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对后世的文学作品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但随着社会时代的突飞猛进和读者接受视野的发展，其争议性与历史性也越来越凸显出来。“拥刘反曹”是小说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倾向，这既有其合理因素，也存在着相当的局限，它凝聚着复杂的社会原因和作者本身的观念设定，很值得进行一番理性的深思。

一、“拥刘反曹”思想具有历史继承性

“拥刘反曹”这种思想倾向，和它所应对的《三国演义》文本一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成书历程。后世最早最著名的记载三国历史的文献资料，莫过于西晋陈寿的《三国志》。由于受到晋承魏制的影响，这部史书本来以曹操建立的魏国为正统，偏安南国的西蜀和东吴则被视为反动组织。陈寿在《武帝纪》中对曹操的评价很高，认定了曹操是乱世之枭雄。

宋朝實行伦理治国，尤其是程氏兄弟的大理学说，成为了束缚民众思想的工具。宋代对君权神化的空前加强，使得不论官方还是民间，曹操的口碑可以说是江河日下。“拥刘反曹”思想从魏晋的萌芽时代上升到了初步发展时期。在苏轼的《东坡志林》中提到每听三国的故事之时，一听到刘玄德失败，都频频皱眉，有哭泣的人，而听到曹操失败了，即拍手称快。他的父亲苏洵在《权变》中也认为曹操是“有取天下之量，而无取天下之度”。而到了程朱理学盛况空前的元明清三代，曹操彻底背上了恶贼的骂名。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则是将前代的各种想法进行了总结，使曹操奸雄的形象彻底深入骨髓，而“乱世之奸雄”便成了他一生的代名词。

二、“拥刘反曹”思想具有客观合理性

客观合理性即是宣扬仁政，反对暴政。小说塑造刘备的仁君形象和曹操的奸雄形象并非空穴来风，而是通过卷帙浩繁的故事情节和纷繁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中体现的。小说里写到刘备入川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今与我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刘备的这一句话可以说是道破了“拥刘反曹”的实质：在维护封建正统的大前提下，宣扬仁政，反对暴政。

三、“拥刘反曹”思想也具有阶级局限性

“拥刘反曹”思想固然具备其合理的一面，谴责了统治者的残暴丑陋，人民群众渴望天下统一安定的愿望，也体现了希望汉族能够复兴的美好希望，但是其阶级局限性在一点点地膨胀和扩大。

“拥刘反曹”思想在全文里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针对曹丕和刘备称帝的不同态度，表现出极大的迷信性与不客观性。曹丕取代汉帝，刘备另立朝廷，在今天看来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于历史的发展，都可以说是进步;于春秋微言大义，都是乱臣贼子的僭越行为。但曹丕称帝就受到了作者的强烈的道德谴责，而且以许昌宫中的种种妖孽作乱、飞沙走石等天报现象对曹丕加以威胁。而刘备在历经一番虚伪的辞让之后，便在成都做起了皇帝，所见的天象却是一片祥瑞。这些迷信色彩浓厚的写作，让今人看来都不敢苟同，它绝对是有失人文科学和历史理性的。

四、“拥刘反曹”思想二重性的体现

“拥刘反曹”思想出现的这种二重性，是由《三国演义》成书时代的特点所决定的。早在西晋时代的陈寿与北宋时期的司马光，他们的两部作品《三国志》与《资治通鉴》中都以曹魏为正统，以吴蜀帝国为伪政权，主要源于这两个朝代植根于中原，与当年曹操占据的疆土重合。而东晋的习凿齿、南宋的朱熹，他们在自己的《汉晋春秋》与理学体系中则痛斥曹操为逆贼，转而奉刘备的蜀汉政权为正统，这固然由于这两个王朝的土地偏安江南，对刘备等盘踞在南方的割据军阀自然心存同情与好感。几十年后，朱元璋的起义势力在南方悄然崛起，并开启了汉族武装抗击蒙古统治的先声，这影响到三国文学传记当中，又经过罗贯中广泛吸取前人对三国题材故事的创作思想倾向的原则，思念与期盼南方的南宋王朝与朱家武装就成了歌颂刘备的先导影响，曹氏江山自然与蒙古人驾驭的中原大地等量齐观。所以拥刘反曹，实质上是一种思宋反元的倾向与态度，既有地域效应的作怪，又有民族感情的渗透。

对于“拥刘反曹”历代学者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而这个话题也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对于这种看法主要是与历史事实相依据的。这不能用今人主观的臆断来单线性地去批评其保守，而是要把它置身于具体的历史年代中客观剖析，这才是对中外古典文学最好的解读与研究。

孙永超，教师，现居吉林松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