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8）

满语词汇语义研究评述（1978-2015）

时妍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黑龙江哈尔滨150018）

国内外从事满语研究的专家学者一直致力于满语的词汇语义研究，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果。经过三十余年的探讨，国内的满语词汇语义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注重运用满语词汇研究历史和文化；注重对个别词汇和类别词汇的研究；注重满语与满—通古斯语族内部诸语言及满语和汉语语族、蒙古语族、突厥语族诸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注重满语词汇的应用性研究，如满语文献的翻译、满汉文词典的编纂等。

满语；词汇语义；研究评述

词汇语义学研究兴起于苏俄，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苏俄出版了110多本词汇学和语义学专著，发表了1 600多篇词汇学和语义学论文。欧美人惊叹俄国人在这块天地里发现了这么多新东西。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词汇学在欧美的地位才有所提高。［1］15国内的词汇语义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代表人物和代表作主要有符淮青的《现代汉语词汇》和《词义的分析和描写》、刘叔新的《汉语描写词汇学》、苏新春的《汉语词义学》、张志毅和张庆云合著的 《词汇语义学》《词汇语义学与词典编纂》等。英语的词汇语义学研究代表人物主要有汪榕培，代表著有《英语词汇学教程》等。国内外的满学专家也在一直致力于满语的词汇语义学研究，起步较早，出版的书籍和论文也很多，但是从整体上看，宏观的理论性研究较少，没有建立起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与汉语、英语、日语、俄语、法语的词汇语义学研究相比还很薄弱，不能称为词汇语义学研究，暂且成为满语的词汇语义研究。

国内的满语词汇语义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开设了“满文干部培训班”，解决了满文人才稀缺的问题。自此，我国的满学研究进展可谓是突飞猛进，出现了很多知名的满学研究大家，如王钟翰先生、季永海先生、安双成先生、屈六生先生、刘景宪先生等等，也出版和发表了大量满语文书籍和论文。现如今，北京、新疆、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都有学校开设满文课程，培养了大量满文专业人才。纵观近三十余年的满语词汇语义研究历程，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

一、注重运用满语词汇研究历史和文化

学者们关注清代历史和满族文化的研究，通过研究满语词汇，特别是一些民族文化内涵丰富的词汇（如niru、jušen、booi），结合相关的史料来分析满族的经济形态、政治制度、宗教文化和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等。

例如，王钟翰教授的《清朝满族社会的变迁及其史料》，通过jušen（诸申）与manju（满洲），tokso（农庄）与 booi（包衣），udambi（买）与 uncambi（卖），bithei boo（书房）、baksi（巴克什）与bithesi（笔帖式），han（汗）、beile（贝勒）与wang（王）的语音语义和相关史料来分析满族社会形态的变化问题。［2］王钟翰教授的《释“汗依阿玛”》，通过对“皇父”一词的词义分析来探讨孝庄皇太后是否下嫁给多尔衮这一历史问题。［3］刘小萌的《从满语词汇考察满族早期的经济生活》通过对《清文鉴》中大量飞禽野兽、狩猎工具和动植物形态等词汇的分析，来考察满族早期的渔猎、狩猎、采集和农耕经济生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满族早期的经济状态。［4］刘小萌的《“库图勒”考》，通过对“kutule”一词的词源分析，判断其是满语固有词汇还是蒙古语借词，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来探讨“库图勒”产生的历史根源、社会作用和身份地位的变化。［5］赵志强的《清入关前的烽燧制度及其文化》，通过对 “bang”（梆）、“pan”（云牌）、“derhi”（芦席）、“tu”（旗、纛）、“poo”（炮）、“holdon”（烽火）等满语词汇的语音和语义分析来研究清代的烽燧制度和明代烽燧制度的联系。［6］杜家骥的《从取名看满族入关后之习俗与文化》，通过满族的人名来研究满族的习俗与文化。［7］滕绍箴的《努尔哈赤时期的牛录考》，详细介绍了牛录的来源、发展和词义演变，进而探讨八旗制度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8］周远廉的《从“诸申”身份的变化看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主要探讨“诸申”的含义是如何随满族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发生改变的，进而研究满族入关前的社会性质。［9］庄吉发的《从数目名字的演变看清代满族的汉化》，通过对满族前后两个时期数字和人名的分类和比较来探讨满族逐渐汉化的历史进程。［10］

除此之外，学者们还特别重视满语词汇的文化含义研究。满语里有丰富的雨雪类词汇、狩猎工具词汇、颜色词、地名等等，它们义项不多，但是其民族文化内涵丰富，文化特征明显，属于词汇的文化语义研究。例如，赵阿平的《满族语言与历史文化》和《试论满语语义与文化》，将大量满语词汇按生态环境、物质生活、社会组织、宗教习俗划分为四大类，探讨这些词汇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民族文化特征。［11-12］赵振才的《通古斯—满语与文化》系列文章，通过列举满语词汇来探讨这些词汇的文化特点。［13］赵阿平的《满语语义文化内涵探析》系列文章、《满语中动物词语的文化含义》（上、下），对满语词汇的文化内涵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探讨。［14-15］

二、注重个别词汇和类别词汇的研究

学者们对满语的词汇语义研究开始主要集中在个别词汇上，进而扩大到类别词汇上，这方面的学术成果非常丰富，分类也非常细致。

1.针对满语个别词汇的研究

王钟翰的《三释“阿其那”与“塞思黑”》，从黑图档满文本入手，探讨了“阿其那”和“塞思黑”并不是“狗”和“猪”的意思。［16］沈原的《“阿其那”、“塞思黑”考释》，依据现存的清代满文档案文献，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认为“阿其那”和“塞思黑”各有寓意，不应统统作“恶名”看待。［17］刘厚生的《从〈旧满洲档〉看满语“诸申”（jušen）一词的词义》，探讨了《满文老档》中jušen的语义及嬗变过程，由最原始的 “女真族称”到“女真人的泛称”，最后到八旗牛录统辖下的“属民”。［18］董万仑的《从满文记载看jušen“诸申”的身份与地位》，通过《满洲实录》和《东华录》的相关记载，探讨“诸申”的词义由“女真人泛称”向“属民、部属”演变的历程及原因。［19］杜家骥教授的《清代八旗管领与“辛者库”问题》，着重探讨了“辛者库”（sin jeku）和罪奴的含义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20］李树兰的《满语动词jafambi的词义分析》，以《新满汉大词典》为基础探讨了jafambi的本义、派生义和jafambi的派生词。［21］李书的《谈满语中的be》，举例论述了作为实词的be和作为虚词的be的用法。［22］哈斯巴特尔的 《从满语butambi词源文化看不同民族关系》，探讨了butambi的同源词是怎样从词根buta-发展来的，在此基础上分析狩猎经济对满语词汇的影响。［23］

2.针对满语类别词汇的研究

我国学者针对满语类别词汇的研究分类细致，分析透彻。例如针对《御制清文鉴》《五体清文鉴》等辞书的研究，以及针对满语地名、水域、人名、亲属称谓、数字、颜色词、饮食、封谥词汇的研究都很细致，成绩卓越。

（1）针对辞书、旧清语、新清语的研究

郑天挺教授的《清史语解》，对历史文献中出现的满文官名加以解释，有利于我们正确理解清朝官制中各级官位的具体名称、权限及其发展变化。［24］季永海的《〈大清全书〉研究》，着重探讨了《大清全书》的特点以及作为中国第一部大型的满汉词典，而且由一位汉人完成，缺点在所难免。［25］赵志强的《〈旧清语〉研究——满洲早期的语言与文化》重新解读老满文《无圈点档》，纠正了《加圈点档》《实录》以及《旧清语》中存在的错误；查阅满文《实录》，纠正了《旧清语》所录词语及其释文的错误；对《旧清语》所录词语逐一作了解释，较原书的解释更为详细和深刻。［26］张虹、程大鲲译编、佟永功审订的《乾隆朝“钦定新清语”》系列文章，列举了辽宁省档案馆藏盛京内务府档案中的“钦定新清语”文件110余件，“钦定”的新清语1 700余条，这些“钦定新清语”对我们研究满语文的历史地位及其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7］江桥的《康熙〈御制清文鉴〉选词特点举要》，以《御制清文鉴》中天、时令、地、君、谕旨、设官六部分的选词为例，并且与其他清代满文词典比较，分析其特点。［28］江桥的《“清文鉴”类目名称用语考》，从康熙朝的《御制清文鉴》到乾隆朝的《五体清文鉴》，七种御制“清文鉴”基本上保持了康熙朝的分类体系，但是类目名称用语发生了改变，其变化反映了清代“国语骑射”政策和社会文化的演变。［29］

（2）关于满语地名的词汇语义研究

季永海的《松花江、嫩江、呼兰河考释——与夏家骏同志商榷》，探讨了松花江、嫩江和呼兰河名称的由来，而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和小川裕人的观点有待商榷。［30］黄锡惠的《满语地名与满族文化》，通过满族经济形态、民居建筑、社会结构、宗教信仰等方面地名的分析，探讨满族独特的文化内涵。［31］金美的《满语地名的语义特征》，认为现在的好多汉文满语地名看起来相近，其实语义不同，不是出自同一语源，由于认知主体的认知偏移，导致共时的地名语义与历时的语音形式不匹配，从而造成认知对象和地名语义之间的对应偏移。［32］吴雪娟的《五大连池满语地名考释》，探讨了五大连池火山和五大连池湖泊的词源和语义。［33］李理的《清帝东巡驻跸地方满语地名考略》，将清帝东巡途中驻跸地方的满语地名分为沿用至今的音译满语地名、沿用至今的意译满语地名、音译或者意译后见诸历史文献的满语地名、曾音译为满语后又回汉语的地名、其他史籍无记载的原满语地名五大类。［34］黄锡惠的《清代志书中以动物为名之满语水体考释》系列文章、《文献中以木本植物为名之满语水体续考》系列文章、《文献中与经济生活有关之满语水体考释》系列文章，探讨了清代文献中以动物、植物、经济生活、地名、颜色有关的满语水体问题。［35-37］

（3）关于满语数字的词汇语义研究

奇车山的 《满语数词 “tofohon”及几个数词探析》，将女真语、满语和蒙古语的十一到十九作对比，认为女真语数词在发展中受蒙古语数词的影响，采用借词加固有词的方法。［38］朝格查的《论满族神话中数字“三”的含义》，探讨了数字“三”在天数、年数、人数、动物数等方面的使用与含义，以及数字“三”与某一表示动作行为的词语的共同使用及含义。［39］哈斯巴特尔的《关于阿尔泰诸语数词“一”及其相互关系》，探讨了阿尔泰语系内部满语、蒙古语、突厥语之间关于“一”的词源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40］

（4）关于满语颜色词的语义研究

吴宝柱的《论满语颜色词》，从满语颜色词的结构、词根、词缀和级四个方面揭示满语颜色词的形成、早期社会的色彩结构及文化内涵。［41］赵阿平的《颜色词“白色”的民族文化内涵义》，探讨了满语白色“sanggiyan”的民族内涵，并将满语、女真语、蒙古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朝鲜语以及汉语的“白色”的民族文化内涵进行了比较。［42］贾越的《满语颜色词的词源及文化研究》，对满语颜色词“红”“白”的词源关系、语义来源进行比较，并对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红”和“白”的来源做了词源关系的比较。［43］

（5）关于官职称谓、亲属称谓、姓氏、人名的词汇语义研究

刘小萌的 《八旗户籍中的旗下人诸名称考释》，通过对文献中常见的八旗户籍中的另户、正户、另记档案、开户、户下的考察，来分析旗下人不同的身份、地位以及彼此间的关系。［44］哈申格日乐的《试析满语亲属称谓》，将《五体清文鉴》中的满语亲属称谓分为祖宗亲属称谓、父辈亲属称谓、同辈亲属称谓、子辈亲属称谓和孙辈亲属称谓五种等级，有利于了解满语构词方法和满语构词特征。满语亲属称谓中也出现了许多其他民族语言的词语，反映了满族和蒙古族、汉族之间频繁的民族接触和民族交往。［45］赵志忠的《试析满族亲属称谓》一文，认为满族的亲属称谓比较完整，有元音和谐的特征，也有民族文化特征。［46］爱新觉罗·瀛生的《谈谈满族人的姓名》，从满族的先世、满族共同体入手，认为满族从血缘集团聚居扩大到地缘组织，一直是以血缘群为组成单位，所以满族人称名而不道姓，这是沿袭了女真人的传统习惯。［47］刘小萌的 《清代满人的姓与名》，依据清代官书、契书、碑刻、家谱、私人笔记探讨满人姓氏命名系统及特征，并且认为这些特征的形成与满族传统文化、社会环境、满汉文化之间的交融密切相关。［48］徐凯的《八旗满洲旗分佐领内高丽姓氏》一文，论述了天命、天聪时期高丽43姓融入满洲的法定性，高丽人为清王朝政权的初创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与此同时也完成了自身的满洲化。［49］孙浩洵的《满语官职称谓研究》，探讨了有清一代满语官职称谓的发展过程，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官职称谓反映了满族的生态环境、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民族文化内涵。［50］

（6）关于封谥词语的语义研究

季永海的《清代赐号考释》，对满语、蒙古语、藏语的82个封谥词汇进行了探讨，并对有清一代的“巴图鲁”进行分类，归纳各个阶段巴图鲁赐封的用字特点。［51］程大鲲的《清代宗室亲王之封谥》《清代宗室郡王封谥考》，探讨了清代功封亲王、恩封亲王、世袭亲王，以及郡王的封谥规律、授封情况、清代郡王的谥法。［52-53］郭成康的《清宗室爵号考》，探讨了清代皇族宗室的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入八分和不入八分镇国公，在此基础上归纳出清初宗室爵制的特点。［54］徐广源的《清朝帝后妃谥号浅议》，阐释了清代皇帝、皇后及妃子谥号的概况，并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其用字情况。［55］邹兰欣的《简述满语赐号“巴图鲁”》，将巴图鲁分为单纯的巴图鲁、冠以满语的巴图鲁、冠以汉字的巴图鲁三大类，并分析了赐予巴图鲁封号的原因。［56］

（7）关于满语词汇与萨满教的关系研究

赵阿平的《满—通古斯语言与萨满文化》系列文章，从文化语言学、民俗学的角度探讨了满—通古斯语言与萨满文化的关系、内涵及特征。［57］张殿典的《满语词语与满族萨满教文化关系研究》和《满语熊类词语与萨满教文化关系探析》，从普通的满语词汇和熊类词汇的角度探讨满语词汇与满族萨满教的关系。［58-59］

此外，还有从家谱、饮食、人体词汇等角度探讨满语词汇的语义关系。例如张杰的《满族富察哈拉家谱初探 ——阿城富察哈拉满文家谱研究》，探讨了富察哈拉谱单的形成、谱单家族的历史、谱单人名的阶段性变化、人名语音的变化及原因、谱单人名的用词特征、构词特征及女真语词的遗留和汉语字词的吸纳问题。［60］

总之，关于类别词汇的研究分类很详细，其中包括诸如辞书、地名、人名、姓氏、数字、颜色、官职称谓、亲属称谓、封谥等方面的词汇语义研究。无论对个别词汇的研究还是类别词汇的探讨都有利于我们探讨满语词汇的语义关系，更有助于我们研究满族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以及服饰、饮食、居住、生产、交通、婚丧嫁娶、家庭、家族等礼仪习俗。

三、注重满语与其他语言的比较研究

国内的满语词汇语义研究非常注重满语与满—通古斯语族内部各语言及满语和汉语语族、蒙古语族、突厥语族诸语言间的比较研究。

1.满语和满—通古斯语族内部诸语言的比较研究

满语属于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包括女真语、满语、锡伯语，我国的满—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包括赫哲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

满语与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语言的比较研究包括：满语与女真语的比较研究，例如金啟孮和乌拉熙春的《女真语与满语关系浅议》［61］、穆鸿利的《女真语与满语之比较研究》［62］。满语与锡伯语的比较研究，例如安双成的《锡伯族与满语文》［63］，昌盛的《满语与锡伯语关系刍议》［64］，李树兰、仲谦的《富裕满语和锡伯语》［65］，安俊的《锡伯语言文字乃满语满文的继续》［66］等。

满语与满—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语言的比较研究包括：满语与赫哲语的比较研究：津曲敏郎著、赵阿平译、朝克校的《赫哲语的形态特征与满语的影响》［67］，赵志忠《满语与赫哲语之比较》［68］，赵阿平、郭孟秀、何学娟的《濒危语言：满语赫哲语共时研究》［69］等。满语与鄂伦春语的比较研究，例如季永海的《满语鄂伦春语名词比较研究——兼谈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70］。此外，朝克的《中国满—通古斯诸语对照基础词汇集》［71］具有独到之处和学术价值。

2.满语与汉语语族、蒙古语族诸语言的比较研究

满语与汉语之间的关系研究例如：季永海的《从接触到融合——论满语文的衰落》系列文章、《论汉语中的满语借词》《论满语中的汉语借词》《关于北京旗人话对北京话的影响》［72-75］，赵杰的《论满语中汉语借词的发展》［76］，爱新觉罗·赢生的《满语和汉语的互相影响》［77］，奇车山的《汉语和满语支语言共同词比较研究》［78］，乌日根的《满语借用汉语的方式和方法》［79］，许皓光、刘延新的《汉语中的满语借词概述》［80］，黄锡惠的《汉语东北方言中的满语影响》［81］，陈柏霖的《满语词语在东北方言中的遗留》［82］，刘国石、刘金德的《东北地区汉语中的满语因素》［83］等等。

在我国，蒙古语族包括蒙古语和达斡尔语。满语和蒙古语的比较研究主要有：额尔登泰的《满语中的〈蒙古秘史〉词汇》［84］，巴达荣嘎的《满蒙语的相互影响》［85］，乌日根、索德的《谈满蒙语语音相近词的语义关系》［86］，额尔敦巴根的《满蒙语数词的比较》［87］，斯琴巴特尔的《蒙古语察哈尔土语中的满语借词》［88］，波·索德的《蒙古语科尔沁土语中的满语借词考》《蒙古语巴尔虎土语中的满语借词》［89-90］，孟达来的《从核心关系词的分布看蒙古语和满—通古斯诸语的词汇关系》［91］，高娃的《蒙古语和满语基本颜色词的比较研究》［92］等。满语与达斡尔语之间的比较研究诸如：巴达荣嘎的《达斡尔语、满洲语、蒙古语的关系》［93］，恩和巴图的《〈满达词典〉研究》系列文章［94］，朝克的《达斡尔语中的满—通古斯语借词》［95］，丁石庆的《论达斡尔语中的满语借词》［96］等。

四、注重满语词汇的应用性研究

国内的满语词汇语义研究非常注重其应用性研究，如满语文献的翻译、满汉文词典的编纂等。清朝给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满文资料，这笔丰厚的财富亟待我们去翻译、整理、开发和利用。

关于满语文翻译的研究，例如王钟翰教授的《释“马法”》，通过列举大量史料来辨析“马法”的两个义项——“祖”和“老翁”，从而得出在不同的语言环境里对“马法”的翻译也应该不同。［97］白立元的《满汉词义的对比与翻译》，探讨了满汉语词汇之间的多对一、一对多、一对一和一对零的对应关系，在翻译一对零的情况时可以采取音译、意译、注释译等方法，创造出符合译文语言规范的新译名。［98］黄锡惠的《满语地名翻译的同音异源问题》，讨论了因语音演变而导致不同词源的满语地名共同拥有相同语音形式的情况，可见地名演变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要辩证、全面地对待地名。［99］共由的《满语地名翻译的同音同形异义问题》一文，认为满语地名翻译必须依据地名本身的语音历史变化及流传中的音变、口语与规范语语音差异等多方面因素，慎重考求其词源，在此基础上，还应根据满语地名中广泛存在的同音同形词的异义和词的多义特点，结合地理实体的具体情况，作出符合实际的恰当选择，甄选出“对号入座”的词义，力争使释义有针对性地、准确无误地落实在实处。［100］吴雪娟的《论满文翻译的可译性限度》，从语法的可译性限度和修辞的可译性限度角度探讨满文翻译成汉文时不可能完全一致，且这种可译性限度将长期存在，但是随着译者翻译知识和水平的不断提高，不可译性将大大降低。［101］吴碧宇的《论满语谚语的语用对等翻译》，通过访谈调查的形式从语用对等翻译视角论述了满语谚语的语用对等翻译，认为应该从满汉两种语言的语言共核和文化共核中寻找满语谚语的语用对等翻译，以达到翻译交际的成功。 ［102］

不仅如此，为了研究清代官制和社会组织，一些专业的分类细致的词典也应运而生。例如，1988年刘厚生等编、王钟翰先生审订的《简明满汉辞典》［103］，这是一部中型辞典，全书收录词条16000多条，近50万字，采用满文铅字排印，比较适合满语初学者。1990年，商鸿逵、刘景宪、季永海、徐凯编著的《清史满语辞典》［104］，全书收录词条1400余条，近20万字，主要解释了清代史籍中出现的满名汉字音译的衙署、职官、封爵赐号以及部分地名、部族名等专属词汇，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清代的职官制度，也为研究满族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清史满语辞典》成为分类词典编纂方面的典型代表。1993年，安双成的《满汉大词典》［105］，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全书收录词条5万多条，计190万字，采用满文铅字排印，释文详细准确，例句丰富，内容广泛、全面，是辛亥革命以来第一部大型的综合性的现代辞典。2007年，安双成的《汉满大词典》［106］，共收录字、词、词组、熟语、成语、术语等6万余条，近200万字，填补了清代以来大型汉满辞书的空白，有利于我们研究清史、满族史以及语言学、民族学、方志学、档案学、民俗学、人名学、地名学等学科研究。1994年，胡增益的《新满汉大词典》［107］，是一部运用现代词典学理论和方法编写的满汉词典，全书共收录词和词组约35 000条，共280万字，有近两万个例句，是迄今为止在国内外已出版的满语辞书中收词词条最多、最全的一部满汉大词典。此外，佟玉泉的《锡伯（满）语词典》［108］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籍办的 《旧清语词典》［109］是两部满满词典。

国外的满语词汇语义研究特别是词典的编纂成绩也很突出。有人说，在日本、俄国、德国的满学研究兴盛，是因为有很好的满日、满俄、满德字典［110］。俄国的满语词汇语义研究兴起于18世纪上半叶，最主要的成就之一是词典的编纂。例如，利波夫措夫的《满语词典》、沃伊采霍夫斯基的《满汉俄词典》、王西里的《满俄词典》、杂哈劳的《满俄大词典》。其中，杂哈劳的《满俄大词典》在俄国的满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此外，清奇乌斯的 《满—通语言比较词典》（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словарь тунгусо-маньчжурских языков Отв.редактор В.И.Цинциус），列举了多种满—通古斯语言的比较词条，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德国的满学研究有很长时间的历史，在国际满学研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德国的满学研究者们非常重视基础工具书的编纂。1955年，埃里西·豪尔编著的《满德字典》（“Hand Wenterbuch der Mands–chusprache”）在国际满学界享有很高声誉。此外，稽穆还与其他学者共同编写过《德满字典》，并编写过一些书目索引。这些工作都推动了德国满学研究的发展。日本的满语词汇语义研究得很细致，其中，词典类论著主要有河内良弘的《满洲语文典》、羽田享的《满和辞典》、福田昆之的《满洲语文辞典》、长田夏树的《满洲语和女真语》、长崎中文的《翻译满语纂要》、中岛干起的《电脑处理御制增清文鉴》等。此外，华盛顿大学的罗杰瑞教授以《满和词典》为蓝本，出版了《简明满英词汇对照词典》（“A Concise Manchu-English Lexicon”），通称为《满英词典》。

五、结语

国内的满语词汇语义研究可谓成果显著，比较注重运用满语词汇研究历史和文化，注重对个别词汇和类别词汇的研究，注重满语与满—通古斯语族内部诸语言及满语和汉语语族、蒙古语族、突厥语族诸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注重满语词汇的应用性研究，如满语文献的翻译、满汉文词典的编纂等。从改革开放至今，国内的满语词汇语义研究更多地是把词汇作为一种工具去研究历史或者文化，很少有人把词汇语义研究放在语言学中进行探讨，可以说，真正的词汇语义研究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另外，以往对满语的词汇语义研究主要集中在个别词汇和类别词汇上，针对词汇之间、词汇义项之间关系的探讨，特别是对多义词、同义词、反义词的研究亟待提高。例如，学者们对词汇语义学研究的基础和核心——词汇的多义性问题研究成果很少，没有专著出版，论文仅有屈六生的《满语中的多义词、同义词、反义词》［111］、赵阿平的《满语多义词与同音词的辨别及运用》［112］和 《论满语词汇的特点》［113］有所涉及，所以，我们应该重视和加强满语词汇之间以及词汇义项之间关系的研究。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加强满语词汇语义研究的理论建设，国内外有很多语义学理论和方法，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为满语研究所用，并且在此基础上创建一种适合满语词汇语义研究的理论框架，完善满语词汇语义学的研究内容，更好地为满语研究服务。

［1］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与词典编纂［M］.北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2］王钟翰.清朝满族社会的变迁及其史料［J］.中国文化，1996（01）.

［3］王钟翰.释“汗依阿玛”［J］.满族研究，1987（02）.

［4］刘小萌.从满语词汇考察满族早期的经济生活［J］.满语研究，1989（02）.

［5］刘小萌.“库图勒”考［J］.满语研究，1987（02）.

［6］赵志强.清入关前的烽燧制度及其文化［J］.满学研究，20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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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星华）

Research Review on Manchu Lexical Semantic（1978-2015）

SHI Yan
（History Research Institute，Heilongjiang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Harbin，Heilongjiang 150018，China）

Domestic and foreign experts and scholars that engaged in studying Manchu language has been committed to the Manchu lexical semantic studies.They have achieved remarkable academic achievements.After more than 30 years，the domestic Manchu lexical semantic research mainly has the following features:Focusing on the use of Manchu words to study history and culture；Focusing on the study of individual vocabulary and category vocabulary；Focusing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Manchu and Manchu-Tungusic internal languages，as well as comparative study among Manchu and Chinese language family，Mongolian family，Turkic language family；Focusing on the applied research of Manchu words，such as the translation of Manchu literature，the compiling of Manchu and Chinese dictionary and so on.

Manchu；lexical semantic；research review

H221

A

1008—7974（2016）04—0046—08

10.13877/j.cnki.cn22-1284.2016.07.009

2015-02-19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满语词汇语义研究”（13BYY129）；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满语词汇的多义性研究”（13C058）

时妍，黑龙江鹤岗人，历史学博士，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