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福 振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江西 南昌 330003)



自由,还是背叛
——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周 福 振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部,江西 南昌 330003)

摘要：《新民丛报》学人深受穆勒、波伦哈克、李般等人的影响,认为国民性要与政体相适应。西方激进的革命自由主义的理念甚多,但是《新民丛报》学人对其视而不见,只是有选择性地吸收适合自己的自由理念。当《新民丛报》学人认为中国国民性较低的时候,便改变了策略,由批判国家和政府的专制转而批判国民的素质,自由也就被无限期地放到未来的中国梦中。

关键词：《新民丛报》;自由;国民性;专制

穆勒(今译密尔)是英国人,波伦哈克是德国人,李般是法国人,三国各有三种截然不同的自由秩序。英国是内生型,即严复所说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法国和德国都是外生型,即“民主为体”,但是德国的自由秩序中国家主义占强大优势。然而,他们三个人都认为自由与国民性关系密切,对《新民丛报》学人产生深刻影响。西方人所谓的中国国民性低下的理论有为西方的种族优劣性服务的特质,但是《新民丛报》学人抓住中国国民性的缺点将其作为中国人不能立刻实行自由的重要原因。

一、穆勒:政体必与民之性情行谊

穆勒的国民性与政体相适应的思想适合了《新民丛报》学人渐进改革、反对激进革命的理论。张君劢对穆勒的思想进行了积极引介,并特别强调穆勒对器物论和有机派的调和。关于政体的议论,思想家多分为二派,即器物派和有机派。器物派认为“政治为应用之术,政体为方便之门”,“以国家大政等之制造发明之器,而为尽人能力之所及”。也就是说,器物即是手段,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性任意改革天下之政制。有机派则认为,“政体为自然发生之物”,“一国之政制必与其民族之性情习惯相缘”,“非深计熟虑之所能为力”。也就是说,有机即是自身生长,人们只能等待国民性提高后,使政体自然变好。两者都有一定的道理。器物派紧紧抓住人的理性的优势,为人们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忽略了有机派所认为的人性本身的问题。有机派则抓住人性本身有其难以克服的弱点,主张提高国民性,为正风气祛邪气提供理论基础,但是忽略了器物派所认为的改革的重要性。穆勒试图将二者合二为一,认为两派各有可取之处,但是要根据国民性的情况把改革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即对于“野蛮游牧之民”,“苟以文明严整之法治”来治理,不仅不能促进文明之进步,反而“招其民之厌恶”;对于“久困专制之民”,如果一旦给他们以公民权,他们不仅不会认识到“公权自由之可贵,反以多事净身自怨艾者。”[1]38穆勒的所论有一定道理,指明了要用野蛮之法治野蛮之人,要用文明之法治文明之人。人们往往野蛮中有文明,文明中有野蛮,但是如果将其作为“一锅粥”对待,取消文明与野蛮的区别,那就变得十分愚蠢。文明与野蛮的区别关键在于政治权力上。政治权力的专制独裁必然带来国民性的低下与野蛮,政治权力的自由民主必然带来国民性的高尚与文明。那么问题来了:那些专制独裁如何转变为自由民主呢?穆勒的调和理论正是为《新民丛报》学人提供了依据,也就是通过一定程度的开明专制实现自由。

穆勒强调政体与国民性的一致性,主要来自活动力、民智、民德三个方面,也就是说,一个政体之永续,必依国民之行动力来维持,要建自由体制,国民必须有能力维持之;国民必须有真正理解自由精神的智力,否则只能滥用自由,不足以享自由之福;慕权利争自由,建立代议政体,必须考察实际之道德,如果怠忽、怯弱、无公德心,无勇往果敢之精神,不能真正监督政府,或以国政一时恐慌而颓然丧气,或生崇拜个人之痴心,以国民之自由投之一二豪杰足下,均不能行使自由。[1]40马君武在介绍穆勒的学说时,也指出:“一国之方在幼稚之年者,必不能无所发起扶助而能自然进化也。故自由之理,亦非为野蛮而设,必俟人类进化,有普通明达之智识,而后乃有自由可言。”[2]23按穆勒所说,自由“只适用于能力已达成熟的人类”。[3]11一国国民不能成熟地运用自由的情形,就是穆勒所指的“种族自身可视为未届成年的社会”,与马君武所说的“一国之方在幼稚之年者”,有一致性。

穆勒的“三民说”受到英国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的影响,又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近代新知识分子。严复大力提倡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说”,就是来自穆勒。张君劢也认为“三民说”非常适合中国的国民性状况,并且提醒中国国民“不可不大警省”。[1]39梁启超也从中受到启发,认为“年未及岁之人之不能享自由者,固谓其裁制力薄,动相觗觸龃龉,不能不加以强制,而使之受治于他人”。[4]5蒋智由同样认为人当幼少之时,自己的知识不能知道“何者为不行不当行”,所以父兄师长代为选择其当行之事而授以格律,久而习惯既成,虽听其自由,自能不踰规矩而赴其所向。[5]28在未成年之时,需要家长进行教育引导,虽然谈不上自由,但是要为自由提供方向,否则培养的人只能是奴隶。这也是一种悖论,因为如果按蒋智由所说,可以通过培养未成年人使其自由,但是如果“父兄师长”本身就不知自由为何物,自然难使未成年人以后自由。

张君劢对穆勒的议院政治论非常感兴趣。从政治入手,比从教育入手,实现自由应该容易得多。但是,张君劢并不是把穆勒的《代议制政府》一书全部介绍给国人,而是把他的思想进行消化、吸收,用一篇文章表达了政体要与国民性相一致的思想,显然并没有完全表达穆勒的思想,只是论述了与中国关系密切的问题。穆勒的《代议制政府》发表于1861年,目的是为了论述政府应该采用哪一种形式,从而提出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是代议制政府。穆勒虽然也强调了张君劢所介绍的那些思想,但是还区分了真正的民主制和假的民主制的不同在于真正的民主制是代表全体而虚假的民主制仅仅代表多数,并且指出政体不能靠预先设计来建立,它是“人的劳作”,“不是做成的,而是长成的”,但又不像树木一样一旦种下去就会“永远成长”,人们却去“在睡大觉”,它的“根源和全部存在均有赖于人的意志”。[6]6,7,37,101这就给人们在选择政体形式时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也正是如此,穆勒积极致力于英国的改革,是英国激进自由主义的代表。然而,张君劢强调穆勒的“三民说”,认为中国人只有提高国民性后再实行自由的思想,很容易给国人造成一种印象,那就是中国人还没到实行自由的时刻,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穆勒所说的“人的劳作”或“人的意志”。更重要的是,张君劢用偷换概念的方法,把穆勒所说的“代议制”改换成 “立宪”一词,从而与革命党人所提倡的革命相对应。[7]187-193[8]

二、波伦哈克:数百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人民不能通过共和得自由

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德国伯伦知理的学说时,并没有引用波伦哈克的学说,但是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加入了波伦哈克的国家学说,后来在《开明专制论》中论述中国为什么不能通过共和得自由时又得以阐述,而两者的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这部分论据主要来自日本思想家菊地驹治译述的波伦哈克的《国家论》。此书由东京早稻田大学在1903年出版,而梁启超很快就发表这篇文章,说明其接受新思想的能力相当强，更表明波伦哈克的思想适合梁启超反对革命派的共和革命意图。

波伦哈克抓住国民能力这一关键词,指出长期实行专制之人民不能行共和得自由。他认为共和国的统治主体(国家)与统治客体(人民)同为一物,舍人民外,国家没有其他任何要素,所以在人民之上没有独立的国权者能调和各种利害,只能求助于人民本身。在波伦哈克看来,拥有这样高素质的国民不是一般的国家所能达到的,如盎格鲁撒逊人种富于自治性质,能裁抑党见以伸公益,所以能建立共和,但是数百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人民,缺乏自治习惯,不识团体公益,只知道各营其私,人民必不能自力调和,如果让这样的人实行共和,会把政治自由委诸一人,而自己成为奴隶。也就是说,没有自治性质的民族妄图实行共和,不仅不能得自由,反而得到民主专制政体,即民主形式下的实质专制。

波伦哈克认为数百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人民建共和却致专制有其具体原因,指出,在英雄并起之时,一非常之豪杰先假军队,揽收一国实权,又怕自己实力不够,于是以法律名义让国民普通投票选举;这一豪杰掌握国权后,必尽全力求得选,而此时社会渴望救济,万众视线咸集于他的身上,所以有可惊之大多数欢迎此篡夺者;这样芸芸众生不惜举其血泪所易之自由委诸他手。在波伦哈克看来,篡夺者无论为大统领还是帝王,必出于专制,而议院所恃以对抗他的法律也归于无用,因为篡夺者以国民骄子资格,可随时提出宪法改正案,不经议会,而直求于人民,所以民主专制政体之议院实“伴食之议院”,议院之自由是“猫口之鼠之自由”,人民自然厌自由如腐鼠,畏自由如蛇蝎。

总之,波伦哈克认为,专制民主之国民不能与立宪君主政体之国民、纯粹共和政体之国民享同等自由之幸福。在他看来,在君主专制国,诸臣对于国民无责任,惟对于君主有责任,在君主立宪国则君主无责任,惟议院政府诸员对于国民代负责任,而在民主专制国,惟民主对于国民负责任,但是所谓责任,不过宪法上一空文。[9]41-47[10]11-13

波伦哈克的学说并不是空穴来风。历史上确实存在着国民性不高妄行共和反得专制的例子,如南美诸国侈共和美名,妄效美国,但与其国民程度很不相应,以致冲突不断,重革命以革命。梁启超不禁感叹说:“彼南美诸国皆以革命求自由者也,而六七十年来,未尝有经四年无暴动者,始终为蛮酋专制政体,求如美国之自由者,更无望”。[11]134

梁启超认为波氏之说“就论理方面观之,其壁垒之森严也如此,就历史的方面观之,其左证之确凿也如彼”,“虽有苏张之舌,吾信其决不能难也”。[10]14苏秦、张仪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合纵、连横家,善于言辞,甚者有“倾国之能”。梁启超拿两人作比较,是想说明中国不能通过共和得自由。这和他此前信誓旦旦地说自由一定适合于中国时的状态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他在自由问题上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而已。

梁启超介绍的波伦哈克的国家学说对革命党人冲击相当大,因此汪兆铭等人对此进行广泛批驳。汪兆铭认为波伦哈克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以“共和国于人民之上别无独立之国权者”为前提而采用国家客体说,因而他用瑞士法学家额科尔达的国家主体说来反对国家客体说,指出“国家主体说所以反抗于君主专制主义者也,谓国权之主体,非君主而在于国家,则君主不过国家之机关而已,此于根本上打破君主专制之迷想者也”。也就是说,国家自能调和人民之间的利害。

梁启超紧紧抓住波伦哈克的“共和国于人民之上别无独立之国权者”这一前提,认为国家所以能调和私人间之竞争是以其全部之资格对于分子之故,因而君主国的君主能调和私人利害冲突。梁启超更是找出美、法等国议会中调和人民利害失败的历史,认为国会不能调和。汪兆铭也认为君主国之国家必有最高机关,并存于君主,但是又认为共和国的国家机关存于国民或其代表机关,共和国既有国家机关,自然能够超然于利害关系之外,因而必有调和之责任,从而指责梁氏“摭拾其一二事实而以概其全体”是无理之论。

梁启超所述的波伦哈克的共和国是民主的共和国,即强调人民可自行行使主权,而汪兆铭所说的共和国不是狭义的共和国,或纯粹的共和国,或民主国,或民权国,而是代议的共和国。在汪兆铭看来,代议的共和国国民不能自行统治权,而以议会为代表机关来行使统治权,国民或国会非以多数私人之资格调和人民之利益冲突,是以最高机关之资格行之。汪兆铭认为革命之后,中国不能实行纯粹的共和国,只能退而求其次,实行代议的共和国。也就是说,中国未来的共和国要由国会行使统治权。

按汪兆铭之意,梁启超借用的波伦哈克的前提不是由事实论,而是据法理论,而梁氏颠倒了这种关系,所以梁氏“不知波氏之意”,是“村妪小儿,指天画地,茫无成说”。[12]3-12

梁启超在反共和问题上强调国民性与平民政治,很有道理。世界上还没有出现国民性低而能熟练地行使平民政治的国家。汪兆铭虽也认为中国将来建立共和,平民政治难以实现,但是他抓住美国式的代议制共和国是精英政治,从而赞扬共和的优势。两者从不同的视角看问题,自然找出支持各自的论据。

汪兆铭对波伦哈克学说的理解并不是其思想的重点,他的目的在于对梁启超改良思想的批驳。汪兆铭自认为打破了波伦哈克的学说。但是,汪兆铭的代议的共和国已经与代议的君主立宪制本质上无多大差别,只是一个是总统,一个是君主的形式而已。所以,当梁启超批驳汪兆铭时,指出共和国民的资格是能行使议会政治之能力,并且有公益心,实际上两者已经到了一个理论层面上来论述问题。可是,双方都对这一问题避而不谈,却在国民性问题上较真。

在革命党人通过革命建立共和中华民国后,确定没能实现人民的自由,被梁启超不幸而言中。但是,如果不试一试,谁又会知道未来是不是会成功呢?即使如梁氏所说,通过开明专制提高国民性再实行宪政,从而实现自由,但是谁又能保证开明专制不会倒退到专制道路上去呢?中国在唐朝李世民等时期实行过开明专制,照样还是走上专制之路。理论可以辩驳,但是关键在于实践。

三、李般:革命期间养成的新性格不可恃

在民族危机之下,很多中国人都表现出了优良的品质,甚至是大公无私、一心为公的精神,但是在特殊情况下的这种精神能否在秩序确定后仍然存在呢?这个问题是关系到能否通过革命实现自由的重要方面。梁启勋介绍了法国人李般(Lebon)的思想来说明这个问题。李般认为国民性养成不易,二三豪杰所养成的“新性格不可恃”。他举了法国的例子,认为法国人民开始为自由而乐此不疲,却几次变为专制,是其“遗传之恶质使然”,既然专制政治是拉丁民族固有的习惯,则法国民族决非“旦夕所能去”。[13]52

一些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亲自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对美国人的自由有一定的了解,并且表现出向往之势。1783年,法国人拉法叶特在美国国会满怀激情地做了一次告别演说,指出“这个为自由而高高举竖起的伟大纪念碑成为压迫者的教训和被压迫者的典范!”[14]120但是,法国大革命发生后,这些领导者发现法国人不如美国人会运用自由。康有为作为一个后来者,表现出对法国妄行美国自由的做法极为不满。他认为美国在独立战争中所追求的人权平等、主权在民、普通选举等都是“至公至平之理”,[15]10都是“公理之极”,[15]35但是法国人的智识程度不够。在康有为看来,“政学之博大、法意之深远”,即使是“专门硕学名臣老儒犹或难之,古今才人曾有几见而谬戾百出”,而法国人“举国之民读书识字者尚少”,“不知政学乃至不能识国会布公之法令”,这些人握选举权、政议权、司法权之后必不能运用自如,“惟有纵其悍戾贪横之性以仇异己,强者肆其杀戮,贪者肆其劫夺”,所以“法人若知少止,俟全国人皆学,乃渐求进焉,则可免恐怖之大祸,而得陇望蜀,冒进不止,贪求无厌,不知别择己之宜否,妄慕美国之人参而法人服之化为乌头”。[15]35-36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的国民性还不如法国人,那么中国如果贸然进行革命,也会由自由始而进入专制终。梁启超在介绍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时就有这种警惕,担心中国会由民主变为君主,并举出罗马该撒(今译凯撒)、法兰西拿破仑第一及第三的例子说明“民智、民德之程度,未至于可以为民主之域,而贸然行之,此最险事,言政治者所不可不熟鉴”。[16]10凯撒是罗马共和国最后一任皇帝,被试图挽救共和国之士暗杀后罗马共和国灭亡,罗马帝国建立。拿破仑第一上台后使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灭亡,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而拿破仑第三的上台使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灭亡,法兰西第二帝国建立。这说明“英明神武”的皇帝常常将人民玩弄于股掌之上,国民性的不成熟导致共和的难以确立。后来,梁启超在《服从释义》中,再次表明这种警示,认为英人建设立宪,数百年而无所变动,循用至今,日以巩固;美人建立共和政体,措置一定,遂立不拔之基;法人自大革命以来,变置国体者三,更易宪法者十二,君政民政置如奕棋,王党民党屡起屡仆,而法国革命后成立的共和政体,识者犹虑其不能持久,而民权之偏缺不完,更远不逮于英美,这是因为拉丁民族的裁制力远比不上条顿民族。[4]4这样,梁启超从国民性上将英法美的政体给定性了。

康有为、梁启超与严复等人在国民性与自由的关系方面有一致性。只不过严复主要借用了英国古典自由主义者斯宾塞的理论。斯宾塞和穆勒等人一样认为法国的社会动荡、自由秩序难以确立的原因就在于法国国民程度低,“数十百年以来,法之政法屡更,其中能者欲图至平之治、至美之制”,“所谓自由、平等、仁爱三者,虽揭于通衢公廨之中,而国中之实象,则门户之水火也,排击之不留余地也,议院之愤争也,异己者之穷捕也,禁党人之聚会与报馆之昌言也,其至今称民权者,无异于往日,而党同伐异,倾轧掀豗之风,亦不殊于曩者”,“吾不知彼所称之自由、平等、仁爱三者,居何等义也?”[17]208

康梁等人对法国的批判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法国共和的建立经历了第一共和国、第一帝国、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第四共和国、第五共和国这样复杂的过程,经历了法国大革命、“七月革命”、“二月革命”、巴黎公社等一系列革命,其中杀人流血事件层出不穷。康梁等人以法国革命为借鉴,是为了反对革命党人的革命。但是,法国在不断革命之后,最终到1959年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共和制度才算真正确立。这种不断革命的精神,这种不建立共和绝不罢休的气概,永垂不朽。

梁启超本来非常激烈地批判国家与政府的专制,却又无奈地转向了批判国民性,认为政府的压制造成了诸事难办,但是即使政府压力顿去,中国国民也不能组织一完备国家。在梁启超看来,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教育上,虽然政府百般压制,但是假使国民能力能及,则虽省府府州州县县市市村村坊坊街街,各置一私立学校,政府必不能禁,无论其所立学校中,设何等学科,阐何等哲理,政府必不能干涉,因而国民虽无他种自由,而立学自由未尝不如人,虽无他种民权,而教育民权未尝不如人,但是私立学校屈指可数,且凌乱萎靡。梁启超明显忽略了专制力量的强大,当时有许多私立学校,是因为国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如果社会秩序一旦稳定,恐怕政府的强大力量必然能左右各地的教育。二是政府行政机关不整备,压制力所及之范围有限,民间除租税、讼狱两事外,往往经十年二十年,与政府无一交涉,假使国民能力能及条顿民族之一二,则地方自治之规模可大备,而何以至今泯泯棼棼?梁启超同样忽略了政府专制力量的强大,政府机关在不整备时,地方自治自然能进行,但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地方自治能抗衡中央集权的情况,即使历史上那些分封的诸侯国想抗衡中央集权,最终都被消灭。三是海外商民殆四五百万,为政府压力所不能,苟政治稍发达,安在不可以成一巩固秩序之团体为祖国模范?从现实来看,海外商民虽多,即使受到美国共和的影响,也不能行使自由,怎能做祖国模范?没有强大的国家,海外商民也是受尽磨难。

梁启超通过三个方面的论述,认为,如果中国国民有民权之资格,虽百千路易十四为君,百千梅特涅为相,未有能压制,因而自由权非他人所能夺,惟有自弃之,斯有夺之者,“我既弃矣,人亦何惮而夺,虽不夺矣,我独能自有乎?故我国民勿徒怨政府詈政府而已,今之政府实皆公等所自造,公等不好造良政府,而好造恶政府,其又谁尤也?”[18]4-6梁启超的这一转向,使他将自由放在中国的未来。本来是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变成了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了。当然,梁氏也有一定的道理,“我不自弃,谁能夺之”也很对,但是专制政权可以剥夺你的生命财产安全。这就看你有没有“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精神了。自由看上去、听起来很好很美丽,但是实行起来,太不容易。

中国国民性低下的理论虽然有一定的道理,说出了中国人的一些民族劣根性,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有为西方殖民统治辩护的嫌疑,更使中国人陷入国民性低下的误区,而且是越陷越深。梁启超等人由宣扬自由到批判自由,说得好听一点,是中国情势出发得出的必然结论,说得难听一点,则是进一步退两步式的无奈。《新民丛报》学人对自由的宣扬逐渐成为对自由的背叛,可是不管宣扬自由还是背叛自由，其理论都是来自西方。《新民丛报》学人在国民性与自由问题上钻进了牛角尖,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那些知识分子(鲁迅那代人)则越钻越深,以至找不到方向。国民性绝不能成为中国诸事难办的借口,国家与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应该是批判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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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中国之新民.敬告我国民[N].新民丛报,第25号.

[责任编辑：姚晓黎]

Freedom or Betrayal——Taking Miscellany for New Citizens as Object of Study

ZHOU Fu-zhen

(Department of Party History and Party Construction, Jiangxi Provincial Party School,Nanchang 330003,China)

Abstract：Writers of Miscellany for New Citizens were affected by Mill, Bornhak and Lebon et al, think regime must be adapting to national character. Western radical ideas of revolutionary liberalism are very much, but writers of Miscellany for New Citizens turned a blind eye to it, just selectively absorbed the concepts that were suitable for their own thoughts of freedom. When writers of Miscellany for New Citizens thought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is low, they changed the strategy, from the tyranny of criticizing the country and the government to the criticism of national quality. Thus, freedom was indefinitely deferred by writers of Miscellany for New Citizens in the future of Chinese dream.

Key words：Miscellany for New Citizens; freedom; national character; despotism

中图分类号：D0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901(2016)02-0001-05

作者简介:周福振(1979-),男,山东潍坊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江西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的自由民主共和事业研究。

收稿日期:2016-0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