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文集的传播与理学士群对其接受<br/>——以宋代文集序跋为视角

柳宗元文集的传播与理学士群对其接受
——以宋代文集序跋为视角

2015-09-29梅华

文艺评论 2015年12期

梅　华

柳宗元文集的传播与理学士群对其接受
——以宋代文集序跋为视角

梅华

柳宗元作为唐宋时期古文运动的重要倡导者与践行者，取得了突出的文学成就，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世人对其文集的传播与接受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柳集在历经晚唐、五代的湮埋之后，到两宋时期迎来了其接受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时期。“宋人复古是走的唐人路线，特别是‘韩柳文章李杜诗’。”①柳宗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固然与其卓绝的文学成就分不开，但宋人对其发覆之功也不可磨灭。“宋代南渡以后的一百四五十年间，是刊行柳集和校注柳文最为盛行的时期”，②人们对柳宗元的接受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一段时间以来，学界同仁对柳集在北宋时期的流传与接受已多有研究，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着重分析柳集在南宋时期的传播与接受情况。

一、南宋时期柳宗元文集的传播

（一）南宋时期对柳集的音释注解。学界对柳集在北宋时期的流传与接受情况已作了较为详赡的考辨与分析，考证出“柳集至‘四明新本’，已基本完成佚文搜集、文字校勘乙正的工作。至南宋时期则迎来了一个对柳集进行音释注解的时代”。③由于社会的变迁、名物制度的变化以及语言文字的发展，后人在流传、接受柳集之时，除要进行最基本的文章搜编工作外，还需要把对其予以音释注解。如前所述，文集搜编工作在北宋时期已经大体完成，而到了南宋时期，工作的重心已经转移到更为具体的音释注解上面。当然，在南宋以前，人们对柳集中某些字句也做过一些注解工作。如苏轼《书子厚诗》曰：“子厚诗云：‘盛时一失贵反贱，桃笙葵扇安敢当。’不知桃笙为何物。偶阅《方言》：‘簟，宋、魏之间谓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为簟也。梁简文《答湘南王献簟书》云：‘五离九折，出桃枝之翠笋。’乃谓桃枝竹簟也。桃竹出巴、渝间，杜子美有《桃竹杖歌》。”④可见，在北宋时期，苏轼曾对柳宗元诗中的“桃笙”二字予以考证注解。

到了南宋时期，在整理柳集中最突出的成就是各家注释本的陆续出现。其中有文献可考的注释本，较早的应是绍兴二十六年（1156）张敦颐作《韩柳音释》。《宋史·艺文志》载录张敦颐著有《柳文音辨》一卷。⑤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录张敦颐著有《韩柳音辨》二卷，⑥并与韩集音释并行。张敦颐自序曰：“惟柳文简古不易校，其用字奥僻或难晓。给事沈公晦尝用穆伯长、刘梦得、曾丞相、晏元献四家本参考互证，凡漫乙是正二千余处，往往所至称善，今四明所刊四十五卷是也。惟音释未有传焉。余再分教延平，用此本篇次撰集，凡二千五百余字，其有不用本音而假借它音者悉原其来处；或不知来处，而诸韵，《玉篇》，《说文》，《类篇》亦所不载者则阙之。”⑦继之，绍兴三十二年（1162）严有翼《柳文切正》一卷，其自序曰：“余尝嗜子厚之文，苦其难读。既稽之史传以校其伪谬，又考之字书以证其音释，编成一帙名曰《柳文切正》。”严有翼的《柳文切正》现存文献未见载录，只有一篇序文留存，盖因当时未能“锓木流通”。乾道三年（1167）潘纬（字仲宝）取法祝充的《韩文音义》，数月而成《柳文音释》，由陆之渊序之，其序曰：“惟柳州内外集凡三十三通，莫不贯穿经史，轇轕传记诸子百家，虞初稗官之言，古文奇字比韩文不啻倍蓰，非博学多识前言者，未易训释也。广文中乙丑年甲科，恬于进取，尚淹选调，生平用心于内不求诸外，遂能会稡所长成一家言，将与柳文并行不朽，无疑矣。”⑧淳熙四年（1177）韩醇作《柳文训诂》，其《河东先生集记》记述了他为柳集作训诂的原由，以及搜葺遗佚，“复编为一卷，附于《外集》之末”。⑨王咨的《韩醇诂训唐柳先生文集序》云：“本朝古文始自河南穆修伯长，实宗韩、柳。韩之文定于诸钜公之手，而柳集亦经伯长是正。胥山沈晦复相雠正，比伯长加详，然其机杼原委要未呈露。仲韶先注释韩集，学者争传其书，而斯文加密。非仲韶发之，孰窥其秘？”⑩据上述宋人所撰文集序跋可知，在短短的二十年间针对柳集就有四种不同的注释本，可谓盛矣。当然，这些只是柳集在南宋传播过程中有文献可考的注释本，其中未能留下确切文献记录的，又不知几何。南宋时期人们对柳集音释注解的热情与投入，实际上成为这一时期人们传播柳集的重要途径与方式。

随着各家注释本的出现，柳集在南宋后期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集注本。其中有姑苏郑定刊于嘉兴的《重校添注柳文》四十五卷，外集二卷。《直斋书录解题》云：“以诸家所注辑为一编，曰集注，曰补注，曰章，曰孙，曰韩，曰张，曰董氏，而皆不注其名。其曰‘重校’，曰‘添注’，则其所附益也。”(11)继之，《增广注释音辨柳集》四十三卷，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录，其最初可能只是集童宗说、张敦颐、潘纬三家注，因为“书中所注，各以‘童云’、‘张云’、‘潘云’别之”，而最后名曰“增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解释曰：“盖宗说之《注释》，敦颐之《音辨》本各自为书，坊贾合纬之《音义》刊为一编，故书首不以《柳文音义》标目，而别题曰《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也。”(12)又有，《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此本乃南宋庆元中，建安魏仲举所辑五百家注与昌黎集并刊于家塾者”，其中正集四十五卷，附录二卷，外集二卷，新编外集一卷，《龙城录》二卷。南宋后期，有关柳集的“添注”、“增广”、“集注”等传播形式的盛行，是大量单行注释本出现之后的必然结果，也是人们推崇柳文的表现。

（二）南宋时期对柳集的刊印。南宋时期在柳集传播过程中除了产生大量音释注解本外，也是柳集刊刻的重要时期。众所周知，雕版印刷作为一种新兴的书籍传播方式，具有“易成、难毁、节费、便藏”等优长，以故受到宋人的热情欢迎，并迅速在社会上流行起来。在两宋时期的文集序跋中常常出现“剞梓”、“刻梓”“锓梓”、“椠板”等新兴词汇。在现实中，很多人也愿意将文集雕印出版，以达到“与世人共之的目的，南宋省斋在《莲峰集序》中曰：“蜀士以文名者皆获传于世，惟青衣史公饶弼唐英之文未传……比因编次公平日所著文凡三十卷，刊出与众共之，亦以备蜀士之阙文云”；(13)南宋陈岩肖在《香溪集序》中曰：“叔父平昔为文至多今不欲秘于家，而出与世共之。力有未办，则先刻其诗赋、论议、杂著，为二十二卷行于时。”(14)正是由于人们对于雕版印刷的热情，在宋代最终形成了以官刻、家刻、坊刻为主的刻书格局出现了“无路不刻书”的壮观局面。

在雕版印刷术普遍用于雕印文人文集的大背景下，柳集也迎来了其刊刻史上的大繁荣时期。尤其在南宋百五十年间，柳集的各种版本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刊印。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考录，有宋一代有史料记载的刊刻柳集的次数多达十五次，其中大部分刊印于南宋时期。考诸文集序跋等当时材料可知，南宋时期在刊刻柳集的主体方面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地方官刻，尤其是州学、郡斋、郡庠等地方机构雕刻，开始居于突出的地位，而北宋时对柳集的刊刻主要由中央机构与个人完成。如李褫在其《河东先生集后序》中记载，绍兴年间，殿院常同在柳州为官期间，感于柳文“茫然无有”，于是“出旧所藏及旁搜善本，手自校正，俾鸠良工，创刊此集”，(15)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绍兴四年本”。乾道元年（1165），吴兴叶程曾将柳集重刻于柳州郡庠，据其《重刊柳文后叙》记载：“郡庠旧有《文集》，岁久颇剥落，因裒集善本，会同僚参校，凡编次之殽乱，字画之伪误，悉釐正之独词旨有互见旁出者，两存之，以俟览者去取命工锓木。岁余，其书始就。”(16)此本即是叶程乾道年间重刻本。绍熙二年（1191），永州郡守赵善愖与永州州学教授钱重也曾对柳集予以校正，“多求善本订正，且并易其漫灭者，视旧善矣”。(17)嘉定元年（1208），道州郡守汪楫曾感于柳集“日累月益，墨版蠹蚀，字体漫灭”，“因委新舂陵理掾朱君敏集诸家善本校雠之，更易朽腐五百余版，釐革讹舛几百字，半期而工役成”。(18)

南宋时期在柳集刊刻上出现的这种新变化与南宋时期地方官刻书成为一时风气有很大关系。陆游曾云：“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书版。”(19)王明清在其《挥麈录》中亦云：“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20)各地方官出于推动当地文化发展的意愿，公余之暇，会同属吏以校雠刻书为美绩，多刊刻其地乡贤名宦之著述。有宋一代，各路及州县官承担了众多的管理职责，其中文化教育方面的职责是其重要内容。宋代地方官所担负的文化教育职责主要包括崇儒术、建学校、举贤能等，“访遗书”也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宋代，地方政府访求遗书之多少甚至成为朝廷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徽宗宣和四年（1122）四月十八日曾下诏云：“若率先奉行，访求最多州县，亦具名闻，庶称朕表章阐绎之意。令礼部疾速遍牒施行。”(21)因此许多地方官，在政事之暇，或到任伊始，即号召当地文士整理先贤或宦历此地的文人文集。

二、南宋理学士群对柳宗元的接受

南宋理学繁荣，流派众多，理学家阵容不断扩大，有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学派，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事功学派，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学派等。他们彼此之间既有合作也有辩难，形成了较为活跃的学术氛围。南宋理学士群从理学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对包括柳宗元在内的前世及当时文人及其作品予以品藻，从而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不同凡响的舆论氛围。理学士群的品评，对柳宗元文集的流传与接受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一）南宋理学士群对柳宗元诗文的批评与“抑柳”倾向。北宋阶段人们对柳宗元诗文的关注、思考与阐述，是柳宗元接受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时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柳宗元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确立。对柳宗元诗歌的积极评价与接受，苏轼可谓开风气之先者。苏轼在其《评韩柳诗》中曰：“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22)其《书黄子思诗集后》又云：“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23)苏轼独具慧眼地指出，柳宗元诗歌外在质朴、古淡，内则丰腴、温婉，具有温婉典雅、静穆深沉之美。这一论评被后世奉为圭臬，后世对柳宗元诗歌的评价基本上是在苏轼基础上展开的。到了南宋时期，文学之士在苏轼的基础上，对柳宗元诗歌的特点进行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化，而理学之士则发出了不同于文学之士的声音。如在韦柳评论上，苏轼倾向于柳在韦上，而朱熹却反之。朱熹在《黄子厚诗序》中云：“其诗学屈、宋、曹、刘而下及于韦应物，视柳子厚，犹以为杂用今体不好也。”(24)朱熹之言，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其对柳宗元所用诗歌体式有所不满，但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在理学人士看来，柳宗元贬谪之后不能忘怀现实政治和自身遭遇，失败的委屈和悲愤始终萦绕心头的人生态度不符合理学的要求。因为理学家强调要“正心”，要去“人欲己私”，“然后可以得心之正，而复本体之虚”。(25)而“正心”之道，要在“养气”。理学家真德秀在《跋豫章黄量诗卷》中云：

予谓天地间，清明纯粹之气，盤薄充塞，无处不见，顾人所受何如耳。故德人得之以为德，材士得之以为材，好文者得之以为文，工诗者得之以为诗，皆是物也。然才德有厚薄，诗文有良寙，其造物者之所畀有不同邪？《诗》曰：“瑟彼玉瓚，黄流在中。”玉瓚至宝也，黄流至洁也，夫必至宝之器而后能受至洁之物。世人胸中扰扰，私欲万端，如聚蛲蛔，如积粪壤，乾坤之英气将焉从入哉！故古之君子所以养其心者，必正必清，必虚必明。惟其正也，故气之至正者入焉。清也，虚也，明也，亦然。(26)

在理学家看来，天地间“清气”无处不在，不同之人禀受此“清气”形成不同之体性。但是，并非人人都可以禀受得了此种“清气”的，如果人的内心充满欲望，私欲横流，“清气”是根本无法入留的。故人要想秉承“清气”，必须先“养心”，只有让其心“正”、“清”、“虚”、“明”，才能为“清气”流入提供适宜的空间。

在南宋时期对社会舆论影响巨大的理学士群看来，柳宗元贬谪之后可以说是“胸中扰扰，私欲万端”，故未能秉承“清气”，由此所形成的恬静中有孤独，平和中有悲伤的诗歌特点，并非真正的冲淡闲远。因为只有“神情冲淡，趣向幽远，有青山白云之志”，才能“超然出于尘外”。(27)相对来说，韦应物“为人高洁，鲜食寡欲；所至之处扫地焚香，闭阁而坐”，(28)并且韦应物一生多次闲居精舍或佛寺，过着不食人间烟火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或人生态度使得其诗歌拥有一种闲适而恬淡，空旷而平和之美。故而在朱熹等理学士人看来，韦在柳上，其原因也正是由于“韦苏州诗，高于王维、孟浩然诸人，以其无声色臭味也”。(29)朱熹在其《清邃阁论诗》中称韦应物诗，“其气象近道，意常爱之”，而对柳宗元诗却从未评价其“近道”。由此也可以看出，由于朱熹等理学家特有的哲学观及人生观，使得他们在品藻柳宗元诗歌时形成了不同于一般文学之士的地方。

在柳宗元诗歌接受史上，南宋理学家群体有着不同于文学之士的观点，而对于柳宗元散文的接受也呈现出这一群体相对独特的体验和认知。对于柳宗元的散文，早在晚唐时期已有人将其与韩文并称，如杜牧在其《冬至日寄小侄阿宜》一诗中云：“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30)到了北宋初期，出于重建社会秩序的需要，儒学复兴，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复古思潮盛行，于是文人尊韩柳而重道统，将恢复古文与恢复古道联系起来。韩、柳散文迎来了其接受史上的重大机遇，北宋时期人们在晚唐的基础上不断强化“韩、柳”并称论。而到了南宋时期，一般的士人依然坚持“韩、柳”并称论。如南宋王称在其《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序》中云：“盖文章至唐而盛，至国朝而尤盛。韩、柳、李、杜擅其宗，杨、刘、欧、苏嗣其统，外此者文非不正，而求其不离于道者未易多得焉。”(31)南宋陈造在其《跋六君子古文后》中云：“古文衰于东京，至唐韩、柳则盛，未几复衰。至本朝，欧公复盛……乃取六君子文类而读之，如昌黎之粹而古，柳州之辨而古，六一之浑厚而古，河南之简切而古，南丰之密而古，后山之奇而古，是皆可仰可师。”(32)由上面两则材料可以看出，无论是恢复古道还是恢复古文，人们依然将“韩、柳”并称。

但到南宋时期，在理学家这一群体的品评中，韩柳地位并不对等，甚至出现“扬韩抑柳”的现象。理学家黄震在其《黄氏日抄》卷六十二曰：“柳以文与韩并称，然韩文论事说理，一一明白透彻，无可指择者，所谓贯道之器非欤。柳之达于上听者皆谀辞；至于公卿大臣者，皆罪谪后羞缩无聊之语。碑碣等作，亦老笔与俳语相半，间及经旨义理，则是非多谬于圣人，凡皆不根于道故也……故愚于韩文无择，于柳不能无择焉。”(33)在此，黄震对柳文的“谀辞”、“谬于圣人”之处表示不满，进而对柳文是有选择性的接受，而于韩文却是“全盘”接受。同样，朱熹对柳文也颇多微词，甚至有明显的“扬韩抑柳倾向。据《朱子语类》记述：“（陈仲蔚）又问韩柳二家文体孰正。曰：‘柳文亦自髙古，但不甚醇正。’”(34)朱熹将韩柳两家对举，但其认为柳文不如韩文“醇正”。朱熹又曰：“韩昌黎论为文便也要读书，涵味多后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于六经之意’，便是要将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韩。”(35)在此，朱熹认为柳宗元倡导自己的创作要“本之于六经”，但在实际创作中并未将这一创作宗旨予以践行，似有口是心非之感。故此朱熹有明显的“扬韩抑柳”倾向。《朱子语类》又记曰：“问：‘要看文以资笔势言语，须要助发义理。’曰：‘可看《孟子》、韩文。韩不用科段，直便说起去至终篇，自然纯粹成体，无破绽。如欧曾，却各有一个科段。却曾学曾，为其节次定了。今觉得要说一意，须待节次了了，方说得到。及这一路定了，左右更去不得。’又云：‘方之文有涩处，因言：陈阜卿教人看柳文了，却看韩文。不知看了柳文，便自坏了，如何更看韩文。’”(36)据此，朱熹认为韩文不仅“助发义理”而且文章的意态和气势均佳，而柳文不仅不及韩文，而且看不得，因为“看了柳文，便自坏了”，显然具有明确的“扬韩抑柳”倾向。

（二）由道德而文章——南宋理学士群“抑柳”的原因。无论是在诗歌接受层面的“柳在韦下”，还是散文接受层面的“柳不如韩”，均代表了南宋理学家对柳宗元诗文接受的评价与偏好。柳宗元在南宋理学士群中获赞不多乃至被有意贬低，应当与理学士人这一群体所秉持的道德观与文道观有着密切的关系。

理学向来专注于“内圣之学”的建立，倡导人“以修身为本，修身以正心诚意为主”，从而达到“天下化”的目的，对实际政治似乎抱着一种可即可离的意态。(16)而这一政治思想到了南宋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一背景之下，南宋理学家对柳宗元诗文的接受归根结底是对柳宗元人格、道德、修养的评价。由于柳宗元曾参与“永贞革新”，成为其政治上的“污点”，故理学家对柳宗元这一政治经历颇有微词。理学家王十朋曾云：“予自少喜读柳文而不忍观其传，惜其名齐韩愈，而党陷叔文也。”(38)理学人士常常因柳宗元政治上的“污点”，扩大到对其道德操守的怀疑。因为理学家相信“有德者必有言，诚有其实，必有其文。实者，本也，文者，末也”，(39)真德秀在《跋许介之诗卷》中把“道德”看成“君子成身之本”，而“功名则因乎时，而词章又其末也”。(40)正是在一评价体系之下，才有魏了翁“柳不如韩”的结论。魏了翁在其《杨少逸不欺集序》云：

辞虽末伎，然根于性，命于气，发于情，止于道，非无本者能之。且孔明之忠忱，元亮之静退，不以文辞自命也，若表若辞，肆笔脱口，无复雕缋之工，人谓可配《训》《诰》《雅》《颂》，此可强而能哉！唐之辞章称韩、柳、元、白，而柳不如韩，元不如白，则皆于大节焉观之。苏文忠论近世辞章之浮靡无如杨大年，而大年以文名，则以其忠清鲠亮，大节可考，不以末技为文也。(41)

苏轼曾因杨亿作品词采华茂、浮靡无实而予以批评，但魏了翁却颂扬杨亿之忠诚廉正、刚直诚实之品节，并且认为杨亿“以文名”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其“大节”。如此观之，“柳不如韩”。同样，朱熹在《王梅溪文集序》中对韩愈的人格、道德大加颂扬，对柳宗元却只字不提，“于汉得丞相诸葛忠武侯，于唐得工部杜先生、尚书颜文忠公、侍郎韩文公……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42)在南宋理学家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注重“内圣”之学的导向之下，使其在评价柳宗元诗文时首先是对柳宗元道德操守的衡量。

理学士人常从一个人的道德操守出发去评价其诗词文章，如此得出的结论当然不能正确反映被评价者诗文真实的成就，有时甚至有失公允。理学家在作家修养论方面除了“重德”，还重“养气”。朱熹曰：“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已人物为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43)朱熹在强调“理”本体论的同时，也强调人由于禀受不同之“气”而形成不同之“性”。由于“气”之有清浊，“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人只有不断“修心”、“养气”，才能成圣成贤。而在朱熹看来，“圣人之气”一般是指：“惟圣人全体浑然，阴阳合德，故其中和之气见于容貌之间者如此。”(44)何谓“中和之气”，朱熹解释道“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和者，从容不迫之意。盖礼之为体虽严，而皆出于自然之理，故其为用，必从容而不迫，乃为可贵”。(45)据此，朱熹认为人们只有秉承“中和之气”，才能从容不迫，从而形成气象浑成的文学作品。由于柳宗元放逐之后的作品，“不满人意者甚多”，如《辨伏神》、《憎王孙》、《骂尸虫》《斩曲几》、《哀溺》、《招海贾》之类，故理学家多认为柳宗元贬谪之后的作品缺乏“平和之气”。如朱熹曾云：“柳文局促。有许多物事，却要就些子处安排，简而不古，更说些也不妨。《封建论》并数长书，是其好文。合尖气短，如人火忙火急来说不急，又便了了。”(46)朱熹认为柳文不能从容不迫，条达疏畅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气短”。无独有偶，南宋理学家李季可云：“黔驴、永鼠，轻薄子常藉以骂曰‘技止此尔’，则其言岂有益哉！察其悍杰之资，徒不碌碌尔，固不禀中和矣。呜呼，浑浑灏灏之书，陵夷乃至于此邪！”(47)在李季可看来，柳宗元因未能秉承“中和之气”，故虽资材超人，却常在为文时空言詈骂，于世无益，最终沦为“浑浑灏灏之书”，而有大害于社会风气。

南宋理学家对柳宗元诗文的接受除了受理学家特有的道德观、修养论影响外，还受到理学家文道观的影响。文道观是中国文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唐宋时期是对“文”与“道”关系探讨的重要时期。到了宋代，情况变得相对多样化，既有文学家之文道观，也有理学家之文道观。理学家比起文学家，他们更重道轻文，而其所谓道，也更偏重理念和心性。在这一观念之下，南宋理学家一方面承认柳宗元恢复古道的作用，但又对柳宗元“道”之不纯表示不满。朱熹曾批驳道：“自孟子后，圣学不传，所谓‘轲之死不得其传’。如荀卿说得头绪多了，都不纯一。至扬雄所说底话，又多是庄、老之说。至韩退之唤做要说道理，又一向主于文词。至柳子厚却反助释氏之说。”(48)同样，王应麟也曾指出柳宗元援佛入儒，“韩、柳并称而道不同：韩作《师说》，而柳不肯为师；韩辟佛，而柳谓佛与圣人合”。(49)

南宋理学家在继承北宋理学“重道轻文”的传统时，又有“文道合一”的趋向。朱熹云：“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复议其理之是非，则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为道。且文而无理，又安足以为文乎？盖道无适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否则亦将两失之矣。”(50)据此，朱熹一方面强调“道”的根本性，但也不排斥“文”。同样，陆九渊在其《与曾敬之》的书信中云：“读书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读书本不为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闻有本盛而末不茂者。若本末倒置，则所谓文亦可知矣。”(51)显然，陆九渊认为“道”与“文”并不完全冲突，“道”盛则“文”也必“茂”。南宋理学家倡导“文道合一”，不排斥“文”，但对“文”如何更好地表“道”，却有要求。朱熹曾云：“圣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后世由此求之。”(52)为了更好地“传到明心”，他们要求文章的语言要文从字顺，易道易晓。故理学家对柳宗元诗文的艰涩难懂颇有不满。朱熹曾云：“文之最难晓者，无如柳子厚。然细观之，亦莫不自有指意可见，何尝如此不说破？其所以不说破者，只是吝惜，欲我独会而他人不能，其病在此。大概是不肯蹈袭前人议论而务为新奇，惟其好为新奇而又恐人皆知之也，所以吝惜。”(15)

综上所述，南宋时期是柳宗元接受史上的重要时期，人们在北宋整理与编纂柳集的基础上，更加侧重对柳集的注释与集注。而在传播过程中，南宋地方官长贡献突出，对于柳集的广泛传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整个南宋时期在柳集的接受上，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理学家群体，从其特有的道德观、修养论以及文道观等方面来衡量柳宗元，其独特的评价开阔了人们审视柳宗元的眼界，也丰富了柳宗元接受史的内容。

【作者单位：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210013）】

①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3页。

②吴文治《吴文治文存》，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页。

③汤江浩《试论柳宗元散文在北宋时期的接受问题》，《福州大学学报》，2010第1期。

④⑦⑧⑨⑩(13)(14)(15)(16)(17)(18)(19)(22)(23)(24)(25)(26)(30)(31)(39)(40)(41)(42)(49)曾枣庄、刘琳《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245、266、407、423、46、360、64、31、211、415、377、264、286、253、180、318、256、256、201、69、316、275、47页。

⑤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339页。

⑥(11)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77页。

(12)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009页。

(20)王明清《挥麈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21)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240页。

(25)(28)朱熹《朱子大全》，四部备要本。

(27)李肇《唐国史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5页。

(29)杜牧《樊川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32)(37)(46)吴文治《柳宗元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64、99、126页。

(33)(34)(35)(45)(47)(51)(52)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03、158、3320、3306、2952、3318、3341页。

(36)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98页。

(38)(50)陆九渊《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5、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