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宗伯

一

四川省人民政府故参事何翔迥先生曾经撰写《成都解放迎贺龙》一文介绍：

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位爱国将领率部在彭县(今彭州市)通电起义，宣布“……兹为适应人民要求，决自即日起率领所属宣布与蒋、李、阎、白反动集团断绝关系，竭诚服从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司令员、邓政治委员之领导。”“朱德总司令很快复电表示嘉奖和慰勉，并指示刘、邓、潘起义后的一切事宜与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三将军联系办理。

当时起义部队派原24军副官长李铁夫代表刘部、45军少将军参谋长何翔迥代表邓部、杨尚仑代表潘部于27日去新都迎接贺龙；95军126师参谋长黎时雨、团长刘登选等人在关口、漾阳场等地布置阵地，阻击胡宗南部进犯。李铁夫、黎时雨、何翔迥后来都担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

先父黎时雨(1903～1976)别名汝霖，四川富顺人，曾任国民革命军第28军团长、95军通讯处主任、126师少将参谋长兼该师驻蓉办事处主任。

1946年～1947年间，家父订有坚守政府当局立场的《新新新闻》、共产党办的《新华日报》、民盟办的《华西晚报》、青年党办的《新中国日报》，1948年后，又增订了刘文辉办的、公认的左倾报纸《西方日报》；唯独不订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

1949年夏，我高中毕业，面临考大学选择系科问题(当时尚无“专业”一词)。家父教训我：“你们将来成人时，国家肯定会进人工业建设时期，社会需要的是科学人才、工程技术人才”；又说：“要读就要读理、工科。不然，就去工厂当学徒”。有一次，他甚至忿然说道：“当军人有何用?除了杀人放火，七十二行，没有一行不从头学起!”可见他此时对国民党打内战的愤恨情绪已溢于言表!从家父的这些看法，不难理解他以后参加起义的部分思想基础。

二

1948年～1949年间，华西协合大学学生魏世模(音)遭国民党当局关押。他父亲是126师的一个连长，多次天未见亮，就来我家候家父起床，密谈不过几分钟，就匆匆告别。如是两三个月之后某天，魏连长亲领其子，来我家感谢家父救命之恩。魏世模个子不高，架一副眼镜，少言寡语，倒是其父说得较多。家父叮嘱魏世模：“你得赶快离开成都，不然，你还有危险。”此君以后不知去向。上世纪50年代，听说他是民盟盟员，在云南省工作。此事直到“文革”期间，家父才告诉我，当年为营救魏世模，他找早年同学、时任成都行辕少将参军，负责被捕政治犯一审工作的杜石公设法。杜石公说，他无权压案过久。而犯人只要一进行辕，他就毫无办法了。家父正是钻了魏世模临时关押在省会警察局的这个空子，先让杜石公将魏案暂时压下不提审；同时叫魏父迅速取保释放。魏世模也因此才得到解救。

1948年，国民党特务去逮捕《西方日报》总经理、地下党员许成章。开始，特务们找错了对象，抓到《西方日报》社社长杨露。待到发现抓错时，则并未立即放杨，依旧隐押着他在西城区东绕西转两个小时，才还以自由。杨是十足的文人，惊魂难定，又累又吓，直奔我家来找家父。家父分析情况，立即打电话通知《西方日报》社，可惜为时已晚，许成章已在一个小时前被捕了。不过稍后不太久，家父仍设法利用关系将许成章营救出来。脱离虎口那天，家父设家宴为许成章压惊，所请陪客中又有杜石公。成都解放后，杜石公未判死刑，劳改刑满后遣返重庆，得终余生。

三

家父在参加彭县起义前后，还曾配合朱戒吾争取国民党118军军长方暾起义。关于家父如何受命在关口、濛阳场布防，以阻击胡宗南军队进犯；又如何协助朱戒吾、彭友朋做95军两个师起义前的准备工作等等，在诸老前辈的著述中以及近年来出版的有关成都解放的省、市文史资料中时有涉及。

我在“文革”中曾亲聆家父所述起义后的一段经历，兹述于下。1950年1月--2月中旬，国民党匪、特暴乱，起义部队“一时官兵思想陷于混乱之中，处于自流状态”，“就给特务、土匪造成可乘之机”。

那段时间，彭县起义驻军军师以上首长或在成都开会，或因军务离彭，而留在彭县驻军的最高长官，则只剩下家父这个师参谋长了。其时人民解放军尚未派军代表到起义部队来，全县仅有一位负责组建县政权的共产党党代表贾皋(音)。形势日益险恶，外有匪、特聚众武力压境，驻军内“也有一些坚持反动立场和认识模糊的官兵”，受到“反革命谣言和流言蜚语的挑拨与煽惑”。家父处境困难，却能拿定主意，处变不惊，尽其所能稳定军心，约束官兵，坚决执行起义通电所要求的：“全体军政人员一律尽忠职守”，“听从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之接收”。继后，更有匪、特捎信威胁家父，要他改弦易辙，否则性命难保。家父面临危险，毫无惧色，置若罔闻。倒是县政府党代表贾皋很替家父担心；家父也为贾身单力薄担心，派出一定兵力保护贾皋及县政府的安全。他们互相支持，紧密配合，作好各方面的工作，携手度过了那段时间，胜利地完成维护社会治安，迎接改编的任务。

1950年6月以后，家父调任川西军区司令部(副师级)高参。1954年，他转业到地方；1955年以后，又在省民革机关服务；1958年被聘任为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他对工作一直热情饱满，深恐思想掉队而勤学不辍，直至临终未改。

注释：

[1][5]转见《川康将领刘、邓、潘起义亲历记附录一》，《成都文史资料》1988年第4辑。

[2]参见《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册》。

[3][4]转见焦汝敬：《黄隐将军率国民党九十五军起义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