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涛

一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序”中曾经说过他在写作四十年代文学时，没有什么参照，彼时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还未出版。但是，我们从这里可以推测，夏志清在写《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应该是看到了《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的。我们又在“复旦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看到了夏志清在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时所附的参考书目。从这份参考书目中，我们可以看到夏志清当时参考了一些左翼文学史家的“现代文学史”著作，比如张毕来《新文学史纲》第一卷（1956年）、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6年）、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1957年）等。这几位左翼文学史家出版的“现代文学史”，时间是在1956、1957年，而夏志清开始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是在1952年。况且到了1955年的时候，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已经写完大半。虽然我们现在无法断定，夏志清《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成稿时，尤其是他在写《中国现代小说史》前半部的时候，左翼文学史家的著作对他有多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通过对比《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新文学史稿》，可以发现，“史稿”对“小说史”产生了不小的“参考”价值，即夏志清对“小说史”的建构，几乎是以对抗“史稿”的文学史框架、体例、设计来完成的。这也正如钱理群所说的那样：“文学史的体例选择、设计，确实是与文学史家选择什么样的文学史观和写作基本意图直接相连的。”

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写作，从始至终是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作为其建构“史稿”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以斩钉截铁的气势，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做出了历史性的总结，“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从此开始，“五四”运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资产阶级”的“五四”转化为“无产阶级”的“五四”。毛泽东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经典”论述，更是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阐释的文化纲领。在1950年召开的《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中，“新文学”成为了高校中的一门“课程”。“草案”对新文学讲授的内容给出了指导性规定：“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价。”接踵而来的，就是由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共同草拟了《〈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在“教学大纲”中，明确了新文学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新文学性质是“新民主主义文学”，确定以“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方法，统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王瑶先生作为“教学大纲”的制定者之一，自然能更直接、更深入领会中国共产党要通过“文学教育”来确立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领导权”。正因为此，王瑶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绪论”中，就开宗明义，直接阐述了“五四”新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性质。

除此之外，在对现代文学进行历史分期的问题上，王瑶先生将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时期”，在前二十年中，每十年一个时期。第三个时期是从1937年到1942年，第四个时期是从1942年到1949年。王瑶先生之所以这样对划分现代文学的历史时期，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新文学史稿》的指导。而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与王瑶一样以十年为一个时段，将现代文学前二十年分为两个时期，第三个时期则是从1937年到1957年，涵盖了部分的“当代文学”。王瑶将第一个十年称为“伟大的开始及发展”，夏志清则称第一个十年为“初期”；王瑶称第二个十年为“左联十年”，夏志清则称第二个十年为“成长的十年”。从两人的对文学史分期的命名中，我们可以看到，王瑶的命名有较强的“政治色彩”，是要突出中国共产党对“五四”的“文化领导权”，而夏志清的命名则颇具“纯文学”色彩，旨在关注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艺术发展。除了这个用意之外，夏志清的这种颇具“纯文学”的命名，还是要与王瑶的“政治化”分期相抗衡，借用“纯文学”来“去政治化”，来弱化中国共产党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领导权”。王瑶的整个“绪论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从“史”的角度，在整体上概括现代文学的基本风貌，而侧重在“论”上突出强调“论”的重要性，是因为“论”是文学史写作中的“指导思想”，“论”的内容是否正确，对“论”是否给予高度重视，直接牵涉到文学史家“政治立场”是否正确、坚定。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中，官方的意识形态对于文学史中对“论”有着极为严格而明确的要求。一旦在文学史的书写中，淡化了“论”的部分，就会立即招致批判。与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相比，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则没有“绪论”部分，而是直接从“文学革命”写起。我们比照王瑶和夏志清的这两部文学史可以发现，在对中国现代文学前二十年的书写中，《中国新文学史稿》所关注的文学史“范围”要比《中国现代小说史》广，所牵涉到的具体的文学史知识也要比《中国现代小说史》丰富。《中国新文学史稿》是包涵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多种文学体裁的文学史，而《中国现代小说史》则主要是关注现代小说的文学史。但是，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并没有因为在文学史范围和文学史知识上的“大而全”，就弱化了自身的思想和政治立场。这里面就涉及到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如何处理“史”与“论”的问题。在王瑶看来，“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科学……不能把文学史简单地变成作家作品论的汇编，这不符合文学史的要求。作为历史科学的文学史，就要讲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讲重要文学现象的上下左右的联系，讲文学发展的规律性。”当我们强调文学史作为其“文艺科学”属性时，往往会采用“以论带史”的方来来处理文学史中的“史”与“论”的关系。在我看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主要采取的就是这种是“以论带史”文学史叙述方式。尽管王瑶也强调文学史作为“历史科学”的属性，注重文学的发展历程、作家、作品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继承，但就其文学史叙述的基本策略而言，还是“以论带史”式的。而“以论带史”的文学史叙述，是“可以回避文学研究中的诸多细节，直接论述文学的‘本质’，树立文学的‘标准’。”这样也就最容易为作家划分“队伍”，为作品确定“性质”。而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尽管从始至终裹有对“左翼中国”和“左翼文学”的政治偏见，其反共的政治立场也清晰可见。但是，《中国现代小说史》没有像《中国新文学史稿》那样提纲挈领的“总论”。夏志清更多地关注作品本身的优劣、好坏，不大注重文学史作为“历史科学”的属性，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以论带史”的色彩。除了在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历史分期等宏观性的认知上，夏志清与王瑶的是对立的，在具体的内容的论述、分析上也是如此。

二

在论述“文学革命”时，王瑶是在努力弱化胡适的影响与作用，而要突出陈独秀在“文学革命”中核心地位和主要作用。王瑶认为：“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反映了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历史发展趋势，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他的这些主张是很不彻底的……内容也有很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而认为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子”，“接触到了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而且那战斗精神也是比胡适要坚定得多的。”夏志清则是要突出胡适在“文学革命”中那篇《文学改良刍议》“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他认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掀起了“文学革命”序幕，且影响深远，改变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在高度评价《文学改良刍议》的同时，夏志清对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几乎没有什么赞扬之词，都是贬抑之语，陈独秀“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给胡适捧场，内容泼辣，文字浮夸异常……以文学知识和立论态度来奖，真可谓集无知与不负责任之大成，其精神上和胡适那篇劝人不要陈腔滥调、不要作无病呻吟的文章可说背道而驰。”对于刘半农、钱玄同等人在“文学革命”发轫期的作用，王瑶认为多有肯定，认为他们的思想比胡适那套“文学改良”的“形式主义”彻底得多。而夏志清认为，钱玄同等人欲将汉语“拉丁化”的主张是荒谬之极。夏志清不仅“抑陈扬胡”，而且，在“文学革命”刚刚兴起之时，就发现了这些《新青年》同仁们，在志同道合背后的深刻“裂痕”，“他们在表面上虽然支持他，但私底下，他们极其怀疑他的改良计划是否正确，是否行得通。这种人有时好像除了把整个中国文化和文字废除外，对什么改革也不会满足似的”，“在文学改良这件事上，表面看来合作无间，但在学术的信念上，他和陈独秀等人，分歧得真可说是南辕北辙。”这样看来，在夏志清的论述中，从“文学革命”之初，就已经存在了两种思想的分歧与对立。在论述有关“文学革命”的论争时，《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新文学史稿》，在论述对象的选择上，在对相关论争的评价上，也是迥然不同的。王瑶是以“思想斗争”为标题，详细地列举了“文学革命”倡导者，与 “守旧派”、“学衡派”、“甲寅派”、“国故派”之间的论争。而夏志清则着重论述了“文学革命”倡导者与“学衡派”之间的论争，没有提及其他几次争论。王瑶认为“学衡派”是“打着复古主义和折衷主义的旗号，向新文化运动进攻。这些人都是留学生出身，是标准的封建文化与买办文化相结合的代表，很能援引西方典籍来‘护圣卫道’”而夏志清则认为，“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严正批评”“那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在介绍外国思想界和文学界人物到中国时，所表现的替态度：热心有余，读书不多。”尽管夏志清也承认，胡适与日后成为“左翼”作家，在文学观都有“载道文学”观的狭隘性，“即使没有共产党理论的影响，中国的新文学作家，也不一定对探讨人类心灵问题感到兴趣的。他们亟亟以谋的，是要把中国变成现代国家，因此他们写文章的当务之急，是教导自己蒙昧的同胞。”但是，他对胡适的这种局限却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于是他们只好采取守势，专心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问题，然后作出建设性的批评，以抗拒左翼分子和激进分子破坏性的影响力。他们其中有不少在大学里教书，培养自由学风和研究文学的严肃精神，使得不少有才华的年轻作家日后能够站稳脚步，不致受共产党宣传所蒙蔽。”在夏志清的论述中，从“文学革命”开始讨论分析，他就已经在一扬一抑的描述中，渐渐地建构起了“自主主义”与“左翼”的对立，“建设性的批评”与“破坏性的影响力”的对抗。

三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第五章《三十年代的左派作家和独立作家》中。夏志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在进入三十年代以后，尤其是“左联”成立后，左翼的思想成为了文坛的“主导”。尽管如此，在这个“红色三十年代”之外，还有着与“左翼”立场相异的一段文脉存在着，是他们在维系着“建设性的批评”的文学传统：

文学研究会所办的《小说月报》，在当时仍是一份很出色很有影响力的杂志。1928年，胡适徐志摩和梁实秋创办了《新月》，有意继承刚刚夭折的《现代评论》的传统。新月派想以此重振开明的、尊严的文学标准，以对抗革命文学的宣传八股。另一个重要的文学杂志是《语丝》，以周作人和鲁迅所揭橥的个人主义为独立精神……虽然这三派作家都肯各尽所长，竭力去保持文学革命遗留下来的优良创作和批评传统。

在论及鲁迅在三十年代的创作时，夏志清一面谈及鲁迅与“左联”之间的矛盾，一面仍不忘念及鲁迅与自由派作家的对立，“鲁迅一直衷心要走共产党路线，打击国民党作家和自由派作家”抗战爆发后，空前的民族危机让各派作家暂时放置争议、分歧，都投入到爱国主义的抗日宣传中去了。这种宣传对于习惯于“文以载道”的作家来说，不是一件难事儿。但是，为了宣传而创作所带来的“功利性”，使得许多作家在这一时期里，并未写出太优秀的作品来，“有许多作家，一开始就没有艺术的责任感，因此他们就以群众为借口，制造一些粗拙的宣传文学。”在由爱国热情带来的作家的“空前团结”之下，夏志清的“两种传统”相互对立的叙述方式，似乎是遇到了困难。但是，他很快就在这“团结”的局面下，找到了“左翼”内部的“裂痕”，这个作家就是胡风。夏志清在这个“左翼”作家身上努力地查找到了他与胡适的“相同”之处，从而借由胡风对“左翼”的“离经叛道”，再一次略带牵强地建构起了“两种传统”之间的斗争与对立。

在夏志清的笔下，作为“五四之子”的胡风在众多作家“迷信理想”、忠诚于“革命传统”之际，再次赓续起了五四的“现实主义传统”。经过“五四”现实主义传统的转换与连接，胡风与鲁迅、胡适原本在夏志清笔下是“两个阵营”的作家，这次却站在了一个文学传统中了。胡风在夏志清建构四十年代的两种文学传统对抗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夏志清对于胡风的赞誉毫无吝啬，以至于有些夸大其词了：

由于他坚持着作家应忠于自己的见解，胡风真是一阵见血地指出了中国新文学弊病之所在。这是晚年的鲁迅所做不到的，因为鲁迅热衷追随苏联领导（虽然缺乏自信），对瞿秋白又是那么盲从。还有，鲁迅的民族观念非常重，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宁愿牺牲作家的自由。胡风则相反，他坚持作家首先必须忠于自己，只有当作家忠于自己时，才能服务于国家。

夏志清不仅借助于胡风，建构起了他所认同的“建设性的批评”传统，而且还利用胡风这位鲁迅“学生”的“理性”与“清醒”，衬托出了鲁迅的“狭隘”与“盲从”，自然也成功地消解了鲁迅的“伟大”与“正确”。鲁迅一直被“左翼”视为现代文学的“旗帜”，消解了鲁迅的“伟大”与“正确”，无疑也是对“左翼”传统的削弱。

由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王瑶在讨论“文学革命”的发生时，是在努力弱化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功绩。王瑶之所以这样做，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胡适的政治立场是“反动”、“右翼”的，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指导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弱化或祛除这种“反动”的、“右翼”的影响。夏志清则与王瑶反其道而行之，极力贬抑陈独秀等“文学革命”倡导者中的“左翼”人士的言论，这主要是因为陈独秀在《新青年》同仁“分裂”后，转而倡导马克思主义了，甚至一度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领导人。这与夏志清本人所坚持的“自由主义”的、“反共”的立场是相一致的。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奉行的是“左翼”立场，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则针锋相对采取的是“去左翼”的立场。这种有意识地对抗“左翼”，消解“左翼”的叙述方式，从“文学革命”的发轫开始，一直贯穿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主要章节之中。构成了夏志清建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主线和基本方式。

注释：

①②⑭⑮⑯⑰⑱⑲⑳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 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42-443页，8页，10页，52页，54页，144页，310页，317页，329页。

③⑦钱理群：《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9页，第3-4页。

④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90页。

⑤⑥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撰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3页，第83-84页。

⑨⑩⑪⑫⑬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30-31页，第3页，第8-9页，第39页。

⑧谢泳：《从“文学史”到“文艺学”——1949年后文学教育重心的转移及影响》，《文艺研究》200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