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晓婷

(厦门理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4)



医疗产品的公益性及实现方式

韩晓婷

(厦门理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4)

明确医疗产品公益性的基本内涵，是提升我国医疗公益性水平的基础性工作。经济学视角下，公益性具有外在性及社会福利两层含义。狭义医疗产品的公益性更多与社会福利相关，而市场效率则是实现公益性的基础。医疗产品公益性实现的难点，在于平衡市场性与公益性之间的关系，由此确立如下悖论式命题：一方面，市场性(供给效率)需要由政府以外部矫正的方式予以创造；另一方面，医疗产品的公益性则必须以市场机制为其实现途径。

医疗产品；公益性；社会福利；非匀质性

在我国新一轮医疗改革方案的设计与实施中，公益性被为作为核心原则加以确立，并通过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的方式予以保障落实。但随着政府投入逐年增加，居民就医条件虽然得到一定改善，但居民个人实际医疗负担并未减轻，药品价格虚高、大医院人满为患、医患矛盾突出等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改观。目前，学术界对公益性概念的界定较为模糊，相关文献大多仅依据字面含义把公益性简单解释为公共利益。医疗产品公益性研究范畴主要集中于公益性的表现形式、评价指标及评价标准等方面。目前，学术界对公益性概念的界定较为模糊，相关文献大多仅依据字面含义把公益性简单解释为公共利益。医疗产品公益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益性的表现形式、评价指标及评价标准等方面。周金玲[1]从公共财政、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以及解决医疗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角度解析了公益性具体表现形式；陈刚[2]从公益性、可及性评价标准角度探讨医疗公益性与可及性的实现问题。医疗产品兼具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双重属性，增加了公益性在实现方式及路径选择上的复杂性。本文以公益性基本内涵为切入点，结合医疗产品性质，诠释医疗产品公益性的基本内容及具体要求，以此为依据，分析实现医疗产品公益性的理论及现实困境，并提出相关主体选择及制度安排，以明确市场在医疗产品公益性实现中的重要作用。

一、关于公益性的经济学诠释

虽然经济学不否认公益性的存在及其具有的实际作用，但在严格意义上，公益性不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并没有关于公益性的独立词条。在现有文献中，关于公益性的论述多见于政治学以及伦理学的研究之中。《现代汉语词典》中，公益被解释为“公共的利益(多指卫生，救济等群众福利事业)”。相应的，公益组织则被界定为从事慈善、救济等非营利性活动的机构，公益事业则被用来指称那些具有社会效益、能为社会公众共享或带来福利的行为和活动。基于对公益内涵的以上理解，经济学视角下的公益性可区分为两个层次的内容：产品或服务的外在性以及社会的公共福利。

外在性可分为正外在性和负外在性。文献[3]对外在性与公益性的关系做出如下解释：正外在性是“公益”，负外在性是“公害”。减少“公害”也构成“公益”。换言之，有益的外部影响(包括增加正外在性以及减少负外在性)都属于“公益”，公益性涵盖外在性中具有积极影响部分的内容。存在外在性的情况下，市场价格不反映生产的边际社会成本，市场经济不能靠自身达到有效率的状态，即帕累托最优。

公共福利亦即是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经济学研究中经常称之为社会福利。社会福利最大化是福利经济学的重要研究目标，它建立在个人福利分析基础之上，并以基数或序数效用论为研究方法，对各类经济、社会状态进行评价。

外在性与公共福利共同构成了公益性的基本内涵。在强调社会收益的领域，例如维护公共安全、公共卫生、传染病、地方性重大疾病防控等，公益性等同外部性；而在另一些领域，例如以社会保险、收入补贴、直接服务等方式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的活动中，公益性显然具有公共福利的性质。二者的内涵虽然各有偏重，却不乏紧密联系。外部性必须有正的或负的福祉意义[4]99。外部性对个人效用函数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存在正外部性的情况下，个人福利与他人福利呈现出同向扩大的趋势，即公共福利是增加的；存在负外部性的情况下，个人福利与他人福利反向作用，公共福利水平取决于主流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福利标准。

二、医疗产品公益性的基本内涵

医疗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医疗，是由社会构建的医疗服务体系，包括社区医疗、疾病控制、预防免疫、公共卫生、健康教育、妇幼保健以及由医院提供的临床医疗服务等，其中的疾病控制、预防免疫、公共卫生、健康教育等属于公共产品范畴；狭义的医疗，指的是消费者需要付费的、由医院提供的包括妇幼保健以及依附医院系统的社区医疗或服务等，这类产品属于经营型准公共产品[5]。如果不做具体说明，本文以下讨论的医疗产品主要指狭义医疗或服务类产品。

就自然属性来看，医疗兼具排他的技术可行性与消费的非匀质性特征。传统经济学研究把排他或非排他性被作为判断产品类别的重要依据之一。准确的说，排他抑或非排他是一种事物存在状态，它取决于产品消费的利益目标与排他技术难度之间的耦合程度[5]。医疗产品排他技术简单易行，供给主体可以简单的通过付费、限制消费等形式，把消费者排除在产品消费之外，这一性质与私人产品完全一致。所谓的消费非匀质性指在既定的时空条件下，不同消费者对某类产品的消费在质和量上不具备均等性，也就是说，在同类产品的消费中，一些消费者消费产品的品质或数量往往会优于或多于另一些消费者[5]。以非匀质性为依据，个人医疗消费效用函数可表述为：U=U(q,m)。q为医疗消费数量，m代表医疗质量水平*医疗质量可简单理解为医疗水平。可通过医院等级、就医条件、医疗设备先进性、从业人员学历与经验、疾病治愈率、治疗周期等指标进行判断。在效用函数中，假设质量是外生给定的，是被消费群认可的，能够观察并进行判断，可以用实数描述。。不同消费者，不同病症，m与q可能不尽相同，即使是相同的病症，人们在不同时点、地点，m与q也可能不同。私人产品也普遍具有消费的非匀质性特征。

医疗产品的公益性源自于其社会属性。首先，医疗行为从产生之初的一对一的私人行为关系，发展到以医患关系为核心的社会性事业，“仁爱”“无私”“救死扶伤”“人道主义”等伦理道德要求贯穿始终。医疗产品的公益性要求，伴随着人类社会理性程度和文明水平的提升而不断强化，并由医疗机构或医生的内在自发行为，逐渐转变为社会或政府的自觉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医疗产品的排他性被人为弱化，其性质由私人产品向准公共产品过渡；其次，从应然权利向法定权利，从被动公权介入到主动建立社会医疗福利纲领*联合国大会在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1965年通过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1979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8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等文件中都提出了保障公民健康权的基本纲领。，医疗作为一种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被不断确认并得以延伸。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权获取维持其健康和生命所需的基本医疗服务。谁付费谁消费谁受益的私人产品消费模式，如果被完全照搬于医疗领域，即仅以收入高低、付费多少作为决定人们消费产品数量及质量的唯一条件，显然是忽视或违背了社会成员中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进而形成突破社会公平底线的可能性。由此，医疗产品的社会属性使由自然属性决定的私人产品消费特征被弱化，医疗的“公益性”被确认并得以强化。

以公益性基本内容为依据，医疗产品的公益性也可从外在性以及社会福利角度进行解释。首先，医疗消费具有正外在性，这是医疗公益性的客观基础。在理论上，因消费产生的“效用水平”的变化与正外在性的界限并不清晰，人们消费一定数量的商品或服务，在自己获得愉悦与满足的同时，究竟对他人产生多少影响，并没有一个明确或具体的评判标准。但是，以下几点是非常明确的：第一，外在性使受影响一方的效用水平发生变化；第二，外在性仅指附带性的影响，而不是主要的或故意的影响[6]；第三，外在性仅指那些没有支付的利益或损害[4]99。依据上述三条标准，医疗产品的外在性可大致概括为消费者的外在性、医疗机构的外在性、医疗制度的外在性三种情况：其一，人们购买医疗产品或服务的初衷在于治愈身体的疾患。随着治疗过程的展开，患者在病情得以减轻或治愈的同时，其因身体病患而产生的或绝望或恐惧或消沉的负面情绪也随之转向正面的、向上的、积极的生活态度，这种因病情转变而带来的情绪变化，自然将病患对其包括他家人在内的周边群体所承受的诸如病患家属与朋友付出精力、时间、金钱等等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进而改变和提高了此类人群的效用水平；其二，医疗机构在提供和实施服务的过程中将产生医疗专业知识的“外溢效应”，虽然消费者或病患因自身的原因，获取“外溢效应”的程度不尽相同，但以下的这种可能性却一定存在：一部分患者可以将所获取的“外溢效应”即医疗专业知识用于之后某些疾病的预防和简单处理上，从而为节约社会医疗资源和个人医疗成本提供了可能性；其三，医疗制度的外部性，指的是对医疗的“制度性成本”节约。医疗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是一个利益选择和配置不断的试错过程。这一过程既与各主体的利益直接相关，也会产生外溢效应。

外在性对个体的影响属于不可控变量，而影响个人效用水平主要为一些可控变量，这些可控变量通过效用函数影响公共福利，对公益性目标产生实质性的作用。如上所述，非匀质性特征决定了个人医疗消费效用函数包含产品数量和质量两个决定性的可控变量。除此之外，考虑到现实情况，医疗对于个体生命、健康的价值是任何产品无法替代的，人们可能会付出较高的代价去换取所需医疗服务，以延续生命或维持健康，即使有时并不情愿。这种情况发生时，相对于人们的支付能力，医疗费用的高低则成为影响医疗消费效用水平的又一重要因素。考虑到人们收入水平不同，对等量财富评价也不尽相同，效用函数中与医疗费用相关的自变量可界定为比例函数形式。以r表示医疗支付后可支配收入剩余，以e代表个人未进行医疗支付前可支配收入总额，令s=r/e，代表医疗支付后的收入剩余在个人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得到新的医疗消费效用函数：U=U(q,m,s)，表示个人效用受医疗消费数量、质量以及支付能力的影响。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模型为：maxU(q,m,s)，pq+r=e，s=r/e，s≤1，其中p为医疗产品价格。s取值区间的确定主要根据医疗消费的实际情况而得。如果借钱支付医疗费用，s<0；如果为免费医疗，则会出现s=1；正常情况是0

三、医疗产品公益性实现的理论及现实困境

就广义医疗产品而言，例如疾病控制、预防免疫、公共卫生、健康教育等，由于具有较强的外部性，无论是出于对市场失灵的规避，抑或基于最优供给原则的成本——收益分析，经济理论已充分说明了政府作为供给主体的必要性。即便出于效率的考虑，政府的参与模式或有不同，但由于“灯塔效应”的存在，政府在这类纯公共产品中供给主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狭义医疗是本文讨论的重点，相对于广义医疗，狭义医疗产品外部性并不显著，普通疾病的治愈对他人的影响微乎其微，加之医疗知识的专业性，人们难以在少数的诊疗经历中获得全面的医疗经验。所以，仅以外部性为依据讨论政府参与医疗产品及服务供给的必要性显然是缺乏依据的。

狭义医疗的公益性更多与社会福利相关。社会福利主要受资源配置效率制约，市场竞争越是充分，越可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完全竞争市场被认为是最有效率的市场、也是最可能实现福利最大化的市场。然而，市场以承认或激发个人利益动机为前提，市场在获得资源配置高效率的同时，市场将它的前提作为结果不断地“复制”并放大出来。与这种前提为结果、结果为前提的循环往复过程相伴随的，是社会主体之间利益差别的不断扩大。如果没有外部的干预或规制，以追逐个人利益为动机的经济主体，势必将“内部成本外部化”，以便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由此产生社会收益水平的持续下降。不仅如此，由于现实中存在着一些难以避免的摩擦，例如经济主体由于对状态判断的不确定性，抑或是维持现状的“惯性”，又或者是环境、制度、文化等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的均衡多样性，分配公平问题则成为影响社会福利水平的第二要素。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越是公平的分配制度，越能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由此，医疗福利水平的提升一方面需要以效率为前提让社会公众享有充足数量、较高品质、价格低廉的医疗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需兼顾社会公平，不仅要规避医疗供给主体的逐利行为对消费者利益的损害，更要关注不同群体医疗可及性问题，尽可能减低社会福利损失。

依据上述对医疗公益性实现路径的分析，可做出以下逻辑推演：医疗公益性水平高低主要取决于社会福利水平，而社会福利受制于市场效率，同时必须兼顾社会公平。由此，问题又绕回到人类社会的一对基本矛盾——效率与公平的对立统一关系上来，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成为实现医疗公益性的核心。具体到实际操作层面，体现在市场性与公益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公益性以市场效率为前提，但市场性过大，会削弱医疗产品的公益性，引发诸多社会矛盾，社会公平问题突出；若单纯强调公益性，则会抑制医疗产品的市场性，损害效率，最终影响社会公益性水平的维持和提高。因上述异质性产生的不确定性所致，医疗产品的供给与需求问题成为市场经济中的难点问题。各国国情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决定了不确定性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美国医疗服务体系以市场为主导，全国有74.2%的医院为私立机构，其中非营利性机构占八成[7]。美国医疗机构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手段，医院管理专业性较高。但看病贵、政府开支居高不下、医保覆盖面低、医疗服务高投入低产出等问题一直是困扰美国医疗的重要难题。英国实行的是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公立医疗系统各类服务涵盖了英国95%以上居民，公立医院的医疗消费占全国医疗消费总量的比重超过80%，英国人为这一制度引以为傲。但政府高昂的医疗开销、有限的医疗服务供给规模以及低效率的医疗服务，使英国全民医疗服务体系近些年渐渐步入死胡同。加拿大是又一个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保健的国家，居民加入医疗保险，看病、诊疗、化验、透视、手术、住院都可享受免费服务。但由此带来的医疗开支暴涨、医疗设备落后、供需矛盾突出、患者候诊时间长也是加拿大近些年无法绕开的顽疾。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医疗体制中存在着“看病难”“看病贵”、医患矛盾突出，医疗公益性淡化等问题，由此，2009年我国启动了新一轮医改，政府逐年加大了医疗投入，政府支出在医疗总费用中的占比从2008年的24.7%上升至2013年的30.1%[8]91，同期，政府医疗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5.74%上升至6.83%，实际金额从3 593.94亿元上升至2013年的9 545.81亿元，增幅达到165.61%[8]94。政府投入的逐年递增促进了基层医疗服务的改善，据中国医学科学院最新发布的权威报告指出，截止至2014年底，77.2%的居民认为与5年前相比，家人在就医方便程度方面得到大幅改善或有所改善。报告同时指出，现期居民医疗满意度为76.5%[9]，远高于五年前广州地区第四次医疗卫生服务调查40.5%的满意度水平[10]。但是，政府的巨大医疗投入并没有减轻我国个人医疗负担，虽然我国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由2008年的40.4%下降到2013年的33.9%，但个人实际支出却由2008年的5 875.86亿元上升至2013年的10 729.34亿元，上升幅度达到82.6%[9]。而新医改五年报告中涉及的医疗满意度调查指标，更多涉及的是就诊环境、候诊时间、医生态度、医疗纠纷处理情况等非核心问题，大医院人满为患、医患矛盾突出、药价居高不下、医疗费用高涨等实质问题并没有根本性改观。由此，新医改蓝皮书(2014)指出，五年来，新增投入的大部分被浪费掉，投入产出比很低，甚至有网友据此发表文章，称新医改失败，政府大量投入打了水漂[11]。上述观点是否成立还值得商榷，但就我国医疗市场现状而言，虽然我国新医改加大了政府投入，实现了全民医保，但医疗“公益性”并没有显著提高，即在人们享有的医疗服务数量、质量以及价格水平方面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上述医疗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障碍以及不尽如人意之处，充分说明医疗体制设计及公益性实现的复杂性。

四、医疗产品公益性实现的主体选择及制度安排

以产品性质为依据，实现医疗产品公益性，要求权衡市场与政府在医疗产品供给领域的功能与作用。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受产品性质的制约，其在医疗供给领域作用范围都是有限的。理顺二者关系，并以此为依据在制度上做出合理安排，对于实现医疗产品公益性至关重要。

首先，医疗产品的非匀质性特征以及排他的技术可行性，使医疗的市场供给成为可能，越是竞争充分的市场机制越能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而由产品社会属性决定的医疗产品消费的价格粘滞现象，使市场竞争对资源配置的优化作用被抑制。所谓价格粘滞，即价格不随供需变化而变化，受某种外部条件的影响，市场交换无法自动形成均衡价格，市场不能出清。出于公益性考虑，政府往往通过最高限价的方式，使产品定价低于均衡价格，由此导致市场无法提供充足数量的产品。不仅如此，医疗市场具有显著的信息不对称性，消费者能够获取的最佳供给者的信息是有限的、不完全的。在既不了解自身病情，对医生的相关信息又知之甚少的条件下，尽可能选择地处中心城市、等级较高的大型医院，自然成为患者选择优质医疗资源的最佳替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是优质资源，市场价格越高，而政府出于公益性考虑对现有医疗服务价格的限制，导致这些优质资源不能用价格机制得到自动调节，供给不足。除总量资源供给短缺外，我国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消费吸纳明显不足是医疗消费粘滞性的又一体现。

其次，从一般产业发展规律来看，“公益性”的强弱与政府投入资源数量密切相关。对于路灯铺设、义务教育等外部性较强的公共产品，政府资金投入越多，产品排他强度越低，公益性也越强。但英国、加拿大以及我国新医改中面临的种种问题，恰恰说明仅靠增加政府投入、依托政府管理的公共产品的公益性实现路径在医疗产品领域是难以被复制的。究其原因，其一在于，医疗产品消费非匀质性特征以及人们的非餍足性行为特征使人们在面临较低医疗成本的情况下极易产生过度消费行为，加之人们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对病情、所需医疗资源的不确定性，假设获取成本较低，人们实际获得的医疗资源必然要多于其实际所需的医疗资源，资源浪费不可避免*在免费医疗的刺激下，过度占有医疗服务的倾向不可避免。在陕西神木医改中，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在定点医院，有病的住不进去，治好了的不出院；小病非要住院看的比比皆是。(详情参见:陕西神木免费医疗现状:医院疲惫不堪，政府尴尬不已[N].京华时报，2009-05-18.)，还有医疗资源供给的稀缺性，这种过度消费行为必然侵占医疗可及性较低群体的利益，福利损失不可避免；其二，政府价格矫正力度与财政投入强度呈现出同向变动关系，如果政府价格矫正力度过大，医疗产品和服务价格低于成本，外部新增投资者不会进入，供给规模能否扩大，完全依赖于政府投入的财政规模的大小，一方面政府要承担起产品成本线之下的企业亏损，又要负担起扩大产品供给规模的责任，政府财政负担日益沉重；其三，在市场多变、需求复杂的前提下，无论政府或管理部门多么高明，采用何种先进的技术手段，也难以核算出一个能够反映平均水平的产品成本线，即便能够核算出成本线，企业仍然可以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或以虚报、谎报的方式抬高成本，增加与政府谈判的筹码。因此，排斥市场机制的单方面矫正，必然产生以下结果：或者企业因动力机制被完全抑制而陷入“X-非效率”，向社会提供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产品以满足需求，将成为政府和企业无法解决的难题；或者企业的利益动力机制以扭曲的形式展开，在企业与政府的多重博弈中，财政资金的实际绩效被大大地削弱。不言而喻，其中的任何一种结果，都将导致政府财政不堪重负，并影响社会成员的公共福利水平。

依据以上论述，两个“悖论式”的命题得以确立：其一，医疗产品的市场性(供给效率)，是由政府以外部矫正的方式予以创造的；其二，医疗产品的公益性，必须以市场机制为其实现形式。

命题一的含义：由粘滞性特征引致的医疗产品资源配置中优质资源供给不足与一般性资源部分闲置相并存的难题，需要通过政府以外部矫正的方式予以克服或缓解。比如，构筑必要的行业进入壁垒，是“公立医院”即由政府通过财政补贴予以维持的医疗机构必须承担的一个重要功能。公立医院及其运营，通常被看作政府实现和维持医疗产品公益性的主要手段，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公立医院存在的必要性还在于，它是外部资源进入的必要壁垒。当公立医院以较低的价格，向消费者提供规范和相对优质的医疗服务时，客观上自然形成了一种“过滤”效应：只有在品质上优于或至少与现有存量资源相等同的外部资源，才有进入医疗行业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新增资源必须以更为规范、更加优质、更具特色的医疗产品或服务，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这方面，由王永庆先生投资、即将开业的厦门长庚医院，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但是，人们也容易产生认识上的误区，以为这种“过滤”效应完全可以被政府的主观选择所替代。。如果能够创造这种“过滤”效应并让其持续释放，可以预见，在医疗资源的配置上，将逐步形成一个以公立医院为底、其他经济形式为中高层的“金字塔”型结构*从这个角度看，在医疗、教育资源的配置中，如果仍然要维持经济结构上的“主”“辅”关系，那么，其他经济形式应该是一种必要的、高端补充，而不是像通常认识的那样，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低端的补充。，这种结构有助于产业层面上供给效率的提高。除了创造和发挥这种“过滤”效应之外，在提升医疗资源配置效率方面，还需要政府必要的制度设计与安排，比如实行“初诊制”“复诊制”等，也是缓解优质资源供给不足与一般性资源部分闲置相并存难题的现实选择。

命题二的含义：由政府通过财政补贴予以维持的公立机构或公营企业在运营中存在的诸如动力机制扭曲或“X-非效率”等问题，只有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与其他经济形式的竞争中予以缓解或克服。政府设立和维持公立机构或公营企业的初衷，是为了保证准公共产品公益性的实现。但是，对于公立机构或公营企业固有的、并最终影响社会成员公共福利水平的诸多弊端，政府能够选择的治理手段极其有限，获取的实际绩效甚微。已有的实践证明，纵向隶属的行政监管往往适得其反，不仅不能缓解或克服已有的弊端，而且会产生新的问题，比如强化公立机构或公营企业的垄断性，或将其经营与管理推向形式化和泡沫化。市场机制是化解或克服公立机构或公营企业一些固有弊端的最有效的手段。在上述的“金字塔”型结构中，各种经济形式的机构或企业各有所长，民营或其他非公经济形式的机构或企业以更为优质、更具特色，同时也可能是以较高的价格向社会提供准公共产品，在满足高收入消费者多元化需求的同时，对公立机构或公营企业形成竞争压力*厦门长庚医院的进入，对于厦门乃至闽南地区医疗市场的正向效应是十分明显的。据了解，获知厦门长庚医院即将进入的确切信息后，厦门一些知名医院不约而同地加大了人才引进的力度。依据实际生活经验，一些大医院的服务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促进后者改善服务质量，提升经营管理水平。而公立机构或公营企业也会以较低的价格、规范和优质的产品，对其他经济形式的机构或企业形成压力，迫使后者的产品价格保持在一个相对的水平上。不同经济形式之间围绕着产品质量和价格而产生的竞争，将给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者带来消费者剩余，进而推动社会成员公共福利水平的不断提升。

五、结语

对于医疗产品公益性内涵及实现方式的探讨，对于提升我国医疗公益水平，促进新医改方案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医疗产品公益性具有外在性以及社会福利两层含义，公益性水平高低主要取决于社会福利，社会福利则主要受制于市场效率，同时必须考虑社会成员公平问题。但是，医疗产品自身存在的价格粘滞、信息不对称、消费非匀质性等消费特征以及政府供给能力、效率等方面的限制，使市场抑或政府都无法成为医疗产品公益性实现的唯一选择。由此本文确立两个“悖论式”的命题，旨在强调市场在医疗产品公益性实现中的重要作用，以期为我国新医改下一步方案的制订与实施提出指导性建议。

[1]周金玲.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解析[J].卫生经济研究，2008(7)：3-5.

[2]陈刚.公益性、可及性的效率基础与医疗体制选择[J].生产力研究，2015(1)：98-101.

[3]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彼得·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3[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1 120-1 121.

[4]黄有光.福祉经济学：一个趋于更全面分析的尝试[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5]陈其林，韩晓婷.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定义、分类依据及其类别[J].经济学家，2010(7)：13-21.

[6]MASHAN E J.The postwar literature on externalities：an interpretative essay[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71(9)：1-28.

[7]李红梅.美国：健康产业成“老大”，医院以私立医院为主[N/OL].人民日报，2015-01-19[2016-06-16].http://health.people.com.cn/n/2015/0119/c14739-26406868.html.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4[J].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5.

[9]佚名.中国医学科学院发布新医改五年报告[EB/OL].(2015-07-22)[2016-06-16].http://news.bioon.com/article/6671487.html.

[10]陈辉，郭梅美.广州六成人有病不去就医[N].羊城晚报，2009-02-20(A06).

[11]赛柏蓝.政府巨额投入打水漂，新医改失败？[EB/OL].(2014-12-09)[2016-06-16].http://news.bioon.com/trends/607171.shtml.

(责任编辑宋静)

Medical Products:Public Benefit and Benefits Realization

HAN Xiaoting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Xia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Xiamen 361024,China)

Understanding the attribute of non-profitable public benefit of medical products is a foundation step to promote the level of non-profitable service and public welfare of medicine in China. In economics,public benefit can be interpreted in externalities and social welfare.In a narrow sense it is more relevant to social welfare and market efficiency is the foundation to realize public benefit of medicine.The difficulty in realizing public benefit of medical products lies in balancing market profit gaining and public benefit giving. Market profit gaining or supply efficiency of medical products requires government external adjustment to produce, and public benefit of medical products needs market mechanism to bring its realization.

medical products;public benefit;social welfare;non-homogeneous

2016-07-05

2016-07-25

厦门理工学院社会科学研究项目(YSK10007R)

韩晓婷(1979-)，女，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E-mail：xthan@xmut.edu.cn

F062.6

A

1673-4432(2016)04-004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