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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工作是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征中文艺工作的有效开展，丰富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手段，保证了红军在长征中各项任务的圆满完成，为之后文艺工作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本文试从组织状况、历史特征、基本原则和实际成效四个方面，对红军长征中的文艺工作进行初步探讨，以加深对的这一问题的认识与理解。

一、长期流动模式下红军文艺工作的组织情况

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国民党军队对各个根据地的“围剿”，根据地大部文艺组织溃散，许多文艺骨干牺牲，红军正在勃勃兴起的文艺工作遭受到挫折。长征开始后，尤其是遵义会议以后，军队文艺工作逐渐开始恢复，并随着各路红军的会师而不断得以发展。实际上，红军长征中的文艺工作具有特殊性，他是在红军长期艰苦行军、流动作战中产生的，是共产党领导文艺事业发展的延续，也是革命根据地文艺的一种延续。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长征前后红军文艺工作组织状况的发展演变。

(一)组织机构的发展变化。长征中，红军各部队有专业的文艺团体(剧团、剧社)和师、团级业余宣传队。虽然这一时期的文艺工作组织体系并未如苏区时健全，但仍保留了过去开展文艺工作的最基本单位——宣传队。军政治部设文化娱乐科，专门负责文艺工作。①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上册，147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苏区流行的俱乐部、列宁室等形式的文艺团体已不多见，直到部分红军会师后才重新出现。②军事科学院政治工作研究室：《战时政治工作经验选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1集，178页，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长征中的宣传队、剧社或剧团既是文艺团体，也是军事战斗队、政治工作队和干部培养队，一般下设几个分队、团或组。根据实际行军需要和战斗发展等情况的不同，各个分队、团或组所担负的主要任务也不同，或有一定的调整变化。红1军团宣传队(也称战士剧社)下设三个业务组：演讲组(宣传和动员群众)，艺术组(编排节目、化装演出)和张贴组(撰写口号、布告并散发出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上册，196页。红二方面军于1936年7月组建后，总指挥贺龙将宣传队命名为“战斗剧社”，该社包括三个分队：一队负责日常宣传，二队负责戏剧演出，三队负责音乐演奏*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上册，285～286页。。

(二)组成人员的发展变化。长征中，红军各部的宣传队(或剧社)人数并不多，会师后，一些宣传队(或剧社)的人员数量有所增加。红二方面军宣传队通常是十五六人，最多时也不过20余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上册，295页。红25军宣传队开始长征时只有5人，与陕北红军于1935年9月会合后，其宣传队由原来的几个人发展至30余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上册，443页。尤其是红15军团成立后，相继组建了三个剧社：火光(第73师)、火花(第75师)和火焰(第78师)，都登过几次台，并在部队和地方群众中广受欢迎。*军事科学院政治工作研究室：《战时政治工作经验选编·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1集，179页。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队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剧社人数曾一度发展至几百人，是当时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但这也不排除红四方面军中一、二、四剧社汇合以及红3军团宣传队转入的缘故。

红军开始长征后，大部分专业文艺工作者留在了原来的苏区，但也有不少文艺骨干随军参加了长征，如成仿吾、李伯钊、伍修权、李克农、黄镇、危拱之、钱壮飞、沙科夫、石联星、刘月华等人。这一时期，除部分文化骨干外，从事文艺工作的人员普遍比较年轻。长征出发时，在红1军团的战士剧社里，年纪较大的二十四五岁，较小的只有十五六岁。*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上册，295页。为更好地开展文艺工作，无论在专业剧团还是在业余宣传队，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文艺后备力量的梯次培养，通常采取以少数专业文艺骨干与多数业余人员密切结合的方式开展文艺工作。如红四方面军到达川陕以后，随着反“六路围攻”的胜利和根据地不断扩大，其工农剧社从各宣传队抽调了一批文艺骨干来扩充力量，其中女战士占大多数，还有10余名12岁以下的小战士随团培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艺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初编》，106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为之后开展文艺工作储备了骨干力量。

长征途中，文艺工作者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轻松。当时流行这样一句顺口溜：“宣传员，宣传员，每天在困难前，讲演喊叫吹弹唱，笔杆腿杆没得闲”*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上册，274页。，从中可以充分体现出他们日常工作的繁重。除开展宣传工作外，很多文艺骨干还充当了战斗员、勤务员、调查员等多重角色。著名的文艺骨干危拱之，在长途行军中边进行宣传工作，边照顾伤病员、筹粮筹款、调查社情敌情等。她身上的背包、枪支、弹药和粮食至少有20斤左右。部队出发时，她走在最后，帮战士清扫驻地，捆好铺草，上好门板，把借来的东西送还老乡，挨家挨户征求意见，向老乡告别；部队驻扎时，她积极开展群众工作，组织文化娱乐活动等，扩大了红军的影响。

(三)组织形式的发展变化。长征时期，文艺工作多结合红军行军、休整、作战等军事行动，以诗歌、音乐、戏剧、美术、舞蹈等多种形式灵活开展。与之前的苏区相比，长征中的文艺工作渐趋小型机动化，最富有典型性的是“宣传鼓动棚”，即队员在一些重要地点架起棚子，插上红旗，开始唱歌、说快板、喊口号等，鼓动部队行军。早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之前，这一宣传模式就已出现，后经《红星》报上刊登，遂在全军推广开来，无论行军还是休整，均被多次运用。在湘江之滨、乌江渡口、雪山之颠等重要地方*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上册，196页。，“宣传鼓动棚”曾被称为“真正的‘专业’文艺组织——方面军音乐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上册，295页。。此外，创建新的根据地后，宣传队或剧社在新的根据地内的市县、乡镇连续巡回表演，也是这一时期文艺工作的重要组织形式之一。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化装表演，这是一种最具体、最有效的宣传方法*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6册，747～74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虽然节目内容与形式并不精细且道具简陋，却从旧式假嗓歌唱的方式解脱出来，用新颖的题材而不是古板的历史故事，*[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83～84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演出生动而幽默，颇受群众喜爱。有时为了庆祝会师胜利，宣传队和剧社也会合并演出，如甘孜会师。

二、长征文艺工作的两大历史特征：原创性与大众化

特殊的时代背景，使长征时期的文艺工作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即原创性和大众化。

(一)文艺作品内容的原创性。这一时期，文艺作品的内容主要来源于长征中红军战士的实际生活与军事斗争。一是从红军长征时与敌人的战斗中来。《破草鞋》是中央红军自长征以来创作演出的第一个话剧，表现了红军将士的足智多谋与英勇战斗，巡演多次，久演不衰。类似的还有歌曲《反攻胜利歌》，诗歌《大战将军山》等作品。二是从红军长征的艰苦行军生活中来。代表之一是黄镇用漫画来反映的红军真实行军生活。他曾回忆：“长征艰难的行军生活中，许多难忘的场面，动人的事迹，英雄的壮举，我仅仅作了一点勾画，留下一点笔墨痕迹。在漫漫途程中，看到什么就画什么，是真实生活的速写”*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上册，270页。。长征二万五千里，他画了约四五百幅漫画，现在留存下来的仅24幅。另外，还有诗歌《大渡河怀古》、《红军队伍过雪山》、《草地》等作品，都体现出红军将士勇于克服艰难险阻的精神。三是从各路红军纷纷会师的胜利中来。如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星》报于1935年6月15日刊登了由陆定一、李伯钊作词，崔音波作曲的《两大主力会合歌》*《两大主力会合歌》，载《红星》，1935-06-15(1)。，并号召组织红军各部队教唱此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红1军团宣传部长肖向荣套用乐曲《春天的快乐》，谱写了一首《长征胜利歌》，在1936年元旦由战士剧社首次演唱，一直唱到抗战初期。这些作品高度展现了红军胜利会师后战士们的高昂情绪，鼓舞了斗志，增强了信念。此外，也有许多反映长征全过程的作品，如中央红军的《长征小调》、红25军的《十五月斗争歌》等，生动再现了红军长征的战斗生活。

关于文艺作品的创作群体，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说，红军长征期间，大多数文艺作品主要是由专门从事文艺工作的人员创作的*[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87页。。除此以外，许多喜爱文艺的红军领导干部带头进行了大量文艺创作，播下革命文艺的种子。最具代表性的是毛泽东在长征期间创作的《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等经典作品。同时，一些具备一定文化知识的各级红军指战员及沿途群众也共同参与到文艺创作之中。以红2、6军团为例，部队到达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后，连续演出了四场《我当红军去》话剧，特别受当地群众喜爱。“这些戏剧的创作，多是部队有文化的干部和宣传队合作而成。如在方面军政治部的部长张平化、金如柏、何辉等，各师的宣传科长黄忠学、郑依宝、沙友石以及团青年干事陈鲁炎，连指导员李甲三等”*解放军艺术学院文艺史编写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初编》，117页。。这种专业与业余、干部与士兵、红军与群众的密切结合，既促进了革命文艺的发展，也增强了军内与军民的团结。

(二)文艺作品表现的大众化。文艺工作的受众群体除部队指战员外，更重要的是广大人民群众。长征中文艺工作在普及与提高的过程中不断从民族传承及民间文艺中汲取养分，表现出大众化的显著特点。

一是通俗性。针对大部分官兵、群众文化基础薄弱的特点，为使文艺作品内更易被理解接受，长征中的标语、诗歌等大多采用民谣、歌谣、童谣、顺口溜、快板诗等形式编写，口语化的表达方式简洁有力、有腔有调，朗朗上口，通俗易懂，老幼皆能背诵，便于广泛流传。同时，多数作品从创作到成型的时间较短，尤其是诗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及时不过的了”，几个人凑在一起，现编现凑，少则几十分钟，多则半天就被创作出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上册，276页。

二是地方性。长征中大部分文艺作品具有不同的地方特色。红一方面军时兴江西民歌、兴国山歌，红二方面军盛行花鼓调，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流行楚剧、豫剧等，这与各路红军大多数战士来自赣南、闽西、鄂豫皖、川陕、湘西等根据地有着密切关系。同时，各部队途经各地的地方文化，对红军文艺工作也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如红一方面军、红25军到陕北后，部队中开始流行陕北民歌和秦腔。

三是民族性。长征中红军经过了很多少数民族聚集地，因此在创作文艺作品时，特别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与习惯。同时，通过学习、吸纳和借鉴，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也丰富了红军的文艺创作。以舞蹈为例，红军长征经过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时，受当地多彩斑斓的少数民族舞蹈感染，红军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新颖、热情洋溢的新的舞蹈形式，密切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在交流过程中，红军的文艺宣传对各族人民产生了深远影响，激发了他们文艺创作的热情。在云南地区，当地民众编写了许多歌曲、曲艺、戏剧等，歌颂红军的英雄事迹与业绩。如在武定、禄劝县流传的颂歌《红军草》，苗族创作的《吃菌不能忘树桩，翻身不忘共产党》，纳西族谱写的《贺龙敲石鼓》等歌谣，都表达了少数民族人民对红军的赞颂与感激之情。*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长征中的文化工作》，116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四是国际性。红军中的一些高级干部有留学经历，他们将国外的剧本和歌舞带进革命根据地，随军长征时又继续对这些作品进行了改编和创新。以革命歌曲为例，由于红军长期频繁行军打仗，并不具备良好的创作条件，长征中的一些歌曲大多以旧曲填新词的方式创作而成。如著名的《再占遵义歌》、《红军歌》、《当兵就要当红军》、《杀敌歌》等歌曲，分别采用了乌克兰、苏联、日本、美国等国的曲调，还有一些经典的舞蹈，像李伯钊编排的歌剧《彼巴依德瓦》、舞蹈《乌克兰舞》、《高加索舞》等，都有着鲜明的国外特色。

三、长征中红军文艺工作的几点原则与实际成效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回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红军剧社是最有力、最巧妙的文艺宣传武器”*[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87页。，这可能是对长征中文艺工作作用和意义较为贴切的表述与称赞。红军文艺工作已不是单纯的文艺形式，而是一种以革命政治、军事斗争、动员与争取群众为原则的宣传武器，紧紧围绕不同时期红军的中心政治与军事任务而展开。

(一)以革命政治为中心原则，坚持阶级性与实践性相统一，宣传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扩大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力。红军的文艺作品来源于频繁的战斗生活，始终将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与革命斗争的实践性相统一，以文学艺术形式正确宣传共产党的政治方针、路线和纲领，动员全党全军和广大民众为之奋斗，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力。通过广泛多样的文艺宣传，红军“扩红”效果显著。以红四方面军为例，在反“三路围攻”后，“扩红”宣传成为文艺工作的重心。剧团、宣传队以阶级教育深入启发动员群众支前参军，创作出广受欢迎的《送郎当红军》、《十劝夫》、《扩红谣》等歌剧，许多人看后踊跃报名参军。在贵州的黔西、大定、毕节三县，红2、6军团20多天就扩大部队5000人左右，是两军长征出发时总人数的25%，这其中宣传队的戏剧演出功不可没。

同时，文艺宣传紧密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起到了瓦解敌军的特殊作用。到达陕北根据地后，争取国民党军队抗日救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红军文艺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为此，红1军团宣传队下部队教大家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等歌，宣传科长彭加伦根据东北军现状编写歌剧《亡国恨》等剧目。1936年6月下旬，红1军团西征抵达宁夏预旺堡后，立即开展瓦解敌军工作，“从隔河对唱到秘密过河联系，再到开座谈会、小型演出、战地联欢会等，逐渐你来我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上册，149～150页。。特别是歌剧《亡国恨》，在东北军中反响剧烈，许多东北军士兵看后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当亡国奴、打回老家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上册，201页。，取得了良好效果。可见，以文艺宣传的方式瓦解敌军，发挥了枪杆子所起不到的作用。

(二)以军事斗争为基本原则，坚持鼓舞与教育相结合，适应长征中部队作战与军队建设的实际需求。首先，文艺工作发挥着鼓舞斗志和团结友军的作用。战斗间隙，适当举行唱歌、猜谜、讲笑话和革命故事、途中设立宣传棚等活动，激发了官兵的战斗热忱，树立了敢打必胜的信心。行军时，开展一些灵活简单的文艺活动，能减轻官兵长途跋涉的疲劳和饥寒，加快部队的行军速度，即便是画幅内容夸张的漫画贴在路边或举在身后，也能愉悦官兵的心情。如红一方面军战士喜欢听危拱之的“凤阳花鼓调”，当爬雪山过草地时，听了她的歌后就“浑身是劲”，甚至担架上的伤病员也忘却了疼痛轻轻跟着学唱。有些战士还对掉队的同志喊：“走快点，去队伍前面听唱花鼓戏！”*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红军时期》，上册，112～113页。战后或会师时，在情况许可的情况下举办联欢同乐会、祝捷大会等，可以巩固部队团结，活跃军队氛围。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并与红15军团胜利会师，战士剧社与宣传队共同在陕北苏区进行一个多月的慰问演出，给战士和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其次，文艺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技战术推广和文化教育普及作用。文艺工作能够以歌舞的形式反映出一定的军事技战术，如《打骑兵歌》和《打骑兵舞》，生动再现了骑兵作战的技战术要领，便于在官兵中推广和学习掌握。同时，文艺创作和宣传还有利于提高官兵的文化水平。在行军中，部分战士把写有汉字的一块小木板挂在前面战士的背包上，一次行军就能认识几个字。另外，还有著名的《射击军纪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等，这些将条令条例编成歌曲在官兵中广为传唱，也起到了极强的普及教育作用。

(三)以动员群众为根本原则，坚持理想与情感相融合，唤起广大民众的革命觉悟与民族意识。红军通过文艺宣传和具体行动，“亿万人民对于国家、社会、个人有了新的概念”，对未来的世界有了新的信念，从而唤起农村亿万民众的人权观念、革命觉悟与民族意识，接受“人民当家作主”，认可和支持共产党的“公社理想”，逐渐将之个人化并站起来为“心目中的具有正义、平等、自由、人类尊严的生活而斗争”*[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88～89页。。红军剧社以军事、政治、经济等当时社会上的新问题为演戏素材，采取易于理解、幽默风趣的方式频繁演出，宣传了红军的政治主张和理想信念，消除了民众的疑虑，广泛争取到民众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由于长征中的大多数文艺作品极富情感，更易于通过感情共鸣而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如红一方面军的《今日之农民》、《穷人的出路》，红四方面军的《打土豪》、《黑暗里的红光》等，这些作品通过质朴的语言和写实的情景再现，极大感染了民众，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鼓舞着他们积极投入革命斗争的浪潮。另外，深入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一直是红军文艺工作的重要指导原则之一。对于当年红军剧社的表演场面，斯诺曾作出这样的描述：“当时红军剧社演出不向观众出售门票，也没有包厢雅座。大多数领导干部零散分布在观众席中，包括中央委员会书记洛甫、政府主席毛泽东、红军大学校长林彪、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等，演出一开始，群众就不怎么注意他们”*[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83页。。这种不分等次和级别的公开场面，使共产党和红军的各级领导、指战员以及当地群众融为一体，富有浓厚的民主色彩，从心理上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进而为广泛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