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忠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同人与非同人之间：文学研究会与《小说月报》

刘 忠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小说月报》是在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后逐渐成为同人刊物的，从隶属关系上看，《小说月报》是商务印书馆麾下的一个老牌刊物，自沈雁冰对《小说月报》进行改革始，与文学研究会倡导的“为人生”文学相向而行，才有交集。《小说月报》与文学研究会强强合作的天平先在地倾向商务印书馆一方，并非文学研究会同人，在商务管理者眼里，盈利是必须的，于是，《小说月报》摇摆在同人与非同人之间，兼有同人和商业双重属性。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不是《小说月报》，而是《文学旬刊》。

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同人；非同人

如果说《新青年》是在办刊过程中确认了同人性质，那么《小说月报》则是在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后逐渐成为文学研究会的同人刊物，带有心照不宣、朦朦胧胧的色彩。从隶属关系来看，《小说月报》是商务印书馆麾下的一个老牌刊物，背负着十多年“文言”“通俗”历史，前身可以追溯到《绣像小说》，历经王蕴章、恽铁樵两任编辑，在小说和外国文学翻译方面渐有“现代”气象，及至沈雁冰对《小说月报》进行改革，方始与文学研究会倡导的“为人生”文学相向而行，有了交集，进而被学界误认为是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从作者群体和编辑理念上看，两者多有重叠，不仅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叶圣陶)三任主编是文学研究会初创成员，稿源也主要来自文学研究会作家，《小说月报》对平民文学的重视、对北欧弱小民族文学的绍介与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宗旨十分契合。与《新青年》《新潮》《语丝》《新月》等有独立编辑理念、用稿取向的同人刊物不同，《小说月报》主编沈雁冰多次表示，《小说月报》“非同人杂志。它只是出版商的刊物，我任主编也是在演‘独角戏’。稿件去取，只我一人负责”[1]。也就是说，《小说月报》与文学研究会强强合作的天平先在地倾向于商务印书馆一方，并非是文学研究会同人，只是在同声相和、同气相求层面上彼此倚重。换言之，《小说月报》部分地充当了文学研究会的同人刊物角色。

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不是《小说月报》，而是《文学旬刊》。该刊创办于文学研究会成立四个月后，即1921年5月10日，为《时事新报》副刊之一，先后由郑振铎﹑谢六逸﹑叶绍钧﹑赵景深等人负责编辑，第81期起更名为《文学周刊》；1925年5月9日，第172期起改名《文学周报》，脱离《时事新报》，独立发行；1929年12月10日出至第9卷第5期停刊，前后共出380期，创刊之初即标识为文学研究会会刊。

一、强强联合——文学研究会与《小说月报》

人们常说“无巧不成书”，说书如此，文学亦然，创刊于1910年8月的《小说月报》与文学研究会的遇合充满了偶然。一个希望通过改革，吸收新文学养分，实现新生；一个亟待创办一份杂志，表达对社会现实、人生理想的关切。相互需要与借重成为两者牵手最主要的纽带，时间窗口恰好指向1921年1月，自此，“五四”新文学拥有了第一个展示实绩的纯文学刊物。

《小说月报》第12卷2号上的《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中介绍：“1920年11月间，抱着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和繁荣新文学的目的，文学史家郑振铎、翻译家耿济之等人欲在北京发起创办一个文学杂志，想自己编，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但张菊生(商务印书馆经理，即张元济)等不肯，只提议可以改组《小说月报》。郑振铎、耿济之等当然不干，因为要创办的文学杂志与《小说月报》(当时它还是鸳鸯蝴蝶派的阵地)性质完全两样。于是就想先办个文学会，由这个会出版杂志，这样既有稳固的基础，又便于对外接洽。这就有了文学研究会成立的萌芽。”[2]“报告”透露出三个信息：一、郑振铎、耿济之等新文学作家需要创办一份杂志，传播新观念、新思想；二、商务印书馆为了挽救在新文学冲击下日渐失去的读者市场，主动求新求变，希望《小说月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新文学作家群体。三、双方均指向文学刊物，心思各异，郑振铎、耿济之主张自办刊物，借助商务印书馆这个金字招牌。商务印书馆则提议改组《小说月报》，不肯另外办刊，希望在掌握所有权和经营权的情况下，联合文学研究会同人，将《小说月报》从保守的旧文学、俗文学阵营中解放出来。显而易见，双方意愿看似相近，实则相距甚大。

既然未能说服张元济创办新刊物，退而求其次，先成立一个学会，再另谋刊物不失为一种优选方案。于是，1920年11月29日，郑振铎、耿济之等人借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召开第一次筹备会，约请沈雁冰与会，讨论组织“文学研究会”的办法，推举郑振铎起草会章，决定暂不出文学杂志，以个人名义为《小说月报》撰稿。同年12月4日，在耿济之家召开第二次筹备会，讨论并通过会章，以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郭绍虞、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孙伏园、耿济之、王统照、叶绍钧、许地山12人名义发起。1920年12月30日，在耿济之家召开第三次筹备会，议定1921年1月4日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成立大会。会上，推选郑振铎为书记干事，耿济之为会计干事。这就是文学研究会成立的大致经过。[2]

而在商务印书馆一方，张元济、高梦旦北京之行并未设定具体目标，仅是为《小说月报》改革做一次市场问询，接触新文学作家，寻求稿源支持。合作意向虽没有达成，但并不影响书馆的正常经营。据沈雁冰回忆，“张、高回上海后即选定我改组《小说月报》”[1]。既然张、高二人与郑振铎、耿济之等人有过接触，说明已经意识并看到新文学未来的发展前景，为什么不接受郑振铎、耿济之们的建议，创办一个新刊物或邀请他们来改组《小说月报》？据郑振铎回忆，“张菊生、高梦旦先生到了北平来，我和济之去找他，预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个文学杂志。梦旦先生说，还是把《小说月报》改革一下吧。当时便决定由雁冰接办《小说月报》，而由我负责在北京集稿寄去”[3]。如是，则说明沈雁冰出任主编是商务高层已经确定的，北京之行不过是投石问路的试探行为，张、高二人对已在商务工作四年之久的沈雁冰的工作能力是认可的。这一点为《茅盾全集》“茅盾生平著译年表”所证实，“1920年11月下旬应高梦旦约谈，陈慎侯在座。高梦旦约请茅盾主编和改编《小说月报》及《妇女杂志》，茅盾同意接办《小说月报》，辞却《妇女杂志》编务。此项工作实系张菊生与高梦旦在北京与郑振铎商谈之拟议”[4]78。

作为出任主编的条件，沈雁冰向商务高层提出来三个条件：“一是现存稿子都不能用，二是全部改用五号字(原来的《小说月报》是四号字)，三是馆方应当给我全权办事，不能干涉我的编辑方针。”[1]三个条件针对性极强，第一条表明决心，阻断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联系；第二条改换字体，变相增加信息量，拓展市场；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全权办事”既保证了编辑方针、栏目设置、用稿原则的自主性，又以“自我”为中介搭建了一个与文学研究会合作、沟通的平台，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馆内保守势力的干涉。事情至此，对于文学研究会和《小说月报》双方来说，是一个相对双赢的结果。在文学研究会同人助力下，《小说月报》“革新”工作向着既定方向前进；文学研究会同人则在《小说月报》上施展才华，把人的文学、写实的文学进行下去。

在文学研究会与《小说月报》的强强合作中，如果说张元济、高梦旦北京之行、沈雁冰的被邀入会是偶然因素，那么求新求变上的相互契合则是偶然中的必然。《小说月报》部分地承担了文学研究会同人期刊的功能，不仅发布《文学研究会宣言》《文学研究会简章》《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等纲领性文件，还发表文学研究会同人的文章，“为人生的文学”“写实的文学”等观念得到充分阐释与建构，进而成为文坛的主导话语。

翻看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可以发现其主要栏目基本上都由文学研究会成员把持。叶绍钧、冰心、许地山、王统照、徐玉诺、王任叔、庐隐等人是“创作”栏目的常客，据统计，叶绍钧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小说25篇，庐隐26篇，王统照21篇，冰心15篇，这些还不包括他们发表的诗歌、散文、话剧等。“海外文坛信息”“现代文坛杂话”栏目也是如此，1921年1月至1924年4月，沈雁冰撰写“海外文坛信息”的所有稿子；1928年1月至1930年12月，赵景深包办“现代文坛杂话”[5]45的所有文章。可以说，文学研究会同人当仁不让地成为《小说月报》稿源的主力军，在学衡派、鸳鸯蝴蝶派、创造社等论敌的眼里，《小说月报》是地道的同人刊物，甚至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刊。对于文学研究会和《小说月报》的强强合作，沈雁冰给予过高度评价，“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意味着普遍的全国的文学活动开始到来”[6]12。

二、同中有异——刊物的商业属性与中心话语

置于中国新文学史上看，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可谓适逢其时，此时旧文学已经日薄西山，新文学方兴未艾，《小说月报》在与鸳鸯蝴蝶派的论争中一举确立其中心地位。《文学研究会宣言》中明确规定，社团的一个宗旨为“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三项任务：“联络感情”“增进知识”“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7]。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社团强调观念、趣味相近不同，文学研究会俨然是作家的工会组织，新文学的中心语态遮蔽了文学社团的独立性和个体性。“宣言”之外，文学研究会还设置“书记干事、会计干事”之类岗位，在上海、广州、宁波等地创办分会，并订立一些工作计划，发展会员谢婉莹(冰心)、黄庐隐(庐隐)、朱自清、王鲁彦、徐玉诺、夏丏尊、舒庆春(老舍)、胡愈之、谢六逸、刘延陵、刘半农、刘大白、朱湘、许杰、徐志摩、彭家煌等170余人。[8]这样的组织架构和使命担当远远超出了一个文学社团的职能范围，更像是一个社会组织机构。难怪有学者认为：“文学研究会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社团，尽管成立之初具有典型的、完备的文学社团特性，但它的价值取向，它的行为目标，以及它的发展趋向，与其说是在进行文学社团的营构，毋宁说是在进行整个新文学格局和倾向的设计；文学研究会的创作和理论主要不是通向特色与个性的建树，而是通向新文学时潮和文坛新道德的建构。这是一个从不安心于成为有限社团的文人群体，它的所有的活动几乎都在弱化作为一个文学社团的形象，而同时强化自己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工会’据守于文坛中心的姿态。”[9]这样的定位和运作不仅会淡化社团属性，也会打破同人边界，不断泛化，以致失去自我。

文学研究会的这种中心话语姿态，势必会投射到《小说月报》上，试图通过倡导人道主义、现实主义来实现对新文学话语的主导。作为文学研究会成员和《小说月报》主编，沈雁冰在《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中开篇明义，打出“为人生”旗帜，“文学和人的关系也是可以几句话直截了当回答的。文学属于人(即作家)的观念，现在已过去了；文学不是作家主观的东西，不是一个人的，不是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反过来，人是属于文学的了。文学的目的是综合地表现人生，不论是用写实的方法，是用象征比喻的方法，其目的总是表现人生，扩大人类的喜悦与同情，有时代的特色做他的背景”[10]。为人生的文学观不仅是《小说月报》的选稿标准，还波及到对西洋文学作品和理论的译介。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中，沈雁冰补充说：“虽然现在对于‘艺术为艺术呢，艺术为人生呢’的问题尚没有完全解决，然而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艺术我们应是不承认的。”[11]沈雁冰的双重身份决定了他的这种“为人生”的文学观并不仅限于个人，而是有着极大的扩散效应。瞿世英说，“文学的对象是人生，他的作用是批评人生，表现人生……文学是人生的表现，是人生的批评，那么文学的本质便是人生”[12]。受文学研究会的中心话语姿态、批评家的有意倡导、主编的选稿取向的影响，革新后的《小数月报》历任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三位主编，始终秉承“为人生”的办刊宗旨。

“为人生”的文学观还渗透到西洋文学的译介上。《小说月报》革新之后，译介西方文学的步伐明显加快，仅1921年就出版两期专号“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和“俄国文学研究”，1924年1月和4月推出“法国文学研究专号”和“拜伦研究专辑”，向国人讲述了俄国、波兰、捷克、芬兰、法国、英国等国的文学概况。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的两年间，介绍的西方作家就有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安德烈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阿尔志跋绥夫、易卜生、安徒生、显克微支、巴尔扎克、法朗士、莫泊桑、罗曼·罗兰、霍普德曼、惠特曼、王尔德、莫里哀、拜伦、叶芝、萧伯纳等，几乎囊括了19到20世纪西方所有的伟大作家。细心察看，可以发现《小说月报》译介西方文学也是有所选择的，尽可能选择那些“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和英法等国的批评现实主义文学，时限上偏重近现代作家。在《小说月报》“通信栏”中，沈雁冰和周作人有过一次对话，两人不约而同地表达从事翻译及介绍西方文学当以近代为主、为急，而以古代为次、为缓观点。于是，在《小说月报》上，我们看到的是撇开浩瀚的古典文学经典，转而投入到近现代文学洪流，并将关切的目光聚集在“被压迫被损害国家文学”上，特别是俄国和北欧文学。周作人说：“俄国近代文学的特色……是社会的、人生的。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所以我们相信中国将来的新兴文学。当然的又自然的也是社会的人生的文学。”[13]如果说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的文学主张和他们的创作倾向，可以理解为代表文学研究会的主张，那么沈雁冰的编辑理念则标志着文学研究会与《小说月报》“为人生”文学观的统一。

倡导“为人生”文学观的同时，文学研究会和《小说月报》对写实主义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衷，仅沈雁冰一人就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波兰近代文学泰斗显克微支》《西班牙写实文学的代表者伊本纳兹》《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等多篇论文，阐发写实主义的重要性，甚至把现实主义、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混为一谈，试图用“经过近代科学的洗礼的”自然主义来医治中国文学的顽疾。在沈雁冰的大力提倡下，1921年后的《小说月报》大有自然主义一统天下之势。冰心、王统照、许地山、叶绍钧等人小说书写人间苦难，“通信栏”开辟“自然主义”讨论，沈雁冰在回信中强调：“照西洋文学之往迹看来，古典文学之后有浪漫文学，是一个反动；浪漫文学之后有自然主义，也是一个反动。每个反动，把前时代的缺点救济过来，同时向前进一步。”[14]既然文学潮流的演变是“反动”的、“进化”的，中国文学要追赶世界文学自然就要把西方文学潮流重演一遍，“西洋文学进化途中所已演过的主义，我们也有演过之必要；特是自然主义尤有演过之必要，因为他的时期虽短，他的影响于文艺界全体却非常之大”[15]。当然，由于新文学初创时期的不成熟和认识局限，“通信栏”讨论结束的时候，沈雁冰对自然主义文学观进行了修正，“我们要自然主义来，并不一定就是处处照它；从自然派文学所含的人生观而言，诚或不宜于中国青年人，但我们现在所注意的，并不是人生观的自然主义，而是文学的自然主义。我们要采取的，是自然派技术上的长处”[16]。从对自然主义的全面移植到选择性吸收，从思想观念的盲从到写作技巧的运用，标志着沈雁冰对现实主义认识的深化，也是《小说月报》在西方文学译介方面的矫枉过正。

在“为人生”文学观和现实主义原则引导下，“问题小说”和“为人生小说”大量出现，中心话语态势愈加明显，以致引发创造社同人的指责，认为文学研究会统治文坛，假社团之名推一己偏见之实，破坏文学生态。为了巩固和论证“为人生”的、“写实主义”文学的中心地位，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用大量篇幅刊发理论文章和译介西方文学；为了吸引市场，增加订阅量，还开辟“通信”专栏，开展“翻译文学书”“语体文欧化”“自然主义”“文学主义”等讨论。如此，留给“创作”的篇幅就少了许多，冰心、庐隐、叶绍钧、王统照等人的作品多次出现在《小说月报》上，引发读者的不满与批评，指责《小说月报》被一些作家“包办”，甚至来信询问，投稿是否需要有人介绍，或只刊发相识之人的作品[17]。如此恶性循环，“为人生”的文学成为了一种标签。事实上，任何文学都是为人生的，区别仅在于怎么为，即使是被人们冠以“为艺术而艺术”之名的创造社，他们的文学书写也是人生之一部分。相反，《文学研究会宣言》中“工作”“联络”的说法强化的是一种职业取向，而不是人们习常理解的为人生而文学，至少从宣言、简章中，读出的不是社团个性，而是职业化诉求。

三、平衡与突围——同人与非同人之间

革新之后的《小说月报》销量虽然有所改观，但并不乐观，在宣传一段时间“为人生”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之后，《小说月报》面临的阻力开始增大。革新之初“12卷1号印了五千册，马上销完，各处分馆纷纷来电要求下期多发，于是第二期印了七千，到第一卷末期，已印一万”的市场，很快就面临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和高举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的蚕食鲸吞，读者的抱怨、文坛的纷争以及商务高层的不理解一股脑地抛来，令主编沈雁冰猝不及防。

一方面，沈雁冰、周作人、瞿世英、郑振铎极力倡导的“为人生”文学与大多数市民的娱乐文化需要尚有一段距离，“叫好”不“叫座”，引介的西方文学作品及理论更让广大读者望而生畏。“曾有文友谓如今《小说月报》虽不能说高深，然已不是对于西洋文学一无研究者所能看懂；譬如一篇论文，讲到某文学家某文学派，使读者全然不知什么人是某文学家，什么是某文学派，则无论如何愿意之人不能不弃书长叹；而中国现在不知所谓派……以及某某文学之阅《小说月报》者，必在数千之多也。”“据实说，《小说月报》读者一千人中至少有九百人不欲看论文。”[18]27很显然，读者对《小说月报》上的理论文章和“西洋文学”引介不满，对北欧“被压迫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很陌生。面对读者的不满，沈雁冰采取了一些调整措施，在给周作人的信中，他说：“前天见仲甫(陈独秀)先生，他说可以放得普通(通俗)一些，望道(陈望道)劝我仿《文章俱乐部》办法，多收创作而别以‘读者文艺’一栏收容之。我觉得这两者都是应当的。”[18]31不过，这种策略与沈雁冰本人和文学研究会持守的精英化写作存在某种天然的不可调和，一旦走通俗化之路，就意味着《小说月报》“革新”失败，重回老路；意味着文学研究会中心话语的失语，同人的消散。所以，在沈雁冰看来，刊物品位与读者兴趣的割裂原因是读者鉴赏能力太低，需要教育提升，“我以为最大的困难尚不在‘新式白话文’看了不能懂，而在‘新式白话文’的意思看了不能懂。……民众对于艺术鉴赏的能力太低弱……鉴赏能力是要靠教育的力量来提高，不能使艺术本身降低了去适应。”[18]82在一个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的时代，在一个启蒙话语刚开启就面临夭折的语境中，沈雁冰的这种精英化办刊方向注定是命运多舛，无法落到实处。主办方商务印书馆的市场份额、利润追求不得不考量，自己认同的“为人生”的写实文学又需要坚持，在编者与读者、娱乐与人生之间，沈雁冰能够做的就是平衡，增加与读者互动的栏目，试图通过“读者文艺”“讲演会”“通信”等方式感应市场变化，赢得读者认可。客观上，这些策略起到了维系市场人气的作用，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同时，通俗化也与沈雁冰的启蒙文学观相悖，所以，商务高层更换主编、调整办刊方向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退潮，通俗文学兴起，严重挤压了《小说月报》的读者空间，商务印书馆不得不考虑市场与经济因素。沈雁冰接手《小说月报》之时，正值新文化运动退潮，苦闷彷徨的时代氛围左右着广大青年的心绪，曾经的科学民主、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等话题遇冷，“三年前曾热心社会问题的中国青年，近来对于一切大问题也冷淡了。讨论社会问题的文学杰作如《父与子》等等现在已经不能引起青年的注意；青年的注意力反而集中在肤浅的‘婚姻小说’了”，因此，“姑不论种种社会问题，即使是小小的文艺上的问题，亦没有热烈的讨论与注意了”[19]。沈雁冰的感慨并非泛泛之辞，而是有着很强的现实性。虽然在革新的旗号下，《小说月报》做出一些应对，试图用“话题论争”的策略激发人气，活跃读者市场，针对一些旧派文人反对新文学语体欧化现象，《小说月报》从12卷7期开始发起“语体文欧化问题”的讨论，欢迎读者以书信的形式参与，所有来信，不论赞成与反对，“当一律在本报通信栏内发表”，令人失望的是，两个月后除了周作人来信之外，仅收到读者两封来信，其中一封还与所讨论的问题“有点不相关”[2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通俗文学出现复兴之势，《礼拜六》《小说世界》销量大增，这一点，郑振铎、成仿吾等人敏锐地注意到了。郑振铎说：“香艳体的小说杂志《礼拜六》，居然以原来面目，大呼‘复活’而出现于现在的上海文学界。黑幕小说在一二年前已经缩头不出的，现在也大肆活动，居然有复活之状态。”[21]成仿吾在《歧路》中也指出：“像革命时期的满清督抚一般，一时抱头鼠窜，逃得无影无踪了的《礼拜六》自从去年复刊以来，几个月的功夫，就把他的一些干儿干女，干爹干妈之类的东西，差不多布满了新中国的全天地，到了现在，我们的出版物之中，一天天增加的，几乎尽是这些卑劣寄生虫拿来骗钱的龌龊的杂志。”[22]抛开“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此一时期，无论是《小说月报》还是《创造季刊》，都面临读者市场萎缩的困局。在指责读者“对于新的作品和好的作品并没有表示十分的欢迎”的同时，郑振铎不得不承认，社会上的普通读者对于消遣的闲书“特别欢迎。所以如《礼拜六》，《星期》，《晶报》之类的闲书，销路都特别的好”[23]227。对此，沈雁冰除了批评与抱怨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也许是商务高层最终决定更换《小说月报》主编的最直接因素，毕竟在商务高层看来，在商言商，文学刊物虽然是文学作品的载体，但盈利是必须的。

另外，从新文学作家的态度来看，《小说月报》也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获得人们的一致认可，批评和质疑之声一直都存在。《小说月报》革新之初，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都给予过高度评价和支持，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胡适认为，《小说月报》发表的作品过滥，水平不高，沈雁冰提倡的“新浪漫主义”不切实际。鲁迅与文学研究会和《小说月报》颇有渊源。据高君箴(郑振铎夫人)回忆，“那时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据说根据当时‘文官法’规定：凡政治官员不能和社团发生关系，因此没有参加。但先生对这个组织(指文学研究会)一直是十分关怀和支持的，他后来常为沈雁冰与郑振铎先后任主编的《小说月报》撰稿，因此有的人便认为鲁迅先生是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甚至有的人以为文学研究会宣言是鲁迅起草的”。鲁迅的小说《社戏》《在酒楼上》《端午节》就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第12卷第10号的‘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里，鲁迅推荐作品的同时，一连发表了《近代捷克文学概况》《小俄罗斯文学略说》《战争中的威尔珂》《疯姑娘》等四篇译作。不过，鲁迅也表示过一些担忧，留下“雁冰他们太骛新了”“引进西方文艺思潮，太注意‘最新之书’”“维新得太过”的评价。胡适、鲁迅有“太骛新”之感，遑论一般读者了。

再则，就《小说月报》栏目而言，创作太少、论文和翻译过多的内容配比，也制约了读者订阅。以沈雁冰主编的第12卷为例，“创作”部分全年发表小说45篇，新诗9首，戏剧1篇；同卷论文发表数有60余篇，远在创作之上。创作、论文之外，其余篇幅均为翻译占领。如此悬殊的栏目设置招致读者抱怨“蔑视创作”也就不足为怪了。探究原因，这与沈雁冰的角色定位和办刊方向有紧密关系，无论是作为《小说月报》主编，还是身为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批评家，沈雁冰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引入新思想，提高国民素质，而不是如何使刊物迎合读者需要，获取市场份额和金钱利益。相反，他和文学研究会同人对当时那些以赚取金钱为目的的通俗文学作家和刊物深恶痛绝。面对读者看不懂新文学作品、不喜欢阅读论文等抱怨，他坚决地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上，表示“万万不可”改变自己的目标，“专以民众的鉴赏力为标准而降低文学的品格以就之”。在回复读者梁绳纬要求《小说月报》顾及水平线以下的“低能的鉴赏者”的来信时，沈雁冰认为，一般人不懂新文学，问题不在于新文学本身，而在于他们不懂“新思想”，“对于艺术鉴赏的能力太低弱”。而“因为民众的鉴赏力太低弱，而想把艺术降低一些，引他们上来，这好意我极钦佩，但恐效果不能如梁先生所预期。因为鉴赏力之高低和艺术本身，无大关系；和一般教育，却很有关系。鉴赏能力是要靠教育的力量来提高，不能使艺术本身降低了去适应”[24]。应当说，沈雁冰是一个优秀的文学批评家，而不是一个合格的编辑家，没有通盘考虑编辑、作者、读者、市场和经济等综合因素。正是在后几个要素上，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陷入读者冷落、市场萧条、出版商不满的窘境。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郑振铎接替沈雁冰，出任《小说月报》主编，进入商务印书馆高层视野。在编辑能力方面，1921年5月初，郑振铎担任《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主编，同年5月10日，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他当时虽然不是《小说月报》的编辑，却在拉稿方面出了最大的力”。在人脉关系方面，郑振铎与胡适、周作人、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前驱，与朱希祖、蒋百里等社会贤达都有联系，还是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通过《小说月报》《文学旬刊》广交作家朋友，能够保证《小说月报》的稿源。郑振铎接替沈雁冰之后，《小说月报》在编辑方针上做了微调，采取多登创作、注重发现和培养新人的措施，不仅放缓了“先锋”步伐，对异己之见也给予一定容忍，开展“整理国故”的讨论，译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品等，这些都是在吸取沈雁冰编辑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的。之后，《小说月报》又经历了叶绍钧主编、徐调孚主编时期，直至1932年1月，尚未来得及发行的第23卷新年号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一同毁于“一·二八”战火而终刊，共出22卷258期。

四、争鸣的阵地——《文学旬刊》创办与发行

1921年1月之后，文学研究会在与《小说月报》强强联合，倡导为人生的、写实的文学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创办会刊的追求。1921年5月，作为《时事新报》副刊之一的《文学旬刊》正式创刊。按照文学研究会成立之初的想法，《文学旬刊》肩负着发表研究会“宣言”“简章”“会务报告”，阐明社团宗旨、推介作家作品的任务，事实上，它大多数时候充当了社团同人“论争”的阵地。综观文学研究会与鸳鸯蝴蝶派的论战、与创造社的论争，活力十足的文章基本上都发表在《文学旬刊》上，有些论争并非《文学旬刊》挑起，但冲锋在前、给对手以致命一击的往往是《文学旬刊》。客观上，论争在起到辨明事理、强化新文学实践之外，也扩大了文学研究会的影响力，提高了刊物的发行量。1922年9月29日闻一多在给梁实秋的信中说：“我们若有创办杂志之胆量，即当亲身赤手空拳打出招牌来。要打出招牌，非挑衅不可。故你的‘批评之批评’非做不可。用意在将国内之文艺批评一笔抹杀而代之以正当之观念与标准。……要想一鸣惊人当挑战，否则包罗各派人物亦足轰动一时。”[25]不排除论争各方为博取名利而采取剑走偏锋的做法。其实，通过论争而达到短时间引起文坛重视的做法，不独文学研究会心知肚明，《新青年》的“双簧”戏法，创造社的“翻译问题”讨论，都是经典案例，许多社团和报刊都如法炮制。

人们常说不是冤家不聚首，文学研究会与鸳鸯蝴蝶派就是这样的一对冤家。一定意义上，文学研究会的登场就是以鸳鸯蝴蝶派的掘墓人形象示人的，无论是它的成立宣言、简章，还是问题小说、为人生小说，无不指向社会的血泪、人生的爱恨，而不是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娱乐消遣、言情黑幕主题。作为文学研究会同人的大本营，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更是与鸳鸯蝴蝶派不相兼容，“革新”最初针对的就是王蕴章、恽铁樵主编时期的“守旧”，是对他们游走在雅俗两端、最后又不得不倒向通俗的编辑理念的一种反驳。凭借着将小说与“买笑”“觅醉”“顾曲”等日常文化消费行为绑缚在一起的做法，《小说月报》发行量曾辉煌过十年。据统计，在20世纪20年代，一般杂志的发行量都在一两千份，甚至更少，超过一万份的杂志不多，而《小说月报》在1913年印数就到了一万份，之后又不断攀升[26]178。但是，自1917年“文学革命”以来，在科学、民主等启蒙思想冲击下，在与《新青年》《新潮》等新文化报刊的论战中，《小说月报》明显落了下风，发行量江河日下，1920年印数滑至最低点两千份。正是在这样一个危机时刻，沈雁冰受命出任主编。沈雁冰接手《小说月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约请文学研究会同人撰稿，调整栏目设置，决心把《小说月报》办成新文学创作的重要基地。取消了与“鸳鸯蝴蝶派”相契合的“弹词”“文苑”“杂载”等栏目，设置“海外文坛消息”“社评”“译论”“读者来信”等与新文学有很强关联性的栏目，曾经的主力作家林纾、程瞻庐、周瘦鹃、程小青、徐枕亚、李涵秋等鸳鸯蝴蝶派作家退出了《小说月报》的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文学研究会同人冰心、王统照、许地山、叶绍钧、杨振声等。显然，《小说月报》革新本身就内含了文学研究会与鸳鸯蝴蝶派的冲突。

文学研究会宣言中所说的“文学是一种工作”，“一种与人生很切要的工作”，“文学作为消遣、娱乐的时代已经过去”等言论，严重刺激着鸳鸯蝴蝶派作家的神经，当年的重要阵地失守，更让他们不甘心受制，于是，他们就开始利用《游戏杂志》(1913年)、《礼拜六》(1914年)、《香艳杂志》(1914年)、《消闲报》(1914年)、《小说大观》(1915年)、《小说新报》(1915年)、《小说画报》(1917年)、《晶报》(1919年)、《红玫瑰》(1922年)、《红》(1922年)等向文学研究会和《小说月报》发难。在一篇写给“莺雪老弟(暗指雁冰)”的信中，作者说：“好不容易把第一期盼了来，急急地拆开一看，只见装样，的确有革新的气象。接着就看小说，谁知越看越弄不明白，难道是我的眼睛花了不成，立刻用西湖水，把两眼洗了又洗，四面一望，觉得甚是清楚，遂又展开来看，不指望不但弄不明白，连字句都看不完整。我想大约这头一篇太高深了，遂接着第二第三，看了下去，一直看到末了，仿佛在雾里，简直是莫名其妙”[27]。讥讽、不满之情溢于言表。面对这样的奚落式批评，沈雁冰、郑振铎等文学研究会批评家们决定反击。先是郑振铎以主编和作者的双重身份在《文学旬刊》上著文《悲观》《血和泪的文学》，批评鸳鸯蝴蝶派“不是把文学当作消闲的东西，就是把它当作自己的偶然兴起的游戏文章”[28]；“不过应了这个社会的要求，把‘道听途说’的闲话、‘向空虚构’的叙事，勉勉强强地用单调干枯的笔写了出来，换来几片面包，以养活他自己以至他的家人而已”[29]。接着李之常、沈雁冰分别发表《支配社会底文学论》和《中国现代文学与自然主义》，列举鸳鸯蝴蝶派小说的遗毒，指出它们于人生无益，于文学有害，“作者自己既没有确定的人生观，又没有观察人生的一副深炯眼光和冷静头脑”，“简直是中了‘拜金主义’的毒”[30]。理论上看，沈雁冰、郑振铎、李之常等人站在思想启蒙的前沿，阐明了文学与时代、人生的深层关系，指出了鸳鸯蝴蝶派文学的保守和落伍，在学理和未来层面取得了显著优势，《文学旬刊》也在与学衡派、鸳鸯蝴蝶派文学的论战中暴得大名。但从实践上看，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并没有因为学理上的失语而消遁，而是在时代的缝隙中觅得了生存空间，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40年代中期两度迎来“中兴”。不管怎么说，《文学旬刊》在论争中释放了新文学构想，显示了它的时代性和先锋性。

如果说文学研究会与鸳鸯蝴蝶派的论争表现为“新/旧”“保守/激进”文学观的冲突，那么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论争则表现为现代性的维度之别，是作家主体精神、人性丰富性、写法多样性的差异。偏见挤兑了包容，执拗代替了理性。无论是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等一方的文学“为人生”定位、写实主义的倡导，还是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的文学“为艺术”定性、浪漫主义的偏爱，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新文学，不同的仅在于考量角度和路径。从新文学成长角度看，两个同人社团和刊物的交锋标志着人们开始从引进、译介文学理论走向沉思、辨识其中的差异，以便更多地为创作实践提供理论支持。“为人生”“为艺术”的论争在深化理性之思的同时，也带动了双方刊物的生长，能够在很短时间里放大刊物的人气效应，进而在竞争激烈的上海出版界立足。在文学研究会一方，受益最大的当是会刊《文学旬刊》；创造社一方则是《创造周报》。何以如此？沈雁冰给出过解释，他说：“因《小说月报》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刊物，而商务的老板最怕得罪人，我们对有些文艺上的问题，就不便在《小说月报》上畅所欲言。《文学旬刊》创刊时曾公开说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刊，我们在它上面发表文章就不必存什么顾忌了。”[1]这大约是沈雁冰、郑振铎等人在《文学旬刊》上发表的文章充满火药味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用某种侮辱的词汇，如“文丐”“文娼”“污秽”“罪孽”。不仅不避讳，反而喜用夸饰用语，追求某种偏颇的深刻，为社团和报刊赢得更大的声望和市场。《文学旬刊》第40期上有一篇短文，很好地阐明了它与《小说月报》的互补互动关系。“《小说月报》一向是兼重介绍西洋文学与提高创作；它和本旬刊同一宗旨，同一精神，然而战略不同。本旬刊是短小精悍的冲锋队，它的对象是国内旧腐的古文学摹仿者，与浮滑的文明戏式的消遣主义的白话文作品，它的手段是批评、指责，把社会从醉梦中唤醒来”[31]。在此基础上，郑振铎更进一步，认为“娱乐派的文学观，是使文学堕落，使文学失其天真，使文学陷溺于金钱之阱的重要原因；传道派的文学观，则是使文学干枯失泽，使文学陷入教训的桎梏中，使文学之树不能充分成长的重要原因”[32]。观点不可谓不鲜明，态度不可谓不激烈。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和《文学旬刊》因为倡导“为人生”的文学观，参与并推动“五四”新文学建设，而定格在中国新文学史的版图上，成为研究第一个十年文学的关键词和重要对象。文学史家们在把溢美之词“最早”“最有影响”“贡献最大”等送给文学研究会的同时，也把现代文学“重要期刊”的标签贴在《小说月报》《文学旬刊》上。正是因为有它们的叠加复合、纵横交错，“五四”文学的天空才璀璨夺目，“为人生”的文学才惠泽今天——言说文学与人生的无尽内涵。

[1]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J].新文学史料,1979(5).

[2]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J].小说月报,1921,12(2).

[3]郑振铎.想起和济之同在一处的日子[N].文汇报,1947-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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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沈雁冰.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J].小说月报,192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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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西谛(郑振铎).悲观[J].文学旬刊,1922(36).

[30]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J].小说月报,1922,13(7).

[31]真.读《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六号[J].文学旬刊,1922(40).[32]西谛(郑振铎).新文学观的建设[J].文学旬刊,1922(37).

(责任编辑 刘海燕)

Identical Group and Non-identical Group:Literature Research Association andFictionMonthly

LIU Zho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iterary research association,FictionMonthlyhas become an identical publication. From the subordination relations,FictionMonthlyis an old publication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After Shen Yanbing transforms theFictionMonthly, it is in contact with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association.FictionMonthlyand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association strengthen their cooperation.However, the balance priority tends the press, not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association. In the eyes of business executives, profitability is the first. Thus,FictionMonthlyswings between the identical group and non-identical group. The official pubication of the literary research association isLiteraturePeriodical, notFictionMonthly.

literature research association;FictionMonthly; identical group; non-identical group

2016-09-10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同人期刊研究”(10YJA751048)

刘忠(1971—)，男，河南固始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5.001

I206

A

1008-3715(2016)05-00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