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词人的长安情结

2015-09-29张美丽

文艺评论 2015年12期

张美丽

论宋代词人的长安情结

张美丽

作为十二朝古都的长安，在汉唐盛世繁盛无比，是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心向往之的地方，唐长安更以其皇家之尊和富贵之气，成为太平盛世和幸福人生的标志，被当代学者誉为“帝国之都”、“世界之都”①。但进入宋代，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长安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到了南宋，因金人对关辅地区的占领，长安甚至沦为外域。而“长安”这个词语，并未随其政治地位和功能的变化而退出人们的视野，相反，它根深蒂固地渗入宋代词人的精神世界里，在宋词中词人频繁地使用这个词，并在其中寄托了深沉的理想和情感，构成了宋代词人的一种普遍情结：长安情结。

一、宋代词人长安情结的内涵

（一）对国运衰微的感慨

宋朝和汉唐盛世相比，其衰落的情形是非常明显的。面对日趋衰微的国运，词人们不由自主地会缅怀汉唐盛世的繁华与富丽，抚今追昔，感慨万千。这是宋代词人长安情结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如周邦彦《西河》：

长安道，潇洒西风时起。尘埃车马晚游行，霸陵烟水。乱鸦栖鸟夕阳中，参差霜树相倚。

到此际，愁如苇，冷落关河千里。追思唐汉昔繁华，断碑残记。未央宫阙已成灰，终南依旧浓翠。

对此景、无限愁思，绕天涯、秋蟾如水。转使客情如醉，想当时、万古雄名，尽作往来人凄凉事。

北宋中后期，国家统一、经济发展，但北宋朝廷已处于内忧外患的矛盾之中，朝廷内部新旧党争不断，外部有北方少数民族西夏的侵扰，词人已经很敏感地认识到国家的这种衰败。在冷落的清秋时节，作者羁旅漂泊走在长安古道上，满目所见尽是“断碑残记”，昔日汉唐盛世的繁华已经不再，面对眼前衰败、萧条之景，词人油然而生的是“无限愁思”，以及盛世不再、时代更替的无限感慨。

如果说在北宋周邦彦等词人的笔下，将当朝和汉唐盛世对比，其长安情结主要表现为对盛世的留恋和缅怀，以及对历史兴亡、时代更迭的感慨的话，那么到了南宋，随着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北方大片领土被金人占领，收复失地、统一祖国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也成为南宋词人追忆汉唐盛世繁华不再的长安情结的主要内容。这在辛弃疾的词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中原为己任，“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西北。”（《满江红》）“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是他一生矢志不渝的理想。在他的词中，多处运用“长安“意象，表达了他的强烈的长安情结，那就是对中原山河和人民的系念，对恢复统一的向往，对投降苟安主义者的极度鄙视和愤慨。比如这首著名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

西北的大片土地都被金人占领，词人渴望朝廷能够早日收复失地，但可惜“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遥望西北，被无数山阻隔，比喻收复失地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词中既表达了词人难以抑制的爱国激情，同时也写出了对统治者所采取的妥协投降政策的批判和作者的悲愤之情。《满江红》（送信守郑舜举郎中赴召）也是这样一首词：“湖海平生，算不负、苍髯如戟。闻道是、君王著意，太平长策。此老自当兵十万，长安正在天西北。便凤凰、飞诏下天来，催归急。车马路，儿童泣。风雨暗，旌旗湿。看野梅官柳，东风消息。莫向蔗庵追语笑，只今松竹无颜色。问人间、谁管别离愁，杯中物。”“此老自当兵十万，长安正在天西北。”写出了作者对长安及沦入敌手的宋王朝北方领土的担忧。此外，“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水龙吟》）“回首长安何处，怕行人归晚。”（《好事近》）“有客书来，长安却早，传闻追诏。”（《水龙吟》）表达的都是同样的长安情结。《四库总目》称辛弃疾的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突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辛弃疾这些书写“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的长安情结的英雄词在词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辛弃疾，在南宋其他词人的词中也表达了收复失地、重现汉唐盛世昔日辉煌的长安情结。如陈亮《贺新郎·寄辛幼安，和见怀韵》：“父老长安今余几？后死无仇可雪。”崔与之《水调歌头·题剑阁》：“乱山极目无际，直北是长安。”胡世将《酹江月》：“北望长安应不见，抛却关西半壁。”等。

（二）对仕宦失意的忧伤

“学而优则仕”，对中国古代士人来说，步入仕途很重要的途径是通过科举考试而金榜题名。长安是第一座向广大士人敞开科考之路的都城，所以它在宋代士人心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古代社会科举考试能否成功，与广大知识分子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而宋代与唐代相比，由于社会、时代等原因，通过科举走上仕途显得更加困难，而且士人即使科考成功走上了仕途，但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更多的士人“美人迟暮”，抱憾终身。所以在宋词中，“长安”就成了词人艰辛仕宦之路的象征，表达的是他们对仕宦失意的忧伤，这也是宋代词人“长安”情结的一个重要内涵。

比如苏轼的这首《千秋岁》，表达的就是这样的长安情结：

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泪溅，丹衷碎。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

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於海。

苏轼才高志大，本想宏图大展，英雄有用武之地，但他一生宦海沉浮，多次被贬，终生不得志。这首词写于他晚年的被贬之地海南岛，表达了作者理想、抱负不能实现的苦闷之情。“斜阳正与长安对”，既写出了作者远在天涯海角的人生处境，也写出了他之岁月已日薄西山但仕途仍然失意的无限痛楚之情。

和苏轼一样，辛弃疾在仕途上也是很不得志的。辛弃疾一生以收复失地为已任，一生以功业自许，很想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他却偏偏生活在一个懦弱的时代，不得不寄居在妩媚的江南，终究报国无门，一身的豪气最终被消磨殆尽，虎啸生风的英雄本色在词中得以表现，其中有不少词表达了他英雄失意的长安情结。如《水调歌头》：

落日古城角，把酒劝君留。长安路远，何事风雪敝貂裘。散尽黄金身世，不管秦楼人怨，归计狎沙鸥。明夜扁舟去，和月载离愁。

功名事，身未老，几时休。诗书万卷，致身须到古伊周。莫学班超投笔，纵得封侯万里，憔悴老边州。何处依刘客，寂寞赋登楼。

词中表达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苦闷与忧愤之情，“长安路远，何事风雪敝貂裘。”写出了作者仕宦路途的艰辛与坎坷，理想不能实现的失意和哀伤。再如《鹧鸪天》：

不向长安路上行，却教山寺厌逢迎。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

宁作我，岂其卿，人间走遍却归耕。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

词中表达的是作者对仕宦生活的厌恶和倦怠，对以松、竹为朋友、以山鸟、山花为弟兄的隐居生活的热爱。这种对仕宦失意的长安情结在辛弃疾词中表现得很突出，《点绛唇》也是这样一首词：“身后功名，古来不换生前醉。青鞋自喜，不踏长安市。竹外僧归，路指霜钟寺。孤鸿起，丹青手里，剪破松江水。”再如“长安道，投老倦游归。”（《最高楼》）“看取长安得意，莫恨春风看尽，花枝自蹉跎。”（《水调歌头》）“炙手炎来，掉头冷去，无限长安客。”（《念奴娇》）“长安车马道上，平地起崔嵬。”（《水调歌头》）等。

除了苏轼、辛弃疾外，宋代很多词人在词中表达了这种仕宦失意的长安情结。

陈人杰《沁园春》（留春）就是这样一首词：

春为谁来，谁遣之归，挽之不还。纵小桃秾李，大都寂寞，紫薇红药，未到阑珊。毕竟须归，何妨小驻，容我一尊烟雨间。春无语，只游丝舞蝶，懒上杯盘。

故园，风物班班，奈声利羁留身未闲。望归鸿影尽，白云万里，啼鹃声切，落日千山。春却笑人，年来何事，要得一归如许难。君知否，百八盘世路，尽在长安。

陈人杰，宋代词坛上最短命的词人，享年仅26岁。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本来他还是想有所作为的，但南宋社会黑暗，作者流落两淮、荆湘等地多年，他的理想、抱负未能实现，这首词借伤春、留春表达了作者的苦闷和无奈，词的结尾“君知否，百八盘世路，尽在长安。”更写出了他的艰辛仕宦之途。陈人杰在另外一首《沁园春》（次韵林南金赋愁）中表达了同样的仕宦失意的长安情结：“抚剑悲歌，纵有杜康，可能解忧。为修名不立，此身易老，古心自许，与世多尤。平子诗中，庾生赋里，满目江山无限愁。关情处，是闻鸡半夜，击楫中流。淡烟衰草连秋。听鸣鴂声声相应酬。叹霸才重耳，泥涂在楚，雄心玄德，岁月依刘。梦落莼边，神游菊外，已分他年专一丘。长安道，且身如王粲，时复登楼。”表达同样长安情结的再如柳永《少年游》：“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夕阳岛外，秋风原上，目断四天垂。”贺铸《御街行》：“断桥孤驿，冷云黄叶，相见长安道。”晁端礼《蓦山溪》：“轻衫短帽，重入长安道。屈指十年中，一回来、一回渐老。”等等。

宋词中也有运用“长安远”、“日近长安远”的典故来表达对仕宦失意的长安情结的。如李流谦《小重山》：“长安在日西，空回首，乔木淡疏烟。”朱敦儒《谒金门》：“相见不如青翅燕，举头长安远。”辛弃疾《鹊桥仙》：“莫贪风月卧江湖，道日近、长安路远。”等，这几首词中都运用了“长安远”、“日近长安远”的典故。这个典故出自《世说新语·夙惠》：“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②“所谓用典，实质就是借古事来表现现实生活内容的一种手法。”③这些词“借古事”表现的是词人仕宦失意的“现实生活内容”。

二、宋代词人长安情结的特质与书写意义

（一）宋代词人长安情结的特质

长安情结是中国古代作家所普遍拥有的一种情结④。这不仅仅因为长安是汉唐盛世的国都，见证了中国封建社会处于上升阶段的辉煌与繁荣；而且还由于从隋唐开始的科举考试在这里举行，它成为无数士人心向往之的地方，士人的梦想从这里开始。但不同时期文人的长安情结是不同的，宋代词人的长安情结与唐代文人和其他时期文人也是不同的。我们主要通过宋代词人与唐代诗人长安情结的不同来说明宋代词人长安情结的特点。

宋代词人不论是对国运衰微的感慨，还是对仕宦失意的忧伤，其长安情结都是以感伤为基调和特点的。“感伤起源于艺术家对时间、空间、灵魂和文明的超常的敏感。”⑤感伤本质上是一种心境，是客观事物不能满足主体需要时的一种负面的主观体验，它表现为一种弥散而持久的忧伤与无奈，源于人类无法超越生存境遇的生命体验，是艺术表现的一种普遍情绪也是文学表现的一个基本传统⑥。宋代词人长安情结的感伤特质是宋词表现的一种普遍情绪，这种情绪是深沉的，也是真挚的。它是源于宋代词人无法超越生存境遇的生命体验，它的产生与词人所处的社会、时代密切相关，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言：“情绪的性质一部分由人的素质决定，另一部分由产生这种情绪的环境决定。”⑦作为汉唐盛世国都的长安，是繁华与富丽的象征，其时的文人普遍具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和成就感，他们的长安情结是昂扬的、乐观的；但到了宋代，盛世的繁华与昌盛不再，国家无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而且战争不断，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的宋代词人，产生以感伤为特质的长安情结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宋代词人与唐代文人长安情结基调的不同，在他们所习惯运用的“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和文化心理积淀的结果，具有灵动的生命和丰富的解释可能”⑧的意象、长安意象中得到体现。

作为唐代盛世国都的长安，有很多著名的风景区，是唐代诗人宴饮、聚会、游玩的好去处，如“曲江”、“终南山”等长安的标志性景区，在唐诗中这些意象表达的是文人雅士宴饮、聚会和游玩之意，其情感特质是愉快的、喜悦的。如“轩车双阙下，宴会曲江滨。”（李泌《奉和圣制中和节曲江宴百僚》）“独信马蹄行，曲江池四畔。”（白居易《曲江早秋》）“常爱南山游，因而尽原隰”（王湾《奉使登终南山》）“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孟郊《游终南山》）“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杜牧《长安秋望》）等等。但宋代词人将这些长安意象写入词中，表达的是他们郁郁寡欢的“长安”情结。如欧阳修《临江仙》：“记得金銮同唱第，春风上国繁华。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空负曲江花。”周邦彦《西河》：“未央宫阙已成灰，终南依旧。”在这两首词中，作者运用“曲江花”、“未央宫阙”和“终南”等长安意象，表达的是仕宦艰辛的长安情结，其情感是忧伤、抑郁的。

除了“曲江”、“终南山”外，作为长安八景之一的“灞柳风雪”也被唐人写入诗中，“灞桥风雪和唐代文人的形象关联密切”⑨，表达的也是文人的雅趣和他们乐观、自信的形象。在宋词中词人也运用“灞桥雪”、“灞桥”、“灞柳”等长安意象来表达他们的长安情结。如秦观《忆秦娥》：“灞桥雪，茫茫万径人踪灭。人踪灭，此时方见，乾坤空阔。”等。也有词人在一首词中将多个长安意象连用，如陆游《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

秋到边城角声哀，烽火照高台。悲歌击筑，凭高酹酒，此兴悠哉。

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灞桥烟柳，曲江池馆，应待人来。

乾道八年（1172），陆游在南郑参加了九个月的从军生活。南郑是当时抗金的前线，长安在金占领区内，陆游在凭高远望长安诸山的时候，收复关中的热情奔腾激荡，不可遏止。词中运用了“南山月”、“灞桥烟柳”和“曲江池馆”等长安意象，写出了作者期待宋军收复失地、胜利归来的情景，暗示了作者所主张的抗金战争的前景。显然，在秦观和陆游的笔下，运用这些长安意象表达的是他们黯然神伤的长安情结，与唐诗完全不同。

宋代词人以感伤为特点的长安情结与唐代诗人不同，而与宋代诗人是相同的，“每一件艺术品都是它那时代的孩子”⑩，宋代书写长安情结的诗词都是“它那时代的孩子”，其长安情结具有共同的特点。在苏轼、辛弃疾、陆游等诗人的诗中，表达的长安情结也是忧伤、痛苦的，如陆游的这两首诗：“少年志欲扫胡尘，至老宁知不少伸！览镜已悲身潦倒，横戈空觉胆轮囷。生无鲍叔能知己，死有要离与卜邻。西望不须揩病眼，长安冠剑几番新。”（《书叹》）“五丈原头秋色新，当时许国欲忘身。长安之西过万里，北斗以南惟一人。往事已如辽海鹤，余年空羡葛天民。腰间白羽凋零尽，却照清溪整角巾。”（《感昔》）只是在宋诗中长安情结的书写内容更丰富、意蕴更深厚。

（二）宋代词人长安情结书写的意义

宋代词人的长安情结书写具有重要的词学意义和文化史意义。

首先，晚唐五代以来，词的情感内涵相对狭材窄，大多是男欢女爱、相思离别，直到苏轼“以诗为词”，对词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大大丰富了词的题内容。宋代词人将自己真实而真挚的长安情结写入宋词中，不仅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题材内容，而且提升了词的审美品味和审美格调，使词体得到雅化和升华，在词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宋代词人表达长安情结作品的数量没有唐诗中多，意蕴也没有唐诗中丰富。这首先是因为长安于宋代词人远远没有长安于唐代诗人那么重要，长安是唐代人的国都，它与唐代诗人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唐代诗人以留居长安为荣耀、以进出长安为成败标志，对长安有一种葵花追日般的执著，生命为‘长安’而绽放，诗歌因‘长安’而精彩。在唐代诗人的生命历程中，‘长安’情结发挥了精神引导和现实驱动的重要作用”。(11)长安之于唐代文人除了政治文化意义外，还有着精神家园的文化意义(12)，但是“长安之于唐代文人的政治文化意义和精神家园意义，到了宋代文人那里，被转移到对汴京和临安的书写中。”(13)另外宋代词人表达长安情结作品的数量比宋诗中也少，其情感内涵也没有宋诗丰富，这主要是由“诗言志、词缘情”的传统诗、词创作观念决定的，宋词中主要写的是男女恋情，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宋人在恋爱生活里的悲欢离合不反映在他们的诗里，而常常表现在他们的词里。……据唐宋两代的诗词看来，也许可以说，爱情，尤其是在封建礼教眼开眼闭的监视之下那种公然走私的爱情，从古体诗里差不多全部撤退到近体诗里，又从近体诗里大部分迁移到词里。”(14)

其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宋一代，由于民族矛盾始终比较尖锐并且民族战争不断，宋代作家的民族意识空前自觉，民族情感日益高涨，借长安表达对国家政权和民族命运的关注与担忧，就成为宋词中一种非常突出的文化现象，体现了作为时代和社会精英的士大夫的强烈的入世精神和淑世情怀，具有普遍的文化史意义。另外，宋代词人在作品中表达的对个人前途的担忧和理想抱负不能实现的苦闷等长安情结，体现了宋人关注自我的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理性精神，也体现了宋代文化与唐代文化、宋代文人与唐代文人文化心态的不同。唐代文化是感性、富有情韵的文化，唐代文人的文化心态是开放的、外向的，“宋代文化是高度理性的文化，表现在文人身上，就是一种高度内省化的文化心态。”(15)可见，宋代词人长安情结的书写体现了宋型文化不同于唐型文化的特点，同样具有文化史意义。

【作者单位：陕西学前师范学院中文系（710100）】

①周宁《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清理文化资源》，《文艺报》2003年8月19日。

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15页。

③马茂元《马茂元说唐诗·玉溪生诗中的用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④周晓琳《中国古代作家的“长安情结”》，《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⑤田崇雪《感伤的起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3期。

⑥参见彭红卫《感伤体验的诗化表达：论白居易长恨歌的情感指归》，《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2期，第102页。

⑦朱光潜《朱光潜全集·悲剧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页。

⑧王莹《唐宋“国花”意象与中国文化精神》，《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

⑨张文利、张乐《宋词中的长安书写》，《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第2期，第148页。

⑩［俄］瓦西里·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页。

(11)黄元英《“长安”情结与唐诗风貌》，《湖北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