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军

（山东政法学院商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我国生猪养殖行业集中度低、养殖规模化程度不高，价格呈现周期性波动。随着我国新兴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农村劳动力的持续转移，养殖规模化成为解决我国持续增长的猪肉需求、缓解生猪价格波动风险的途径之一。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生猪价格周期与养殖规模化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西方学者Hass 和Ezekiel[1]以及Coase 和Fowler[2]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通过研究发现，美国以及英国的生猪市场价格与生产存在着周期性波动，即猪周期现象。西方学者通过蛛网模型、调和运动模型、滞后分布模型等来解释猪周期问题。蛛网模型认为生猪价格供给量与价格波动受到生猪生长周期影响，在偏离均衡状态以后呈现动态蛛网模型特征，并通过分析生猪产量、屠宰量与价格三者的关系，提出生猪价格周期时间为4 a，确定蛛网模型对于解释生猪周期的适用性[3-4]；调和运动模型认为生猪价格周期与生猪生产者在影响生产与销售决策的因素做出反应有关，根据生猪价格建立生产预期[5]；滞后分布模型指出获利能力是生产者决策的关键决定因素，生产周期与价格周期不同步，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不同类型的生猪生产者采取不同的周期策略，反周期行为往往会获利[6-7]。随着生猪价格周期研究的深入，非线性和动态合成模拟模型、谱分析和交叉谱技术、贝叶斯自回归趋势平稳模型等新的研究方法不断出现。

对于我国生猪价格周期，D'Arcy[8]、毛学峰和曾寅初[9]、王明利和李威夷[10]、綦颖等[11]通过运用HP 滤波、谱分析、回归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我国生猪价格波动时间序列的分解，认为我国生猪价格波动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生猪价格周期大约为3-4 a。对于养殖规模化与生猪价格周期的关系，吕杰和綦颖[12]、李明等[13]、张春丽和肖洪安[14]等从不同规模生猪养殖户行为、生猪产业规模结构、不同国家生猪饲养方式比较、价格调控机制、规模养殖户数量变动等不同角度，分析供给价格弹性、市场信息传导机制、生产者价格预期等影响养殖户规模化养殖程度的因素，运用面板数据回归、相关分析、交叉谱分析、Malmquist指数法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认为规模化养殖程度会显著影响生猪价格波动幅度，呈现一定的负相关性，生猪养殖规模化可以平稳生猪价格周期。当然，亦有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规模化养殖难以平缓生猪价格周期[15-16]。

本文从养殖规模化的角度，尝试运用HP 滤波分析和相关分析等较为成熟的方法，实证分析我国养殖规模化与生猪价格周期的相关性，并通过对比美国生猪养殖规模化进程，研究养殖规模化对生猪价格周期变动的中美之间的异同，探索我国养殖规模化的发展策略。

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我国生猪价格波动受到趋势因素、周期因素、季节因素和偶发因素的影响，运用X12 季节调整[17]和HP 滤波分析[18]等研究方法（公式1、2），分离出生猪价格时间序列中的趋势、季节以及偶发成分，根据周期成分划分我国生猪价格周期。对于我国养殖规模化程度与生猪价格周期呈现何种关系，为了避免两者由于增长趋势所呈现出的线性相关性，采取HP滤波分析法去除生猪价格和不同规模养殖户数量变动的趋势成分（公式2），再根据其周期成分采取相关分析法进行研究。

X12 季节调整方法公式为：

式中：P 表示价格波动、T 表示趋势成分、C 表示周期成分、S 表示季节成分、I 代表偶发成分。

HP 滤波分析公式为：

式中：（Pt－PtT）2为周期成分偏差平方，[（PTt+1-PtT）-（PtT-PTt-1）]2为趋势成分的二阶差分平方。

式中：Pt表示包含趋势成分和周期成分的经济时间序列，PtT表示趋势成分，PtC表示周期成分。

通过分离趋势成分，最后得到周期成分PtC=Pt－PtT，我国生猪月度价格时间序列中的趋势成分PtT被定义为下面最小化问题的解（公式3），其中月度数据的λ 经验取值为14 400。

1.2 数据来源

根据我国1993-2014 年农业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运用X12 季节调整和HP 滤波分析对生猪历史价格变动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解分析。根据《中国畜牧业年鉴》2001-2011 年我国不同规模生猪养殖统计数据，实证分析我国养殖规模化程度与生猪价格周期两者的相关性。

2 我国养殖规模化与生猪价格周期分析

2.1 我国生猪价格波动周期分解

我国生猪价格波动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从趋势因素看，受我国养殖成本上升和刚性需求增长影响，生猪价格保持中长期上涨趋势。从周期因素看，不同规模养殖户受到盈利预期和资金约束的影响，采取周期性的进入和退出行为，影响到生猪市场供应，从而对生猪价格产生影响。从季节因素看，我国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使得猪肉消费呈现淡旺季之分，导致生猪价格存在季节性波动特征。从偶发因素看，如自然灾害、疫病、国家收放储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终端市场供需的变化，可能会引发生猪价格产生非常规性波动。因此，趋势因素影响长期猪价重心移动，周期因素导致价格中短期波动，季节因素导致供需在一年内的规律性变化，偶发因素通常只能引起短期的影响。通过X12 季节调整和HP 滤波分析，使用Eviews6.0 对我国生猪历史数据进行处理，分解生猪价格波动周期（图1）。

图1 生猪价格序列分解与价格周期划分Fig.1 Hog price series decomposition and the price fluctuation cycle

从图1 分解后的周期成分看，我国生猪价格呈现周期性波动，1993 年1 月-2014 年4 月总共经历了六个完整的价格周期，每个周期大约3-4 a，这与此前的研究结论相一致。根据图1 生猪价格序列进行分解，可以将1993-2014 年我国生猪价格波动周期进行具体划分（表1），我国生猪价格周期从第一个周期的35.7 个月延长到第六个周期的48.2 个月，前三个周期平均为3 a，后三个周期平均为4 a，周期的时间长度逐渐延长，价格波动幅度呈现缩小的趋势，尤其是2008 年我国大力推进养殖规模化，生猪价格波动幅度明显缩小。从每个价格周期50 头以下生猪出栏平均占比看，所占比重逐期降低，表明我国养殖规模化程度不断提高，呈现出规模化程度越高，生猪价格周期逐渐拉长，波动逐渐平滑的趋势。

2.2 我国养殖规模化与生猪价格周期相关性分析

2.2.1 养殖规模化对生猪价格波动的影响 近年我国猪肉消费量相对比较平稳，供给变化成为生猪价格波动的关键因素。而市场供给量又受到生猪养殖规模以及不同规模养殖户市场行为的影响。散养户规模小、信息分散使其只能根据当前价格来决定养殖数量以期实现养殖利益最大化，但这种短期决策难以实现长期收益最大化，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生猪价格波动。生猪养殖规模化对生猪市场价格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供给端，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散户养殖决策滞后的问题，市场供给稳定，供需关系能够得到相对及时的调整。特别是养殖规模化情况下的合同生产方式，以销定产的养殖理念使得生猪价格上升时产能无法过分扩张，价格下降时也不会导致产能的过分收缩，避免了过于失调的供需关系出现。

表1 我国生猪价格波动周期情况Table 1 Hog price fluctuation cycles

2.2.2 养殖规模化与生猪价格周期关系的实证分析以不同规模生猪养殖户数量的年度变化数据表示我国生猪养殖规模化程度，根据我国农业部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及中央投资补助标准的规定，把规模化生猪养殖户按年出栏数划分为小规模养殖户（50-499 头）、中规模养殖场（500-9 999 头）和大规模养殖场（1 万头以上）3 组。以生猪年度平均价格数据表示我国生猪价格变化，价格数据是根据历年《中国畜牧业年鉴》月度价格计算出的年度平均价格。考虑到生猪养殖户数量变化波动幅度较小，平滑系数采取Morten 和Harald[19]的研究取值，即λ=6.25；生猪价格波动幅度较大，平滑系数选择于少东[20]的研究取值，即λ=14 400。由于我国1999 年才开始编制《中国畜牧业年鉴》，样本数量较少，同时考虑到生猪生产的滞后性，通过同期和滞后一期的相关性分析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使用Eviews6.0 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得到我国不同滞后期规模养殖户数量与生猪价格相关系数（表2）。

表2 我国不同滞后期规模养殖户数量与生猪价格相关系数Table 2 Auto-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hog prices in different production scales

从表2 看，同期和滞后一期的不同规模生猪养殖户数量波动与生猪价格波动呈现不同的相关性。同一时期规模养殖户数量波动与生猪价格波动基本呈正相关关系，说明短期内两者的波动方向是一致的。当生猪价格出现大幅快速上涨的时候，养猪收益会大幅提高，加之政府的鼓励政策，生猪价格的上涨促使养殖户短期内会做出扩大养殖规模的决策。而规模养殖户数量波动与生猪价格波动在一年的滞后期下基本呈负相关关系，从较长时间看，不同规模生猪养殖户的行为作为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内部传导机制之一，规模化养殖场数量的增加可以从供应端平稳生猪价格波动，但是存在大约一年的滞后期，这与生猪生产时滞有关。对比不同规模养殖户与生猪价格变动相关系数看，小规模养殖户数量变动与生猪价格波动弱相关，作为小规模养殖的专业养殖户，有一定的资金、人力、固定资产等投入，但因其养殖规模相对较小，生猪价格下跌导致其所受损失有限，加之养殖业收益一般要高于种植业收益，使其不会轻易退出市场；而生猪价格上涨时因其受到资金实力、管理能力的限制，扩大养殖规模的能力也相对有限，使得小规模养殖户的数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中等规模和大规模养殖企业与生猪价格的变动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由于资金实力相对雄厚，具有管理和技术优势，对生猪价格的波动具有较强的承受能力和产能扩张能力，更不会轻易退出市场，滞后一期的供应规模能够起到稳定生猪价格的作用。尤其是大规模养殖企业，滞后一期与生猪价格变动的相关系数为-0.4，两者具有明显的负相关性。大规模养殖企业多为商业化养殖，受到年度生产周期、规模体量大、生产技术因素影响，短期内难以快速调整养殖规模，其养殖规模的调整需要较长时间，随着大规模养殖企业的扩张，其规模优势在滞后一期具有明显的稳定生猪价格波动的效应。因此，生猪养殖规模化能够起到稳定生猪价格波动、拉长生猪价格周期的作用。

3 美国养殖规模化与生猪价格周期变动

3.1 美国生猪养殖规模化历程

美国生猪养殖规模化开始于20 世纪70 年代末，经历了30 多年的发展，生猪养殖场数量从规模化开始的65 万家锐减到现在的7 万家左右，下降幅度达89.2%。随着生猪行业规模化持续推进，行业整体产能由8 000 多万头提升到1 亿多头， 提高达25%； 场均存栏量70 年代末的95 头左右上升到2013 年的920 头，增长了8.68 倍。美国生猪养殖规模化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3.1.1 养殖规模化启动阶段（1977-1990年） 这一阶段美国生猪养殖规模化进程正式启动并快速推进，主要表现为生猪养殖场数量急剧减少。从1976 年的65 万家锐减到1990 年的30 万家左右，降幅达53.8%（表3）；存栏量在100 头以下的小型猪场数量从50 万下降到20 万左右。这一时期，小型养殖场因养殖成本高且无法保证产品品质而难以适应行业整合，市场选择的结果导致大批散养户退出生猪养殖市场[21]。

3.1.2 养殖规模化快速发展阶段（1991-2000年） 这一阶段美国生猪养殖规模化加速发展，猪场数量不断减少和场均养殖规模的迅速扩张并存，大型和超大型养殖场开始出现。这一时期养猪场数量快速减少，由1990年的30 万户减少至2000 年的8.6 万户，降幅达71.3%；养殖场规模迅速扩张，场均生猪存栏从养殖规模化启动阶段时的150 头升至2000 年的700头，增幅达3.67 倍。同时，1986 年开始大量出现生猪存栏量1 000 头以上的规模养殖场，从8 000 家增至2000 年的12 000 家左右。养殖规模化程度迅速扩大，一方面是因为大量散养户退出释放了市场空间，更重要的是因为规模化养殖在降低生产成本、保证供给稳定及产品质量方面具备一定优势，符合行业发展方向。

表3 美国生猪养殖规模化进程Table 3 Scale hog breeding process in the US

3.1.3 后养殖规模化阶段（2001年至今） 2001 年以后，美国规模化相对减速，进入后养殖规模化阶段。这一时期生猪养殖场数量稳中微降，生猪总存栏量及场均存栏趋于稳定，但是大型养殖场的数量和存栏占比仍处于稳步上升趋势。这一阶段，生猪养殖场的数量由8.6 万户缓慢减少到7 万户，但从结构上来看，存栏在2 000 头以上的大型养猪场数量占比进一步上升，由2000 年的10%增加到2012 年的17%；年末存栏超过5 000 头的超大型养殖场的存栏量占美国国内存栏总量的比重由2002 年的53%增加到2012 年的64%。

3.2 生猪养殖规模化对生猪价格周期的影响

Futrell 等[6]研究发现，1950-1986 年美国生猪生产周期平均为4.5 a，美国生猪价格同样存在周期性波动。美国生猪养殖业从1977 年开始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规模化变革，这期间生猪价格经历了五个较为完整的周期性变动，从第一个周期3 a 多延长到第四个周期7 a 多，周期长度逐步拉长，2003 年以后周期长度趋于平缓，价格波动幅度也经历了逐步减小到逐渐弱化的过程（表4）。1977 年至今美国养殖规模化阶段的生猪价格周期平均为7.4 a，较规模化前拉长约2.9 a。

从美国养殖规模化进程看，养殖规模化程度和周期逐渐拉长、价格最大波幅收窄趋势一致，这符合李明等[13]“美国生猪养殖采取大规模饲养的方式，猪肉市场价格波动小，生猪养殖规模化程度与市场价格波动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的判断。从美国30多年生猪养殖规模变化趋势、生猪价格波动变化趋势以及两者互动关系看（图2），随着美国生猪养殖规模化进程的推进，养殖规模程度不断提高，生猪价格波动呈现明显的收窄趋势。

表4 美国生猪价格变动周期情况Table 4 US hog price fluctuation cycles

图2 美国养殖规模化程度与生猪价格波动的互动关系Fig.2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degrees of US scale farming and hog price fluctuations

规模化初期，美国生猪养殖主要以独立散户的农场养殖为主，生猪交易大都采用公开市场的现货交易。这一时期的猪肉价格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生猪市场的供需状况导致的“蛛网效应”成为影响价格的主要因素。生猪存、出栏量都呈现出显著的周期性特征，养殖户根据当前市场价格安排养殖规模，容易产生跟风现象，生产决策往往滞后于市场真实的供需状况。快速规模化阶段，养殖规模迅速扩大，市场整合力度加大，形成上下游完整产业链和大型的生猪养殖公司。为了实现整个行业的规模化整合，保持成本优势，保证生猪采购的货源稳定性和高品质，中下游企业开始通过合同生产方式向大型养殖场协议采购或自行纵向一体化扩张。规模化养殖下的合同生产方式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散户养殖决策滞后的问题，定量定产，市场供给稳定，供需关系能得到及时的调整。以销定产的养殖理念使得生猪价格上升时产能无法过分扩张，价格下降时也不会导致产能的过分收缩，避免了过于失调的供需关系出现。后规模化时代，生猪价格波动减小，周期性现象有所弱化，这一时期的波动大多源于季节性因素和偶然性的疫情干扰。养殖规模化对美国生猪价格波动在一定程度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整体趋势上拉长了周期长度。

4 养殖规模化对生猪价格周期影响的中美比较

4.1 中美养殖规模化对生猪价格周期影响的相似性

从中美养殖规模化发展历程看，规模化对生猪价格波动的影响呈现以下共同特点：1） 中美生猪价格都存在周期性变化，随着规模化程度不断提高，生猪价格波动呈现出周期逐渐拉长、周期内价格波动幅度逐步减小的趋势。2）生猪价格波动与规模化养殖户的资金、规模、养殖效率等有着紧密的关系。规模化养殖需要较大资金的投入，使其退出壁垒较高，价格变动的承受能力较强，淘汰能繁母猪的速度大大减缓，干扰了“仔猪跌价—母猪跌价—淘汰母猪”的传导机制，使得猪周期跨度在规模化影响下被拉长了。3）规模化养殖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产能的波动幅度，而供给的波动幅度变小一定程度上平抑了生猪价格波动。

4.2 中美养殖规模化对生猪价格周期影响的差异性

美国生猪价格周期随着规模化进程不断拉长，从规模化进程的第一个周期的3 a 多拉长到第四个周期的7 a 多，进而呈现弱化的趋势；价格波动幅度也由最初的30%降为10%左右。美国的生猪价格周期，由供给变化加剧导致的价格波动大周期演变为因季节性需求以及疫病因素波动导致的价格变动小周期。我国目前处于养殖规模化的初期，生猪价格波动周期趋于美国的发展趋势，价格周期由3 a 逐渐延长到4 a 左右，但是周期长度短于美国，价格波动幅度仍然很大，仍然呈现由供给变化加剧导致的价格波动大周期。规模化程度、规模化驱动因素、规模效应以及政策效应的差异是导致两国差异性的主要原因。

4.2.1 养殖规模化程度 我国生猪价格周期波动幅度远远高于美国，主要是由于规模化程度不同所造成的。我国养殖规模化程度远远低于美国，小养殖场数量过多，仍以散养户和小户养殖场为主，小规模养殖场出栏所占比重较高，大规模养殖场所占比重偏低（表5）。养殖结构的差异导致我国养殖户与美国养殖户行为的差异，即我国散户“追涨杀跌”的行为和美国规模养殖场规模扩张的行为。在猪价走高的时候，对价格更为敏感的我国散户会积极扩大规模，而美国的规模猪场则表现为在较为充足的现金流和资本的支撑下加快规模扩张的速度。在猪价走低的时候，我国的散户会因为承受不了较长时间的亏损而快速退出市场，而美国的规模猪场则会表现为放慢扩张的速度。生猪养殖生产周期长，生产方式的集中程度影响到供给价格弹性。我国分散的养殖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供给价格弹性，影响了供给的稳定性；而美国大规模化的养殖方式，提高了产品的市场集中度，改变过度分散化竞争的低效率，降低供给的波动性。我国50 头以下散养户的生猪出栏量占比逐年下降，但是猪肉作为刚性需求的必要消费品，市场供应发生10%的变化就可能带来价格的大幅波动。

表5 2012 年中美不同规模养殖场所占比重（%）Table 5 Shares of different scale produ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n 2012(%)

4.2.2 养殖规模化驱动因素 养殖规模化驱动因素的不同也是导致中美生猪价格周期有所不同的原因。美国生猪养殖规模化的根本驱动因素在于猪肉行业中下游产业链的推动。为顺应下游终端零售商的规模扩张，屠宰加工企业加速整合，通过合同生产方式向大型养殖场协议采购或自行纵向一体化扩张，最终倒逼上游生猪养殖规模化，实现小规模养殖户的逆向淘汰，中下游企业加速整合趋势自下而上推动美国生猪规模化变革。而我国养殖规模化是由养殖机会成本提高、周期性淘汰以及国家养殖政策等多种因素推动的。我国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不断推高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规模化养殖具备成本控制优势和盈利周期总效益优势，能够有效降低养殖的机会成本。美国的养殖规模化是由猪肉行业下游产业自下而上的变革，来自下游的驱动因素使得生猪养殖与生猪加工实现了上下游产业链的整合，稳定了生猪养殖的下游需求，需求端的稳定带来了供给端的稳定，降低了生猪价格波动幅度，拉长了价格周期。而我国的养殖规模化是由多种因素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变革，生猪养殖作为上游产业自身的变革，生猪加工下游产业的规模化程度与养殖规模化程度不匹配，难以形成协同效应，造成供给端的不稳定，加剧生猪价格波动幅度。

4.2.3 养殖的规模效应 养殖规模化推动养殖模式的升级和养殖技术的创新，保证了养殖质量，有效提升了生猪养殖的规模效应。美国生猪养殖规模化带动了养殖场模式的升级，专业化养殖成行业主流模式。随着美国生猪行业的加速整合，在产业纵向协作下，屠宰加工企业与养殖场之间的采购交易主要采取签订长期合同的方式，基因技术、医药技术等新的养殖技术不断应用和推广。在这些因素的驱动下，美国的规模化养殖场更加注重繁殖、育肥的专业性、科学性和成本效益，使得养殖效率大幅提升。而我国的规模化程度不足，以散养户和小养殖户为主的养殖模式，养殖户的资金和技术实力不足，难以采取先进的养殖技术提升养殖规模，导致产品质量难以保证，养殖效率较低。以能繁母猪平均提供商品猪数量为例，我国每头能繁母猪年均提供14 头商品猪，仅为美国养殖效率的58%；人均养殖头数为50-100 头，仅为美国的1/20（表6）。

表6 中美生猪养殖效率比较Table 6 Comparison of China’s and US hog breeding efficiencies

4.2.4 养殖规模化的政策效应 中美对于推进养殖规模化采取不同的政策。美国通过对玉米、大豆等饲料采取补贴政策，使其保持较低的市场价格，这种间接补贴的方式降低规模化养殖生产成本，提高生猪养殖业竞争力，其目标价格制度保障了生猪规模养殖场的养殖收益。同时美国制定严格的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标准体系和环境保护政策措施，保证规模化养殖场的产品质量。我国从2007 年加大对养殖规模化的直接补贴，对500 头以上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进行财政拨款扶持，对重大疫情扑杀提供资金补偿，推动了2008 年以来我国养殖规模化的快速发展。同时提高养殖场环保标准，实施《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美国养殖规模化政策通过直接降低规模养殖户养殖成本的方式和完善的养殖补贴制度，使得生猪价格保持较低的价格，价格波动幅度收窄。我国短期财政补贴政策和养殖规模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猪的养殖成本，影响了生猪的短期供应，加剧了生猪价格短期波动的幅度。

5 美国养殖规模化对我国的现实启示

5.1 进行整体规划，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目前，我国对于养殖规模化缺乏顶层整体的规划设计，养殖规模化的推进速度相对缓慢。同时，中央政府对于生猪标准化养殖和能繁母猪养殖有一定量的补贴，但是能繁母猪补贴款并未列入中央财政常规预算，仅为总理基金拨款，补贴调整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从政策层面上需要加大支持力度。第一、应制定推进养殖规模化的整体规划，制定发展路线图，鼓励各地方政府加强养殖规模化的区域规划；第二、加大对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扶持力度，提高对大型养殖场建设财政拨款的金额，有效降低其建设成本；第三、进行生猪目标价格制度试点，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保证养殖户的基本收益；第四、将能繁母猪补贴纳入中央财政常规预算，保持该补贴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第五、提高生猪养殖其他方面的财政拨款，比如良种补贴、重大疫病扑杀、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等，提升规模化养殖抵御疫病风险的能力；第六、建立新型育种、育肥等技术创新和推广奖励专项资金，鼓励规模化养殖场使用先进的养殖技术，提升养殖效率；第七、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生猪养殖专业户，引导农业企业发展规模化养殖。

5.2 推动行业转型升级，改进生猪养殖模式

目前，我国的生猪养殖方式仍是以传统的散养为主，养殖效率低，受到猪肉价格周期波动影响大，猪肉的养殖质量难以保证。通过推进养殖规模化，改进养殖方式，实现行业转型升级[22]。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由育繁一体化模式转变为专业化养殖模式，实现从种猪选育、仔猪繁殖、养殖饲料等各方面的专业化。引入合同生产方式，采取“公司+规模化养殖专业户/公司”的模式，大型屠宰加工企业为其合作的规模化养殖场提供资金、技术、疫病防治等专业服务，规模化养殖户按照合同要求定制生产，生猪供给在品质、数量、时间、地点等各方面都能得到有效保证，产业链效率大大提高，降低了养殖户承担的养殖风险，平缓生猪价格周期带来的市场风险。

5.3 适时推出生猪期货，形成价格发现机制

美国为推动生猪养殖规模化发展，稳定猪肉价格周期波动幅度，保护养殖户的利益，1966 年推出生猪期货，1995 年推出瘦肉猪期货期权交易。规模化养殖场作为生猪期货的参与主体，可以通过生猪期货交易及时预测未来市场的价格走势，根据养殖规模做出理性调整，减少生产经营的盲目性，从而实现价格发现和规避市场风险的作用。目前，我国期货交易所还没有推出生猪期货，导致生猪养殖户缺乏价格的指导性，加剧了猪肉价格的周期性波动。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采取期货交易稳定和发展我国生猪产业。因此，我国应在适当的时间制定生猪质量标准，推出生猪期货，推动生猪养殖的规模化和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户通过参与生猪期货，预测未来猪肉价格的走势，充分发挥技术优势、资金优势、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生产符合期货合约的标准化产品，规避猪肉价格大幅波动所带来的风险，提升猪肉的食品安全水平。

5.4 发挥金融支持作用，支持养殖规模化

生猪养殖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资金需求量大。一般的独立养殖户在没有担保的情况下很难获得银行贷款或其他资金来源，养殖规模难以做大。因此，加大对规模养殖的金融支持力度是必不可少的。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应将支持养殖规模化列为重点支持对象，加大政策性贷款力度。国家为支持三农发展，采取定向降准的政策，商业银行机构应将规模化养殖场作为优先贷款的对象，采取适当优惠的利率支持规模化养殖场的发展。同时有效引导社会资本，比如农业引导基金、农业产业基金加大对规模化养殖场的投资力度，发挥创投资金的导向作用。发挥好农业上市公司的龙头作用，比如温氏企业、正邦科技、双汇股份等，加强与规模化养殖场的生产合同模式合作，发挥资本市场的优势。同时完善能繁母猪保险并推出其他新的养殖保险品种，完善农业保险机制，降低规模化养殖户的市场、疫病等各种风险。

5.5 鼓励上下游产业链的整合，推进纵向一体化

美国生猪养殖规模化是伴随着中下游企业并购整合和生猪养殖产业链的垂直整合而实现的，横向规模扩张最终引导企业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形成全产业链的经营模式。目前，美国屠宰行业呈寡头垄断局面，美国排名前三的生猪屠宰企业市场份额约为50%，而我国屠宰行业依旧处于分散竞争阶段，排名前三的生猪屠宰企业的市场份额仅为6%，市场集中度低。因此，我国政府应鼓励生猪养殖行业的横向规模化整合，通过土地流转、财政拨款、标准化产品体系等政策扩大规模化养殖场的数量，淘汰一批养殖散户和小型养殖户；同时推动屠宰加工企业加速整合，发挥其规模和资本优势，实现纵向一体化扩张，收购兼并进军上游生猪养殖环节；鼓励下游终端零售商的规模扩张，培育消费者猪肉品牌意识，逐步形成“种猪繁育→仔猪繁殖→生猪饲养→屠宰加工→终端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完成生猪行业的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解决行业集中度低、行业整体盈利能力低和食品安全等问题，平缓生猪价格波动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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