明遗民身上这种光辉得以继续闪耀。

在《祭吴次尾文》[6]中，侯方域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明末士大夫的精神与气节：“明三百年，独养此士！”“士”作为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其内在的高贵与尊荣并不在于官职的高低、身份的贵贱，而在于士大夫们“读万卷书，识一字‘是’”，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对于个人行为能作出“惟其是者而为之，而非者不为”的判断，而吴次尾则正可谓是明季士大夫的代表。侯方域这篇祭文与之前传记文中大多淡定从容的叙述不同，他在文中时而叹息“呜呼！次尾死矣”；时而又言：“余蚤决次尾之死，而次尾果死矣！”时而又怀疑：“不知吾友之云亡也”；然后又自我否定：“今次尾竟不见，而独见定生！呜呼！次尾果死矣！”之后又因梦中依稀见故人，而再次怀疑：“然则次尾又未必死也”；继而又确定：“呜呼！今而后吾次尾果死矣。”情绪在三地回环往复，难以自持。最终侯方域以虽死犹生来总结吴次尾的精神永存：“次尾果死，次尾何憝？次尾果死，次尾固在！”

侯方域在文中回忆了与吴次尾、陈贞慧昔日同游白门，诗文唱酬的往昔欢乐：“忆我三人，共学石城，尝更高歌，声满帝京”，同时又记述了当年共遭杀身之祸的艰难：“又同时而几杀身乎大铖与士英”，三人可谓是“盖安乐与患难，固无一之弗并。”由于白昼里与陈定生话叙往昔，有太多美好、快乐和心酸、丰富的回忆，思及三人之中惟余二人，“因与定生痛哭失声，君岂闻之耶？”不知吴次尾在天之灵能否感应，而夜间故人魂魄即入梦来，“是夜梦君握余手，曲叙平生，欢笑异常”，恍惚间挚友音容宛在，“而次尾笑者，盖梦中犹不屑为儿女子之态”，吴次尾平生姿态、气节栩栩如生。侯方域自述很早就听说了吴次尾的死讯，但一直不愿意作文以悼，似心存侥幸，“以未悉授命时本末，恐万一乱真，失吴次尾”，这种犹疑心态正表现出侯方域对友人命运的不敢相信、不忍相信和不愿相信。在陈贞慧的转述下，吴次尾慷慨赴死的凛然正气跃然于侯方域笔下：“次尾战败，危坐正冠，徐起败故君，辞先人，引颈就刃，意气弥振。”如果说侯方域在其议论文中展现了晚明士人好为大言，关心家国天下大事，好谈兵论政的特质，那么在其追思、缅怀故友的散文中，则表现出一种鼎革之际的士人在历经沧桑后，回首往事时情不自禁的酸楚以及对己身命运的无可奈何。

对比以上几篇作品俱是悼怀、追思亡友之作，而《送何子归金陵序》[6]虽为与生者之间的对话，但其中同样透露出沉重的风烟飘散之感。侯方域自述撰文原因：“又尝与何子少同学，中同患难，今又幸存而两相遇，其可以无言哉！”之后他追述了昔日江南文社活跃，士人奔竞的繁盛历史：“中原、秦、晋之间，虽有盗贼之警，而江南太平富庶；朝廷之上，虽门户角立，渐有党锢之祸，而其公卿之贤而爱名者，皆愿求天下清流之士，引以自助；天下之士，亦莫不砥砺节行，唱和声气，相聚于丰镐旧京之地，以文学为贽，而修同人之业。”当其时也，侯方域、何次德皆是意气正锐的少年之时，“又习见天下无事，以为海内同志之士，或出或处，可以岁月相见，虽离别归其乡土，必不至遂契阔阻绝”，何曾有丝毫别离的愁绪，更“未尝有蹙蹙靡骋之思，怅怅可怜之状也。”

但不料崇祯十五年，在李自成破商丘一役中，诸多好友徐作霖、吴伯裔、吴伯胤等皆被难。而后弘光元年，阮大铖等大兴党狱，昔日同人四处避难，九死一生，而何次德入左良玉幕府，侯方域入史可法幕府，才得以幸免。而乙酉之变后，天下鼎革，“同人或散或死，无一存者”。侯方域在文中这样来表现幸存者寥寥无几的萧条景象：“余再至金陵，尝晨起跨一蹇驴，访问故旧，尽日而归。”昔日好友如吴次尾壮烈牺牲，陈子龙投水而亡，方密之四处游方，江南过去那种才俊云集，复社同人众多的盛况已然飘忽湮灭了。逝者永远静默了，而生者面对此情此景，又当如何自处？最后，侯方域在文末隐晦地揭示了当时故明士大夫在新朝不得不面对的艰难处境：“何子有管、乐才，宜出为世用；然十年以来，犹以布衣奔走周道，此其故何欤？”他并没有给出答案，也许这种彼此心知肚明的事实本就用不着回答，联系起在《与吴骏公书》中侯方域对于吴伟业的劝诫之辞，“然时一念之，逢萌、梅福，不过如此。不然则怨猿鹤而负松桂，北山咫尺耳！”[6]这种不需要回答的提问，正是因为侯方域、何次德等故明士大夫都有深切感受，对于现实处境了然于心。

[1]孔尚任.桃花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2]吴应箕.留都闻见录[M].贵池先哲遗书，1920年刊本.

[3]方以智.方子流寓草[M].明末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

[4]陈维崧.湖海楼全集[M].乾隆乙卯浩然堂刊本.

[5]（美）史景迁著，温恰溢译.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M].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

[6]侯方域.壮悔堂文集[M].四部备要集部，上海：中华书局,1921.

[7]侯方域.四忆堂诗集[M].四部备要集部，上海：中华书局，1921.

责任编辑：马黎丽

Analysis on Personal Feelings of Intellectuals from Hou Fang Yu’s“Zhuang HuiTang Anthology”

MING Yue-xi
（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Gui zhou 550025,China）

Hou Fangyu was a famous intellectual who witnessed some significant events and experienced in the whole period of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In some articles,Hou Fangyu described something about that the garden was destroyed,or the owner was changed in the latter half of“Zhuang Hui Tang Anthology”.Furthermore,he deeply missed his old friend,mourned the dead.From these articles,readers can watch not only learn about intellectuals’personal feelings and hard living conditions,but also explore their sense ofsocial responsibilityand cultural psychology.

Hou Fangyu;the transitional period between Mingand Qing;

1009—0673（2016）02—0042—05

I206.2

A

2016—02—05

贵州省社科规划项目资助（NO.13GZQN02）。

明月熙（1980—），女，四川合江人，贵州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古典文学、明清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