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丹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印度。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传入亚洲各国后，逐渐形成了东方的世界性宗教。当其传入中国后就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教和道教相结合，形成了中国自己的佛教文化。可以说，佛教文化影响着中国古代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形成了汉语佛教、藏语系佛教和巴利语系佛教三大支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纵观中国古代佛教历史，从汉代开始到清代总共经历了一千多年，中国古代佛教在这段历史长河中经历了萌芽、发展、繁荣、衰落几个阶段。汉代的佛教只是地主阶级精神文化消费，佛教的影响仅仅在上层统治阶级中，因而佛教的发展还处于萌芽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的佛教历史上起着承载的作用；唐代佛教在中国古代发展到顶峰，这与唐朝皇帝的支持和玄奘等一批高僧致力于佛教的传播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隋唐以后，中国佛教被宋明理学吸收、改铸而渐失光环，中国佛教开始表现出每况愈下的衰败景象……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佛教发展的重要阶段，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君主执政以求庇护

佛教虽是两汉时传入，但因当时社会安定，并没有发展余地。而至东汉末三国时期开始兴盛，至魏晋南北朝更普遍为人民所接受。当时军阀互拼，一旦得帝位，便屠杀前朝子孙。许多当朝君主都因疑而惧，因惧而思悔，恰好佛教专讲因果报应，他们怕自己入地狱，也怕子孙受祸，所以向佛祖寻求宽恕。他们更有一种心理： 只要他日放下屠刀，便可立地成佛，故现今就算如何作恶，只要在最后能向善，最后便可到西方极乐世界。有些君主竟出现先忏悔，后杀人的情况。而人民见佛家思想使执政者较为宽仁，认为佛教即使未验于来生，但已见效于今世，也仍纷纷信佛以求庇护。

三国时吴国孙权因康僧会之灵异，在建业之时设建初寺，则是佛教传入江南之始。东晋元帝时曾诏佛僧入内殿讲经，后世君主多有仿效。南北朝时，君主多信佛，如宋文帝用慧琳，武帝用法显参与朝政，时人称之为“黑衣宰相”，也就是僧人身着黑衣参与朝政。南朝的齐高帝、梁武帝、陈武帝，北朝的魏孝文帝、齐文帝、宣帝、周文帝均曾舍其宫苑，以造佛寺。更有甚者，北朝的胡太后为了赎罪，大力建设佛寺，不惜减少百官俸禄十分之一。文成帝则凿山西云冈石窟，孝文帝开洛阳龙门石窟，与敦煌石窟同列世界三大佛教艺术宝库，可见北朝佛教之盛。由于君主好佛，天下风从。当时北朝达官贵人死后，其家人多舍居室以施僧侣，南朝豪门亦常舍其邸宅以建佛寺。总得来说，政治因素的影响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传播提供了更大发展的空间与条件，君主的主张使得佛教在此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社会动荡时的心灵寄托

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是一个民族融合时期，中原政权内乱虚耗国力，少数民族崛起，中原文化相对来说处于一个比较先进的地位。少数民族为了自身的强大在众多民族中突出，也为了占领更多的土地和人口进入中原，许多采用了汉族的政策以及文化。但单从佛教方面来说，对汉族而言佛教是外来的，亦可以说为外来思潮下所形成的。对于五胡，因为没有自身的文化，故以自由的立场来接受佛教，统治者在军事上以及其他事件采取决策之际，为求明确的判断，同样欢迎擅长于咒术或博学多材的神僧为参谋。又五胡君主，自称胡人，当奉胡教。

自东汉末以来，整个中国处于混乱之中，除战争外，还有政治迫害，杀戮相继，人民生命朝不保夕，有不少普通民众为逃避战乱、兵役或赋税都入寺为僧，所以佛教更为昌盛，成为人民的避难所。寺院因君主崇佛，多加厚待，掌握大量土地和财富，本着佛教慈悲之心，对人民多作布施，故亦吸引贫民。加上战乱频繁，人民经不起乱祸苦难，心灵无所寄托，唯有以佛教来填补空虚之心灵。另外，知识份子亦因儒学没落，思想变成真空，故亦借佛教作精神上之寄托，故这大动乱的三百多年，成为佛教发展的大好时机。当时中国尚欠一个统一全国的大宗教，天子所祭的天地，非普通人民可信仰，而当时之道教仍在始创期，缺乏理论基础，并且经“黄巾之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不合上流社会，故只能在下层社会中秘密组织。相对来说，佛教既有哲理，又说福报，对整个社会都合适，正由于其不分任何界限，于是盛行于中国。

从社会方面来讲，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战争过于频繁，人民的身心倍受摧残。佛教却可以为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解脱，使得人民广泛接受佛教文化的传播。君主广建佛寺也同样为身处战乱的百姓带来了避难所。所以，佛教的盛行与人民所需的精神寄托是分不开的。

学术与艺术发展的依靠力量

两汉学术，号称极盛，其内容不外儒生之注释经和方士之术数，及其末流，二者又往往有糅合、支离之势。其糅合者，为学术者所鄙视，其支离破碎者，不能满足学术者的追求。正在缥缈彷徨，苦无归宿之际，佛教之输入，正好在学术方面输入生气。东汉末摄摩腾和竺法兰开启西僧来华译经之事业，虽有助于佛教之流传，但当时仅限于一人之力，一经之译，成就不大。到魏晋时，才有大规模的译场出现，敦煌的竺法护，在长安建寺，专心译经四十余年，从者达数千人，分工合作式的制度才出现，共译出了一百七十五部经书，至南北朝，译经事业有了更大进步，翻译人才和工具皆发展完备，翻释亦渐正确，佛经的大量翻译，使佛理流传更广，更容易深入民心。

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在中国迅速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大的交流。这种交流不仅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中国美术和雕塑艺术的发展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绘画方面，顾恺之、陆探微和张僧繇等画家，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汉画的技艺和风格，一方面又受到了来自印度、西域的佛教绘画表现手法的影响，在绘画理论和表现手段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这一时期的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形象，大多面目清瘦、褒衣博带，神采飘逸，这基本上是南朝士大夫生活理想和审美情趣的真实写照。由此而形成的“秀骨清相”的风格，成了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南朝画风的代表。文学创作方面则有很多，不仅从哲理上，也从声律上对中国的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而形成诗理即佛理的文坛现象。

由于佛教的传入引起了佛教建筑的发展，高层佛塔出现了，不仅使我国的石窟、佛像、壁画等有了巨大发展，而且也影响到建筑艺术，使汉代比较质朴的建筑风格变得更为成熟、圆淳。这些佛窟群的兴建是当时佛教广为流行的见证，也是封建统治者用以麻痹人民的手段。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是中国造型艺术和印度佛教艺术的融合，是中外艺术结合的结晶，是举世瞩目的艺术宝库，它们都是世界著名文化遗产。这些佛窟的雕塑和绘画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用自己的血汗凝结成的，正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生命和智慧，给我们中华民族的艺术宝库增添了新的瑰宝，成为中国历史上优秀的文化遗产，在世界历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位置。

总之，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飞速发展的原因是与那个动荡的年代密不可分的。由于战乱频繁，民不聊生，无论是君主还是百姓都同时渴望着寻找解脱的出路。而恰恰佛教的思想给大家带来了希望和解脱。然而此时的佛教亦已经深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在佛教传入我国之时已融入了我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因而，受佛教文化影响颇深的魏晋南北朝文化，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历史中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在此期间中国文化又有了新的发展、新的成就，而且随着各民族之间联系的加强，民族融合使魏晋南北朝文化更加绚丽多彩，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既上承先秦与秦汉的艺术特征，又下启隋唐文化昌盛的局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