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岚 毕光明

——来自小说排行榜的启示

姜 岚 毕光明

当代文学进入新世纪以来，小说创作持续繁荣，不包括网络小说在内，正式出版的长篇每年都有几千部之多，各种期刊上发表的中短篇更是以数万计，然而新世纪也是个小说的生产与消费极不平衡的时代。全媒体覆盖带来的信息爆炸和娱乐文化的兴盛，严重冲淡了小说艺术对大众的吸引力，纯文学小说在大众文化勃兴时代更是变成了小众艺术，只在专业范围内受到关注。纯文学小说不能进入大众视野，变成国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影响到文学审美效应的产生和社会作用的发挥，也降低了民族精神生活的质量。在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创作主要由体制内作家承担，小说生产耗费的是公共资源，产品滞销也就是公共资源的严重浪费。能够改变这一状况的，主要是文学批评，只有批评发挥好在创作与阅读之间的中介作用，小说才能转化为大众文化的消费对象。没有批评家的引导，就没有高质量的大众阅读。而在一个小说海量生产的年代，文学批评的首要任务是遴选佳作，予以品评，帮助读者在有限的阅读时间里，把握到当下小说新创的精华，从而实现文学精神利润的最大化。小说排行榜承当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完成当代小说初始经典化，促进当代文学价值实现的光荣使命。

在新世纪此起彼伏的文学排行榜中，中国小说学会的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是最具学术影响力、最值得关注的排行榜，早在2006年就有报道称，“海外如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一些华人或者非华人的文学社团，也注意到了这个排行榜，称许它‘是一种颇具独立精神的客观公正的学术性遴选活动。’”该排行榜的评议活动始于2001年，迄今已对2000年以来的汉语小说进行了年度评选，共有14届的评议成果公之于世，除在评议结果产生即通过媒体第一时间发布排行榜之外，随后还出版了配有专家评点的上榜作品集。每年的上榜小说基本是长篇5部，中短篇各10部。当代负有盛名的小说家如莫言、贾平凹、格非、余华、苏童、刘震云、张炜、韩少功、铁凝、王安忆、迟子建、方方、池莉、范小青、陈忠实、蒋子龙、李锐、蒋韵等，都有作品上榜，有的还位居榜首，如格非的《人面桃花》、莫言的《生死疲劳》、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苏童的《黄雀记》，迟子建的《起舞》、王安忆的《骄傲的皮匠》、方方的《琴断口》、铁凝的《春风夜》、格非的《隐身衣》，铁凝的《逃跑》、韩少功的《第四十三页》等，分别在各自的年份里排在或长篇或中篇或短篇的第一名，体现出排行榜对经典作家的认可。不过，真正体现排行榜推动小说创作，引导读者阅读这一初衷的，还是评选过程中对新的创作倾向和小说新人的高度关注，既重视实力作家在新的题材领域或创作方法上的开拓，又注意发现有创造潜力的年青作家，对前者不吝推崇，对后者大力奖掖。

比如，在八十或九十年代就有力作问世的尤凤伟、阎连科等实力派作家，由于在反右题材的发掘和弱势群体命运的书写方面取得新成就，奉献出有震撼力的巨制《中国：一九五七》与《受活》，排行榜分别在2000年度和2003年度将它们列为长篇小说的第一名。作家杨显惠在八十年代就获得过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在沉寂多年后，以一组短篇《夹边沟纪事》再现了当代历史上骇人听闻的一幕，得到排行榜的激赏，将其中的《上海女人》列为排行榜开篇的第一名，扩大了杨显惠历史反思写作的影响，使更多的读者得以面对夹边沟这道当代中国政治史的巨大伤口。中国小说学会还在排行榜的基础上设立了三年一届的中国小说学会学会奖，每次奖励长、中、短篇各一部，《中国：一九五七》和《上海女人》都入选了首届学会奖。后来荣获茅盾文学奖的新锐作家毕飞宇、刘醒龙和麦家，也都曾是排行榜的宠儿。首届排行榜的中篇，排在第一的就是毕飞宇的《青衣》，而首届中国小说学会的学会大奖，中篇奖也授予了毕飞宇。2001年度，毕飞宇继续榜上有名，《玉米》入选中篇行列。2002年度，毕飞宇又以《地球上的王家庄》上榜，且摘取了短篇第一名的桂冠。连续三年登上中国小说排行榜，毕飞宇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文坛上重要的小说家。麦家则是因为题材的独特和叙述的别致而受到排行榜的青睐。2002年度，《解密》登上长篇榜首，2004年度，《两位富阳姑娘》被评为短篇第一。跟《两位富阳姑娘》同时上榜的有莫言的短篇杰作《月光斩》，之所以让莫言屈居第二，是为了推出新进作家，在这方面排行榜可谓用心良苦。

至于发现新人新作，力推后起之秀，排行榜更是不遗余力，甚至有意使之成为中国小说学会小说排行榜的一个特色，目的是推动当代小说创作的持续发展，且通过新面孔吸引更多的阅读者。从排行榜走进小说阅读视野或强化读者印象的青年作家不在少数，如须一瓜、葛水平、乔叶、鲁敏、方格子、黄咏梅、潘向黎、姚鄂梅、魏微、戴来、盛可以、金仁顺、映川、叶弥、阿袁、张悦然、滕肖澜、周瑄璞、孙频、笛安等，都曾是排行榜的新宠。还有李洱、陈应松、陈希我、艾伟、红柯、鬼子、东西、王松、张学东、陈昌平、郭文斌、胡学文、罗伟章、徐则臣、秦岭、王手、吴玄、石舒清等作者，他们年龄有差距，并不都可以纳入年青作家，他们的创作题材和艺术风格也颇有差异，但由于他们都能在某一方面为当代小说拓出新生面而被排行榜兼收并蓄，其中有的作者还是排行榜的常客，如李洱、陈应松、王松、艾伟、胡学文、徐则臣等，他们与上述青年女作家群一起，占了排行榜相当大的比重，显示出小说创作队伍构成在新世纪发生的变化，也预示着当代小说创作的可观前景。

由上可见，由于正规化和具有连续性，中国小说学会的小说年度排行榜，不啻为新世纪文学评价的一项重大工程，如果说它对促进小说进入社会的作用是隐形的，那么它留下的成果，即每年一部上榜作品集，将是新世纪小说研究的宝贵资料，也是文学爱好者走进当代小说经典的捷径，可以持续得到利用。小说排行榜原已由不同的出版社先后出版14个年份的上榜作品集，从2010年起，中国小说学会与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签约，小说排行榜作品集的版权给予该出版社。2012年，该出版社推出了2000年度至2009年度小说排行榜10卷本的作品集，并已为全国各类高校图书馆和省市图书馆所收藏，说明排行榜不仅有了固定的渠道及时走向社会，产生审美效应，并且能够使小说精品的打造规模化。由此看来，中国小说学会的排行榜不仅是一种文学评价行为，也是新文学研究的资料积累。随着时间的推移，小说排行榜自然会发生由文学批评向文学研究的功能转移，实现从现实到历史的价值提升。值得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排行榜都具有这样的功能和价值，因为文学评价的准确程度取决于评价主体的批评眼光，而不同的排行榜主体为评价目的所决定，在批评眼光上有高下之分，其评价结果在可信度上也就有高低之别。

中国小说学会的小说排行榜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作为一种文学评价方式，这一活动与其它的文学排行榜或评奖活动比起来，最少为人诟病，而能得到广泛的认同，其影响的确已扩展到了海外，因为排行榜从一开始就将海外新移民小说纳入评审范围，推出了严歌苓、张翎、苏炜、沙石、陈谦、陈河、王瑞芸、张惠雯等多位新移民小说家，其中严歌苓还以《小姨多鹤》、《陆犯焉识》两次登上长篇榜首，并获得小说学会的学会大奖，以致海内外的华文小说家无不以登上中国小说学会的排行榜为荣。这固然体现了排行榜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以中国小说学会为主体的排行榜，在文化性质上更为纯粹，既非商业，亦非政治意识形态，而是一种纯文学的评价活动，其评委会由专家组成，这个团体具有超越性的批评眼光，乃因由民间学术团体主办的评价活动不与评价主体自身的利益挂钩，在物质主义无孔不入的时代，这个团体在竭力维护着小说艺术的尊严。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的首倡者是第三任会长冯骥才（前两任会长分别是唐弢和王蒙）。冯骥才是在2000年召开的第五届年会上当选为会长的。他担任中国小说学会会长后，对小说学会日后的发展发表了很多新颖的见解，认为中国小说学会应该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迎接21世纪的挑战。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小说学会采取了几项活跃学会、发挥学会的学术功能的举措，设立中国小说学会小说年度排行榜和学会奖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当时文坛已经有了多种排行榜和评奖，但中国小说学会还是要另搞一个排行榜和评奖，这是因为“根据冯骥才先生的想法，如今的排行傍和评奖固然名目繁多，但实际上不外两种：一种是出版商和书商按照书籍市场的行情和销售量作为价值尺度的，属于商业性的行为；一种是体现主流意识形态导向性要求的，属于官方或半官方的行为。当然，这两种行为都是需要的，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单单有这样两种排行榜和评奖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第三种，这就是学者和专家视野中的排行榜和评奖，中国小说学会所倡导的正是这样一种排行榜和评奖。”有了这种排行榜与前两种排行榜的互补共存，小说和文学才能更好地满足多元时代的文化需求，文学自身的发展也才能保持在文学史形成的艺术水准上。可见，中国小说学会的排行榜是专家学者视野中的排行榜，它在评价活动中自然会体现出独到的批评眼光，而这种眼光来自文学本位的学术立场和训练有素的专业能力。排行榜评委会人员构成堪称当代中国批评界的强劲阵容，它保证了作品评选的高水准。这些评委主要来自高校和作协系统，有资深学者评论家，如雷达、汤吉夫、夏康达、李星、陈骏涛、陈公仲、盛英等，有评坛中坚，如吴义勤、施战军、阎晶明、汪政、李国平、李运抟、谢有顺、洪治纲、何向阳、江冰、颜敏、郭宝亮等，有学界新秀，如王春林、藏策、卢翎、林霆、段守新等，批评实践的文学性与专业性赋予了他们纯正的审美趣味与有洞见力的批评眼光。这些趣味和眼光不是没有差异，然而，正是差异在自由评议过程中所形成的张力，给了评选结果以普适性与涵盖力。

批评眼光说到底是在进行文学分析判断时采用什么样的评价标准。中国小说学会的小说排行榜，有明确的评审标准，就是“兼容历史内涵、人性深度和艺术创新”。这显然是纯文学标准，作为专业性的文学团体，小说学会主办的文学评选活动出于文学伦理的考虑，只能采取这样的标准，这是具有文学史意识的批评主体必然持护的评价标准。在文学评价活动中，并没有统一的批评标准，因为文学有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的文学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所以只要对文学有不同的需求，就会有不同的文学批评标准。当毛泽东需要把文学当作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时，他的文学批评标准就可以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同样，一个从事小说评论与研究的学术团体，在今天这个时代想要挑选好的小说供读者消费，用好的小说帮助读者认识社会、反省人生、纯洁人性，当然应该采用区别于其他文学需求的评价标准。我们曾经谈到过，“小说的作用与功能当然是多种多样的。政治规训，道德劝诫，娱乐休闲，人生启迪，技巧把玩……可以取其一端，亦可综合运用，全看取用者的需要。然而小说终究是一种艺术，不管社会生活怎样地变动不居，成为作品的小说能够代代相传，必依赖某些不变的因素。这些因素也构成了文学评价的标准，小说排行和评奖或远或近地要围绕这种标准。不错，所有的文学评选活动表达的都是意识形态诉求，或者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或者是市场意识形态的……但我们不会否认，在文学评选的各种诉求中，一定少不了审美意识形态诉求，这是文学自身的诉求，是最重要的、不应被我们忽视的诉求。”在政治、市场和审美这三种诉求中，审美诉求因为容易被政治和市场诉求挤兑，所以要给予特别的保护。就如冯骥才先生所说的，“中国目前是多元文化并存，商业文化已经入侵到文学艺术各个领域，就目前的形势而言，纯文学创作处于弱势，需要多方面的扶持”。纯文学批评的必要性、合理性与合法性正来自于此。以推动纯文学的发展为己任，小说排行榜评委会这个学术群体方才拥有了“历史内涵、人性深度和艺术创新”三者相统一的评价标准。心中标准明确，眼光才能敏锐，评价才相对准确，这是小说排行榜给予文学评选活动的重要启示。

姜 岚 海南师范大学

毕光明 海南师范大学

注释：

①《文化大家谈“学会奖”》，《半岛都市报》2006年5月28日。

②陈骏涛：《兼容历史内涵、人性深度和艺术水准——写在中国小说学会〈2004中国小说排行榜〉的前面》，《中国小说学会2004中国小说排行榜》，作家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1页。

③毕光明、姜岚：《文学批评：第三种标准》，《批评的支点：当代文学与文学教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236页。

④引自《小说学会奖振兴中国文学》，《半岛都市报》2006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