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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认同·救赎:《灿烂千阳》的创伤叙事解读

2016-01-23

中州大学学报 2016年5期
关键词:千阳莱拉创伤性

杨 澜

(河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郑州 450002)



创伤·认同·救赎:《灿烂千阳》的创伤叙事解读

杨 澜

(河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郑州 450002)

本文立足精神创伤研究视角,结合斯皮瓦克的属下阶层理论,分析美国当代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小说《灿烂千阳》中由于战乱与突发事件造成的创伤性经历,揭示阿富汗文化背景下女性的个体创伤史与集体创伤记忆之间的互文关系,以及阿富汗社会中饱受压迫的女性如何摆脱束缚、寻找自我,从受害者的身份向救赎者的身份转变。

创伤;救赎;《灿烂千阳》

《灿烂千阳》是美国作家卡勒德·胡赛尼继《追风筝的人》后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阿富汗内战背景下的两位女性玛丽雅姆和莱拉命运交织重叠的故事。玛丽雅姆与莱拉尽管身份迥异,却经历了相似的创伤事件:悲惨的童年、死亡事件、婚后遭受暴力等等。两位女主人公的经历反映了阿富汗社会中饱受压迫的女性如何摆脱束缚、寻找自我,最终从创伤受害者的身份向救赎者的身份转变。事实上,从《追风筝的人》开始,胡塞尼的小说中就充斥着多种形式的创伤:战争、自然灾害、性暴力、家庭暴力、亲人的死亡及自杀等等,而在《灿烂千阳》中,作者有意安排了两位女主人公的创伤经历,使之形成相互呼应、首尾衔接的互文关系。

《灿烂千阳》讲述了一个关于创伤与救赎的故事:两位伟大的女性在经历了暴力、战乱与死亡后,以强大的爱心与慈悲互相扶持,在宽恕对方的同时救赎了自身。她们既是各自创伤的见证人,又是与施加创伤的外力合力对抗的战友。归根到底,玛丽雅姆和莱拉同属于男性霸权社会中的弱势个体,她们的创伤性经历不仅具有同一性,更是整个阿富汗妇女血泪史的缩影。在小说中,两位女性的关系从一开始的对立、敌对到相互同情、帮助与关怀,而她们各自的创伤也从平行走向交汇,最后相互消解,各自愈合。两人的创伤历史即阿富汗妇女饱经沧桑的共同历史,小说从精神创伤叙事的视点展现了阿富汗女性的成长史与反抗史。两位女性在经历了一系列来自父权和夫权的压迫后,相互扶携,共同完成了自我重建与灵魂的救赎。本文立足精神创伤研究视角,结合斯皮瓦克的属下阶层理论,通过分析《灿烂千阳》中两位女性各自创伤史的独特性与互文性,揭示精神创伤在胡塞尼小说创作中的特殊地位。

创伤之一:被迫认同与反认同

根据斯皮瓦克的属下阶层理论与朱迪思·巴特勒的性别研究理论,社会实际场景中的女性不过是男性霸权阶级的属下阶层,是霸权的对象、被动的承受者。小说虚构场景中的女性形象往往也不足以具备独立的人格与完善的话语权,而仅仅作为霸权阶层理论的被动实践者、男性的欲望主体而存在。属下阶层意识为否定意识,与霸权意识是相反共存关系,只能借助官方反叛乱的文本或精英文献间接地认识属下阶层意识。[1]5

以《灿烂千阳》中的玛丽雅姆为例,给她带来无尽痛苦的是她生命中两位最为重要的男性角色:父亲与丈夫——男性霸权的代表。身为私生女的玛丽雅姆从小便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她是母亲口中的哈拉米,她是父亲藏在肮脏的棚屋里的脏东西,从未享受过双亲和睦、其乐融融的天伦之乐,也无法与同龄的儿童建立友谊,对他人诉说。这样的创伤是被边缘化的属下阶层在霸权社会中体会到的。从儿时开始,没有学校与朋友的玛丽雅姆主要依靠他人的叙述来认识世界、认识自我。从儿时父亲的讲述,到婚后丈夫的灌输,再到被执行死刑前男狱管的话语,玛丽雅姆始终是通过他人的讲述来构建自我意识。而当讲述者与聆听者分别为霸权阶层与属下阶层,前者的讲述本身就带有极大的偏激与歪曲,故而导致后者扭曲的自我意识。通过向属下阶层灌输充斥着被动接受、安于现状等概念的理论,霸权阶层进一步地巩固了属下阶层的被动地位,同时盘剥了后者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可能性。更令人气愤的是,当属下阶层中的某些个体开始觉醒并具备些许独立意识与判断能力时,这样的少数派往往得不到作为大多数的奴性属下阶层的认同与支持。

正因为此,玛丽雅姆听信了父亲为自己编织的美梦,不愿相信母亲口中所说的胆小懦弱、自私自利的父亲的真面孔。而当现实将玛丽雅姆的美梦击碎时,长期对霸权阶层理论的被动接受已经让玛丽雅姆丧失了反抗的能力,只能听任丈夫摆布。在一系列的创伤性经历中,玛丽雅姆都是被动的、没有话语权的:她无权为母亲的去世呼喊补偿,她无权对自己的婚姻进行选择,面对人生的重大转折完全没有表达主观意愿的机会。如果说不被父亲承认是第一重创伤,母亲的过世是第二重的话,那么被迫嫁给拉希德、远离熟悉的面孔与环境则是另一次被遗弃。玛丽雅姆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的生活在短暂的时间内竟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她觉得自己身处他乡异地,不知身在何处,好像闯入了别人的生活”。[2]32婚后,玛丽雅姆的生活进入了另一个充斥着恶梦与创伤的阶段,与拉希德家居住环境的肮脏狭窄相同的是拉希德本人品行的粗俗与暴力。首先,她了解到拉希德曾有过一任妻子,以前还有个儿子,但不幸早逝,迎娶玛丽雅姆并不是因为炽热的感情或出于怜悯与同情,仅仅因为拉希德需要一个服侍他起居的女人,并希望这个女人帮他传宗接代。也就是说,被父亲再次抛弃的玛丽雅姆不过是一件廉价的替代品,她再次沦为了工具和所有品。

赵冬梅博士提到,心理创伤可以导致多方面的改变,如早期的受虐经历能够影响甚至阻碍一个人发展稳定的自我感觉。[3]93多年的创伤经历让玛丽雅姆失去了生气与热情,变得麻木与绝望。因此,当莱拉作为另一个属下阶层个体出现在玛丽雅姆身边时,玛丽雅姆对其的反应最初表现为强烈的怀疑与敌意。对莱拉而言,她失去家人与恋人,被迫嫁给拉希德后又受其虐待,这对于尚未成年的莱拉可谓经历了他人的死亡、彻底性分离与家庭暴力的三重创伤,与玛丽雅姆同样遭受了身心的巨大创伤后,前者的不理解与不同情使莱拉被再一次地被边缘化。与玛丽雅姆不同的是,胎儿之死与长年遭受的身体虐待象征着玛丽雅姆的主体之死,她将从别人口中听来的认同理论化为了内心的负疚感,站在沉默与绝望的悬崖上等待死亡的实际降临。而莱拉作为受过教育、具有反抗精神的新女性,既不能忍受丈夫对自己的暴政,也无法对同为弱者的他人所受的暴力坐视不管。因此,莱拉首先代表属下阶层向拉希德代表的霸权阶层提出了反抗,而她的奋起反抗唤醒了玛丽雅姆心中长期被压抑的愤怒与希望。

创伤之二:从被“隐形”到被“妖妇”化

小说中有着这样的一段描写:“玛丽雅姆此前从未穿过布卡。拉希德只好帮她穿上。加了衬垫的头套很沉重,紧紧裹着她的脑壳;隔着一层网状的屏障看世界也是很奇怪的体验。她穿着布卡,在她的房间里练习走路,老是踩到裙边,步履蹒跚。由于看不到周边的境况,她变得很紧张,而且她也讨厌那褶皱的布料总是不断地以令人窒息的方式盖住她的嘴巴。”[2]74就这样,玛丽雅姆的私人空间进一步退化、被压缩到仅剩布卡里稀薄的空气。布卡仿佛神奇的隐身衣,让真实的玛丽雅姆消失在其后,只剩下一个虚构的贞女形象。而布卡又像一幅眼罩,遮挡着玛丽雅姆的视线,让她不得不跟随丈夫的指引,对其言听计从。穿上布卡的女人被模式化、隐形化了,象征着男性强权意识对女性个体意识的剥夺与抹杀。

就这样,在丈夫的引领下,玛丽雅姆穿越了街巷,借丈夫的眼睛和语言得以了解外面的世界。她看到许多浓妆艳抹、搔首弄姿的女人,后者与自身强烈的反差让玛丽雅姆自惭形秽。在她的想象中,这些女人全都念过大学,在写字楼上班,在属于她们自己的办公桌后面打字、吸烟、打重要的电话给重要的人物。玛丽雅姆觉得这些女人神秘,使得她联想到自己出身寒微、姿色平庸、胸无大志、知识贫乏。然而,从后文玛丽雅姆在拉希德房间找出的色情杂志一幕不难看出,作者有意暗示玛丽雅姆眼中这些高贵的女人很可能是出卖肉体的妓女。这其间的差异正是夫权和父权之下女性的双重异化:要么是布卡后唯唯诺诺的“贞女”;要么是将自身物化、作为娱乐男性的工具而存在的“妖妇/妓女”。丈夫拉希德给妻子戴上象征贞洁与禁欲的布卡,将妻子囚禁在一层面纱之后,不让其他男性瞥见妻子的面容,从而树立了传统的贞女形象,并进一步强调了自己作为家中拥有者的权利。然而,丈夫拉希德自己却偷偷翻看色情杂志中搔首弄姿的裸体女性:一种合理化的、男性专属的偷窥行为。不论玛丽雅姆还是街上的艳妆女人,都不过是话语权的拥有者、规则的制定者——男性享用、支配的对象。男性权力话语机制对女性弱势个体长期进行如此的打压与欺骗,使得女性认同这样的划分与界定,其后果即自行将自我禁锢在传统的道德观念之中寸步难行;与此同时,男性对女性进行贞女/妖妇(妓女)这样粗糙的二元划分,极有可能使得女性群体内部发生分裂与对立,以及女性个体内心的分裂与扭曲。

相比被布卡第一次“隐形”,玛丽雅姆被迫躲到阁楼上就象征着进一步地被“隐形”:家中有男性客人时,玛丽雅姆就必须躲在自己的房间中,直到客人离开。可悲的玛丽雅姆并不因此觉得不公,反而“沾沾自喜”,觉得“拉希德把他们的关系看得很神圣……他的保护让她觉得很光荣,觉得自己很宝贵,很重要。”[2]84与创伤理论中的“分离”概念契合的是,创伤性经历的幸存者往往会选择“封闭的地域空间以躲避创伤”[4]20;而不仅仅是巧合的是,玛丽雅姆在阁楼上觉得自主舒服,因为她避开的正是给自己造成最大伤害的男性/夫权,是潜意识中对潜在创伤的自行规避。根据创伤理论,一再的分离体验引发严重的恐惧与焦虑,直接影响个体对自我的认知,极易产生错误的自我意识。在这样的情况下,从小被父亲背叛、抛弃的玛丽雅姆误将拉希德的霸道、不公当做了对自己的保护与珍惜,这是由于玛丽雅姆从未被赋予自由选择的权力,习惯了听从他人的、尤其是男性的安排,内心从而产生了扭曲的自我形象。拉希德代表的男性强权制定了针对女性的双重标准,将她们以妻子、贞女与妓女、妖妇进行区分,自己却可以自由地在丈夫、嫖客、偷窥者等身份间切换。对于女性而言,无论贞女还是妖妇都没有自主性,仅被视为象征意义上的交换客体:她们被男性夺去独立工作与接收教育的机会,失去独立空间,成为男性欲望投射的客体与维系社会发展的繁衍工具。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歪曲与伤害给处于弱势的属下阶层个体带来最彻头彻尾的伤痛,势必造成身心的撕裂,形如死亡。小说中玛丽雅姆与莱拉重复经历的一系列死亡事件正是自我肉体与心理遭受巨大创伤的明证。

母性是女性的本能,是女性内在美的表现之一,而男性霸权阶层利用女性与生俱来的生育能力与母爱的本能,将其化为禁锢与打击的工具,将女性进一步地对象化、他者化、“妖妇”化。以十五岁便失去母亲的玛丽雅姆为例,自己成为母亲大概是正视童年的创伤、走出其阴影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不幸的流产事件无疑是另一桩创伤性事件,不仅让玛丽雅姆的期待落空,还要忍受丈夫变本加厉的折磨。流产事件虽然是偶发性的,却与玛丽雅姆经历的一桩桩创伤性事件彼此相关:母亲的自杀与父亲的抛弃导致了她内心强烈的失落感与负罪感,前者在玛丽雅姆婚后进一步滋生成为对拥有自己的家庭及子女的渴望,而后者则扭曲了她的认同感,让玛丽雅姆错误地认为自己罪有应得、命该如此。这就是创伤的反复性(Repetition):创伤性事件从不会很快被遗忘、或自行随时间消逝,它们总是潜伏在记忆深处,一旦现实中再有不幸发生,势必与之前的创伤性事件再次融合,化为更强烈的、更具破坏性的创伤。

失去胎儿的痛苦让玛丽雅姆感到迷失、困惑,拉希德冷淡粗暴的态度让玛丽雅姆怀疑真主、怀疑自己的命运,但孤独与迷茫中的玛丽雅姆得出的最终结论是:自己所受的精神与肉体的磨难都是真主的考验,卑微的自己根本不应该质疑真主、指责真主。不幸遭遇流产的玛丽雅姆非但没有得到丈夫的庇护与关心,反而被认为是没用的工具,换来无尽的冷遇与虐待。与被父亲抛弃的经历相似,同样扮演着强权者角色的丈夫对无法生育的玛丽雅姆不管不问,即第二次抛弃。其背后的缘由则是男性心中女性要不是(听话的、任人摆布的)贞女,要不就是(无法生育的、不能迎合男性需要的)妖妇。

另一个被拉希德视为“妖妇”的是莱拉,而拉希德对莱拉先后态度的强烈反差正是基于男性对于女性不公平的二元划分:先是将年轻貌美的莱拉视若珍宝,而后发觉莱拉腹中胎儿并非自己亲生则立刻贬之为妖妇。与玛丽雅姆在没有选择权的情况下嫁给拉希德不同的是,莱拉为了保护塔里克的孩子而主动选择嫁给拉希德。对于失去家人与恋人的莱拉来说,以保全与塔里克的爱情结晶来保存两人的爱情,是在陌生的环境中存活下去的唯一希望,是为了弥合过往创伤的一种自我救赎。与莱拉和塔里克的真挚感情相比,与拉希德的婚姻是为了保存生命的权宜之计,但这同时又是莱拉的自我背叛、对塔里克的背叛和对两人爱情的背叛,这样的精神创伤加上家庭暴力让年轻的莱拉身心备受煎熬。

两段创伤历史的重叠与相互拯救

莱拉曾失去了母亲与伙伴,而她在年长的玛丽雅姆身上发现了母亲与伙伴的模样“莱拉端详着玛丽雅姆脸皮松弛的面部,因为劳累而生出眼袋的眼睑,还有她的嘴巴四周深深的皱纹……莱拉看到的不再是一张敌人的面孔,而是一张自认命苦、忍辱负重、隐藏着无尽悲哀的脸庞。”[2]253在这样的瞬间,莱拉看到的是俨然自己母亲般苦命的女人的脸庞。共同的遭遇让莱拉觉得与玛丽雅姆的距离被拉近了——从未与母亲如此亲近的莱拉找到了与母亲相伴的感觉:一同做家务、一同打扫、一同照顾婴儿。莱拉在直面自己的创伤的同时也解放了同伴,她的容忍与同情让另一个遭受相似创伤的同伴不再感到孤单。她与玛丽雅姆成了一家人,既是姐妹、也是母女。如同苏珊·布里森指出的那样“见证创伤经历”对于遭受创伤的个体走向积极、卸下心理负担是极为有益的。[4]23在两人的相互倾诉中,各自被强加的贞女/妖妇身份一一散去,只留下真实的姐妹/母女关系。在摆脱了被男性话语界定的虚假身份后,两位女性不仅合建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回归了女性的本真身份,更得以纠正被歪曲的自我形象,从而更顺利地向创伤的愈合递进。

为了完成创伤的穿越、真正地告别过去那个依靠别人的讲述的“哈拉米”,玛丽雅姆决定帮助莱拉,这是玛丽雅姆走出创伤的决定性阶段,在释放母性、充当莱拉与阿兹莎的保护者的同时充分了解了自己母亲为自己做出的种种牺牲,既原谅了自己的母亲,也化解了心中的负疚感,并收获了身为人母的满足感。在莱拉到来之前,玛丽雅姆已经习惯了被剥夺话语权的生活,习惯了按照别人的、尤其是按照丈夫的指令生活,从小棚屋到阁楼,从厨房到牢房,玛丽雅姆一生所居住过的空间都是封闭的、狭小的、被男性话语支配的。莱拉的遭遇如同一面镜子,映射出玛丽雅姆自己的苦难,让她有勇气直面与反抗,让玛丽雅姆二十几年来第一次质疑拉希德的不公与暴虐。当拉希德快要杀死莱拉时,玛丽雅姆做出了她有生之年最勇敢的决定“玛丽雅姆不能也不会容许这件事发生。结婚二十七年来,他已经从她这儿夺走太多。她不会看着他把莱拉也抢走。……这么做的时候,玛丽雅姆突然想起,这是她第一次决定自己生活的轨迹。”[2]354-355从听从别人的指令、依赖别人的叙述,到决定自己的生活、表达自己的意愿,玛丽雅姆成功地穿越了创伤,拯救了他人也释放了自己。玛丽雅姆的生命历经磨难,最终以救赎终止了创伤。

在偶然的场合下,玛丽雅姆与莱拉两人合力杀死了拉希德,这无疑是被压迫者心中积怨的集体井喷,而两人也由此象征性地逾越了男性霸权,重新发现了构建真实自我的可能性。可悲的是,玛丽雅姆选择了暴力的方式,从而决定了死亡是自己最后的归属。然而,面对最后的死亡,玛丽雅姆并无恐惧,她的梦中年轻的父亲、慈祥的老者、芬芳的野花和温柔的母亲无不暗示着回归与新生。更重要的是,玛丽雅姆最终获得了母亲、伙伴与保护者的身份,有了自己的归属,而死亡不过是新生的开始。可喜的是,对于觉醒后的玛丽雅姆,莱拉是一个自我认同过程中出现的他者:一个与自我有着相似的创伤经历,但比自我更强大、更清晰的他者。认识到这一点的玛丽雅姆毅然牺牲自我以保全莱拉:另一个自我的成长。在经历了怀疑——对立——接受——认同这一阶段后,玛丽雅姆与莱拉的形象合二为一,整合为一个历经创伤但未被创伤击垮的强大个体:牺牲自我以成全他人,而在他人的身上延续更好的自我。这样一来,长期被分裂的自我得到了整合和统一,长期遭受的创伤也得以愈合。

结语

在纷繁复杂的世间万象中保持理智与平静是困难的,而遭受创伤是普遍的、不可避免的。小说中的丈夫拉希德可以说也是创伤性经历的受害者,他深受丧子之痛,希望再次拥有子嗣而屡屡不能实现。但拉希德缺乏对生命的整体认识、缺乏自省的能力和对女性的起码尊重,从而将自我的创伤转移,造成了他人的痛苦以及最后的自取灭亡。相反地,莱拉、莱拉的母亲与玛丽雅姆、玛丽雅姆的母亲娜娜都曾是创伤性经历的受害人,都不得不忍受婚姻内的暴力以及社会动荡带来的命运波折,但她们并没有对生活丧失信心,更没有将其他无辜的人拉入自己痛苦的沼泽中。与拉希德相反,玛丽雅姆与莱拉通过创伤不断地发现自我、认识自我、辨识他人、探明真相,她们在创伤的洗礼后变得更加坚强勇敢,重获新生。胡塞尼试图通过她们的故事说明创伤性经历的可穿越性与可愈合性——创伤可能是灾难性的,但灾难并不是永久的。同时,玛丽雅姆和莱拉的遭遇与磨难并不是独特的,而具有更广泛的、普遍的社会意义。在分享与聆听中,两位女性的创伤经历交汇融合,两人的形象也发生了重叠,她们的经历是千千万万母亲、女儿与妻子的普遍经历,饱受家暴与战火折磨的阿富汗妇女绝不仅仅只有她们两人:忍痛送爱子去前线打仗、因思念成疾的莱拉的母亲,不得不忍受各种嘲讽与屈辱的玛丽雅姆的母亲,被炮火吞噬的莱拉的儿时伙伴,以及无数因战争流离失所、或被迫卖身、或惨遭凌辱的妇女,在与死亡直面的过程中逐渐揭示生存的真相[5]6,此谓创伤经历带给当事人的正面意义。她们无法改变创伤性经历的破坏性,却可以选择面对创伤,直视现实。最关键的是,在面对创伤的过程中发现自我、审视自我,最终穿越创伤、实现灵魂的重生。这样,创伤的受害者就从被动承受者变身成为主动讲述者,将被客体化的个体再次主体化,将被边缘化的个体再次带回话语界。《灿烂千阳》通过两位女性生活空间的交错、重叠与合并的故事,体现了个体创伤与集体创伤、历史创伤达到相互融合的过程。两位女性的创伤经历映射出创伤带给个体的伤痛,以及走出创伤、拨云见日的灿烂前景。

[1]陶家俊.价值、性别和反认同政治:论斯匹瓦克的属下阶层理论[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4).

[2]〔美〕卡勒德·胡赛尼.灿烂千阳[M].李继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赵冬梅.弗洛伊德和荣格对心理创伤的理解[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

[4]朱云.疏离、记忆与倾诉:解读《乐园》中的“创伤之家”[J].当代外国文学,2011(1).

[5]Cathy Caruth.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 History[M].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rauma·Identity·Redemption:An Analysis of Trauma inAThousandSplendidSuns

YANG L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2, China)

Based on the modern studies of trauma and psycho-analysis, together with G.C.Spivak’s subaltern theor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traumatic experience caused by war and other incidents inAThousandSplendidSunswritten by Khaled Hosseini, reveal intertextuality relations of history of trauma in both individual females and the whole female group in Afghanistan culture. Besides, the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of Afghanistan women from victims to self-redeemers, who seek the means of breaking away from oppression and trying to get self-identity.

trauma; redemption;AThousandSplendidSuns

2016-05-25

2015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伦理视域下的伊恩·麦克伊万小说研究”(2015BWX028)

杨澜(1982—),女, 河南潢川人,硕士,河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从事英美文学的研究与教学。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5.006

I106.4

A

1008-3715(2016)05-002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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