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铁莹

钱穆说了：“中国文化可以归纳为一个字，叫做礼。”

彭林教授，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教授。著有《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礼乐人生：成就你的君子风范》等著作，先后在《百家讲坛》《文明之旅》等栏目普及礼仪知识。

《中国青年》：能否跟我们谈谈我国传统礼仪文化的形成以及发展？

彭林：中国不是一个宗教文化的国家，中国在商朝的时候迷信鬼神，但到了西周以后，我们就意识到鬼神靠不住了。商朝人一次要祭祀几百头牛，但鬼神并没有保佑他们。所以到周代开始意识到中国人要有德行，这个社会才能朝一个理想的方向发展，人生才有一个正确的方向，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德行”这么抽象的概念怎么样才能走到每一个人的身体里面去？怎么样才能让它充斥这个社会的各个层面？就要把它具象化，这就需要“礼”。

那时的“礼”的概念要比现在我们认为的大很多，我们古代的“礼”跟道理的“理”是共通的。“礼者，理也。”所以治国礼民要合于道德理性。“合于道德的典藏制度、行为规范就是礼。”中国人将所有合于道德理性的正面的东西都叫做礼。我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周礼》，古人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一共六官，都包含着礼。连司法都是礼，因为司法审判都一定要求合乎道德理性。比如对初犯、对年满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减轻用刑。甚至有些人犯了刑，司法机构只是给他一个名誉刑，让他站在石头上三天，但不残害你。它有很多合情理的一些东西在。

所以钱穆说了：“中国文化可以归纳为一个字，叫做礼。”礼标志着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一个国家的税收以前叫“十一之税”，十份里面抽一份，它都规定下来，这叫礼。如果抽两份，就是暴君。儒家就把一条杠子画在那边。

我们人就好像一块玉料，是所有矿石里面最好的矿石，但你需要修的，要雕琢的，否则不能成为一件很好的工艺品。所以人要不断地修饰自己，要把不好的地方修掉，好的地方留下来，关键的地方要精雕细琢。切磋琢磨靠什么呢？就是靠礼。所以礼一方面把我们的社会拉入了道德理性的轨道，另一方面礼又让我们民族保持着一种高雅的生活方式。礼能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它能让你有君子的风范，有圣贤的气象。这必须是在不断实践中完成的，它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所有地方。比如古代我们比射箭，开始之前都是互相作揖的，这些竞争都是君子之争。所以现在奥运会上，只要是东亚文化圈的，都很讲究礼节。跆拳道、柔道、相扑等，比赛之前大家都要先行礼。西方人没有这些，十个人站在跑道上谁也不理谁，谁也不跟谁行礼，所以礼是一种文明程度很高的生活方式。

“五四”的时候就把礼丑化了，把礼说得一团漆黑，大家谈礼色变。之后文革说礼是资产阶级温情脉脉的面纱，要把它撕掉。一直到奥运会之前，大家对礼都是讳言的。后来要举行北京奥运会了，大家才感到礼的重要性。但非常遗憾，当时运用的还是西方的礼儀。习总书记曾经指出“去中国化是非常可悲的”，毛泽东曾经说过：“思想文化领域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要去占领”。现在是“中国人不去占领，西方人就要去占领”。任何一个民族的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礼仪，只有野蛮民族没有礼仪，所以我们需要反思。

《中国青年》：你在清华上礼仪课时有没有碰到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彭林：我在清华开一门课，就是《中国古代礼仪》。上课一开始我对学生鞠个躬，所有学生都觉得很奇怪。甚至有一次在清华建筑馆给600多人上课，我朝大家行个礼，有的学生怪叫：“哇，不会吧，我们还要起立啊。”大学都不起立了。我就觉得很难理解，小学初高中上课见了老师都要起立的，怎么到了大学反而不用了呢？有些大学教授上课看到学生起立，反而说：“不用起立了。”

我当时的工作非常难做，甚至有的人说怎么跟日本人似的。我有一个朋友在听我讲完课后，在公司开始推广礼仪文化，所有员工早上见面互相都要鞠躬。有一个员工非常愤怒：“这不是让我们学日本人吗？”就辞职了。所以这多么可悲。后来胡锦涛和温家宝在开人代会、党代会的时候，开始之前都跟大家鞠躬。胡锦涛去海外访问时对欢迎他的华人鞠躬，这些都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中国要紧的是做，不是耍嘴皮子。所以我说：“你们对不对我鞠躬我不要求，但是不管你们怎样，我每节课都会这样向你们表示一种尊重。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希望在你们身上，我对你们怀有敬意，抱有期待。”后来学生都全部站起来了，没有杂音了。学校的课堂太小，普及礼仪的任务太重，所以我逮到机会就会讲，包括央视的《百家讲坛》《文明之旅》在内，尽量向更多的人普及礼仪。

《中国青年》：你觉得我国当前的礼仪环境怎么样？存在哪些问题？

彭林：说句严重的，现在我们国家不是礼仪做的不够，而是基本上没有礼仪。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这些年中国人到海外旅游，一方面拉动了当地的经济；另一方面，其他国家对国人很少正面的评价。我2011年去日本京都做客座教授，发现日本社会良好的礼仪氛围和生活方式，是通过几代人的努力逐步建设出来的。举一个例子，日本人盖一个杯盖，对孩子的要求是不要有声音，所以我到了京都之后感觉非常宁静。到了晚上，绝对没有一家把电视机开得满大街都听得到。炒菜声、打闹声、谈笑声这些咱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在那里完全没有。所以我就问京都大学的教授，他认为这种安静是一种教养，他们的基本理念是不要打扰别人，不要影响别人。所以你制造噪音就是“失礼了”。我以前学过日语，日语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失礼了”。因为人家有一个礼在那里，所以他知道失礼了。我们没有礼，谁会说“对不起，我失礼了”？我们现在学香港人最多说“哎呀，不好意思”。其实日本的礼仪从根上而言是学中国的，中国是礼仪之邦。

《中国青年》：面对我国礼仪失范的问题，你认为具体应该怎么去落实？

彭林：关键是要有一套制度，有一套行为规范。现在我正在跟海淀区合作，制定一套小学生的规范。而制定行为规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你要找专家权威，因为这不是小事。现在国学教材一哄而上，又把它看成立山头、争利益的这样一个范畴。所以编礼仪教材我认为一定要找真正的专家。

此外还要强调推行，政府要推行，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在推行的时候，要注意保留中国礼仪核心元素但又能与时俱进。不能一味崇尚复古，我们不可能重回周公的时代。

《中国青年》：你对青年人践行礼仪有怎样的期望？

彭林：首先要了解人为什么要有礼，《礼记》上讲：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人是能够按照礼的要求生活的，人是能够按照道德理性要求生活的。比如要尊重长者、懂得让座、要谦虚把一些哲学的东西都糅到礼中去，包含了我们民族的哲理。对于我们人生的进步和成长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礼不是学一套虚头巴脑的形式，而是要让我们有文化、有教养、懂道理。另外还能提高整体的素养。其次，要身体践行。做的过程中让它内化，成为你的德性。要有规范，比如校园里早上第一次见到老师要说：老师早上好。不应该当作没看到。要有一套生活规矩，点滴地培养一个人的善行，点滴风气汇聚，整个社会就会被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