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

[摘 要]朱蕊的散文《上海之妖》，立足上海，却放眼世界。在写出上海的外在形貌和内在气质、历史文化和精神蕴含的同时，还展示了作者从上海出发，实现“世界”漫游的人生/心灵之旅。在用文字呈现上海和“世界”的过程中，作者融现代的敏锐与古典的雅致于一炉，使《上海之妖》在艺术上具有一种既充满现代意识又具有古典神韵的别致。

[关键词]朱蕊；《上海之妖》；文学上海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6-0048-04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以写上海著称的作家形成了一个颇为可观的队伍，从近代到当代，著名者有包天笑、朱瘦菊、韩邦庆、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叶灵凤、蒋光慈、丁玲、茅盾、夏衍、张爱玲、钱钟书、周而复、白先勇、王安忆、程乃珊、俞天白、须兰、王晓玉、毕飞宇、卫慧、金宇澄、朱蕊等。这些作家对上海的书写，视角各异、兴趣不同、立场有别、笔致独具，他们以不同的文学风姿，为上海构建起一座文学上海的丰碑。

在这些书写上海的作家中，朱蕊是个沉静而又稳健的实力派。1985年，她即开始发表作品，1995年，朱蕊出版了她的第一部散文集《人生无圆》，从那时到现在，她出版《刹那的惊心》（1997年）、《天上飘下一张脸》（2002年）、《狐狸成了精更好》（2004年）、《无关风月》（2006年）和《上海之妖》（2015年）等6本散文集，虽然不算高产，但也颇为可观。上海作家中写散文能有此成绩者，就笔者所知还不很多。

朱蕊的《上海之妖》这本散文集，就主题而言，可以说是“立足上海，放眼世界”；从艺术上来讲，则是融现代的敏锐与古典的雅致于一炉，具有一种既充满现代意识又具有古典神韵的别致。

说《上海之妖》“立足上海”，是指朱蕊在看取世界的时候，以上海为地理基点、以上海为内容主干、以上海气质为内涵、以上海观念为主导；说《上海之妖》“放眼世界”，则是指朱蕊在看上海的同时，也看上海以外的地理、历史和文化空间——这里所说的“世界”；既是指“地理”的“世界”，也包含“历史和文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朱蕊上下阅古今，纵横看中西。

朱蕊是上海人，故乡上海的民情风俗、历史内涵、精神气质和文化神韵，自然会在朱蕊的人生成长和气质养成中，留下天然的印记，当她提笔作文，这些印记就以文学的形式外化出来。在《上海之妖》中，我们看到朱蕊对上海的描写是从自己的工作单位《解放日报》开始的（《几点黄花遍地秋》）。提到1949年以后的上海，《解放日报》应该是个具有“地标”意味的文化符号，一个从“解放区”来的报纸，却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安营扎寨，这个“行为”本身就深具历史感，何况《解放日报》的办公地点（汉口路309号），曾是《申报》馆所在地，这里有史量才的办公室，还有一个写字台曾经属于姚文元，置身如此具有上海感的历史场景，想要不上海都难。对于这个旧的《申报》馆和曾经长期工作过的《解放日报》社址，朱蕊是有感情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对这个充满上海历史感的文化空间的着迷、留恋和自豪：“我有幸在这样一个有历史的地方上班，不好意思，一不小心就被历史撞上了，在这种时间和地点的默契下，你要装看不到历史也是不行的。”

朱蕊“历史感”的养成除了得益于“老房子”的氛围，更离不开“老人”的熏陶。当她以“小朱蕊”的身份在《解放日报》开始自己编辑生涯的时候，许多报社“老人”的温暖帮助，令她刻骨铭心，终生难忘。许寅、陈诏这些老派文化人，他们的人生“传奇”和名士做派本身就是一部历史大书，足以让“小朱蕊”好好品读，细细品味。于是，从《解放日报》的“老房子”“老人”和令人难忘的食堂（豆沙包肉包菜包老虎脚爪粢饭糕、醉鸽酱鸭咸鸡鹅膀卤门腔糟鸭舌油爆虾油氽小黄鱼），我们开始看到（感受到）上海、上海的历史、上海的气质和上海的文化。

上海的历史和文化当然不只存在于《解放日报》（空间、人物和食堂）之中，一个历史的和现实的上海，一个蕴含上海气质和上海文化的上海，更广泛地存在于上海的画册中（《晚风吹来欢乐的歌》）、上海的地图中（《阅读一张上海地图》）、上海的节日中（《美丽的红绿白》）、上海的建筑中（《上海之妖》）、上海的酒吧中（《上海的一个夜晚》）、上海的咖啡馆中（《拐角咖啡馆》）、上海的小店中（《女红》）、上海的机场中（《出发抑或抵达》）和上海的郊区中（《一天》、《美人酒》）……在这些众多的、不同侧面的上海中，朱蕊既向我们展示了上海的安逸和“小资”：

在上海闹市中心的一条僻静弄堂的深处，在晴朗的下午，客堂间虽不甚明亮，但可以感受到窗外闹猛的阳光，它们在天井里碧绿生翠的植物上肆意挥洒，却和堂客间保持着一点谨慎的距离，就像弄堂和马路的关系，马路上极尽繁华而弄堂里却可以鸦雀无声，繁华可以望见而清净也可以尽享。这样的下午，几个人围坐着喝着下午茶，是作者和编辑，又是朋友，谈论着生活，有时是文学，好像很“上海”很“小资”的。

也向我们展示了上海的苦难：

有一张照片上的一位婆婆脸容令人印象深刻，干瘪，满是皱纹的脸，稀疏的发，紧蹙的眉头，下挂的嘴角使嘴巴弯成半圆，像永远在哭的样子，照片下的注解似乎又是一个“白毛女”故事——上海市江桥乡恶霸地主朱敬唐，将农民朱老太的寡媳“非礼”后卖掉，并害死她的孙子，强占了朱老太的房屋和竹园，朱老太只能在一座破祠堂里度过了三十三个年头。

既向我们展示了上海的“洋派”：

在物质最贫乏的时候，上海还留了那么几家西餐馆：红房子、德大、凯司令、淮海西餐社以及天鹅阁，天鹅阁是葡国风味的，那里做的葡国鸡味道极正宗，一般日子还过得去的市民会在某些日子去西餐馆点上猪排或鱼排、色拉、浓汤等度过一段似乎有点异样的时光。

也向我們展示了上海的美丽与灵魂：

本来想说上海之腰，就是外滩黄浦江那个优美无比的弯曲，她恰到好处地画出了上海的曲线，像上海的一握柳腰，该丰腴的丰腴，该苗条的苗条，增一分太多，减一分则太少，她是那样灵动地以这一弯来表现上海的万种风情，妩媚死了。写下来的时候，发现腰哪有妖漂亮，腰只是一个部位，但妖，那是精气神，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韵、意态。你要说这一弯是上海的灵魂，也完全不为过。

著名华文作家白先勇在他的《上海童年》中说上海“像只巨大无比的万花筒，随便转一下，花样百出”[1]（p61）。这样的上海，自然为朱蕊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然而，上海提供给朱蕊的，并不仅仅是外在的上海风貌，更为重要的，是上海那种复杂的历史、宽阔的视野、开放的胸怀、兼容并包的气度和中西融合的特质，为朱蕊的文学世界，培植出一种深邃、洒脱、大气而又在略带感伤之后走向通达的气质。可以说，上海哺育了朱蕊，并赋予她展示文学才华的原料、立场、视野、气质和精神，朱蕊则用文学塑造了一个她心中的上海以回报这个城市，上海和朱蕊，形成了一种“互文”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也就成为《上海之妖》中深具张力的一个支撑点。

朱蕊虽然对上海情有独钟，但她并没有在上海的世界里故步自封；相反，她有了上海这样一个不同凡响的“起点”，在向外迈步时，步伐也就能够格外高远。在《上海之妖》中，朱蕊从上海出发，向历史纵深探索，对世界文化凝眸，游历四方，谈古论今，关注当下，放眼“世界”，并以文字表达出她独特的人生思考和文化省思。

《上海之妖》中的“上海之外”，包括泰州（《美人扇面桃花痕》）、遂宁（《闺中情思谁人知》）、黔东南（《日出和雨》）、澳门（《在澳门逛街》）和台北（《雪娥和美导》），这些都是朱蕊走出上海之后足迹所至之处。当然，如果加上朱蕊的“神游”之地和“神交”的“友人”，那就还要包括远古的蚩尤、春秋战国时代的荆轲和高渐离、汉代的司马迁、晋代的陶渊明、唐朝的李白和王维、宋朝的李清照、明朝的黄娥和兰陵笑笑生、清朝的曹雪芹、蒲松龄、孔尚任和芸娘、近代以来的林语堂、朱自清、梅兰芳，以及“域外”的弗里达·卡洛（墨西哥）、托尔斯泰（俄国）、朱丽叶·比诺什（法国）、苏菲·玛索和安德烈·左拉斯基（法国）、凯特琳·布蕾亚（法国）、梭罗和塔莎·杜朵（美国）、大卫·帕兰特（美国）以及特莱西尔（德国）——走出了上海，朱蕊的“世界”何其大矣。在这个“世界”里，朱蕊目光所及/所到之处，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从历史的缝隙和人生的细微处，她看到了爱情的根由、女性的命运、历史的造化和生存的哲理。

身为女作家，朱蕊对女性命运当然较为关注，而女性，又常常和爱情故事联系在一起，于是，我们看到，朱蕊在《闺中情思谁人知》中，对黄娥（还有芸娘）凄美的爱情故事和悲惨的人生结局，给予充分的同情，也从中感慨古老的爱情故事和历史中的女性情怀，在今天已经不复存在；在《可爱的女人》中，朱蕊对芸娘敢于追求与男性平等的爱情给予高度肯定，特别是对于“在一个女子无才便是德和一个女人只为父母丈夫儿女而活着的社会里，芸娘已经知道并做到了为自己而活着”，朱蕊表达了“钦佩”之情，并据此认为“芸娘确实是一个很可爱的女人”；在《红妆》中，朱蕊对古代女性受到的不公待遇甚是不平，也庆幸“那样的时代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

人无分古今，地不论中外，女性的命运以及她们在爱情中的浮沉，都特别能打动读者的心。朱蕊对女性的关注和爱情的沉思，当然并不只限于中国，在《身体·爱情·死亡》中，朱蕊通过对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卡洛传奇人生的介绍，向体现在弗里达身上的顽强、坚韧、自我和激情，表达了一个东方女性崇高的敬意！在《冰川下的岩浆》中，朱蕊从电影《雪地里的情人》中，令人匪夷所思的爱情故事里，感悟到爱情的复杂——“有什么感情是说得清道得明的呢”；在《邂逅·分手·恋爱感冒》中，朱蕊对苏菲·玛索现实中的和电影中的爱情表现给予高度赞赏——爱情充满了无数种可能，存在即合理。当然，朱蕊也对现代人的爱情麻木症表示了遗憾：当爱情只是“观赏”的对象的时候，再激动人心的爱情，也是苍白的和不相干的。在《罗曼史·布蕾亚·自由飞翔》中，法国作家凯特琳·布蕾亚的文学世界无疑赢得了朱蕊的好感，因为在这个世界里，有一种打破生活常规和逻辑的浪漫，而生活，是不能缺乏浪漫的，是“需要经常被燃烧”的。

朱蕊虽然深受上海文化影响，且身为女作家（江南女性），但她的笔触在温婉之间，却不乏豪气，这种豪气主要不是指她的文字风格，而是指她的气度、见识和境界。在《纵死侠骨香》和《刀光剑影》中，朱蕊对历史、狭义、英雄、刀剑这些宏大议题和男性话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对历史的壮烈、狭义的动人、英雄的气概、刀剑的文化意蕴，表达了尊崇和敬仰之意——可见朱蕊除了琴心，还有剑胆，除了对女性和爱情的关注，还有对历史和狭义的思考、对英雄和刀剑（所代表的文化）的敬重。或许正是因为这份豪气，才使她对女性爱情故事中的任性和决绝，投以赞赏的目光。

朱蕊说：“我喜欢明朗和热情”（《冰川下的岩浆》），但在《上海之妖》中，我们看到的似乎不只是明朗和热情，还有（或许更多）惆怅和无奈。这种源于沧桑感和无力感的惆怅和无奈，使《上海之妖》带有了一点淡淡的感伤和哀愁——而这一切，都与朱蕊对历史、人生、世界、生存的个人体验和独特感悟，密切相关。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有怅惘感、哀伤感往往与人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有关——而人能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其实是一种深刻的表现，乐观主义往往与肤浅相伴，而悲观论者则源于深邃的洞察和深刻的体悟。《上海之妖》中写到的人间种种形态（繁华也好，凄苦也罢），在朱蕊的眼里/笔下，其实都隐含着一种历史的沧桑和人世的哀愁，仔细品味《上海之妖》，我们发现，对过去的回望、对变化的感慨、对女性命运的同情、对爱情不可把握和出人意料的赞赏、对历史“鬼斧神工”的感悟、对距离不可改变的通达，甚至对“沧桑的情味”的咀嚼，已成为朱蕊在《上海之妖》中的一种“语气”和“姿态”，这种“语气”和“姿态”，导致《上海之妖》充盈着一种“沧桑感”和“哀感”，而“沧桑感”和“哀感”，正是《上海之妖》中的“历史感”和“美感”之所在。

有源自“沧桑感”的“历史感”，有出于“哀感”的“美感”，这是就《上海之妖》总的艺术特质而言的。在《上海之妖》中，“沧桑感”是从办公地点的迁移（《几点黄花遍地秋》）、桥的存废（《沧桑的情味》）、刀剑的变迁（《刀光剑影》）体现出来的；“哀感”是从“现在我们失去她了。我们似乎仅能用记忆去触碰那些我们心中的景色”的感叹中流出来的（《几点黄花遍地秋》），是从对女人的变化中感悟出来的：“女人其实都是一样的，年轻时的天真烂漫和以后的忍辱负重。正如曹雪芹借贾宝玉的口说的，女孩儿都是水做的，待年长，就‘污浊了。”（《闺中情思谁人知》）具体到语言形態、结构方式、修辞手段，《上海之妖》的可圈可点之处，随处可见。就语言而言，《上海之妖》可以说是在现代白话的基础上，巧妙融入古典诗化语言和现代上海方言，从而形成独特的语言风格的成功范例，《上海之妖》中语言的古典诗韵光从篇名上就可以窥其风采，《几点黄花满地秋》《式微式微胡不归》《美人扇面桃花痕》《闺中情思谁人知》，将这些或出自纳兰性德或源自《诗经》的“古典范”标题放在一起，简直就是古典诗的境界了。而面对这样的文字，任谁都能感受到其中的古典韵致：

赏桂，那是必须去杭州的，就像赏梅必须去苏州的香雪海一样。柳永的词深入人心，“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可以醉听箫鼓，吟赏烟霞，那是何等赏心乐事。而满觉陇的桂花更是誉满天下，有清人张云敖的诗为证：“西湖八月足清游，何处香通鼻观幽？满觉陇旁金粟遍，天风吹堕万山秋。”因为满觉陇桂花盛开之时，香满空山，落英如雨，故有“满陇桂雨”之美誉。

而在雅致的古典文风中再间或夹带一两句上海话，则使《上海之妖》不仅具有上海特色，还使文字的叙述语气带上了一点江南的温婉和现代的甜糯，别具风味。

散文是一种自叙性极强的文体，作者的主体呈现性很强，在娓娓道来的叙述中，人们往往容易为作者的叙述所吸引，而忽略了看似自然顺溜的文章背后，其实有着作者对结构的着意经营。《上海之妖》中的结构，复杂多样，但最常见的结构，是“借题发挥”，通过“借题”，展开叙述，并最后提升到人生感悟和哲理思辨的层级。在《上海之妖》中，朱蕊所借的“题”，常常是建筑物（“老房子”、机场）、人物（古人/现代人/外国人）、电影、书、“地方”（上海或上海之外），然后循着对之“发挥”的路径（“发挥”的路径通常是对所“借”之“题”的思索、感悟、升华、形成个人观感和结论），达到阐发个人历史感（沧桑感）和呈现哀感（美感）的目的。这样的结构，既生动又曲折，既含蓄又直观，宛如中国园林，有主题预设，却曲径通幽；有景观外露，却移步换形，于平常中有变化，在无意间显匠心，是一种看似漫不经心的用心。

我国台湾著名学者郑明娳在她的《现代散文构成论》中，将“散文修辞论”和“散文意象论”作为开篇的两章，可见“修辞”和“意象”在散文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pp1-108）。在《上海之妖》中，朱蕊笔下的“修辞”除了前面提到的语言具有古典神韵，还表现为语言具有“伸展性”。在《沧桑的情味》中，朱蕊这样写道：

桥一直存在着，小镇上的人，几百年来就在那座桥上走着，在桥上走着的时候，看看河，看看石榴树开满的花，看石榴花在河里的美丽倒影，走着走着，一会儿就到了河对岸。走着，时间就老了，石桥老了，石榴树也老了，但桥是越老越有风骨，树越老越有风韵，时间越老越显出沧桑的情味。

这段话分5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人在桥上走；第二个层次，是人在桥上走时看河、看花，看倒影；第三个层次，是人走到了河对岸；第四个层次是人在桥上走与桥、与树一起变老；第五个层次是无论是桥还是树还是时间，越老越有“味”。在这段文字中，关于“桥”的意义是不断“伸展”的，它由一個物用的状态，慢慢变成一种衬托的状态，然后变成一种穿越的状态，最后变成一种哲理的状态。朱蕊借助对“桥”的描写，从状物到写意到抽象再到情意交融，文字中有写实有拟人有象征，通过语言的“伸展”，将多种“修辞”融在一起，形成一个充满密集修辞效果的文字段落。

除了通过“修辞”增加文章的艺术效果，意象的设置也是朱蕊在自己的文章中一再使用的艺术手段。在《上海之妖》中，比较重要的意象有房子（大楼）、桥、机场、葡萄、刀剑、地图、鸽子等。在《几点黄花满地秋》中，上海汉口路309号这座大楼与过去相连；在《沧桑的情味》中，桥与时间重叠；在《出发抑或抵达》中，机场与规训、可能性及原点相关；在《美人酒》中，葡萄与美好联系在一起；在《刀光剑影》中，刀剑与历史感慨与文化感悟一体两面；在《阅读一张上海地图》中，地图与归属感和飘零感交织在一起；在《那只鸽子是什么意思》中，鸽子成了安娜的化身……众多别具匠心的意象设计，与“借题发挥”的结构、语言伸展的修辞手段交融在一起，裂变出《上海之妖》巨大的艺术魅力。

《上海之妖》是朱蕊的新作，其中的主题和艺术手法，在朱蕊的其他散文集中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存在着，只不过在《上海之妖》中表现尤为突出。古人云“文如其人”，从朱蕊的这部散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朱蕊立足上海的一面，也可以看到朱蕊放眼世界的一面；可以看到朱蕊古典温婉的一面，也可以看到朱蕊热情豪气的一面；可以看到朱蕊感性的一面，也可以看到朱蕊知性的一面。如果说在写上海的作家群中，朱蕊过去还比较低调的话，那么笔者相信，在以后的岁月里，会有越来越多的读者注目朱蕊的散文创作，她再想低调，或许难度会越来越大。

[参 考 文 献]

[1]白先勇上海童年[C]//树犹如此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郑明娳现代散文构成论[M]台北：大安出版社，1989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 吴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