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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高粱》电影音乐对片中人物的情绪营造与美学表达

2015-11-20

电影评介 2015年23期
关键词:红高粱美学情感

刘 方

《红高粱》电影音乐对片中人物的情绪营造与美学表达

刘方

一、《红高粱》和电影音乐

电影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同样践行了佩特的论断,不断将音乐元素含摄其中,使之成为现代电影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音乐进入电影可以说是一种必然,恰当的声音——比如电影音乐,可以赋予三维空间以深度和广度,而作为二度平面形式的电影艺术,则显然更需要音乐来表现其三度空间映像,以更为深刻地表达这些平面影像所需要传达的真实感和立体感。具体来说,每个观众都能通过电影音乐语言所营造的巨大留白空间,体会到同自身经历和情感相关联的情愫,从而产生身临其境的感染力,更真切地体会到电影艺术的美学意向。

电影音乐对于电影艺术极为重要。电影艺术创作者们都力求精益,丰富电影艺术的内涵,这也直接促成了电影音乐的创新和突破,电影和音乐愈加默契无间、相得益彰,依托电影情节和人物性格而创造出来的种类不一、各具特色而又余音绕梁、惹人回味的电影音乐,足以将电影的艺术境界推向更高的层次,《红高粱》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红高粱》是张艺谋导演执导的第一部作品,也是张导的代表作和成名作。这部电影取材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先生的同名小说,故事描绘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三秦大地古朴、辽阔、粗犷的民间生活,自迎亲起,到抗击日军终,情节动人,节奏明快,色彩强烈,辅以充满原始野性的画面,在那个年代足以深深刺激和震撼观众的感官。这部影片不仅受到国人的广泛推崇,同样获得了国际影人和观众的诸多赞誉,使张艺谋成功斩获“金熊大奖”。这样的结果足以证明一个事实——如果说电影艺术在世界范围内是相通的,那么音乐这种跨越国界的语言在其中承担的沟通和表达功能更是不言而喻。《红高粱》中雄浑不羁、充满野性和力量的电影音乐不仅震撼了国人压抑已久喷薄待发的浓烈情感,也同样收获了异国观者的普遍美学艺术价值认同;或者可以说,电影音乐在《红高粱》中对人物情绪的成功营造和对电影美学的完美升华是这部电影取得成功的重要推力。

二、《红高粱》电影音乐对人物的情绪营造

《红高粱》中的人物关系相对简单,情节稳重自然,故事以“我奶奶”19岁时被其父亲以一头骡子的代价嫁给50多岁的酒坊主李大头开始,以“奶奶”九儿、余占鳌、罗汉、秃三炮等人物之间的关系铺陈情节,由“颠轿”“野合”“敬酒神”和“伏击日军”等几个主要场景串联而成,影片色彩对比浓烈,画面质朴灵动,情节张弛有度,让人印象深刻。而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其中穿插的大量质朴的西北民歌和音乐,大量运用唢呐、锣鼓等传统民俗乐器,不仅成功地展示出了极具西北特色的文化映像和审美情愫,也极富张力地渲染了片中人物的情绪,有力地推动了故事情节进程。如在“野合”一节中,余占鳌和九儿在高粱地里一享畅快之后,九儿骑着骡子,含羞带笑,轻拢秀发,此时音乐声起,高粱地余占鳌沙哑粗野的歌声传出来,“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哇,往前走,莫回头……”这是怎样的一种质朴和狂野,粗犷而自由,恨不得把所有的热情都通过歌声传达给自己最心爱的女人,西北汉子的淳朴畅快呼之即出,直沁心脾。然而同样是这首歌,在影片最后一节,“伏击日军”中,余占鳌心爱的女人、美丽直爽的九儿倒在火红的高粱地里时,影片画面中再次响起“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歌声,同样沙哑狂野的嗓音,连同那三十只唢呐、四只笙和一只大箭鼓奏出的却又是另一种情绪,无尽的悠远苍凉,仿佛是歌唱的汉子再无可依的爱意,是顶天立地的黄土高原男人痛彻心扉的嘶吼,是三秦大地男儿愤怒的呐喊,激荡着生命的无限张力。同一首歌,一喜一悲,一扬一抑,由音乐渲染出的人物情绪也是迥然不同而各有千秋,这就是影片音乐对人物情绪和精神恰如其分的宣导和升华。

类似的以音乐烘托营造人物情绪的实例在《红高粱》中还有很多,如脍炙人口的《酒神曲》,“九月九酿新酒,好酒出在咱地手……”“喝了咱地酒,见了皇帝不磕头……”将西北汉子的阳刚和自信渲染的痛快淋漓。而这种充满野性的雄浑音乐同片中简捷轻快的曲风又形成强烈的感官反差,在“九儿回门”一节中,画面是火红无垠的高粱地和辽阔蜿蜒的黄沙路,音乐则是清脆的驼铃声和沙沙的高粱叶声,九儿嘴角清扬,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营造的则是她细腻、愉悦、满足的小女人心思。

在许多电影中,当剧情进入到新的或者重要的桥段时,或者当片中人物的情感发生强烈变化时,音乐总会适时响起,伴随着情节延展和人物情感而做进一步渲染抒情。《红高粱》也是如此,但它所要表达的感情却又颇有深意。《红高粱》是中国第五代电影的代表作,这一代电影导演有着“破立悖论”的共性,其主题思想包含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国民愚昧落后劣根性斥责批判的“破”,和对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优秀元素探寻弘扬的“立”。他们不甘民族被奴役压迫,渴望民族复兴图强,他们的内心中对现代文明取代传统文化以此振兴民族有着大胆的设想,这在以《红高粱》为代表的这一时期作品主题和人物情感塑造中有着较为集中和突出的表现。《红高粱》是对三秦大地乡土生活状态的白描,有爱有恨,有血有肉,其情节张弛有度、色彩光影生动浓烈。同时影片在表现另一个主线“抗击侵略”上也有着与众不同的创新和突破,其并未着重表现战争的残酷,也没有单纯的政治说教和盲目地塑造一个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去展现导演所要表达的意旨,张艺谋导演所讲述的只是一个个原始而真实、鲜活而奔腾的生命,即便片尾安排一场对日军伏击战,也并未上升到国家和民族的政治高度,表现的只是一种更加贴近人性和自然的快意恩仇,这是一种很难得的表达,也是《红高粱》电影音乐在渲染人物情绪上的成功所在:影片中的音乐在整个影片中都恰如其分地传达出了导演和作品所要传达出的人物在不同情节、不同空间中所要表达的、超越画面本身的更深沉的情感。

三、《红高粱》电影音乐的美学表达

《红高粱》的色调就是激情澎湃的火红,火红的天,火红的地,火红的高粱,火红的汉子,火红的生命,还有同样火红的音乐。“火红”就是《红高粱》电影音乐最为炽烈奔放的美学表达,而电影音乐也成功地凝练和升华了《红高粱》这部电影的美学境界。

1988年上映的《红高粱》在当时来说,可以算是一部离经叛道的作品,极具个性张力,即便这部影片基本遵循了莫言小说的情节,但当文字以音画形式表现出来时,其带来的感官体验在那个相对保守和封闭的年代不可谓不震撼,而《红高粱》就是通过这样的感官震撼将其所要表达的美学映像深深地烙印在了观众的内心深处,籍此对抗陈规陋习和传统弊根,呼唤中华民族沉寂已久的优秀的民族精神。影片将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将音乐和画面冶作一炉,展现出了独特的中国电影的话语魅力。

张艺谋导演算是一个地道的国粹主义者,莫论《红高粱》或者《大红灯笼高高挂》这类人文气息浓厚的作品中充斥着的中国红,就连《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这类商业片同样不乏各色中国元素。《红高粱》中的音乐也尽是土味十足的民族式样,陕北民歌和唢呐大鼓构成了这部电影的音乐主题,却同影片画面一起营造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美学意境。如在“颠轿”戏中,赤裸着古铜色肌肤的汉子,大红的轿子,广袤的黄土高原,大片火红的高粱地,以余占鳌为首的送亲队伍跳着癫狂夸张的舞蹈,唱着野性十足的乡野小调,轿中则是头戴红盖头、身着红袄红鞋、红着脸庞的小女人九儿,再配以张狂激昂的唢呐鼓乐——音乐所烘托出的听觉效果与视觉内容有力地结合,凸显了西北民族的原始生态美,火辣野性,豪放不羁,酣畅自由,音乐奏出的是电影更深层次内涵中对生而不屈的呐喊和对生命自由的赞美。

电影音乐的美学表达使命也正在于此,电影音乐不仅能够烘托情感,将情感的强度推向更高,也能够营造情感,引领情感达到新的层次和境界,引领剧中人和剧外人在情感上达到新的理想中的状态,从而完成理想和现实的浪漫主义体验。

赵季平先生配乐的《红高粱》荣获了第八届“金鸡奖”最佳作曲奖,之后又斩获第38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这足以证明《红高粱》和它的电影音乐是成功的,其所传达出的美学内涵已经获得了国内外观众和业内人士的一致认可。在这部电影中,无论是开场的“迎亲曲”,还是之后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和《酒神曲》,亦或剧尾那首荡气回肠的民谣“娘,娘,上西南……”赵季平先生都以踏实而精湛的音乐技巧立足传统和民间,以回归自然的理念彰显了丰富而浓烈的美学诉求,其成功得益于以下四个方面:首先表现在对民族乐器的应用,影片多次运用了极具传统乡土气息的唢呐、大鼓、笙等,展现出了黄土高原人民火热、豪迈和真实的生存状态,体现了对生命和自然的热爱;而影片结尾同样在高亢激越的唢呐声中结束,映射了黄土高原上顽强蓬勃的生命力,是对永不屈服的民族精神的颂扬;其次,行腔的应用,电影中多次出现了极富陕北特色的民歌、民谣、小调,以及山东地方戏曲的唱腔,成功渲染情绪的同时也成为电影情节的助推器,成为人物情感的宣泄口,此类音乐表现的是对自由生命的直白赞美、对人性真爱的准确表达。再次,画外音的精准描述,画外音在《红高粱》里被处理得很有特点,成为串联故事情节的一条主线,影片一开场就由画外音以“我的奶奶”的口吻讲诉,平添了许多真实感,也更能吸引观众的好奇心,引人遐想,引人入胜。最后,声音和色彩的相得益彰,《红高粱》的主色调无疑就是“红”,“红”代表着热情,代表着奔放,而片中的音乐同样热情而奔放,充满喷薄激昂的原始生命张力,完美地契合了“红”这一贯穿影片始终的色调,声音和色彩共融一体,成为该片音乐为人称道的重要原因。

刘方,男,黑龙江省北安市人,北华大学师范分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音乐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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