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雄

（福建江夏学院经济贸易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伴随着经济服务化趋势，制造企业服务化越来越受到企业界和理论界的关注。实际上，欧美制造企业产品“捆绑”服务的经营历史，可以追溯到150年前。[1]20世纪50年代末Xerox公司以及1990年代IBM公司成功实施服务战略，至今仍被不少文献反复提及。[2-3]不过欧美学术界的理论总结明显要滞后于实践，直到1988年Vandermerwe才正式明确提出“服务化”的概念：严格意义上的制造企业，在产品中“整合”服务，成为一种有效的竞争战略。[4]此后1990年代，不断有学者呼吁处于市场饱和阶段的欧美制造企业向价值链下游进军，以获得更多的盈利机会。[5]20世纪之后，制造企业服务化相关研究更是大量涌现。Oliva & Kallenberg提出制造企业服务化演进轨迹。[6]如图1所示，制造企业处于位置0，表示该企业采取纯制造战略；当制造企业沿箭头方向移动，意味着制造企业实施服务化战略；当然，制造企业可以执行不同的服务化路径，比如位置1、2所代表的不同路径，或者位置3所表示的制造企业采取纯服务化战略。借助这张图，可以将已有文献划分为3类。第一，归纳制造企业服务化路径：制造企业可以处于演进轨迹上的不同位置，比如位置1、2、3，当然还可以有更多种可能。[7]第二，识别制造企业服务化路径的风险及探讨如何进行组织转型：制造企业从位置0向位置1、2或3移动，面临诸多挑战，如何进行组织变革，以成功实施服务化战略。[8-10]第三，探究制造企业实施服务化战略，其绩效及潜在收益如何：实证研究制造企业从位置0沿箭头方向移动，所收获得的各种收益。[11]

图1 制造企业服务化演进轨迹

相比之下，国内制造企业开始服务经营比较晚，比如：1990年代中后期的海尔集团、新世纪之后的陕鼓集团及华为公司。[12]与制造企业较晚开展服务化实践相似，国内关于制造业服务化的文献同样比较晚出现，最早一篇见于1999年。[13]进入新世纪之后，国内一些学者陆陆续续以不同形式探讨制造企业服务化经营，比如，服务型制造、制造业的服务增强、制造服务化等。[14-16]不过已有国内文献，正如Baines指出的：至今为止，仍比较缺乏能够对企业开展服务化经营实现有效指导的研究。[17]第一，相关学者在综述及构建多学科分析框架之后，缺乏从管理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内制造企业服务化采取何种路径、遭遇何种风险、获得多少回报的研究。第二，少量的实证研究，数据又略显陈旧。[18-19]第三，已有文献没有具体考察做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特定的经济环境对制造企业服务化的影响。正是由于以上种种不足，构成本文的立意所在：在中国特有发展环境下，探索国内制造企业如何成功实施服务化经营，即可信地回答“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采用何种路径，制造企业服务化能够取得优越的绩效”。[20]

本文将在系统评述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国内制造企业服务化的理论分析框架。有鉴于此，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首先，在全面评述制造企业服务化的路径、风险及收益的相关文献基础上，指出已有研究的空白点；其次，构建基于风险与收益的权衡的服务化路径选择数理模型，形成一个完整的国内制造企业服务化路径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最后部分是结论与讨论。

一、制造企业服务化路径

制造企业实施服务化战略与执行服务化路径，分别属于战略与行为层面。所谓服务化战略，相当于“制造企业要不要服务化”；而服务化路径，则相当于“制造企业怎么服务化”。制造企业实施服务化战略，从而可以区别于纯制造企业，即图1中位置0与位置1、2、3的区别；而制造企业执行特定服务化路径，则可以区分服务化的制造企业，即图1中位置1、2、3之间的区别。已有的管理文献一致建议制造企业采取服务化战略。制造企业实施服务化战略，通常会执行特定的服务化路径（或者说服务化模式、服务开发战略），见表1。目前国外研究制造企业服务化路径的相关文献还是比较丰富的。制造企业通过考察自身具备的能力条件，选择不同服务化模式，从而找到新的增长机会。[17][21]进一步，制造企业采取不同服务开发战略将面对不同的动力与阻力，从而引致不同的经营风险。[8][22]最后，制造企业执行不同服务化路径，所收获的财务绩效也不同。[23]相比之下，国内研究制造企业服务化路径的文献尚处于起步阶段。简兆权、伍卓深通过分析数个实施服务化战略的国内外制造企业的成功实践，总结出了4种服务化路径。[24]安筱鹏同样基于国内外案例分析，提出了4种不同的服务化模式。[25]

表1 制造企业服务化路径

国外关于服务化路径的文献，根植于欧美成熟市场经济体的实践；而有限的国内探讨服务化路径的研究，大部分是在总结国外企业的成功经验。特别地，中国做为发展中国家，整体经济环境与欧美国家不同。那么有理由预期，基于中国特定的经济环境演化出的制造企业服务化路径不同于欧美国家。第一，政策因素。Neely采用OSIRIS数据库，分析世界各国2007年、2009年、2011年企业服务化趋势，发现最大的变化来自中国，2011年19.33%的中国企业宣称提供服务，而2007年该比重尚低于2%，其中部分原因来自于中国政府的干预。[26]第二，产业因素。Wise &Baumgartner指出美国相关产业进入成熟期，以安装为基础的服务市场容量远大于新产品。[5]而Gebauer指出瑞士41%的企业已进军中国市场，其余的企业当中有62%计划进入中国市场，显示中国大部分产业仍为达到成熟阶段。[27]Fang的实证研究表明，产业所属生命周期位置的不同对企业服务化表现会产生不同影响。[28]第三，文化因素。Gebauer考察了中国文化对在华瑞士企业服务经营收入的影响，发现中国文化当中特有的“关系”、“人情”、“面子”等因素制约了在华瑞士企业服务收入的增长；由于服务收入利润率更高，造成在华瑞士企业的整体利润率低于在欧瑞士企业。[27]第四，低劳动力成本。“整合服务产品”是欧美国家可采用的显著、长效、便捷地抵御低成本经济体的手段。[17]由于服务产品的提供属于相对劳动密集型，而中国相对来说，属于低劳动力成本国家，那么国内企业就有可能采用发挥低廉劳动成本优势、提供更多服务以弥补产品质量的竞争手段。[18]第五，低端制造能力。中国虽号称“世界工厂”，但是劳动资本密集型企业居多，产品处于产业链低端。[29]而已有研究表明，企业处于供应链低端位置有可能抑制客户导向型服务的提供。[30]

综合以上几方面因素，可以肯定中国整体经济环境显著区别于欧美经济体。但是已有探讨国内制造企业服务化的文献，却忽略了这些独特因素。因此，从中国特有的经济环境出发，立足国内制造企业经营实践，归纳制造企业服务化路径，是已有文献的空白点。正如Gebauer的综述中指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由于自身的特质，不应仅仅成为检验已有理论的实验田，而应成为构建制造服务化理论的沃土。[20]

二、制造企业服务化风险

与前文述及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与路径，分别属于战略与行为层面相同，服务化风险同样可以划分为战略风险与行为风险。战略风险就是制造企业实施服务化战略，引致比纯制造战略企业更多的风险，而行为风险就是执行特定服务化路径引致的特定风险。制造企业实施服务化战略逐渐成为一个全球趋势。[31]不过，已有一些研究表明存在“服务化悖论”现象，即随着制造企业服务领域投资不断增加，服务产品不断增加，其预期的回报却没有增加[32-33]。第一种情形，服务化经营直接失败。比如英特尔公司耗资150百万美元，建立数据中心为企业托管网站，三年后，英特尔关闭该业务，重新聚焦其核心微处理器业务；波音附属财务公司，停止向其他行业提供金融服务业务。[21]第二种情形，服务化进程还可能出现“倒退”。比如受外部外部环境影响（技术变迁、政策变更），导致制造企业服务化程度不增反减。[2]综合以上“服务化悖论”现象及不同企业服务化失败的案例，表明制造企业实施服务化战略充斥着各种风险。针对服务化战略风险，不同理论流派，给出了相应的解释。第一，资源基础理论：资源都是稀缺有限的。[34-35]制造企业进入服务领域，分散了其战略焦点,一旦提供与其核心产品无关的服务，有可能降低其绩效。[28]第二，组织生态学。适应于社会环境的企业必须具备“可信赖”与“可问责”特征；但这类企业存在结构“惯性”，从而不容易转型成功。[36]第三，路径依赖。企业决策空间是有限的，未来的战略选择，只能渐进地改变以往的战略选择，即路径依赖导致高声誉的制造企业难以实施服务化战略,甚至同一公司还可能并存有两个不同服务化程度子公司。[37-38]

来自于Neely收集的破产企业样本的研究表明：制造企业提供不同类型的服务，引致不同的破产风险。[39]因此，制造企业执行不同的服务化路径，可能遭遇不同的风险。与服务化战略风险受到较多关注不同，已有研究制造企业服务化路径风险的文献相对比较少，见表2。Sawhney从相关企业案例中提炼出4条服务化路径，进一步指出服务化过程面临的能力风险、市场风险及财务风险；不过，作者并未逐一分析服务化路径的特定风险。[21]Nordin更进一步，逐一分析企业执行“定制化”、“捆绑”及“服务扩展”3种不同服务化路径，所遭遇的运营风险、战略风险及财务风险。[8]不过，已有探索制造企业服务化路径与特定风险之间关系的文献，仍是比较有限的；国内研究更是鲜有见之。考虑到不同划分方法，可以产生多种服务化路径，比如表1所示。更进一步，考虑到特定经济环境，也可以演化出特定的服务化路径，比如中国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差异。那么，执行服务化特定路径的特定风险，就可能有多种组合。但是目前有限的研究，显然不能涵盖各种特定路径引致的特定风险。因此，国外在探讨制造企业服务化路径与风险关系的文献，还有待丰富；而考虑到前文所述中国特有的经济环境，蕴涵着演化出特定服务化路径的可能，那么国内制造企业执行特定服务化路径所面临的特定风险，更是已有文献一个不可忽视的空白点。

表2 制造企业服务化路径与风险

三、制造企业服务化收益

与前述战略与行为两个层面的划分相同，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收益用以比较服务化与纯制造战略；而执行特定服务化路径的收益，则可以区分不同服务化路径。制造企业实施服务化战略可以挤出竞争对手、提高产品差异度、锁定客户。此外，相关数据表明欧美成熟经济体，以安装为基础的服务市场容量远大于新产品，意味着制造企业进入服务领域，具有巨大的回报潜力。[5]除此之外，服务业务还具有高利润率，以及收益在经济景气循环中比较稳定等特点。[32]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已有的一些定性研究发现“服务化悖论”现象，以及已有不少案例研究表明执行服务化战略存在诸多风险。因此，关于制造企业服务化的绩效，需要更多的经验证据加以印证。相关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实证探索。见表3，包括：企业存续概率、生产率、利润率、营业收入增长、公司市场价值等。

已有文献从比较服务化与纯制造战略绩效开始，逐步深入到探究不同服务化路径收益的差异。首先比较服务化制造企业与纯制造企业绩效。[39-40]进而探讨服务化投资、收入比重达到一个特定门槛之后，制造企业的服务化绩效；逐步深入到服务化广度、深度对制造企业绩效的影响。[41]最后，探讨制造企业服务化特定路径的绩效。[23]不过，已有实证研究并未指向同一结论，即服务化对制造企业绩效的影响不定。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服务化对制造企业绩效呈现正向作用，比如：较小公司规模成熟产业、特定的服务投资与收入比重门槛、特定的服务化路径等等。[11][23][28][41]

表3 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

不过，关于制造企业服务化收益，尚有以下几点需要进一步探讨。第一，由于实证结论不一，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绩效还需从更大范围的国别、产业、数据规模等角度进一步深入研究。[20]第二，已有探讨服务化路径如何影响制造企业收益的研究还是比较有限；因此探索制造企业执行特定服务化路径收益的文献，需要进一步丰富。第三，中国特定经济环境下，特定的制造企业服务化路径与收益之间的关系，仍是一个研究的空白点。[18-19]

四、基于风险与收益权衡的服务化路径选择

本文系统评述了国内外制造企业服务化路径、风险及收益的相关文献。总体而言，有关战略层面文献较为丰富，而行为层面的研究还有待加强。已有管理文献比较一致地支持制造企业实施服务化战略，众多理论流派也较好地解释了服务化战略风险，实证研究也比较关注服务化战略绩效。不过，已有研究存在几点不足：中国特定经济环境演化出的特定服务化路径研究还属于空白；有关制造企业执行特定服务化路径所遭遇的风险、所收获的回报的研究仍比较缺乏。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探索“面对风险-收益，制造企业如何选择服务化路径”。企业任一经营行为都是风险与收益并存的，企业战略决策既不会因为风险而放弃潜在收益的机会，也不会因为收益而罔顾特定风险的存在。因此，本文将构建基于风险-收益权衡的制造企业服务化路径选择数理模型。

Baird &Thomas构建了一个企业战略风险概念性框架：企业战略风险承担为环境、产业、组织、决策者及问题风险的总和，并指出企业处理风险的过程包含识别、估计与评价三阶段。[42]本文在此框架基础上加以拓展，用以分析企业执行特定服务化路径的风险与收益。假定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路径有i种，Si∈S,i=1,2,...；企业执行第i种服务化路径，存在n种风险，Vi∈V, n=1,2,...；企业对第n种风险的厌恶系数为βn，且有；企业执行第i种服务化路径，第n种风险其实现概率为P( Vni)。则企业第i种服务化路径，预期风险总和为：

以此类推，企业执行第i种服务化路径，存在m种收益，Rmi∈R, m=1,2,...；企业对第m种收益的偏好系数为αm，且有；企业执行第i种服务化路径，第m种收益其实现概率为P( Rmi)。

i则企业第种服务化路径，期望收益总和为：

（一）可行的服务化路径

如果制造企业开展服务化经营，首先其战略绩效必须要优于纯制造战略。从而制造企业以执行纯制造战略的保留收益水平、风险承担上限，做为任一服务化路径 Si的风险-收益(Ri,Vi)比较基准。那么，制造企业采用与(Ri,Vi)进行对比，来衡量服务化路径 Si的可行性。如果制造企业执行服务化路径 Si满足Ri＞、Vi＜，那么 Si为可行路径。

考虑到企业经营的动态特征，执行服务化战略的初始阶段，其战略绩效可能不并合意。那么引入贴现因子ρ、μ及时期t，制造企业T时期内执行服务化路径 Si的收益、风险，如式（3）、（4）。如果 Si为可行路径，那么必须满足Ri＞、Vi＜。如果仍然有Vi＞、Ri＜，那么服务化路径 Si不可行，制造企业应予以规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前述某些制造企业退出服务经营，或者“反向服务化”——服务化程度降低了。

（二）服务化路径选择

如果存在两种可行服务化路径 Si、 Sj（两种以上的情形同理），即制造企业需要进行服务化路径选择，则可以比较(Ri,Vi)与(Rj,Vj)。制造企业进行服务化路径选择，可能面对4种不同的风险-收益情形，见表4。

表4 制造企业服务化路径的风险-收益对比

显然，若是情形1，则制造企业选择服务化路径 Si；若是情形4，则制造企业选择服务化路径Sj；而制造企业面对情形2、3，则应权衡而定。情形2、3中 Si、 Sj呈对称状态，因此本文只讨论情形2。那么，制造企业如何基于风险-收益的权衡进行服务化路径选择呢？制造企业服务化路径选择不是风险-收益之间的简单替代，比如：为了低风险而接受低收益，从而选择 Si；为了高收益而接受高风险，从而选择 Sj。服务化路径风险与收益的权衡取决于制造企业自身的特定能力。

第一种可能情况，制造企业更善于实现盈利。服务化路径是动态能力与运营能力协同演化的结果；即只有具备特定能力的制造企业才能识别出适应自身发展的服务化路径。[7]制造企业执行服务化路径过程中，通过不断学习，纠正以往的错误，提高收益的概率，即P˜( Rmi)＞P( Rmi )，从而执行服务化路径 Si的期望收益变成式（5）。如果满足R˜i≥Rj，则服务化路径 Si比 Sj更合意，即制造企业基于自身的能力权衡风险-收益，最终选择低风险路径iS。

第二种可能情况，制造企业更善于规避风险。成功执行服务化路径，有赖于执行风险的评估与化解能力：制造企业具备有效地平衡“设计价格有竞争力的整合服务产品”与“维持内部既定的利润目标”的能力。[43]制造企业执行服务化路径过程中，通过不断学习，纠正以往的错误，降低风险的概率，即( Vnj)＜P( Vnj)，从而执行服务化路径 Sj的期望风险变成式（6）。如果满足Vi≥，则服务化路径Sj比Si更合意，即制造企业基于自身的能力权衡风险-收益，最终选择高收益路径Sj。

五、结论与讨论

综合以上文献述评及模型构建，本文提出国内制造企业服务化路径选择理论分析框架，见图2。虽然管理文献一致建议制造企业实施服务化战略，但是由于政策、文化、劳动力成本、产业成熟度、产业链条位置等因素不同于欧美成熟经济体，决定了中国特定的经济环境可能演化出特定服务化路径。进一步，资源基础理论、组织生态学、路径依赖等理论表明，制造企业实施服务化战略蕴涵着各种风险，比如：资源 “稀释效应”、组织转型“惯性”、路径依赖等；那么国内制造企业执行特定服务化路径，就存在着遭遇特定风险的可能。当然，由于实施服务化战略，带来高产品差异度、挤出竞争对手及锁定客户等市场绩效，那么制造企业执行特定服务化路径，就有可能收获可观的收益。最后，由于制造企业自身具备的特定能力，比如：动态能力、运营能力及风险评估与化解能力，塑造了基于风险-收益权衡的服务化路径选择机制。

图2 制造企业服务化路径选择理论分析框架

综上所述，本文的主要贡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系统评述了国内外制造企业服务化路径、风险、收益的相关文献。第二，指出中国特定的经济环境演化出的特定服务化路径，以及国内制造企业执行特定服务化路径所遭遇的特定风险、所带来的回报与潜在收益，这是已有研究的空白点。第三，基于风险-收益的权衡，构建制造企业服务化路径选择的数理模型。第四，综合文献述评与模型构建，提出一个完整的国内制造企业服务化路径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当然，未来需要进一步实施以下两方面的研究。一方面，对国内制造企业进行深度案例研究，检验制造企业服务化路径选择理论分析框架内各个传递途径。另一方面，进行数据采集，实证检验本文所提出的基于风险-收益权衡的服务化路径选择数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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