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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七律·长征》中，用最简洁的诗化语言将长征的艰难和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两句，更是引起了笔者的深思。毛泽东为什么对岷山如此看重？岷山地区因何令他如此兴奋？带着这些疑问，笔者有幸循着当年中央红军的转战路线，由川西北经俄界沿白龙江河谷进入甘南，造访腊子口战场，然后向北翻越岷山，进入大草滩，来到久负盛名的哈达铺。在参观完当年红军活动的遗址、遗物，查阅革命前辈留下的往来电文之后，笔者仿佛明白了毛泽东为什么会对岷山这块多民族聚居的西北偏僻地区的深厚感情。

一、 哈达铺转兵前人困马乏的红一方面军

中央红军长征，长驱两万五千里，纵横12个省，在进行战斗的情况下，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每天天上是国民党飞机的侦察轰炸，地上是敌军的围追堵截，还要面对雪山、草地、疾病等困难。可以说，无论从人的精力、体力，还是团队的意志和决策，都几乎达到人类有史以来的极限。当回首那段历史时可以发现，就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而言，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除湘江战役前后，再就是红一、红四方面军的“分道扬镳”。

从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夹金山下的胜利会师，到1935年9月10日中共中央率红1、红3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红军两大主力之间经历了由大喜到大悲的演变。

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战略方向的选择和在哪里建立根据地的问题。然而，恰恰就在这个关键问题的选择上，张国焘与中央领导层的多数同志出现了重大的意见分歧。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上所作的“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分析的比较客观。他在回顾了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战略方针的几度变化后指出：“目前，两个方面军都是离开了原有根据地，要在新的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制定战略方针就是要解决在什么地区创建新苏区的问题。”应根据什么原则来选择呢？周恩来提出了三个条件：一、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理番、懋功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中央红军在岷山地区的伟大转折地区虽大，但多是峡谷，敌人容易封锁，我们也不容易反攻；二、群众条件，人口较多。松潘、理番、懋功、汶川、抚边这一带，人口只有20万人，而且多数是少数民族，由于民族隔阂还没有完全消除，在少数民族中扩大红军比较困难；三、经济条件。这一带人烟稀少，粮食缺乏，生活习惯也不容易适应，其他需要的物资，如布匹等，都不容易解决。因此，周恩来的结论是：“我们如陷在懋、松、理，就没有前途。”他明确指出应该去“川陕甘”，因为那里“道路多，人口多，山少。在此必定会遇到敌人。我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

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两河口会议”的精神，发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规定：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为此，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火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部，夺取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胜利地向甘南前进。应当讲，“两河口会议”是成功的，认识也是统一的。

但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张国焘的态度发生急剧转变，他以种种理由激烈反对“北上”方针。除去张国涛日益膨胀的个人野心，军阀主义等主要原因外，还有以下因素影响了他态度的转变：一是他四处打听遵义会议，会理会议等中央政治局的开会情况，弄清了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层的变更并不是共产国际的决定，尚未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故中央的权威在张国焘眼里是“打了折扣的”。二是他基本摸清了中央红军的实力，面对实力不到红四方面军一半的中央红军，张国焘产生了极大的“优越感”和“正确感”。三是中央层有的人在处理与张国焘的关系上给张国焘挑唆红四方面军官兵反对中央以口实。据杨尚昆回忆：“我没有参加两河口会议，听彭德怀同志后来传达说……在讨论中，博古等几个同志不讲方法和策略，挖苦张国焘的西进主张是麻雀飞进阴沟里，进得去出不来，只有死路一条。自以为资格老又有本钱的张国焘一下就跳了起来，气势汹汹地质问，你说我是麻雀，你博古懂得什么？你把中央苏区这么大块根据地都丢掉了，你们打了败仗，不能说要由李德负责，他外国人。你们都要负责。”另据徐向前回忆，凯丰、博古他们“则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啦，土匪作风啦，政治落后啦，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他们这种‘左’的做法，与当初刚到中央苏区时，对待毛主席和一、三军团差不多，只能激起四方面军干部的反感。许多指战员思想不通，憋着一肚子气。这也给了张国焘以挑拨的借口。”综上种种原因，最主要是张国焘本人个人野心的膨胀和军阀主义作风，使得两支主力红军分开了。

两支主力红军的分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红军的悲剧，是中国共产党的悲剧，同时也是中国革命的悲剧。毛泽东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当谈及这段历史，总是称之为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后来，朱德也回忆道，革命生涯中经历过多少坎坷，但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心情沉重。晚年徐向前回忆及此，依然痛心不已：“那两天，我想来想去，彻夜难眠，……我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几年来自己与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另一方面，右路军如果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四方面军是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我都难以接受。这也许是我的弱点所在吧。”

9月12日，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甘南的俄界村，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俄界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与张国焘的斗争。会上，面对与红四方面军的分手，毛泽东在对形势的判断时说：“我们本应该创建川陕甘苏区，但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只有一、三军几千人，实现不了这个目标。所以，应当明确地指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关系，得到国际的指示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我们不是独立的党，我们是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境创造出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不然，我们就永远打游击战争……中央不能到打箭庐去。中央要到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地区。即使不能到达目的地，我们也不至于做瓮中之鳖，我们可以到各处去打游击，即使给敌人打散，我们可以做白区工作，我们可以去领导义勇军。而且，我们可以打通国际关系，可以得到帮助，而克服敌人的堡垒主义。”

仅凭分兵后的7000多人的作战力量，能不能冲破胡宗南的封锁，能不能冲破“两马”骑兵的围堵？能不能安全抵达既定的中苏边境，并在那里建立一块根据地？共产国际承认遵义会议以来的中央人事变更吗？共产国际承认遵义会议以来的中共中央的基本方针和策略吗？共产国际会怎样看待这次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关于“北上”和“南下”的争议？前途未卜是此时此刻中央红军上上下下的共同心境！以致在攻打腊子口前，林彪对杨成武、黄开湘的红四团讲，“腊子口很可能是我们北上最后一个关口，我们一定要胜利。如果不能胜利的话，我们只能去走诸葛亮出祁山的旧路汉中。但此处是西北的重要粮仓，有敌数万兵力布防，我们以几千人去打，根本不存在胜利的可能。如果不能走汉中，那就只能南下穿过草地，回到张国焘那边去。张国焘一心想吃掉我们，我们回到他那边，结果会怎么样，我想各位都知道吧!”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此次身陷绝境的中央红军，最终依靠自己坚定的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斗争，完成了伟大的转折。

二、中央红军在哈达铺完成一次伟大转折

1935年9月18日，中央红军主力到达岷县南部的哈达铺，并在该地进行了短暂休整。9月19日，红1军团第2师得到了一份《山西日报》，上面有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红1军团立即派骑兵将报纸送给毛泽东。后来，红军又在哈达铺的一个邮政所里发现了《大公报》《晋阳日报》等更多的报刊。毛泽东、张闻天等正是从这些报纸刊物中得到了重要的信息：一是在陕北有一块根据地，这不仅有刘志丹的陕北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25军。二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东三省后，还在继续向华北进攻，国家正面临被日本全面侵略的威胁。王明已经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以“联蒋抗日”为主要精神的《八一宣言》。据黄克诚回忆：“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在哈达铺可以看到报纸。从报纸上得知刘志丹、高岗等在陕北开辟了一块红色根据地，建立了人民政权。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真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大喜讯……我们从江西出发长征，艰苦跋涉两万多里，一路上连共产党的支部都很难遇到过，真没有想到会在陕北遇到一块革命根据地，这无疑于绝处逢生。”

与此同时，中央决定利用甘肃地方军阀鲁大昌收缩在岷县县城自保之机，让连续征战疲惫不堪的官兵在哈达铺好好休整两天。毛泽东还给官兵提了一个口号“大家吃好！与老百姓一块吃”。供给部除了利用鲁大昌部队逃跑时留下的大量的面、大米和食盐之外，还每人发了1块大洋。红军官兵在休整期间，洗澡、理发、杀猪宰羊，三顿丰足，从精神到身体得到了极大的恢复。而中央高层也对改变“俄界会议”的决定，转兵陕北达成了一致。

9月22日，在哈达铺的关帝庙里，红军召开了团以上的干部大会。会上，毛泽东进行了进军陕北的动员：“以前有同志总是问，咱们到底要走到哪里去？现在我们有希望了。我们要走到陕北，因为在那里有刘志丹和徐海东的红军。张国焘说我们是教条主义，现在看，哪一个是教条主义？咱们只有八千多人，少了点，可是目标小了。咱别张扬也别悲观。1929年红四军下山的时候，人更少。咱们人少，但都是在政治上、经验上和体力上经过淬炼的，可以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同志们，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前方阵地！”短短几天，中央红军在这里完成了它在长征中的一次伟大转折！

三、哈达铺转兵的重大意义

哈达铺，位于甘肃岷县南部，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以经营药材、山货、皮货、食盐等商贾云集的小镇。中央红军在此休整后，焕然一新地踏上征程。笔者认为，红军在哈达铺再启征程，完成了长征的一次重大转折！因为哈达铺的转折有着非同寻常的伟大意义：

(一)它解决了红军自长征以来一直苦苦追寻的目的地的重大问题。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夜渡于都河之后，一直在寻找一个落脚点，创造新苏区。原计划到湘西同红2、红6军团会合，由于蒋介石集结重兵张网以待遂作罢。黎平会议曾决定“在黔北建立根据地”，后来根据实际情况放弃了。遵义会议，提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在川西发展，但实际情况又不允许。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落脚的问题出现严重分歧，北上还是南下？中央的北上原计划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由于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后来俄界会议又决定通过游击战争向中苏边境靠拢，争取共产国际的帮助。走到哈达铺，才最终确定落脚陕甘根据地。实践证明：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以后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二)哈达铺的转折挽救了红一方面军。由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红一、红四方面军分开了，使得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北上红军比原计划大为减少，对此，中共中央曾提出在靠近苏联的地方建立根据地。后在哈达铺收集的报纸上得知陕甘红军和根据地的信息，中共中央在榜罗镇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关于到达中苏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休养生息部队，然后东打的打算，决定落脚陕甘。这次转折不仅为中央红军找到了一块安身立命的地方，并同陕甘红军胜利会师，壮大了红军的力量。而中共中央此后在政治上、策略上对全国整体形势的把握，对打破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围攻，巩固陕甘根据地，进而以此为中心指导全国革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哈达铺转兵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证明了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正确！这就在全党、全体红军中，包括在共产国际的认同上，确定了中共中央在与张国焘的分裂党和红军的斗争中的正确地位，从而为教育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推动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哈达铺转折的伟大意义还在于，加深了政治局同志之间的信任。哈达辅转兵极大地鼓舞了几乎陷于绝境的中央红军的全体官兵，整个部队普遍都有一种“豁然开朗”“喜从天降”和“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欣喜感觉！由于从过草地开始，周恩来一直重病在身，朱德又随红四方面军行动。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主要是毛泽东与张闻天、博古、凯丰、王稼祥甚至李德等一起讨论、一起战斗，彼此同甘共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批留苏的年青人也通过斗争，重新认识和理解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担当精神，以及个人智慧、气派、风格与魅力。

长征所经历的艰难险阻，都极大的冲击着他的胸襟。经过哈达辅转兵，毛泽东一扫之前“人生最黑暗日子”的苦闷 ，在岷县挥笔写下了《七律·长征》，“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诗的最后两句，把中央红军经过哈达铺转兵，看见光明前途的欣喜之情表达的淋漓尽致。1935年的9月28日，在定西通渭县城城东的文庙街小学的第一大队举行的联欢会上，毛泽东用他那浓烈的湖南乡音朗诵了这首著名的诗篇，赢得在场全体官兵的热烈掌声。这是毛泽东成为职业革命家之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自己部属面前朗诵自己的诗篇。由此可见，哈达铺转兵对毛泽东的影响之深！毛泽东对岷山山水的感情之深！

参考文献：

[1]岷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岷县文史资料》，第8集，兰州，2006。

[2]于告楠编著：《张国焘和〈我的回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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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胜骈、陈晋主编：《亲历者的记忆：红军长征重大决策见证录》，北京，三联书店，2006。

[7]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8]杨炳章著：《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