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良

任何事情讲究一个缘分，读书、研究、写作也是如此。只有结了缘，才能心无旁骛，甚至一往情深，沉潜于书海，乐在其中。我之研究历史，研究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就是这样一种心境，更有这样一种心得。

我之关注明代士大夫群体，正式的研究成果当从《论晚明的士大夫》（《齐鲁学刊》1991年）一文的刊发算起。若论对此问题开始感兴趣的源头，则可追溯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当时因阅读谢国桢先生《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突然对明末清初文人士大夫的结社产生好奇，于是广泛浏览史籍，以《复社的起源及其流变》为题，做了一篇本科毕业论文，于1984年正式提交。

因关注士人所组织的文社，我转而将研究的视野拓展到整个古代历史时期的结社与结会，最终写成《中国的社与会》一书。自读了亭林《生员论》三篇以后，更是觉得明代秀才阶层的社会活动乃至与地方社会的关系，理应加以系统的梳理。机缘巧合，自1998年获得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我就以明代生员群体为题，费时三年余，写成《明代生员研究》这篇博士论文，于2001年正式提交。后又将其改名为《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于2005年正式出版。

此后，我对明代士大夫群体的关注一直未歇，且深感如果想对明代士大夫有一个整体的观感乃至深度的了解，必须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之中。偶然间，读到明人夏鍭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学者有三证，必有一要。三证，取予、去就、死生。一要，诚善是也。”这一番言论，令我茅塞顿开，仿佛间找到了解开走进明代士大夫心扉的钥匙。于是，以此说为起点，开始对明代士大夫的精神加以系统的考察，积十余年的研究之功，终成《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一书。

士大夫是一个知识群体，他们是知识的占有者。若是走进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我们不难发现，在明代的士大夫群体中，有的还在坚守传统的道德与精神，矢志不渝，甚至不乏有人成为殉道者；有的面对社会的变迁，物欲的横流，不免显得彷徨；而有的则迎合时代潮流，不再固守传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进而引领时代精神。与之相应，再来看明代士大夫的个人生活乃至私德，有的依然故我，坚守“孔颜之乐”，不为物欲所动，显得有些古板甚或道貌岸然，不过这也是他们的真性情；有的犹犹豫豫，既想恪守一贯的道德准则，却又不免对新生活心生羡慕之意，戴着一顶假帽子活着；有的则干脆抛弃旧的生活准则，充分享受物质所带来的快乐，生活总是那样活泼泼的。如此种种，足以证明明代士大夫的精神多姿多彩，且呈一种“多样化”的风貌。写作此书，旨在通过明代士大夫生活的“活力”，进而揭示明代士大夫精神世界的“多样性”。

拙著的创新，窃以为有以下两点：

一是观点的创新。在书中，我通过自己的深入考察，提出了明代士大夫精神史存在着两大内在转向：一是求真务实精神的崛起。明代中期以后，士大夫群体中开始流行“认真”或“实心”任事的精神。这不仅仅是对孟子大丈夫人格的一种继承，其实更是对当时士大夫中所普遍盛行的“偷安苟延”士风的一种反动。二是从重德轻才向重才轻德的转变，而后转为德才合一。德才之辨，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古老命题。就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而论，同样不得不面对这一命题。尽管明代的士大夫仍然承袭宋儒之论，倡导重德轻才，“内多而外少”，且就明代士大夫的行为而言，亦不乏德才两分的现象，但至少有如下两大转向值得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亦即从重德轻才向重才轻德的转变，以及从重才轻德向德才合一的转变。由此而来者，则是儒家“内圣外王”之说的复兴，以及理学向原始儒学的回归。

二是研究方法与视角的创新。我之写作《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一书，显然受到了“新文化史”研究思潮的影响。这一点不必讳言。对个体或群体人物精神世界的考察，若是仅仅局限于个体有限的成长历程及其精神生活，显然会失之偏颇。就此而论，若是从精神史研究的角度着眼，对个体或群体人物的精神世界加以探讨，则可以避免诸如此类的偏弊。

清人钱泳将明代士大夫的习气概括为下面两点：一为“以直声廷杖”，二为“以书画名家”。此说虽不全面，卻大致道出了明代士大夫精神的主要内容。所谓“以直声廷杖”，尽管体现了明代士大夫的尚直之风，并在人格追求上具有刚的一面相，但若按照传统的观念，显然亦反映了明代士大夫具有一种“戾气”。所谓“以书画名家”，无疑是就明代士大夫的业余精神而言，且与六朝士大夫与宋代苏轼一类的士大夫颇有渊源关系。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不但丰富多彩，而且别具一格。然若细究之，明代士大夫的精神，更是渊源有自。追溯其较早的源头，则为直接先秦时期的孟子，稍后者则与魏晋风度、宋代苏轼之学大有传承关系。“明学”作为“宋学”的继承者，并称“宋明理学”。明代的士大夫理应属于隋唐以后新型的士大夫，然就明代士大夫极度追求“清议”，且具个性解放的特点来说，其精神世界则又是六朝士大夫的直接继承者。

拙著最大的特点，就是从君子、小人之辨，出处、仕隐的困惑，忠孝节义的两难困境，生与死的抉择，雅俗之辨及其互动等多个视角，通过思想与社会交互为用的研究方法，亦即从历史与社会的脉络中去阐释明代士大夫的知识与行动。这无疑与以往的研究过于偏向“观念史”不同，而是希望在政治史、教育史、地域研究等领域的相互关联之下，重新诠释明代思想史的实际动态。这是一种精神史的研究，其目的在于考察士大夫的精神与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

金代诗人元好问有诗句云：“鸳鸯绣出从人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这是一句好诗。前一句之义我赞同，后一句之义则不敢苟同。古人著书，怀抱藏诸名山、传之久远之旨。著书犹如女子绣花，藏诸名山大可不必，过分追求悬肆而售，也不合情理。好的作品，如同绣出的好鸳鸯，终究还是需要供人阅读与欣赏。拙著的写作乃至刊行，其最终的目的还是在于供人阅读甚至批评指正，若是能对读者有所启迪，则更是意外之喜。

当然，阅读拙著的关键一点，更需要回到历史的现场，以平恕的态度与明代士大夫对话。唯有如此，才能对明代士大夫的彷徨乃至抉择时的两难心境持一种同情的态度，避免轻遽议论古人的不当做法。

（作者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