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鸿生

——读《家父》随想

王鸿生

初识建秋，是在1970年代的豫西。那时，我们互不叫“同志”，也不称“先生”，都是没有什么名分的青工，习惯了直呼其名。只是我的厂大点，他的厂小点，我是外来者，他是本地人，我虚长几岁，他晚生几年，本无什么交集，却因文学而亲近起来。他口中的“宝石哥”，姓贺，时任巩县文化馆创作员，一位憨实的、有才华的好老兄，是我俩得以结识的牵线人。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们仨在简陋宿舍里通宵神聊，然后歪倒在床上、地铺上沉沉睡去的日子，竟是那样酣畅、惬意。

一晃四十年过去了。求学、从政、经商、习字，建秋一直活得有滋味、有寄托，印象中的他，总是意气风发、兴致勃勃的样子。无论世事怎样难以逆料，无论命运如何跌宕起伏，这个周氏后人，即便处在人生的最低谷，也未见有丝毫颓唐或心灰意懒的表现。这种支撑力量究竟从哪里来？我想过，却从来也没有问过。在我们几近随性的交往里，这似乎是一个过于刻意的话题，很难一本正经地端出来加以探讨。这便是“熟悉的陌生人”现象了。事情往往是这样，由于听不到一个人在寂静中的喃喃自语，由于无法具体感受一个人的成长背景及其家族历史，那些我们曾以为十分熟悉甚至十分信赖的朋友，其实很可能还没有被自己完整地了解过。

由而可知，相识并不等于相遇。某些结伴同行了一路的人，也未必能真正相遇，或者“读懂”了对方。而有过相知、相遇的时刻，之后却相互岔开且日行日远的人，自然更不在少数。“凡真实的人生皆是相遇”，年轻时读马丁· 布伯的《我与你》，一度很迷恋他的无间距的相遇哲学，也相信他所说的，相遇就是“关系的直接性”，“仅在中介坍塌崩毁之处，相遇始会出现”。如今看来，这多少有点像康德的纯粹审美理念，思想上过度提纯，反而把相遇性关系神秘化了。也许，不必把“相遇”搞得那么复杂，通俗地讲，所谓相遇不过是心与心的照面罢了。但人们也知道，就是这“心与心的照面”，其实最为不易。其中的困难倒不是坦诚与否的问题，而是因为本真的相遇，不仅诉诸内在的感知和表达，心灵的响应或投契，而且还伴随着参赞化育的精神能量。若能沐浴在相遇的灿烂光华之中，一切将恍然若悟，豁然开朗。无论是与人相遇，与作品相遇，还是与时代、历史、万事万物相遇，莫不如斯。

这毋宁是说，虽然一向保持着联系，但直到50多万言的《家父》出版，我才和那个叫周建秋的人，在突然之间再度“相遇”了。有些迷惑，也就迎刃而解。我一下子明白了建秋的“出处”，也一下子找到了支撑他的力量。他父亲周振杰，无愧乎一条有担当的汉子，也的确值得他歌哭狂笑，闭关一千余天去立字尽孝。我知道，这样一位“立功”不得，“立言”不能，却以“立德”而不朽的极为平凡而令后辈景仰的父亲，不仅是他肉身的来源，更是他精神的标杆，和某种埋在他灵魂深处的人生底色和原型。

通过作者对自己父亲的漫长叙述，我开始重新理解我的这位朋友，重新认识书里所写到的那些再也普通不过的他的先辈、亲属、乡邻。无所谓精巧的构思，也没有深邃的哲理语言，这本书几近平铺直叙，却写得朴拙、生动，结实、投入，一些细节催人泪下，许多方言、俚语信手拈来，虽然算不上什么大家手笔，但那毛茸茸的生活质感却肌理毕肖。那里面的痛，那里面的温暖，那里面的豪气、坚韧和生存智慧，是从艰难时世的骨缝里淌出来的，一经文字的传递，便久久无法令人释怀。我至今难以区分，这部以父亲为主题的长篇纪传小说，这个在九个守灵之夜由祖孙三代的回忆、讲述连缀而成的人物故事，哪些是实录，哪些是想象，有多少书写者的理性剪裁，又有多少亲人间的情感投射，但我必须承认，读进去以后，我着实被这个山一般沉厚、水一般清冽的“父亲”震撼了。

这个叫周振杰的受苦人，说来履历平常而卑微：年少时逃壮丁到伏牛山腹地，餐风饮露，夜宿山洞；流浪多载，以挑担、放筏为生，不时与土匪、刀客周旋；娶篾匠常家女为妻后，因两个妻舅分属国、共两党，均于战乱中倒下，遂临难受托，成为常氏一门几家的顶梁柱；解放后，驯牲口、组马帮、搞运输，风风火火，尽职尽责，直至退休返回故里，做了一介村夫。在他“三个锅盖盖五个锅”的焦头烂额的一生里，最具传奇色彩的事件大约如下：浪迹山野，童叟无欺，得了个“扁担周”的好名声；口吮蛇毒，救了其时还是陌生人的大舅，结拜为兄弟，便自觉不自觉地掩护和帮助起共产党地下武装；改天换地了，却坚辞农会领导职务，只愿干运货、送货的老本行；1960年闹饥荒，他动用自己早先与共产党干部结下的缘份，走洛阳、下渭南，冒险跨区买卖粮食，救助了一大批单位职工和老家乡人；文化大革命风暴骤起，他又从造反派的眼皮子底下救出地区马专员，送到老家藏匿了起来；其晚年的一大善举，则是费尽周折，集资筹款，牵头为村里建造了一所“五达标”的小学。

让人产生戏剧般幻化感的是，老人家去世，居然是系着红领巾入殓的。“务农不忘读书，经商不忘习文”，这人生尽头的神来之笔，堪称奇崛，又意味深长。最后的一桩心事是孩子，也许天下老人都一样，但不一样的是，学校、文化、童真，既是周振杰平生的遗憾，又是他临终的安慰和无声的遗言。为什么要戴着红领巾离去？最了解他脾性的母亲这样说：“他一辈子没读过一天书，没加入任何党团组织，最喜欢的就是红领巾少先队。”

活时活得敞敞亮亮，走也走得不同凡响。就像土坷垃里埋金子，周振杰很硬朗，很执拗，也不乏无奈，他身上有光亮，但这光亮在眼里，在心里，只有披沙烁金，才能发现其成色有多么纯净。是的，他并非大户乡绅，也没有什么显赫的地位、业绩，更不懂人生境界之类的学问，但他克己自律，敢做敢当，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像许多在底层讨生活的人一样，他期待世道公平，家小平安，但一向瞧不起满脑子拨拉小算盘的人，更见不得别人有难而无动于衷。《家父》仿佛在诉说，一个不识字的道德理想主义者，面对20世纪的诡谲历史，是如何活出了仁爱，活出了高贵，活出了君子之道的。父亲无疑是具有自己的道德理想的，且这理想的内涵早已化为具体的人伦日用，可真要面对“道德理想”这个词、这样的理论，我想，他肯定会感到无比茫然、手足无措。只有拨开叙述的枝蔓，透过主人公一生修为的点点滴滴，我们才能够清晰地听到，传统文化散落在民间的种种遗响，恰如金石裂帛，声震遐迩。

作为宋代大儒周敦颐第24代嫡孙，周振杰乃是个有文化的文盲。 《爱莲说》，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些听起来离他过于遥远甚至有点夸饰的词句，因为有了“果践金诺、一丝不苟、刚直不阿、乐善好施”的生命映照，忽然就跨越时空，切切实实地立在了我们面前。所谓“礼失求诸于野”，中原文化的精髓，儒家、墨家、道家的教化，虽历经风吹雨打、花果飘零，但气脉仍不绝如缕，它们活着，就活在“父亲”身上，活在“母亲”身上，活在那沉默无言的山川河谷、原野沃土之中。在瞬息万变的都市风景线里，《家父》的书写，让我们骤然与父辈的历史相遇，通过这一相遇，我们触碰到了盘缠于民族精神根部的那条粗壮的神经。

文字就是用来抗拒遗忘的。也只有文字才能穿越记忆的限度和时间的峡谷。作为农耕文化的德性结晶，中国有多少像周振杰这样值得书写的山野村夫、里巷平民啊。但他们无言，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不会写，也很少有人愿意替他们写。在某些高级文化人的眼里，他们还屡屡成为奚落的对象，批判的靶子，无法忍受的包袱。就是他们自己的孩子，也常常瞧不起他们，想方设法的挣脱他们，远远地离开他们。

是的，一切都在脱节。友谊被腐蚀，亲情被淡化，社会在溃散。随着时代的急速变化，随着文化水准的普遍提高，随着书写和交流工具的空前便利，人们反而变得日益陌生，代际之间的精神隔膜更是前所未有地凸显了。新人类，新新人类，朋克族，酷儿族，杀马特现象，像是没有父本、母本的奇花异草，莫名其妙地吸引着一些年青人的目光，又像是文化地质变迁中突然隆起的新板块，造就了一群缺乏历史感、缺乏家国意识的“外邦人”。在一个“脱节”的时代里，人们将不再拥有记忆，也不再拥有真正的“相遇”。我不知道，长此以往，家族、民族共同体的纽带将如何维系，善的价值、诚实生活的意义将如何继续？这些难以回避的问题，使我在放下书的一刻，突如其来地感到了一阵寒凛。

王鸿生 同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