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宝伟

[摘 要]新世纪诗学在多元化文学语境中发展并日渐成熟，但也存在亟待解决的诸多问题，如诗歌理论及诗人呈现帮派化趋势；诗歌写作陷入庸俗之中；理论建构急功近利缺乏“沉潜”精神；存在强烈的文学史“焦虑症”，这些都是当下诗坛值得警惕和反思的问题。

[关键词]诗学建构；本体性诗学；第三条道路写作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6-0039-04

The revaluation abou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century poetics

SONG Bao-wei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Harbin 150025，China）

Abstract： developing in the diversified literary context and maturing， but the new century poetry has many problems to be solved， such as the poem and the poet presents the trend of gangs； writing poetry in vulgar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lack of “Downs” spirit； there is a strong Literary History “anxiety”， these are poetic problems should be pay attention .

Key words：Poetics Construction；Ontological Poetics；the third writing way

[收稿日期]2015-10-01

[基金項目]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世纪诗歌批评研究”（12BZW115）

“新世纪诗歌”在命名初期倾向于只是一个时间概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发现“新世纪”这个称谓对诗歌来说，仅仅看作一个时间概念显然远远不够，这其中还应该涵盖着当下诗歌所出现的诸多新质新貌。新世纪诗歌写作与1990年代相比而言，明显有很大的改观：诗歌伦理关怀重新回归，艺术表现手段如叙事、口语等日渐成熟，诗歌活动频繁举行，网络诗歌数量庞大，各种民刊持续涌现，诗歌社团此起彼伏，诗人构成层次丰富、代际特征鲜明，等等。诗歌逐渐累积起诸般全新特征，在多元化语境中发展壮大，不禁让人为之欢呼雀跃，普遍认为诗歌中兴时代已然来临。伴随着诗歌写作的蓬勃，新世纪诗歌理论主张也呈现出“井喷”态势：“第三条道路写作”“中间代”“诗歌地理学”“完整性写作”“神性写作”“下半身写作”“低诗歌运动”“荒诞写作”“新红颜写作”“草根性写作”“生态写作”等等，构成新世纪诗歌理论的整体风貌。作为新世纪诗歌研究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认真梳理新世纪诗学理论，可以更好地全面认识新世纪诗歌特征，为当下诗歌研究和诗歌史写作提供可资参考的素材。

诗学理论建构在新世纪文化语境中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多元复杂的局面，既有鸿篇巨制的诗学理论阐释、流派宣言，也有只言片语的零星感悟；代际划分与抽样群体并存，神性诗学与低俗主张同在；严肃与荒诞、灵魂与肉体、“中产”与“草根”等对立主张可以“和谐共处”。总之，作为一切都是“合理”的存在，它们共同组成了新世纪诗学的层次丰富的多元建构，是新世纪诗歌研究无法绕开的理论高点。新世纪诗学理论出现“井喷”态势，这与当下诗歌生成的商业、文化以及文学语境有很大关系，诗人与理论家们依托网络、民刊、国家出版物等传播平台，不断制造诗歌热点，持续推出诗学理论主张，为新世纪诗学建构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仔细考量发现，众多诗学理论中绝大多数都属于外延性的理论，也就是注重诗歌流派、代际、团体等理论阐释，而缺乏关于诗歌本体性理论的阐发，诸如叙事、语言、意象、语感、口语、结构等等诗歌技术层面的问题，理论阐释呈现零散化、感悟式特点，远远落后于诗歌流派理论或代际划分理论。新世纪诗歌尽管理论建构众多，成绩突出，但同时我们也要警惕、正视当下诗坛存在的问题。

首先，诗坛帮派之风盛行，彼此勾心斗角，互不买账。新世纪诗歌“流派”及其理论猛增，与1999年年底开始的“盘峰论争”有着很大的关系。“盘峰论争”造成诗人分化成两大阵营：“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两派之间刀剑相向、势同水火。“这场世纪末的诗学论争非但没有提供出有价值的思想或美学向度，反倒掩盖、歪曲了一些有意义的诗学问题，使本来就十分模糊的汉语诗学问题愈加混乱”[1]（p235）。这种诗歌对峙造成诗坛分裂并且直接导致另外两大诗学流派的诞生——“第三条道路写作”与“70后诗人”。“第三条道路写作”在成立之时就明确传达出一种声音：“第三条道路”的确不是一条道路，也不是在“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寻求中庸、调和，而是强调自身的多元化、包容性、独立性诗学品格的“不结盟运动”，以宽容的、多元共存的诗学联盟对抗那种狭隘的诗歌门户之争，期望将诗歌带向健康的、有序的发展之路。“70后”诗人康城认为，“70后”概念的出现结束了中国1990年代的诗歌写作和论争，“是一种写作上的求新和尖锐精神，是一种艺术上的试验精神，是一把刺向旧有艺术秩序、已僵化的诗歌的尖刀”[2]（p397）。新世纪初迅速出现的“第三条道路写作”和“70后”诗学理论，正是出于对“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间论争的纠偏的目的，用更多、更宽泛的理论抹平诗坛的鸿沟。而随后出现的其他理论，如“下半身写作”“垃圾写作”“荒诞写作”“草根写作”“新红颜写作”，以及“中间代”群落等等，多是流派理论多于诗学本体理论。并且诗派理论具有极强的“小圈子”特征，或是聚集在某一民刊之下，或是汇聚在某个网络论坛之中，“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党同伐异是当下诗歌流派、团体常见的行为。新世纪以降，发生在诗坛，尤其是在网络平台上的论战硝烟弥漫、此起彼伏，如“下半身写作”与“垃圾写作”之间的论战，大有“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味道。“垃圾写作”将对方视为假想敌，并且故意夸大二者之间的差异，率先发起论战，随后“下半身写作”强势迎战，二者有来有往，一场混战，煞是好看。其实二者诗学理论并非对立，甚至很多地方是相通的，比如，“崇低、向下、非灵、放浪”等主张是二者都努力遵循的原则，二者最后都归于“低诗歌运动”的举动表明了它们之间并非截然对立。倒是经过一番厮杀之后，许多人都记住了二者的理论主张，也都熟悉了很多诗人的名字，这才是他们最想得到的效果，也让人们见识和理解了全新的网络时代的炒作规则。至于最后解决了多少诗学问题，并没有多少人关心它。“第三条道路写作”内部两派之间（最后的结果是分道扬镳、各立门户）、“神性写作”与“低诗歌运动”之间论战的缘由和结果大抵如此。对此，有人这样认为：“一方面，我们要感谢运动，因为每次运动都多少强调了诗歌的观念革新；另一方面，我们也诅咒运动，因为每次运动都多少冒犯了艺术审美的尊严，把诗坛当成了另一个名利场。总体来说，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提供给中国诗歌艺术突变的机会并不太多，时代剧变，社会动荡，非诗的膨胀远远超越了汉语自身的进步。”[3]（p358）

其次，诗歌主张“崇低”化倾向严重，沉疴泛起，肉欲横流。新世纪初诗坛掀起“血雨腥风”诗学主张的当属以“下半身写作”以及随后出现的以“垃圾写作”为代表的“低诗歌运动”。由“肇事英雄”沈浩波领军的“下半身写作”高喊着：“语言的时代结束了，身体觉醒的时代开始了”，“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其核心理论就是诚实地遵从肉体法则，以“激情、疯狂和热情来捍卫人的原始力量”（沈浩波语）。诗坛霎时之间充斥着欲望书写，弥漫着挥之不去的“荷尔蒙”气味。而以皮旦为首的“垃圾写作”则高举“崇低”的大旗，一路呼啸，狂奔而来。诗歌中尽是解剖室、厕所、停尸房、乌鸦、流浪汉等等，更是令人瞠目结舌。诚然，这些“低性”诗歌理论的提出都有自己合理的“解释”，或是遵从现代生命感觉的需要，用感性肉体取代理性逻各斯，掀掉附着在身体之上的文化、政治、历史、社会等沉重枷锁，尽情释放身体内部的“力比多”，还原诗歌写作终极意义的游戏本质；或是以“崇低”的精神信念，采取“以下犯上”的挑衅姿态，让诗歌走向底层，浸染人间烟火，完成诗歌“审伪”“审丑”“审恶”的批判性使命。中国诗歌需要先锋意识与前卫理念，以持续的创新精神引领诗歌不间断走向成熟。从诗歌史纵向比较来看，新世纪初出现的“低诗歌运动”以一种“摧枯拉朽”般的气势荡涤着1990年代以来诗坛沉寂的局面，用“惊世骇俗”唤醒诗歌先锋创造活力，这是我们必须给予充分认可的写作行为。但是这样“一路向下”式的写作，究竟带给诗歌多少前行的动力进而成为当下诗歌稳定的诗歌生长点呢？其实，时间已经证明了一切，当年“叱咤风云”的“下半身写作”与“垃圾写作”的主将们，或是自我羞于再提及流派理论，或是偃旗息鼓悄然转向，总之，很快地都放弃自己的主张，成为诗歌界“速荣速朽”的典型代表。现在看来，过分强调以“性”或是“垃圾”作为诗歌题材的做法，只能是一种“赚得眼球”的策略和“噱头”，并没有真正引领诗歌走向理想化状态，相反却大量消耗了诗歌的能量与资源，产生无数不忍卒读的诗歌垃圾。当将“破坏就是建设”当成自己的理论圭臬，一味地“翻江倒海”而无从建构，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垃圾遍地毫无意义。诗歌可以也应该表现日常生活，但诗歌本身不能变得庸常，绝不能像流行文化那样只是一味地强调快乐原则、满足感官刺激。诗歌作为文学“皇冠上的明珠”，如果失去自身的艺术界限，失去品质与尊严而单纯地鼓噪“先锋”“前卫”，这绝对是与真正的先锋精神背道而驰的，也绝不是诗歌健康发展的目标与途径。

再次，浮躁时代诗人缺少一种“沉潜”精神，浮躁喧嚣，急功近利。1990年代之所以成就了众多诗学理论，很大原因在于那个时代的诗人都具有一种甘于寂寞的“沉潜”精神。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原本处于文学艺术中心地位的诗歌逐渐滑向边缘，不再是文艺的宠儿，曾经“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极盛地位渐渐被通俗、大众文学取代，开始经历了10年左右被贬“冷宫”的命运。此时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开始由“共名”状态，转入到“无名”状态，形成彼此平等、多元共存的局面，隆宠至极到无人喝彩，从“洛阳纸贵”到失却轰动效应，这期间的大起大落着实让人唏嘘不已。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1990年代詩歌正是在这“深刻的中断”里积淀下众多诗学“本体性”理论成果，也就是诗学理论从关注外部到注重内在本体性阐释的转变，叙事性、语感、语词、复调、肌理、声部、互文、互否、引文嵌入等诗学理论阐发已经达到相当精确的程度，在诗歌本体论层面展开、拓宽诗歌写作的多种可能性，诗歌完全进入到一种“技术化”修辞时代。“无论如何，个人已经从时代宏大的思想体系分离出来，修辞策略替代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个人的思想智力战胜了历史给定的命运”[4]（p30）。正是这样一个“思想减缩时期”，诗歌却收获了重大“技术”财富，技术锤炼使汉语诗歌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新世纪以降的诗学及诗歌写作却远没有1990年代的“沉潜”精神，一切都变得浮躁起来，诗人们热衷于拉帮结派啸聚山林，诗坛俨然一座“古罗马斗兽场”，结果就是圈子众多，但是理论建树极少，口号空响且随意性很大，缺乏深入的理论挖掘，很多主张与诗歌实践不相吻合，似是而非。诗歌技术的娴熟需要诗人长时间地反复锤炼，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那种投机取巧式的、幻想“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是很难在诗坛取得成功的。因此，很多人开始尝试“剑走偏锋”，希冀通过“外家功夫”的造势手段得以称霸武林，于是乎大大小小的诗歌流派或团体竞相出现，或是孤芳自赏、自我炫耀，或是公然挑衅、四处出击，或是制造事端、挑起纷争，造势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纷纷扰扰间诗学问题并没有解决多少，相反倒是让人们很快记住了他们的“江湖名号”“下半身写作”立足江湖之后，其代表诗人朵渔承认，如果能够被人们议论，这件事已经做成了一半，我是相信“功夫在诗外”的。这不单单代表着“下半身写作”的功利目的，想来很多流派、团体都有类似的“初衷”吧。综观当下诗学理论及其论争，诗歌本体层面的理论极少而观念性理论很多，关乎诗学建构的心平气和的讨论、商榷少而党同伐异的意气之争却很多，这些问题凸显出当下诗学建构中的浮躁之气浓烈， 缺少一种“隐居意识”和“寂寞意识”，当下诗坛正应该反思之处恰恰在这里。喜欢造势宣传的人们总有自己充分的理由：酒香也怕巷子深，但是却忽视一个根本问题，就是首先要有“香酒”，这是一种事物存在的立足之本，否则就是涉嫌欺诈的虚假宣传。一首诗歌也好，一种诗学也罢，得以传世的基础不是外在的舆论宣传，而是具备抵御“大浪淘沙”的“免淘洗”实力。而这种实力的积累需要诗人极强的内功修为，要有耐得住寂寞的毅力和不受外界干扰、诱惑的定力，否则就是“竹篮打水”的空欢喜。因此，身处浮躁时代的诗歌及其理论何去何从，是选择在商业化、娱乐化大潮中随波逐流，即“哺其糟而歠其醨”，还是置身喧嚣世界之外独善其身，这需要诗歌界冷静思考并正确抉择。当然，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最后，普遍患有文学史焦虑症，争名夺利，造势作秀。浮躁的心态还导致另外一种“并发症”——“文学史焦虑”，当下时代很多人都存在这样一种心态（绝大多数都秘而不宣），就是进入正统文学史，让自己在有生之年能享受到被写入文学史的荣耀。很多诗人觉得自己在诗坛“摸爬滚打”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诗歌写作成果颇丰，其中也不乏佳作，就应该得到承认并进入文学史写作中，这是毋庸置疑、“天经地义”的事情，持这种心态的人在当下诗坛绝不是一个小数目。诗歌及诗人能否进入文学史，这需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是作品的质量以及诗人的创作是否具有代表性，二是文学史家撰史的眼光。从撰史的角度来说，二者都很重要，但前者是内因，后者是外因，而内因一定起着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诗歌作品的质量占有绝对的分量。现在的人们往往不在诗歌文本方面下功夫，而是将全部“能量”集中在诗外，靠着不断造势得来的“名望”倒逼文学史家，强行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这样就打破了文学史写作的惯常模式——文学史家“以我为主”的撰史思维受制于诗人的“江湖名望”，不得不更多地考虑诗歌、诗人的外部因素而牺牲诗歌的内在品质。这种“诗外功夫”在新世纪诗坛施展得最多、最猛，原因完全可以追溯到“盘峰论争”那里。“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争，很重要一点就是抢夺诗歌话语权，抢占未来文学史中的位置，据理力争的背后是见不得人的私心杂念。“因为美学探讨的无效，使事件看上去显得颇为滑稽：究其实，这只是一个在美学事件掩护下进行的争名逐利的商业事件。功名显赫者需要借此进一步巩固他们在诗坛的霸权，新贵们的位置则渴望得到诗坛的进一步确认并寄望有所晋升。这样一来，两个阵营、两条路线就成了两个利益主体、两个利益目标，他们的争霸动力，无非就是用个人的奋斗史换来自己的文学史”[5]。新世纪里“盘峰论争”余孽未消，反而变本加厉，许许多多的诗人仿佛醍醐灌顶一般恍然大悟：文学史上的位置是等不来的，只有抢！于是乎，我们就见到了当下诗坛群雄并起、各自占山为王，争来抢去只为换得唯我独尊。诗人们的态度很明确，他们知道现在诗坛的更迭转换的速率很快，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天”，稍不留神就会被时代的快车落得无影无踪。因此，诗人更热衷于扩大诗歌外在的影响力而很少关注诗歌内在品质，对诗学建构的态度同样如此。

本体性诗学与外延性诗学在诗学建构层面是同等重要的，重视内在性诗学可以增强诗歌写作品质；重视外延性诗学毫无疑问可以增大诗歌的影响力，二者相辅相成。当下诗学建构中重视外延而忽视内涵的行为无疑具有很大的弊端，它只会增加诗歌和诗人的浮躁感，对诗歌内在品质提升意义不大甚至是伤害。诗歌只有远离喧嚣，诗人洁身自好，在不断“沉潜”中提升诗歌品质，这才是新世纪诗歌发展的必经之路。

新世纪诗学建构整体尽管时间很短，只有短短的十年多时间，但是却积淀下很多诗学经验，和诗歌写作一起成为新世纪诗歌复兴的重要标志。多元化是当下诗学建构最为重要的特征，代际划分、诗歌伦理、社会阶层、凡俗与高贵、肉体与灵魂、崇高与低下、生命与死亡、城市与乡土等问题都有涉猎，并且进行广泛地交流、探讨、商榷甚至论战，不断深化诗学理论，这对建构一个健康、理性、丰富的诗学体系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当然也要时刻警惕那些非诗化问题的蔓延，及时清理掉诗歌发展中的“负能量”，还诗歌一条健康发展之路，这才是新世纪诗歌发展的重中之重。

[参 考 文 献]

[1]罗振亚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康城关于70后和网络诗歌[C]∥黄礼孩.70后诗人诗选.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

[3]马策诗歌之死[C]∥黄礼孩.70后诗人诗选.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

[4]陈晓明语词写作：思想缩减时期的修辞策略[C]∥陈超.最新先锋诗论选.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5]马策诗坛的博弈[EB/OL]http：//macede.blog.tianya.cn/

（作者系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吴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