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双宁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遵义会议召开了三天，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机的历史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但遵义会议能够顺利召开，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并不是偶然的，有其必然性。如果没有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也就不可能召开遵义会议;如果没有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党的总负责人的更换、《遵义会议决议》的通过、成立新的“三人团”、确定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等，遵义会议重要的转折成果就无法实现。

遵义会议前的几次会议

湘江之战，中央红军虽然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但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后盲目的逃跑主义给红军带来巨大损失，党内和红军将领纷纷对博古、李德表示不满，而毛泽东也一直没有放弃与“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转移之初毛泽东争取与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行军，商谈博古等人的“左”傾错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聂荣臻等红军将领也一直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不满，党内、军内普遍呼吁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为解决红军的进军路线、确定向贵州转兵战略方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问题，先后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这三次会议为召开遵义会议打下基础。

通道会议。1934年12月上旬，根据当时长征中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向中央建议：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博古、李德不予采纳，仍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上。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再次建议放弃原定的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避免进入敌人的包围圈，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认可，史称“通道转兵”。但李德等人会后仍坚持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通道会议研究了行军路线的改变问题，虽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为此后的黎平会议做了必要的

准备。

黎平会议。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8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对红军的行军路线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周恩来和大多数与会者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方针。12月20日，坐在担架上的张闻天、王稼祥在黄平的一片茂密的橘林里休息谈话，商议支持毛泽东出来指挥，并与彭德怀、刘伯承等几位将领达成一致。这就是所谓“橘林会谈”。除战略方针外，黎平会议还讨论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问题，对中央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初步的批评，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猴场会议。1934年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贵州瓮安的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之后红军抢渡乌江，攻占遵义。猴场会议做出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指挥权。猴场会议是红军进入贵州后在遵义会议之前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事实上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基本结束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遵义会议奠定了

基础。

遵义会议的原定议程与实际经过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柏公馆”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等。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

对于遵义会议的原定议程，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写道：“这个会议的目的是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可见会议两项议程一是决定战略转移的方向，二是总结此前军事失败的经验教训。遵义会议的原定议题，没有组织人事变动问题。“遵义会议原定是政治局会议，而不是扩大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才同意了。这就为在会议中提出改组中央领导，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由博古主持，第一项议程是讨论红军的战略转移方向问题。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说：“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对此项议程，杨尚昆的回忆作了证明：一开会，首先讨论是否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刘伯承同志和聂荣臻同志建议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理由是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经济条件又远比黔北好。背靠西康，后面没有敌情。可见，讨论红军转移方向是遵义会议的第一项议程。

遵义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检讨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以来的经验教训，由博古作总结报告。博古对军事路线做了检讨，但也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错误做了辩护和解释，着重强调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报告后大部分人表示不满意。

博古报告后，由周恩来作副报告。他从主观因素做了分析，明确承认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的失误，批评了博古的“短促突击”和拼消耗的错误。杨尚昆感觉到，周恩来报告后，情况一下子大变。周恩来在实践中已经看清楚不能再照原来那样走下去了。周恩来表现出大公无私、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正确态度，对扭转会议形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杨尚昆认为，如果没有他站出来，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

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路线错误的报告，后来被称为“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对反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作出了突出贡献。

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他指出：当前首先要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在各方面的表现是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指挥者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又用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观点。毛泽东的发言也涉及政治路线问题，指出为什么产生错误的军事路线？是因为错误地估计政治形势，过分夸大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毛澤东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

参会人员除了凯丰、博古和李德外，都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最后，周恩来建议停止博古、李德和他组成的“三人团”。这个建议得到了一致通过。

遵义会议增补的第三项议程是关于中央领导的变动。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写道：“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此后张闻天起草完成《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此项决议由后来召开的扎西政治局会议审查通过。决议共分14小节，全面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战略方针的错误，并总结了教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

遵义会议在战略转移方向和对第五次反“围剿”及西征的军事路线认识上达成了一致，这样就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常委，进入决策层，部分地解决了组织问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部分涉及政治路线问题，也为解决思想路线提供了一定的条件。遵义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召开的，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的继续

遵义会议后召开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是完成遵义会议相关议题的继续。

扎西会议。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遵义城。2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渡江作战计划》，随后在土城与川军发生激战。由于情报失误，川军人数众多，双方伤亡惨重。28日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当时在场的中央政治局领导人开会。会议根据各路国民党军队正奔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渡长江的计划不能实行，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2月5日到9日，在称为“鸡鸣三省”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了三次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和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

在此期间，有关中央领导人变换有三次重要的谈话。一是周恩来与毛泽东谈话，他们认为由博古继续领导有困难，再领导已经没人服气。如果调整党的总负责人，按当时的形势理所当然应该由毛泽东担任。毛泽东提出由张闻天做党的总负责。这个考虑顾及了各个方面，包括共产国际因素。二是周恩来与博古谈话。遵义会议改变了原定的议题和程序，最后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博古会前不知道;会议对博古进行批评他也没有思想准备。会后，博古对遵义会议上的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为此，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认为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他和博古不合适做领袖。毛泽东搞农民运动出身，熟悉中国国情。他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有很强的军事才能，也是很有智慧的帅才。只有他能率领红军打败蒋介石，这是最重要的。周恩来建议博古对毛泽东要看大处，抛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大局。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最后顺利实现了博（古）洛（甫）交权。三是周恩来与张闻天谈话。张闻天本来是和王稼祥等推举毛泽东，但是毛泽东从多方面考虑认为应该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周恩来又与张闻天进行了一次谈话。

扎西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讨论并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该决议对反“围剿”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使广大指战员深刻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实质，充分肯定并决定贯彻实施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为红军取得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调整常委分工的决定，开创了以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与红军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相互配合，共同领导全党全军的新局面。

苟坝会议。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并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2月28日二次夺取遵义。3月8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以“万急”电报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多数人赞同林彪、聂荣臻的建议，毛泽东认为攻打打鼓新场有可能促成川、滇军主力向打鼓新场集结，坚决表示反对。但会议还是表决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由于毛泽东不肯妥协，甚至提出要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当天晚上又找到周恩来进一步解释反对的理由;同时周恩来接到了叶剑英发来的敌人向打鼓新场方向活动的电报。3月11日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毛泽东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了攻打打鼓新场的主张，使红军避免了遭受重大损失，也进一步提高了毛泽东的威望。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成立“中央新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的建议，周恩来将建议转达给张闻天。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

会理会议。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甩掉数十万敌军的重围，变被动为主动，顺利地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会理地区。但是由于连续作战，官兵疲惫，有些军事行动由于保密的需要也不能向指战员做出解释，有些战斗如土城、鲁班场等也出现失误，一些人开始怀疑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其中林彪直接给中央写信表达毛、朱、周随军行动的意见。5月12日，张闻天在会理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取得胜利的原因，阐明了运动战的必要性和正确性，重新统一了认识，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也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解决了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使中央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部分解决了组织路线，为解决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扎西会议解决了组织路线，苟坝会议解决了实际军事指挥权，会理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遵义会议与会议前后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为胜利完成长征，建立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编辑 潘 鹏）

（作者为光大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