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 伟

(南阳师范学院 音乐学院,河南 南阳 473061)

汉代歌唱的情感特征

季 伟

(南阳师范学院 音乐学院,河南 南阳 473061)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是汉代歌唱发展繁荣在情感方面的动因，在此基础上率性而歌、载歌载舞、慷慨悲歌、激荡淋漓则是汉代歌唱情感特征的进一步迸发，其特征是崇尚悲音、至情至性。

汉代；歌唱；情感；率性；悲音；情性

笔者曾考释和分析汉代歌唱的形式特征，指出汉代歌唱声势浩大，千人唱万人和，其风格高亢激越，旋律婉转逶迤，优美华丽，音色明亮，富于变化。在进一步研究文献的过程中，笔者认识到汉人对于歌唱的热衷远不止对外在形式的追求，还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深层次的动因。那么，何为汉人歌唱的动机？这些动机体现了汉人的何种情性观？汉代歌唱的情感特征又是什么？本文以文献为依托，考察分析汉代歌唱的情感特征，试图找出汉代歌唱的深层次规律，意在引玉。

一、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汉不可分。”[1]史载，楚人性格刚强，情感炽热，其乐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刘邦建立以楚人为主干的新王朝后，亦感于哀乐，并在此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汉书·艺文志》曰：“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2]因此，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不仅是汉人性情的展现，也是汉代歌唱艺术繁荣发展的主要动因。

(一)率性而歌

每遇大事要事，汉人往往率性而歌，这是内心积蕴的情感在外因影响下，有感而发、非刻意而为的、自我抒情的歌唱状态，即所谓“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汉初高祖刘邦与家乡父老子弟喝酒叙旧，酒酣之际，他借着酒性亲自击筑，作《大风歌》，令家乡僮儿与之相和，还亲自起舞，并“慷慨伤怀，泣数行下”[3]。高祖作《大风歌》，非刻意为之，而是慷慨伤怀，有感而发，率性而为，即兴而歌，是内心积蕴情感瞬间的迸发，其发端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与此类似的是霸王运筹不当，被围垓下，四面楚歌，面对爱姬及将士，慷慨伤怀，率性而歌，留下了著名的《垓下歌》。霸王“歌数阕，美人和之”，且“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3]《项羽本纪》，333。此形式与刘邦唱《大风歌》同出一辙。两位帝王感慨伤怀，缘事而发，无拘无束，即兴而为，率性而歌。这种遇事率性而歌的风尚，一直延续下来，不但感伤时唱，遇到大事、喜事、要事时亦要即兴歌唱。此种习俗武帝时达到高峰。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武帝得宝鼎后异常兴奋，作《宝鼎之歌》，同年秋，得宝马于渥洼水中，又作《天马之歌》。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黄河决口，危害极大，武帝亲临决口处，组织群众和数万大军抢险，此为武帝生平壮举之一。他在激奋之余写下著名的《瓠子之歌》。类似情况还有元封二年、五年作的《芝房之歌》《盛唐枞阳之歌》；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春，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大宛，斩杀大宛首领，打通西域之路，获得武帝向往已久的汗血马，武帝即兴写下了《西极天马之歌》。此外，还有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夏四月于交门宫创作的祀神之乐《交门之歌》等。

汉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率性而歌者，不只限于帝王将相、迁客骚人，乡野闾巷也普遍为之。司马迁外孙杨恽失意官场，退隐乡间，时常大会宾客，以消心中愤懑之情。他在《报孙会宗书》中云：“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呜’‘呜’。”[2]《杨恽传》，2896杨恽酒酣耳热，仰天击缶，歌呼呜呜，亦属“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代就连民间婚丧嫁娶都离不开率性而歌，如《盐铁论·散不足》道：“今俗，因人之丧以求酒肉，幸与小坐，而责办歌舞俳优，连笑伎戏。”[4]可见，缘事而发、率性而歌已经形成风俗，是汉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载歌载舞

汉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歌，皆可即兴起舞，与之相和，载歌载舞。高祖作《大风歌》，不但自己率性而歌，且自起舞与之相和；项王唱《垓下歌》数阕，虞姬以舞相和；刘邦劝慰失意痛哭的戚夫人，和她交流情感，也有歌舞与之相和。

类似事例，在其他贵族重臣中亦有发生。昭帝时，刘旦谋太子之位失败，自知难逃一死，满怀忧愤置酒后宫，大会群臣妃妾。酒到酣处，刘旦悲哀起唱，其妻华容夫人随即起舞，边舞边唱，“坐者皆泣”[2]《武五子传》，2757。汉末董卓废少帝为弘农王后，又逼其自杀。弘农王置酒与妻唐姬及宫人告别。在行酒中，弘农王慷慨伤怀，悲歌起唱，其妻唐姬扬袖起舞，与之相和。苏武出使匈奴，被扣十九年，历尽磨难，才被放回。李陵设宴为其送别,席间李陵借着酒兴，回忆起自己的沧桑经历荣辱兴衰，感慨伤怀,起身抒发，边唱边舞，“歌舞毕，泣下数行，因与武别”[2]《苏建传》，2466。

汉人悲哀时载歌载舞，慷慨伤怀，即兴抒发，欢乐时亦即兴表达。汉宣帝时，皇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许伯喜迁新居，丞相、御史、将军等达官显贵纷纷前去祝贺。酒酣之际，兴趣盎然，音乐响起，长信少府檀长卿起身舞蹈，跳汉代滑稽幽默的沐猴与狗斗舞，引得哄堂大笑。张衡描述南阳民间娱乐时说：“齐童唱兮列赵女，坐南歌兮起郑舞。”[5]可见南阳民间在进行娱乐活动时也是载歌载舞。可见，载歌载舞不仅是汉人抒情达意的有效载体，也是汉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人喜欢率性而歌、载歌载舞,有多方面的原因。

其一，舞蹈作为抒情达意的载体，有诗歌不可比拟的优势。《易经》中就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的说法，目的就是通过形体举止，进一步表达出心中的含义，以弥补语言的不足。从文献看，汉人对舞之象的理解，不但有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实践得更为透彻。傅毅曰：“歌以咏言，舞以尽意。是以论其诗不如听其声，听其声不如察其形。”[5]280汉人认为，相对于歌诗而言，形舞之象更具体、直接、鲜活，更具感染力，不但可以明诗，还可以表达心志。

其二，受楚声的影响。楚声情感炽热，融诗、歌、舞为一体，宣泄情感，无拘无束,淋漓挥洒，为汉人所喜爱。萧涤非先生认为，楚声在汉代实用的声调系统中时代最早、地位最高、力量最大[6]。而纵观历史，汉人对于楚声的痴迷，几乎贯穿了整个汉代，成为汉人娱乐的主流，成为影响汉人抒情达意、表白心性的最主要的载体。

其三，受楚俗及周围的影响。司马迁说，西楚一带，“其俗剽轻，易发怒”[3]《货殖列传》，3267。楚俗使人性格强悍快捷而且易发怒，也有人说，楚俗急促性急。其实，综合汉人之性格，不单楚俗易使人发怒，吴越之俗亦彪悍轻疾，而北方受北狄匈奴的影响，南方受荆蛮的侵扰，性格同样强悍慷慨，剽轻易怒，其俗几乎同于西楚。楚俗及周围邦国中的这些文化因子，也是催生汉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率性而歌、载歌载舞的主要原因。

二、悲歌慷慨，激荡淋漓

汉人遇事必歌，起歌必舞时，几乎皆慷慨悲歌，激荡淋漓。无论是高祖的慷慨伤怀，还是霸王的泣数行下，乃至李陵泣别苏武，弘农王与唐姬的杨袖悲歌。这一系列的悲歌慷慨激荡淋漓，渗透了汉人的思想和情致，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人对慷慨悲歌的热爱及情感至真至性的流露。

(一)尚悲音

儒家尚中庸之道，倡导“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认为悲乐是乱国、亡国之音。先秦文献认为商宋崇尚悲乐，所以亡国，只有否定乱国、亡国之音，国家才能兴旺发达。这种否定悲乐的思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无论是《荀子·乐论》《乐记》，还是其他儒家乐论，均认同这一看法。

从社会实践来看，汉人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的歌唱以其千人唱万人和的浩大声势，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即兴性，清高激越、婉转逶迤的华丽性，慷慨悲歌、激荡淋漓的情真性，与中庸之道、中和之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并形成了特有的个性和独具色彩的时代特征。汉人的歌唱与汉人的生活一样，丰富多变，情以为恣，欲以为极，悲歌慷慨，崇尚悲音。

汉代文献中多处描述悲歌，无论是刘邦、项羽、弘农王，还是苏武、杨恽、戚夫人，之所以被司马迁、班固写进史书，恐怕不仅因其特殊地位，更因为这种风气也潜移默化为汉人的集体意识和普遍认同的审美价值标准。事例虽零散，特征却相同，无一例外地集中到这一点，此点可从西汉代表人物的论章辞赋中看到。王褒在《洞箫赋》中说：“知音者乐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伟之，故闻其悲声则莫不怆然累欷，撆涕抆泪。其奏欢娱，则莫不惮漫衍凯。”[5]144他认为，通晓音乐的标准就是能够欣赏品评悲苦之乐。只有这样，二者才能产生心灵碰撞和精神互动，才无愧于知音的称号；创作乐歌也只有生悲才能打动人，才能成为精品。王褒与司马迁、班固等人的看法相通，西汉崇尚悲音。

西汉尚悲音的传统，在东汉得到了延续，且有所发展。王充在《论衡》《超奇篇》中记述了东汉社会将“文音者皆欲为悲”，作为创作美妙动听乐曲的最高标准，认为只有这样才算是超奇之人；他在《自纪篇》中，有将“美色不同面，皆佳于耳；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等，作为审乐、赏乐、知乐、评乐的主要观点[7]。受此影响，马融也将悲音作为精神享受的最高境界。在任职异地的客乡，当听到了长笛客吹奏出悲哀之极的乐曲后，他备受感动，作《长笛赋》。《后汉书》中，有关崇尚悲音的记述比比皆是。《乐府诗集》记录的汉代诗歌中，无论是《薤露》《怨歌》，还是《公无渡河》《孔雀东南飞》《胡笳十八拍》等，皆是悲歌之代表作，这些事例说明，东汉仍然崇尚悲音。

汉人崇尚悲音的现象，一直延续至魏晋，在王粲、“三曹”、嵇康等人的诗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两汉数百年尚悲音的传统，对后世的人性觉醒，及其所引发的人生哲学的深度思考，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对嵇康《声无哀乐论》有催生作用，可谓影响深远。

(二) 至情性

汉人以悲为尚，以悲为乐，有多方面原因。《淮南子·诠言训》说：“歌舞而不事为悲丽者，皆无有根心者。”[9]9480意思是勉强唱歌跳舞的人不感人，是因为他们的表演不是发自内心深处，缺乏根基，不至情至性。

人之情感、喜怒不外哀、乐两类，为何唯独悲音让人难以释怀？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慷慨悲歌，凄怆恻恻，以悲为尚，更能产生让人难以释怀的心灵上的撞击。这种撞击远非欢心愉悦所能代替的，其所带给人的身心体验更丰富，更能打动人心。这种撞击，汉人不但爱好，更是率性而为、真情实感、至情至性的心灵写照。

《大风歌》吹起了汉高祖继往开来、要干一番事业的号角，是积极向上、踌躇满志的慷慨悲歌。它折射了刘邦生生不息、战斗不止、至真至性的男儿性格，有一种怀有巨大政治抱负的人格魅力。“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则是这种魅力的高度概括。《垓下歌》展示的却是另一种巨大人格魅力。一个英年起兵，一呼百应，号令天下的盖世英雄，由于人性的弱点，脾气的固执，最终面临四面楚歌，走投无路，其中有太多感慨和无奈！“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则是项羽人格魅力升华的点睛之笔。也许霸王“慷慨悲歌”是众多英雄悲剧的一个，而恰恰是这种悲剧性的结局，表现了项羽真诚豪爽、重情重义、至真至性的人格魅力。政治上的人格与情义上的人格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怀有巨大的政治抱负，后者则是情真意切的人文关怀。

汉人的至情至性，不单单反映在帝王官宦人家，还反映在普通的民众身上。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和大地主专权，横征暴敛，民不聊生，黄巾起义爆发，导致了政府崩溃。此时出现了不少反映百姓意志的歌曲。《出东门》描述百姓为生活所迫，不得不铤而走险；宁愿拔剑出去为盗，也不忍心让妻儿饿死的悲惨情景。歌中唱道：“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8]

《上邪》表现了女子烈火一样的爱情：“上邪！我欲与君长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除非海枯石烂，冬雷夏雪，天地相合，决不变心！然而，她们一旦发现情郎负心，就会轻蔑地与之决绝。《有所思》写道：“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起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8]卷十六，201当发现情郎负心时，就将其赠送的玳瑁等信物付之一炬！这还不够，还要迎风扬起灰，从此再不思念，其性格可谓刚烈自强、自尊自爱、至情至性！

这就是生活在汉代的人们！他们率直而较少含蓄，开通而较少压抑，粗朴而欠缺圆通，勇敢而鄙视怯懦，多情好义而至情至性。汉人性格的这些特征的形成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其一，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汉代北方疆域如燕、赵、代等地紧邻匈奴及北夷胡族，常年的民族冲突和边地矛盾，使得这些地域的人民强直刚戾，任侠为奸，其风俗刁悍少虑。这里也是民族融合地区，胡汉文化杂糅，民风信仰多元。春秋战国时已形成的任侠好义、至真至性、悲歌慷慨的性格，在汉代有所延续。

其二，南方吴越、荆楚也有类似情况。如前所论，西楚一带风俗剽轻，民众性格易怒，而荆蛮、吴越、南楚等大都与西楚类。阮籍在《乐论》中说：“楚之风好勇，故其俗轻死……轻死，故有蹈水赴火之歌。”[7]418楚俗重情好义，使民众轻蔑死亡，有赴汤蹈火之气节，更有慷慨陈词之义。

其三，无论中原王朝，还是边地方国，过去都曾是战争频仍的区域，虽然秦汉统一后，能够休养生息，但春秋战国数百年的战乱，仍对汉人的性情有所影响。因此汉人不仅好慷慨悲歌，而且壮怀激烈的战时之风、颠沛流离的人世沧桑、凄美悱恻的生死离别，都在汉人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其四，在音韵学上来说，在汉乐中占绝对优势的楚声以及秦、赵、燕、代之声皆属于去声。“去声分明哀远道。”[9]它具有迂缓悠长、哀怨凄清、悲怨明确的感情色彩，特别能够引动人们的情绪，打开心中的郁结，从而唱出心中之意。

总之，汉代歌唱的情感特征丰富多彩，形成的原因多种多样。汉代歌唱所体现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慷慨悲歌、至情至性的情感特征，无论从表现性、实践性、艺术性等方面，均已达到较成熟的状态，对后世的吴歌西曲乃至歌舞戏曲的形成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66.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078.

[3]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62:389.

[4]桓宽,撰.王利器,注.盐铁论[M].北京：中华书局,1992:353.

[5]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460.

[6]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27.

[7]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410.

[8]郭茂倩,编撰.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乐府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32.

[9]张玉书，陈廷敬，等编.康熙字典[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38.

[责任编辑：刘太祥]

The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Songs in Han Dynasty

JI Wei

(School of Music, N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Nanyang Henan 473061, China)

Being able to state people’s feelings and happenings is the driving caus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the poems in Han Dynasty. Singing and dancing to the poem songs further expresses people’s emotions. The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ems in Han Dynasty are advocating sad sound and showing human true nature.

Han Dynasty; poem; emotion; joy; sad sound; human nature

2016-06-28

季伟(1971— ),河南省南阳市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传统乐舞的教学与研究。

K234

A

1002-6320(2016)06-0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