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飞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东道国禀赋条件、制度安排与FDI区位选择

张云飞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文章研究发现：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双边贸易距离对FDI的区位选择具有普遍影响；东道国的禀赋条件和制度安排对FDI的区位选择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并在不同组别表现出差异性；流入高、中收入组的FDI更多的受“市场”因素驱动，而流入低收入组的FDI更多地受到“非市场”因素影响。同时，无论全样本还是细分组，FDI的区位选择都表现出明显的“制度接近性”特征。

FDI区位选择；引力模型；制度安排；禀赋差异

［DOI］10.3969/j.issn.1007-5097.2015.01.028

一、引　言

Tinbergen（1962）首次将物理学中的引力模型用于经济问题研究中，发现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国别间的双边距离对FDI流入具有重要的影响［1］。Kojrma（1978）研究认为，FDI流动具有多种动机，主要包括：资源要素寻求，市场拓展，战略资源（技术、管理经验等） 寻求等［2］。Stein和Daude （2007）认为，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对FDI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劣等制度会显著增加外商经营成本和风险，而对FDI流入产生阻碍［3］。Hattari和Rajan （2011）利用48个国家的双边资本流动数据，发现贸易距离抑制了FDI的流入，同时，距离因素对新建投资的抑制程度大于兼并等其他方式［4］。国内学者潘镇（2006）发现东道国的制度质量越差，其贸易活动越不活跃，在诸多制度因子中，文化、法律、经济等制度差异都将影响FDI的区位选择［5］。张宏和王建（2009）研究发现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双边文化和贸易联系等对中国的对外投资具有显著影响，并且中国资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对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和资源禀赋等表现出明显不同的倾向性［6］。张炜（2013）发现FDI对流入地的制度变迁具有促进作用，并且该影响表现出空间发散性和区域性的特点［7］。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可知，虽然大多数文献关注了FDI在区位选择时对东道国资源和制度要素，但结论差异较大，许多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利用投资引力模型，重点就东道国禀赋条件、制度安排及差异等对FDI的区位选择进行分析，希冀所得结论能够为中国更好地利用FDI及国内资本走向海外提供参考依据和判断标准。

二、理论分析

FDI作为资本全球化流动的重要形式，长期以来受到东道国政府的重视。FDI的区位选择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东道国资源条件的影响，也有对东道国制度安排的考察。

资源和市场导向的FDI主要关注成本大小。Kojrma（1978）认为，在全球流动的FDI中，资源寻求型的FDI要么利用相当低廉的成本获取东道国丰富的原材料，要么利用劳资谈判优势，对具有“人口红利”国家的劳动者进行“隐性压榨”［2］。而Navaretti和Vnables（2004）将FDI分为垂直型和水平型两类，并认为前者倾向于对东道国市场前景的预期，后者则倾向于对其要素市场的关注［8］。同时，从FDI在不同经济体的流动情况看，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FDI的流动也具有重要影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大多具有资源禀赋优势，这有利于资源寻求型FDI的流入，从而较好地实现外商投资与东道国资源的匹配；但在发达国家，自然资源、劳动人口等较为贫乏，寻求传统资源的FDI缺少流入动力，而寻求技术、管理经验等新型资源的FDI则成为该类国家的主要外资流入类型。因此，FDI在资源导向动机上，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和国别差异。自然资源、劳动人口、技术、管理经验等都成为FDI的寻求对象，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对传统型资源更为偏好，而流入发达国家的FDI更加偏好具有战略前景的新型资源。

对于制度导向型的FDI，它们更加注重对东道国制度风险的考察。研究发现，制度环境是影响国家实现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在制度机制缺失、法律形同虚设的国家，政府时常利用行政之手对外企收取经济租金而进行“制度性掠夺”。外企出于关系维护及生存，常通过行贿等非正常手段向权力寻求庇护，或通过成本转移的方式加倍索取民众，最终导致国民福利的整体下降。同时，FDI在区位选择时，表现出明显的“制度接近性”特征（Habib和Zubawicki，2002）［9］，大多偏向到制度完善、法律健全、信仰与母国相近的国家投资。而对于引资国家，政府在对待FDI的态度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偏向性。特别对于那些在历史上经历过被侵略或殖民的国家，政府对FDI的流入持更加慎重的态度，他们担心FDI流入会产生“经济殖民主义”，对国家主权及文化构成威胁，从而对其保持强烈的防卫性。

通过对上述的理论分析，发现FDI在进行区位选择时，不仅基于市场因素的考虑，还包括对东道国制度安排、政治风险等“非市场”要素的考察。同时，东道国在对待外资进入的态度上，不仅具有经济功能的考虑，还有对国家历史、政治等方面的审视。

三、模型设计、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借鉴Beugelsdi等人（2004）的方法［10］，本文在投资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将东道国的资源、制度等因子引入，建立如下计量方程：

式（1）中，fdi为流入各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FaEn、InQu分别表示东道国的禀赋条件和制度安排诸因素；X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经济规模、双边贸易距离、殖民关系、经济关系、政治与军事关系等；α为常数项；β、γ、θ为各主要变量系数；μ、ν分别表示国家及时间效应；ε为残差项。

（二）变量选取

（1）禀赋条件（FaEn）。指标包括：①能源禀赋（EnEn），用各国一次能源消费与生产量的比值度量（按石油当量计）；②人口禀赋，用15-64岁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该国（地区）的劳动人口丰裕度（LaFo），用人口总数来衡量东道国的消费规模（PoPu）；③技术禀赋（TeTa），采用《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Technology Readiness进行度量①。

（2）制度安排（InQu）。利用Buckley等（2007）的方法［11］，用国家政治风险指南（PRS）中的腐败控制（CoCo）和政府效率（GoEf）两个指标进行度量②。

（3）控制变量。指标包括：①经济规模，用各国历年的实际GDP度量；②双边贸易距离，参照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的方法［12］，在Mayer和Zignago（2011）测算出的全球225个国家双边贸易的航运距离基础上［13］，将其与各年度国际原油平均价格相乘的值来度量；③殖民关系、经济关系、政治与军事关系，用三个虚拟变量D1、D2、D3表示，其中，Di=1表示东道国在近现代有过被侵略、被殖民的经历，是某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员国，是某政治或军事组织的成员国，Di=0的意义与之相反③。同时，借鉴Kogut和Singh（1998）的测算方法［14］，将制度差异（ID）引入模型来分析“制度接近性”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三）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的是世界50个主要国家1995-2012年的年度数据④。文中主要指标的来源分别为：外商投资额（fdi）、经济规模（GDP）和经济关系（D2）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统计数据库；能源禀赋，利用《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计算获得；劳动人口丰裕度（LaFo）和人口总数（PoPu）来自世界银行（World Bank）数据库；殖民关系（D1）根据《世界实情报告》整理得到；政治与军事关系（D3）根据《世界军事发展年度报告》整理得出。其他变量利用借鉴方法计算获得。同时，对于文中以货币度量的指标，初始数据都以美元为计量单位。考虑到物价影响，将其调整到1995年的不变美元价格，对于样本中的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

四、实证分析

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有效性，本文对主要变量进行了如下处理：利用相关系数矩阵和方差膨胀因子（VIF，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对其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变量间不存在此类问题；对某些变量取自然对数，以控制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同时，利用LM检验和Hausman检验确定本文最终选择的估计模型，结果显示随机效应模型的效果更好，考虑到数据特征，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进行估计。在检验过程中，为了研究FDI流动的国别差异，按照人均收入将全样本细分为高、中、低三组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见表1和表2，表1是全样本及三个细分组的单因素检验，表2是变量交互项及制度差异的检验。

表1　全样本及细分组的单因素检验

表1中，无论是全样本还是细分组，经济规模的符号都为正，双边贸易距离的符号都为负，表明外商在选择投资地时，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与母国的距离是重要的考察因素，“市场”导向和“距离”导向在FDI的区位选择中具有普遍性影响。

对于东道国禀赋条件诸因子而言，从表1的结果看，全样本中能源禀赋的符号为负，人口和技术的符号都为正。这表明东道国能源因子的吸引力弱于人口和技术对FDI的吸引力。原因可能是由于气候变暖，世界各国都加大了新型能源的使用比重，弱化了对传统能源的需求。同时，随着政府对环境管制力度的加强，提高了FDI进入能源产业的壁垒，弱化了能源寻求型FDI的流动。对于人口和技术，二者都是FDI流入的正向因素。东道国的劳动人口丰裕度高，人口数量大，FDI流入能够分享到“人口红利”，生产成本低，表现出明显的成本寻求动机；技术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核心要素，已成为流入FDI努力获得的要素，它们通过与当地企业合作，或者兼并境内企业来提高自身实力，进而强化了FDI流入。

表1中，三个细分组在禀赋条件诸因素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对于能源禀赋，它在高、中收入组的符号为负，在低收入组为正；对于人口因子，劳动人口丰裕度在高收入组的符号为负，在中、低收入组为正，而人口数量的符号在高、中收入组为正，在低收入为负；对于技术因子，它在高、中收入组的符号为正，在低收入组为负。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大多数高、中收入组国家，民众对环境质量要求高，自然资源贫乏，新型能源使用比重逐年提高，从而减弱了能源导向型FDI的流入。同时，这些国家居民具有较强的消费条件（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企业具有先进技术，它们强化了市场导向型和技术寻求型FDI的流入，但也阻碍了能源导向型FDI的流入。与高、中收入组相比，低收入组国家虽然资源丰富，但经济发展水平低，政府和民众的首要目标是发展经济和提高收入，因此吸引了能源寻求型和成本寻求型FDI的流入，但由于此类国家与FDI母国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因此阻碍了技术寻求型FDI的流入。

表1中，制度因子无论在全样本还是在细分组中，两个指标的大多数符号都为正，表明了东道国良好的制度安排是促进FDI流入的重要因素。透明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够合理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减少了企业经营过程中的“非市场”成本，进而增强了FDI流入的吸引力。对于中收入组，政府效率这一指标的符号为负，可能的原因是该组别中的大多数国家正经历社会转型，市场经济处于发育阶段，“权力寻租”和“政企共谋”的现象存在，因此资本与权力“共同赢利”所滋生的腐败阻碍了FDI的流入。从虚拟变量的结果看，全样本中，国家历史经历（被侵略或被殖民）的符号为负，而加入各类组织的符号不一致。这说明经历过被他国入侵或殖民的国家，它们在引资过程中持更加慎重的态度，存在FDI流入可能产生“经济殖民主义”的担忧；同时，加入不同类型的国际组织，并不必然促进FDI流入，相反，FDI可能会产生组别内的不均衡分布和流动。在细分组中，历史经历的符号在高、中收入组为负，在低收入为正；加入经济组织的高收入组符号为负，其他两组别为正；加入政治与军事组织后，高、中收入组的符号为正，低收入组为负。这表明不同组别的国家，它们因国家历史，加入相关组织后所处地位的不同等影响了FDI的流入，因而表现出明显的FDI在国别间不均衡流动的特征。

表2　变量交互项及制度差异检验

表2中，我们仍使用基于投资引力模型的回归方程，重点将东道国禀赋条件和制度安排诸因子的交互项纳入方程进行检验。交互项包括：能源禀赋分别与腐败控制、政府效率的乘积；劳动人口丰裕度分别与腐败控制、政府效率的乘积；技术禀赋分别与腐败控制、政府效率的乘积。同时，表2还就全样本及细分组的制度差异指标（ID）进行了检验，具体结论如下。

从表2的检验结果看，就全样本而言，三个禀赋条件因子中，能源禀赋与制度因子交互项的符号为负，其他二个禀赋条件与制度因子交互项的符号都为正，表现出要素禀赋寻求型的外商都倾向于到制度条件较好的国家投资的特征。能源禀赋与制度因子交互项的符号为负，可能的原因是样本期内东道国的资源禀赋条件不再是吸引FDI流入的积极因素，加上外商对东道国制度安排的敏感性，二者的相互作用进一步弱化了能源寻求型FDI的流入。劳动人口丰裕度、技术禀赋与制度因子交互项的符号都为正，这既表明FDI在选择投资目的地时，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技术基础或实力等相对该国的能源禀赋，前者可能更具吸引力，也说明东道国良好的制度安排更能够激发国内要素发挥引资作用，禀赋条件与制度安排产生交互影响的协同效应，显著提高国家的引资竞争力，从而促进FDI流入。

表2中，东道国禀赋条件因子与制度因子交互项的符号在细分组中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其中，能源禀赋与制度因子交互项的符号在高、中收入组为负，在低收入组为正，技术禀赋与制度因子交互项的符号在低收入组为负，而在其余组别中的符号为正。该结论进一步说明，FDI的全球流动过程中，影响其区位选择的因素是多元的，无论是东道国的禀赋条件，还是其制度安排都将影响到外商的投资决策。相比较东道国的禀赋条件，其制度安排可能对FDI的区位选择具有更加深远的影响，这或许就是造成某些禀赋条件因子与制度因子交互项的符号出现异常的原因，特别是在低收入组国家，它们的技术水平普遍偏低，制度机制还不健全，FDI流入将面临高于其他国别的“非市场风险”，从而对其形成了“吓阻”，弱化了FDI流入。

从表2的结果看，制度差异（ID）在全样本中的符号为负，说明东道国与母国的制度差异已经成为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表现出FDI流动过程中“制度接近性”特征。其中的主要原因可能是FDI流入与母国制度比较接近的国家时，外商对投资地的产权制度、政治稳定性等非市场风险能够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期或判断，从而减少了投资过程中综合成本。从三个细分组看，制度差异的符号在高收入组为正，在中、低收入组为负。这说明相对于高收入组，FDI在中、低收入进行区位选择时，具有更加明显的“制度接近性”特征。高收入国家在制度建设上已经历较长时期的检验和完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更小的风险，它们彼此间的制度差异较小，使得外商到该类国家投资具有更大的安全性，面临的非市场风险较小。但在中、低收入国家，明显的制度差异将增加外资企业的经营成本和风险，为了尽可能减少上述不利影响，外商常常选择到与母国制度相近的国家投资，表现出“制度接近性”特征。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利用世界50个主要国家1995-2012年数据，借鉴Beugelsdi等人（2004）的方法［10］，将东道国的禀赋条件因子和制度安排因子引入投资引力模型，就诸因素对FDI的区位选择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双边贸易距离对FDI的区位选择具有普遍影响；东道国的禀赋条件和制度安排对FDI的区位选择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并在不同组别国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流入高、中收入组的FDI更多地受“市场”因素驱动，而流入低收入组的FDI更多的受到“非市场”因素影响。同时，无论全样本还是细分组，FDI区位选择时都表现出明显的“制度接近性”特征。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是多元性的，它既与东道国禀赋条件、制度安排等因素有关，也与FDI流动动机的多样性有关。这无疑对中国的引资及对外投资具有重要的启示。中国政府要进一步加快制度建设，优化引资环境，通过良好的制度安排来吸引优质FDI流入，并通过不断优化的国内制度环境，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支持。具体而言：首先，中央政府要着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减少FDI流入的制度壁垒；地方政府要进一步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减少对经济的不合理干预，加快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其次，健全产权保护等法律体系，强化法律之间的协调性，着力减少外商在中国经营过程中非市场风险；第三，加大对“走出去”企业的支持力度，协同政府驻外机构，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或减少制度因素可能导致的国家风险，并通过项目评估，降低企业海外投资的盲目性；最后，建立“走出去”企业投资的保障体系，消除其海外投资的后顾之忧。总之，现实背景下中国想要引入更多的优质FDI及推进企业对外投资，或许只有通过增强制度的“拉力”（引进来）及“推力”（走出去），才能为其接下来的引资及海外投资提供“高能化、清洁化”的动力。

注释：

①在《全球竞争力报告》中，Technology Readiness包括FDI和技术转移水平、可获得的最新技术、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等指标，其最后结果是将各指标评分，然后取加权平均值得到。

② 国家政治风险指南（PRS，Political Risk Services 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共包括12项指标，通过计算每个指标的分值得到总分，分值越高表示该国的制度环境越好。后来，它参照世界治理指标（WGI，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的做法将其进一步归纳为6个指标，分别是腐败控制、治理效率、民主与军政、政治稳定与暴力、规制质量及法律制度等，基于本文研究需要，选取腐败控制及政府治理效率两个指标来衡量。

③本文界定的殖民关系指各国在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国家特征（被侵略、被殖民）；经济关系指各国加入的经济一体化组织，由于各国加入组织的个数不同，对样本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结果；政治与军事关系指各国存在明确的政治、军事合作，由于典型的此类组织很少，本文将具有此类组织特征的其他组织也予以同等对待，比如将上海合作组织、美澳新军事协防、美日韩军事合作等归入其中。

④ 对于具体国家名录，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1］Tinbergen J.Shaping the World Economy，AppendixⅥ，An Analysis of World Trade Flows［M］.New York：Twentieth Century Fund，1962.

［2］Kojima K.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A Japanese Mode of MultinationalBusinessOperations［M］.Lodon： Croom Helm，1978.

［3］Stein E，Daude C.Longitude Matters：Time Zones and the Loc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mics，2007，71（1）：96-112.

［4］Hattari R，Rajan R.How Different are FDI and FPI Flows：Does Distance Alter the Composition of Capital Flows？［R］. Hong Kong：HKIMR Working Paper，2011.

［5］潘镇.制度质量、制度距离与双边贸易［J］.中国工业经济，2006（7）：45-52.

［6］张宏，王建.东道国区位因素与中国OFDI关系研究——基于分量回归的经验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09（6）：151-160.

［7］张炜.外商直接投资对制度变迁空间效应的研究［J］.经济经纬，2013（4）：16-20.

［8］Barba Navaretti G，Venables A J.Multinational Firms in the World Economy［M］.Princenton，NJ：University Press，2004.

［9］Habib M，Zurawicki L.Corruption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2，33 （2）：291-307.

［10］Beugelsdi J K，Degroot H L F，Linders G M，et al.Cultural distance，institutional distanc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R］. Viennna：ERSA Conference Working Paper，2004.

［11］Buckley P J，Casson M.The Optimal Timing of 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The World Economy，2007（5）：764-782.

［12］蒋冠宏，蒋殿春.中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投资引力模型的面板数据检验［J］.世界经济，2012（9）：21-39.

［13］Mayer T，Zignago S.Notes on CEP2's Distances Measures：The Geo Dist Database［R］.CEP2 Working Paper，2011.

［14］Kogut B，Singh H.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8（19）：411-432.

［责任编辑：欧世平］

Endowment Differences，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f the Host Countries and the Location Choice of FDI

ZHANG Yun-fe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Xi'an Jiaotong University，Xi'an 710061，China）

The study shows that：The economies of scale and the distance of bilateral trade of the host countries have a widespread influence on the location choice of FDI.The endowment differences and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f the host countries play a vital role in the location choice of FDI，but presenting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countries.More FDI has been driven by“market”factors into high and middle income groups，but it has relied on“non market”factors for low income group.Meanwhile，the location choice of FDI has more obvious“system approach”characteristics in both all samples and three groups.

the location choice of FDI；gravity mode；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endowment differences

张云飞（1976-），男，河南西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商直接投资与政府管制，电子商务。

F114.4

A

1007-5097（2015）01-0175-05

2014-06-1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XJY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