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光一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美学产业视域中的宋代文学审美俗趣

尚光一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宋代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扩大，带来了文化消费的繁荣，也引发了美学产业的勃兴。美学产业是推动宋代文学审美俗趣凸显的关键性力量。宋代的诗、词、话本、戏曲等典型文学形态，都受到了美学产业深刻而强烈的影响。唱词业催化出“商品词”，“商品词”是主要体现市民阶层审美趣味、具有商品属性、在市场上用于商业活动的词作，包括民间词和部分文人词，呈现出俗趣凸显的美学特征；书坊出版业深刻影响了宋诗，对宋诗所呈现的审美俗趣产生了直接的、关键的影响；在演剧业激励下，宋戏曲呈现出民间性、娱乐性、通俗性的审美趣味；说书业决定了宋话本思想上的娱乐取向、内容上的以俗为美和语言上的通俗易懂。

宋代；美学产业；文学；审美俗趣

天道往复，世事沧桑。经历了唐末五代的动荡，宋代再次打通了经济繁荣的航道，发达的商品经济成为宋代社会最鲜明的表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毫不避讳地称赞道：“宋代社会生产迅猛发展，其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的发展水平，大大超过唐朝，成为战国秦汉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高峰期。”[1]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宋代文化逐渐兴盛起来，其中诗、词、话本、戏曲等典型文学形态的繁荣，使宋代社会鲜明地呈现出审美俗趣凸显的时代特征。

一、宋代美学产业的崛起

宋代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城市的崛起，而城市的崛起又强化了市民生活的富足与惬意，正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昭告世界的口号所宣称的那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借助词人柳永的笔触所及，宋代城市的繁华可窥一斑，当时的汴梁是“庆佳节，当三五。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燃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迎新春》)；杭州是“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望海潮》)；苏州是“吴会风流。人烟好，高下水际山头。瑶台峰厥，依约蓬丘。万井千闾富庶，雄压十三州。触处青娥画舸，红粉朱楼”(《瑞鹧鸪》)；成都是“地胜异、锦里风流，蚕市繁华，簇簇歌台舞榭。雅俗多游赏，轻裘俊、靓妆艳冶”(《一寸金》)。城市的富足和市民阶层的扩大，必然带来对文化消费的旺盛需求，美学产业就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勃然而兴。

不过迄今为止，在文艺研究领域，论者往往仅从宋词、宋诗、宋话本、宋戏曲等文艺形式本身的审美风格入手研究，即使偶而涉及社会现象分析，如谢桃坊《宋代瓦市伎艺与市民文学的兴起》[2]等，也缺少明确的产业视角来审视宋代审美趣味的流变。另一方面，从文化产业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来看，胡惠林《文化产业与管理》专门指出：“说唱、杂耍、大众文化、乐坊、‘勾栏瓦肆’的出现标志着在中国的宋朝，娱乐表演业就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成熟和繁荣的程度”[3]，傅才武[4]的《文化市场演进与文化产业发展》、张廷兴[5]的《中国文化产业概论》、宋学清[6]的《文化产业研究》等著作也持类似观点，都认为产业发展对宋代审美影响深远。李康化[7]在《文化市场与营销变革》一书中更是明确提出要关注“宋代文化产业”的论点。不过，这些成果仅提及产业发展是宋代审美趣味形成的原因，却未能深入系统研究，也未能从宋代唱词业、出版业、演剧业、说书业等文化现象中提炼出美学产业这一针对性视角进行深度透析。

鉴于社会现实和产业特质，美学产业可界定为以市民阶层的文化诉求为核心，以市场化运营为手段，通过多种载体和形式提供产品或服务、以满足审美娱乐消费需求的产业。在宋代，其囊括了唱词业、出版业、演剧业、说书业等不同门类。美学产业的特点在于以产业发展作为途径，来满足受众在物质层面得到满足后日益增长的审美娱乐需求，它整合了与审美娱乐有关的产业，是基于美学诉求的“交集”产业，本质上是文化产业的一个分支。通过对宋词、宋诗、宋戏曲、宋话本四种典型文学形式的审视，可以清晰梳理出美学产业影响宋代文学审美趣味的脉络。

二、唱词业催化下的“商品词”

宋词是词艺术的发展高峰。《中国文学史》指出：“繁华的都市生活，滋生了各类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说话、杂剧、影剧、傀儡戏、诸宫调等艺术迅速兴起和发展，而词则成为宋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学样式。”[8]12同时，宋代唱词业十分发达，唱词表演和消费广泛存在于茶馆、酒肆、妓院和勾栏瓦肆等商业性场所，不仅职业唱词人数众多，而且分布范围很广，并带动了茶水售卖、酒类销售、旅游休闲等相关行业的发展。可以说，词的创作表演与唱词业有着紧密的联系。以往对宋词的研究往往侧重于文人词，然而文人词并不能代表词的全貌。文人词之外，还存在着众多词作。尤其是，如果将宋词放在美学产业的视野中进行观照，文人词显然无法揭示宋词发展的时代特质。

众所周知，宋代文人词的发展既是一个“诗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雅化”的过程。因为受着强大的“诗文化”的熏陶，文人群体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将一切韵文归揽为“诗”。早期的文人词，如李白、白居易、张志和的词作，都自觉不自觉地用文人的话语来仿效民间的词调，在词中蕴含了文人的思想情趣。宋代文人更是常将诗的创作规范嫁接到词的创作之中，从而实现词的“诗化”。同时，又往往用作诗的话语体系来作词，从而实现词的“雅化”。不过，这些文人词一般并不适合民间演唱，尤其不适合商业演出，难以参与市场消费。张炎《词源》曾提到：“昔人咏节序，不惟不多，付之歌喉者，类是率俗，不过为应时纳枯之声耳。……岂如周美成《解语花》赋元夕，不独措辞精粹，且观时序风物之盛，人家宴乐之同，则绝无歌者。”[9]反映出文人词由于缺少适应商业演出的审美特质，难以参与市场上的消费活动。沈义父《乐府指迷》站在文人的审美立场上说道：“前辈好词甚多，往往不协律腔。如秦楼楚馆所歌之词，多是教坊乐工及市井做赚人所作，只缘音律不差，故多唱之。求其下语用字，全不可读。其至咏月却说雨，咏春却说秋，如《花心动》一词，人目之为一年景。又一词之中，颠倒重复，如《曲游春》之‘脸薄难藏泪’，过云‘哭得浑无气力’，结又云‘满袖啼红’，如此甚多，乃大病也。”[10]虽然沈义父是站在批判立场上来看待市场上流行的词作，但也反映出文人词因为无法满足大众审美需求而被市场无情抛弃的现实。就美学产业而言，一首词在市场上要获得听众认可，必须反映主要目标受众——市民阶层的自身生活，体现市民阶层的情感需求和审美追求。一般文人词由于不适合商业演出、不具商品属性，被排斥在美学产业之外，而不讲究措辞雅致和结构精妙，但贴近市民生活、俚俗风趣、追求柔美听觉效果的词作反而能够在市场上广泛流行。

不过，并非所有宋代文人皆抛弃了词本身“俗”的底色，例如欧阳修、柳永和周邦彦的一些词作。这些词作无论在创作时是否以商业演出为目的，从传播路径来看，演唱这些词主要是唱词业的商业行为，因而这些词具有了商品属性。其中，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但一生也写了许多体现市民阶层审美趣味的“俗”词，流行于勾栏瓦肆、茶楼酒馆，深得歌女们的欢迎并成为她们的谋生的重要资源，例如《长相思》：

花似伊，柳似伊，花柳青春人别离，低头双泪垂。

长江东，长江西，两岸鸳鸯两处飞，相逢知几时？

这首《长相思》，写一位女子怀念远人，全词以“愁”写“爱”，用浅易的语言、和谐的音律，展现出不同于一般文人词的直白通俗的特点。

柳永词多是为歌妓而填，以供她们在娱乐场所演唱，在审美趣味上更为刻意地迎合大众口味，许多词作也都是唱词业中经常被点唱的流行词作。例如《迷仙引》：

才过笄年，初绾云鬟，便学歌舞。席上尊前，王孙随分相许。

算等闲、酬一笑，便千金慵觑。常只恐、容易舜华偷换，光阴虚度。

已受君恩顾。好与花为主。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

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

可以看出，与欧词相比，柳词更为通俗。这首词就是用直抒胸臆的手法摹拟一个妙龄歌妓的口吻，道出她厌倦风尘、追求真爱的内心世界，鲜明地体现出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

周邦彦的部分作品也由于符合大众审美趣味而流行于娱乐场所，其中《意难忘》一词流传最广，直到南宋末年还有歌妓演唱：

衣染莺黄。爱停歌驻拍，劝酒持觞。低鬟蝉影动，私语口脂香。

檐露滴，竹风凉。拚剧饮淋浪。夜渐深，笼灯就月，子细端相。

知音见说无双。解移宫换羽，未怕周郎。

长颦知有恨，贪耍不成妆。些个事，恼人肠。

试说与何妨。又恐伊、寻消问息，瘦减容光。

《意难忘》诉说了一位歌妓的情怀，清人沈谦在《填词杂说》中称此词“极狎昵之情”。从审美风格上看，这首词主要靠动作与心理描写来表现情感，语言坦率直白、不加掩饰，与那些精工典雅、含蓄隽永的一般文人词截然不同，满足市民审美趣味的指向跃然纸上。

从上述词作可以看出，其蕴含着与一般文人词所不同的“俗趣”，而这正是其流行于勾栏瓦肆、茶坊酒楼的原因所在。同时，宋代文人词之外还存在着众多民间词作。基于市场特质分析，宋代民间词主要用于唱词业的商业演出，是市场上的流行商品，例如无名氏的《阮郎归》：

及妆时结薄衫儿。蒙金艾虎儿。画罗领抹缬裙儿。盆莲小景儿。

香袋子，搐钱儿。胸前一对儿。绣帘妆罢出来时。问人宜不宜。

这首《阮郎归》极力刻画女子的打扮举止，浸透着亲昵爱怜之情，其审美趣味更是与注重典雅蕴藉的一般文人词大相径庭、泾渭分明。然而，这类民间词由于贴合以市民为主的消费者的口味，占据了唱词市场上的重要地位，和部分文人词一样，其有着自身的商品性。

可以说，无论民间词或者以柳永词为代表的部分文人词在创作时是否以商业演出为目的，从传播路径来看，这些词作主要满足了唱词业的需求，具有了鲜明的商品属性。基于美学产业进行厘析，这些主要体现市民阶层审美趣味、具有商品属性、在市场上用于商业活动的词作就是“商品词”，它是宋词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市场密切相关，呈现出俗趣凸显的美学特征。

三、书坊出版业影响下的宋诗

宋代，全国各地的图书出版业十分兴盛，已初具规模。当时所出版的图书，内容涵盖了儒家经典、佛教文献、道教学说、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农业、诗词、小说、历史、文集等类型。特别是，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和活字印刷术的推广，民营出版机构——书坊迅速发展起来。并且，许多书坊形成了囊括编辑、出版、发行等环节的完整产业链条。除编刻功能外，书坊由于兼具发行销售的功能，是刻书兼卖书的坊店综合体，因而也被称作书肆、书铺、书堂、书馆、书籍铺、经籍铺等。随着书坊出版业的繁荣，杭州、成都、建安逐渐成为了刻书和书籍交易的中心。

作为宋代图书出版业的主力，书坊在当时演化出较为成熟的运营模式，例如临安睦亲坊陈起父子书籍铺、建安余氏刻书世家等都有很高的知名度，是有着良好市场信誉的品牌出版机构。据记载，北宋首都汴梁，其市区遍布书坊，尤其宫城附近及城东北、东南主要街道集中了大量书坊。据《东京梦华录》卷三《寺东门街巷》载，相国寺东门大街“皆是幞头、腰带、书籍、冠朵铺席”。南宋首都临安也是如此，据统计，南宋临安的书坊多达16家，并多在市区繁华地段，如睦亲坊陈起父子书籍铺、沈二郎经坊、俞宅书塾等，其中睦亲坊陈起父子书籍铺在50年间几乎刻遍了唐宋文人的诗文集，是市场上口碑良好的精品。

基于美学产业的视角进行审视，与官刻和私刻出版机构刻印诗歌时侧重宏大叙事和艺术品质不同，书坊刻印诗歌重在追求经济效益，对宋诗所呈现的审美俗趣有着直接影响。自古以来，市民阶层对于儒家经典、学术著述、科举读物等往往兴趣淡漠，其阅读诗歌更多是出于娱乐消遣的需求。基于这一考量，宋代书坊出版业倾向于刻印描写日常生活、语言平易通俗、适合大众口味的诗作，因而对诗歌审美俗趣的凸显产生了直接的、关键的影响。经检索统计，书坊所出版的宋诗，美学风格大都呈现出浅显明了、日常化、世俗化的特点，例如下面描写日常生活场景的诗句：

雨中奔走十来程，风卷云开陡顿晴。

双燕引雏花下教，一鸣唤妇树梢鸣。

烟江远认帆墙影，山舍微闻机杼声。

最爱水边数株柳，翠条浓处两三莺。

——赵汝燧:《途中》，见《野谷诗稿》卷六

陇首多逢采桑女，荆钗蓬鬓短青裙。

斋钟断寺鸡鸣午，吟杖穿山犬吠云。

避石牛从斜路走，作陂水自半溪分。

农家说县催科急，留我茅檐看引文。

——赵汝燧：《陇首》，见《野谷诗稿》卷六

野巫竖石为神像，稚子搓泥作药丸。

柳下两妹争晌路，花边一犬吠征鞍。

——乐雷发：《常宁道中怀许介之》，见《雪肌丛稿》卷三

可以看出，同样是描摹村居生活，书坊所刻印的诗歌，显然不同于士大夫山水诗那样高蹈出世，也不同于文人田园诗那样情调高雅，其中所展现的意象多是村民、樵夫、采桑女的普通生活，氤氲着浓厚俗趣和生活气息。无论是“荆钗蓬鬓短青裙”的采桑女，还是“农家说县催科急”的俗事，通常都不会作为诗歌的素材，更何况“两妹争晌路”“一犬吠征鞍”这样凡俗景象。但是，这些描绘实实在在、普通平常的生活图景的诗作，由于受到市民阶层欢迎，反而成为书坊刻印诗歌时的首选，因此某种程度上革新了诗歌由谁来评、为谁而写的理念。

再如下面这些充满口语的诗句：

路从平去好，事到口开难。——释斯植：《自谓》，见《采芝集》

闲时但觉求人易，险处方知为己深。——施枢：《书事》，见《芸隐倦游稿》

不随不激真吾事，乍佞乍贤皆世情。——赵汝绩：《道中登岭》，见《江湖后集》卷七

惯经世态知时异，拙为身谋惜岁过。——陈必复：《江湖》，见《江湖后集》卷二十三

诗句通俗若此，宛如信口而出，生动反映出书坊选刻诗歌时的美学倾向，也对宋诗审美俗趣凸显产生了直接而微妙的影响。

四、演剧业激励下的宋戏曲

宋戏曲是中国戏曲成熟的标志，而其自身发展与演剧业有着直接关系，正如《戏剧哲学》一书所说：“中国古代戏曲最大特点是：与市场的紧密结合……传统的中国戏剧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中国的市场戏剧史。”[11]在宋代，随着经济繁荣、坊市合一和宵禁废弛，民众的审美娱乐需求不断增强。特别是，市民作为城市社会主体，有着旺盛的观剧需求，构成了演剧业的主要观众群。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汴梁观剧的场面非常壮观：“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教坊、钧容直，每遇旬休安乐，亦许人观看。每遇内宴前一月，教坊内勾集弟子小儿，习队舞，作乐杂剧节次。”(卷五《京瓦伎艺》)宋戏曲是宋代演剧业的演出内容，涵盖了滑稽戏、参军戏、乐曲、歌舞、杂戏、小说、傀儡、影戏等百戏，其中主要是杂剧和南戏。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指出：“宋元之际，始有南曲、北曲之分，此二者亦综合宋代各种乐曲而为之也。”[12]但无论何种形式，在美学产业规律的深刻影响下，宋戏曲整体上呈现出鲜明的审美俗趣。

首先，演剧业的市场机制决定了宋戏曲的民间性。虽然在宋初，政府沿袭唐代传统，设立了宫廷演出机构——教坊，其演出费用主要由政府负担，讲究演出的仪式性和内容的颂扬性，但整体上宋戏曲演出遵循演剧业的规律，其审美风格由作为消费主体的市民阶层决定，呈现出了强烈的民间特色。特别是，宋代城市中，勾栏瓦肆是宋戏曲最主要的演出市场，几乎每天都有宋戏曲在勾栏瓦肆上演，有着一整套比较成熟的市场机制。北宋时，勾栏瓦肆遍布首都汴梁，据《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巷》载：“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南宋时，首都临安的勾栏瓦肆的规模比北宋汴梁更大，据《西湖老人繁胜录·瓦舍》、《梦梁录》卷十九《瓦舍》、《武林旧事》卷六《瓦子勾栏》等文献记载，临安有大小瓦肆33座，而其中仅北瓦肆一处，就有勾栏13座。瓦肆中的勾栏为宋戏曲的具体演出场地，由戏台、戏房(后台)、神楼、腰棚(看席)构成，观众入场时要收入场费，有着成熟的运营模式。并且，勾栏瓦肆注重广告宣传，例如张贴各种演出海报，称为“花招儿”或“招子”，其上写着演员的名字。另外，勾栏瓦肆还很可能在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据考证，当时除了有官方邸报，还有私家小报，主要登载一些新闻、广告等，颇受欢迎，有诗称：“门前卖报走如水。”[13]总之，宋戏曲演出的市场机制决定了其要符合市民阶层的审美要求，因此上演的剧目更多地满足了市民的口味，彰显出宋戏曲的民间性。

其次，创作演出者的功利目的凸显了宋戏曲的娱乐性。宋戏曲的创作者由民间艺人、书会才人和士大夫构成。士大夫为宫廷教坊写剧本主要是出于兴趣，书会才人和民间艺人才是宋戏曲创作的主体。书会才人是宋代的职业写手，以编写话本、戏曲等为生。民间艺人和书会才人编写宋戏曲主要是为了谋生这一功利目的，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无关。对他们而言，只有所写的戏曲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演出后受到欢迎，才会得到经济利益，其个人生存与事业发展也才能得到保障。因此，他们在创作之初就主动迎合大众口味，导致宋戏曲的剧本天然具有娱乐性。同时，宋代还出现了职业演出者，他们把宋戏曲演出作为职业，表演就是为了生存与发展。例如《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所列出的专业杂剧演员，无论是李霜涯、李大官人、叶庚，还是周竹窗、平江周二郎、贾廿二郎，他们之所以投身演剧业，无非是为了个人生存发展的功利目的。随着市场发展，他们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更导致其极力迎合观众的娱乐休闲需求，如当时“般杂剧：杖头傀儡任小三，每日五更头回小杂剧，差晚看不及矣。”(《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一些职业演出者，更是通过增强宋戏曲的娱乐性，长期占据勾栏，甚至扬名四海，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例如《东京梦华录》卷七《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提及的丁都赛，即是当时的宋戏曲明星。

最后，观众的审美素质决定了宋戏曲的通俗性。任何一种有偿的文化娱乐服务，其审美趣味都受到消费者的决定性影响，宋戏曲也不例外。对宋戏曲而言，其观众主要是市民阶层。基于“眼球经济”的规律，为了吸引观众，宋戏曲在内容上必须体现他们的思想、感情、愿望和理想，演出内容要重点描述其生活和感情，这就要求其在审美追求上体现“通俗”的特征。具体来说，一方面，为了满足市民阶层的审美需要，宋戏曲的主人公主要是手工业者、商人、小贩、下层妇女、游民等，如宋杂剧《眼药酸》《柳毅大圣乐》《裴航相遇乐》《相如文君》《三京下书》《杨饭》《四偌少年游》中的主人公。另一方面，宋戏曲的题材也几乎都为爱情、伦理及人生的悲欢离合，与市民阶层的生活息息相关，如南戏《王焕》和《乐昌分镜》。《王焕》(又名《风流王焕贺怜怜》)写王焕与妓女贺怜怜倾心相爱，虽经磨难、终究团圆的故事，《乐昌分镜》(又名《乐昌公主破镜重圆》)写乐昌公主与丈夫徐德言因战乱离散、后破镜重圆的故事，都与市民阶层生活相关，呈现出明显的通俗性。

五、说书业孵育下的宋话本

宋代，以市民阶层为主要听众的说书业应运而生，并逐渐繁荣起来。《中国文学史》指出：“宋代的‘说话’，上承唐代‘说话’而来。又因城市经济的繁荣、瓦舍勾栏的设立、说话艺人的增多、市井听众的捧场，民间说话呈现出职业化与商业化的特点”[8]258。甚至有观点认为：“在新兴的、基本上是为市民阶层服务的宋代民间伎艺中，‘说话’是最有影响的一种。”[14]在宋代说书业中，大量的职业说书人——“说话人”以勾栏瓦肆为家、以口头文学为职业，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商业演出中胜出，努力提高着自己的学识、修养和技艺，促进了宋代说书业的繁荣。据《西湖老人繁胜录·瓦市》载，当时著名的说书艺人有蔡和、李公佐、史惠英和小张四郎，尤其是小张四郎是北瓦独家专聘的说书艺人，“一世只在北瓦，占一座勾栏说话，不曾去别瓦作场。”

说书业的发展和繁荣直接促进了宋代白话小说——宋话本的产生。《中国古代文学史》认为：“宋代小说无疑以‘话本’的成就最高。‘话本’即说书艺人演出的底本。”[15]据罗烨《醉翁谈录》统计，宋代话本有一百五十种左右，现在保存下来的不过五分之一。但是，宋话本奠定了白话小说的发展基础，在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如鲁迅先生所说：“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16]基于美学产业的视角来看，宋话本与文人创作、上层赏玩的文学形式不同，其体现着说书业的发展要求，远离了文人的审美情趣，凸显出“俗”的美学特色。

首先，宋代说书业天然决定了宋话本思想上的娱乐取向。宋话本主要是作为说话人的底本，其审美趣味天然受到了说书业的影响。无论是《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等“平话”话本，还是《错斩崔宁》《碾玉观音》等“小说”话本，写作目的都是为了在说话时吸引听众，满足听众的娱乐需求，因而话本本身天然具有娱乐特质。虽然，一些宋话本也强调自身的教化意义，往往在篇尾由作者出面总括全文大旨，对听众进行劝诫，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教育意义，例如《志诚张主管》在篇尾附了一首七言诗：“谁不贪财不爱淫？始终难染正人心。少年得似张主管，鬼祸人非两不侵”，就结合故事情节表达了劝善之意。但是，这些话本强调教化并不违背其自身的娱乐取向，只不过寓教于乐而已。同时，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自身发展，说书艺人和书会才人等创作者更是将娱乐性作为自觉追求的审美理念。

其次，宋代说书业对大众的迎合导致了宋话本内容上的以俗为美。“说话”作为依附于说书业的大众艺术，说话人为了自身发展，尤其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在说话过程中自然会主动迎合以市民阶层为主的消费者的审美趣味，因而市民阶层秉持的“以俗为美”的审美趣味就决定了宋话本内容上的美学特征，产生了《碾玉观音》等众多描绘市民日常生活、反映市民审美趣味的宋话本。

最后，宋代说书业促进了宋话本语言上的通俗易懂。宋话本主要是作为说话人的底本，因此语言受制于说话人的语言风格。基于美学产业考量，无论是在闾巷街头流动表演，还是在勾栏瓦肆定期演出，说话人都是以招揽听众为直接目的，而只有采用便于听众接受理解的明白晓畅、通俗易懂、口语化的风格，说话人才能有收益。可以说，语言的通俗与否，是“说话”在市场上能否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而带来了宋话本语言风格上崇尚通俗易懂的取向。同时，宋代说书业繁荣还促使具有编写话本职能的专业创作组织——书会的产生，例如永嘉书会、九山书会、古杭书会、武林书会、玉京书会、元贞书会、敬先书会等。这些专业创作组织，为适应说书业的要求、保障自身的创作利益，在编写话本时更是积极采用俚词俗语，这进一步促使了宋话本语言上的通俗易懂。

六、结语

考察一个时代文学审美趣味的脉络，只有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民众审美娱乐需求着眼，才能找出其演变的真正原因。就宋代文学而言，美学产业是推动宋代文学审美俗趣凸显的关键性力量，诗、词、话本、戏曲等典型文学形态，都受到了其深刻而强烈的影响。基于美学产业对文学审美趣味进行审视，可以清晰透视出业态发展与美学嬗变之间幽微而深刻的关联。可以说，探析美学产业影响下宋代文学审美俗趣凸显这一历史景观，不仅对宋代美学研究颇有价值，也对当代美学思辨不无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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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三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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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诚)

On the Popular Taste of the Song Literaturefrom the View of Aesthetics Industry

SHANG Guangy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007,China)

The urban prosperity and citizen stratum expansion of the Song Dynasty created booming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an aesthetic industry.The latter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pushing up the popular taste of in aesthetics of the Song Literature,as shown in poetry,lyrics,dramas and collegial stories.The singing industry brought out the commercial Song lyrics,lyrics for the market including some folk lyrics and scholars’ creation,which appealed to the citizen’s taste and had the commercial attributes. The bookshop and publishing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to the Song poetry and a direct impact to the rise of the popular taste to the Song poetry. The flourishing performing industry induced the folk,entertaining and secular features of the dramas in Song,and the story-telling industry decided the trend of the story writing to be entertaining for ideas,secular for contents and easy in language.

Song Dynasty；aesthetic industry；literature；popular aesthetic taste

2016-05-30

2016-08-25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FJ2015C069)；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JAS150207)；福建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项目(MSY201416)；福建师范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I201503028)

尚光一(1983-)，男，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文学与文化产业。E-mail:shangguangyi@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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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4432(2016)04-0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