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宇晖，张　昱，付淳宇

（吉林大学 经济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也谈“克强经济学”

吴宇晖，张昱，付淳宇

（吉林大学 经济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李克强自任中国政府总理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新经济举措和经济政策被外国机构称为“克强经济学”。文章把克强经济学视为一种宏观经济政策，着重从经济学学理上探讨克强经济学的学术价值，认为“克强指数”以更简捷、更便利、更实用和更准确的方式提供了对宏观经济走势的判断。“稳”和“好”是克强经济学的总基调，经济运行合理区间论是克强经济学的精髓，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其核心。克强经济学是各种宏观经济理论和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合理成分与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也必将对丰富和发展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做出贡献。

克强经济学；克强指数；稳中向好；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中国经济升级版

［DOI］10.3969/j.issn.1007-5097.2015.01.001

一、引　言

2013年以来财经界对中国经济流行的热词大概非“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莫属。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在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遇到了增长的瓶颈，出现了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引起世人对习李新政的普遍关注。李克强是我国第一个具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总理，对经济学各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不可谓不精，对中国基本国情的了解不可谓不透，其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和新经济改革措施可以说是经济学学理结合中国实际之运用，可以十分恰当地概括为“克强经济学”。

然而，对什么是克强经济学的概述却莫衷一是。巴克莱资本公司的经济学家将克强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杠杆化以及结构性改革”，而摩根大通的中国经济学家则将其总结为三要点：一是不刺激，二是简政放权，三是要素市场改革［1］。一种观点认为，克强经济学的特征可以用“减、放、管”三字概括，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克强经济学的精髓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还有观点认为，克强经济学的内涵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2］，也有观点认为，“从市场、供给等来看，李克强经济学没有太多特殊之处。从学术角度而言，李克强经济学不存在，但从传媒词汇可以接受”［1］。应该说，这些概括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治国方略、施政纲领、经济改革部署、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但本文作者不同意那种认为克强经济学没有太多学术价值的观点。凯恩斯说过，不受经济学学理之影响的政治家大概没有，反过来也可以说，不受重大经济举措和经济政策影响的经济学也大概没有。本文着重从经济学学理上探讨克强经济学的学术价值，换言之，本文把克强经济学作为一种宏观经济政策来对待，研究其对理论经济学可能做出的贡献。

二、克强指数

“克强指数”（Li Keqiang Index）是英国著名政经杂志《经济学人》在2010年推出的用于评估中国GDP增长量的先行经济指标（Leading Economic Index），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名字命名。该指数是工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发放量这三种经济指标的某种综合（在花旗银行编制的李克强指数中，工业用电量占40%，铁路货运占25%，银行贷款发放量占35%的），源于2007年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告诉来访的美国驻华大使，他更喜欢通过这三个指标来追踪辽宁的经济动向，以挤掉统计数字的水分。2010年12月9日，《经济学人》杂志的编辑受李克强谈话启发，将李克强所言的三项指标予以综合，带入一个程序，画出一张曲线图（见图1），以过去10年为时间轴，将“克强指数”与官方发布的GDP走势相对照，从而创造出了一个崭新的“克强指数”。克强指数为许多国际金融机构所接受，并运用这个指数进行各种评估和预测。

图1　克强指数与中国的GDP走势

众多的国际机构之所以认可和运用克强指数，是因为它比官方GDP数字更能反映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尽管克强指数还非常粗糙，有许多可以改进之处，但它可以挤掉中国统计数据的水分——这种水分在GDP主义下是不可避免的。从图1所示的2008 年12月之前的官方GDP和克强指数走势的对比情况来看，必须承认，官方数据有很大的水分。扣除通货膨胀因素，GDP的变动反映了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间内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的数量变动，而克强指数恰恰用生产最终产品的所必需的能源投入（用电量）、最终产品产出的市场化程度（运输量）和实际资本形成率（投资）这三种可以说决定生产最终产品能力的最重要指标来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实际GDP和克强指数的走势应该大体上是一致的，而且后者变动在先，前者变动在后，后者是因，前者是果（这两者在2008年12月之后的走势符合这一点）。除非是一个欠发达的农业大国，或者除非统计数据不准确，否则在一个工业化程度很高、贸易十分发达的国家里，怎么会出现两者变动相反的走势呢？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3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长7.5%，货运量增长9.9%，主要实物量指标与经济增长相互匹配。”［3］

克强指数是一种拇指规则（Rule of Thumb），符合“奥卡姆剃刀原理”（Occam's Razor）。能否准确地判断形势、做出正确决策和预测是衡量领导能力最重要的标准，而要做到这些的前提是掌握必要的信息。对一个正确的决策和预测而言，掌握全面而又完备的信息是没有必要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形势是多变的，而搜集信息是费时的、有成本的，待全面而又完备的信息收集完毕，其所做出的决策和预测也是过时的。任何一项决策或一个理论都必须是信息节约式的，关键是去掉哪些次要的因素而保留对理解事物本质最重要的信息。能从反映宏观经济变动的各种指标中抽象出这三项指标并得到普遍的认可和运用，非有很高的经济学素养和对经济的深入了解，是根本做不到的。

任何一种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和政策，都必须以准确判断宏观经济形势为前提。如果两种理论都可以很好地解释同一个事物，一定是最简单的那个最好。就判断宏观经济走势而言，克强指数以更简捷、更便利、更实用和可能是更准确的方式提供了其他任何一种指标体系所具有的同样的功能；就进行宏观经济决策而言，克强指数也比其他任何一种指标体系更具有时效性。克强指数是克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宏观经济学的实在贡献。判断宏观经济形势是一回事，采取何种经济政策和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干预则是另一回事。在后一方面，克强经济学也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三、稳中向好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2014年GDP增长的预期目标定在7.5%左右，多大的增速是“合理”的？在多大范围内偏离7.5%的增长率是可以接受的？李总理没有给出具体的数字，他当然知道，国计民生不是一门关于数字的学问，而未来具有不确定性。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意味着一个很大的区间，在此区间内，只要宏观经济运行的效果是好的（经济关系理顺、经济结构合理、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计民生改善等），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可以接受的。不仅如此，在此区间内，为了宏观经济运行的向好和求进，即使存在着经济下行的很大压力，也“不采取短期刺激措施，不扩大赤字，不超发货币，而是增加有效供给，释放潜在需求，沉着应对市场短期波动，保障经济运行不滑出合理区间，让市场吃了‘定心丸'，成为经济稳中向好的关键一招。”［3］

克强经济学的总基调是“稳”和“好”，即“稳中向好”、“稳中求进”。所谓“稳”，就是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3］；所谓“好”，就是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答一外国记者问时所说的：“我们更注重的是，数字背后的民生、增长背后的就业。”［4］“稳中向好”不同于“又快又好”。对一个复杂的经济体而言，好和快是相互矛盾的，要好就不能快，要快就不能好，两者存在着紧张关系。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多快好省最后一定会变成少慢差费。稳和快也是一对矛盾，要稳就不能太快，太快是稳不住的，如果失去了平衡，就会跌倒。只有稳步前进，才能更好地达到预期目的。“稳中向好”说明了速度不再是关键，关键是经济发展的质量，而“稳中求进”则说明了只有降速才能实现国计民生的良好效益。在GDP主义盛行、各国政府普遍把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作为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的乃至唯一的目标之时，克强经济学的“稳”和“好”不仅是对中国经济问题症结所在的对症下药，也是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内容和手段的丰富和发展。

第一，经济增长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只有解决价值的合理性问题，工具理性才是有意义的。经济增长的目的是全体人民的普遍富裕和国家的富强。那种把手段当作目的，为增长而增长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GDP只是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它不是衡量一国国民幸福指数的唯一标准。解决民生问题固然需要生产较多的物质财富，但如果出现了“富裕中的贫困”，只有社会极少数人享有经济增长的好处，而社会大多数人被摒弃于经济进步之外，结果就会是“国富民穷”，那就彻底背离了经济增长的大目标，经济增长速度越快，离富国裕民就越远。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是全世界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同时也是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也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从李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纠正中国经济单纯追求GDP这一方向性和根本性的偏差，是克强经济学的指导思想。

第二，追求高速增长并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反而会掩盖经济的深层次矛盾。中国的经济基本上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增长的代价极其昂贵，消耗了太多的资源，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和人民的身心健康。这些情况如果得不到根本的改变，经济高速增长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经济增长意味着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和污染，那么宁可不要这样的增长。如果经济增长能真正普惠全民，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又有什么不可呢？从这个意义上说，6%或5%乃至更低的增长率都是可以接受的。

第三，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要保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根本不可能的，那种认为中国经济仍可维持20年8%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断言是毫无根据的［5］。李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认，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到了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3］中国经济当下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调整、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体制的全面深化改革，要完成这些任务绝非易事，不可能不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速度。盲目的乐观不是这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态度。

第四，即使所有的调整和改革工作都完成了，各种经济关系都理顺了，中国经济在未来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保持长期高速增长。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告诉我们：待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除非出现重大的科技革命，要长期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最初的阶段，一个欠发达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其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是简单的：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农业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为负，存在着先进工业部门和落后农业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传统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时，只要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同时具备技术、资金、组织、管理和市场等诸种要素，工业化过程就将开始，农村的过剩人口将被工业部门吸纳，从而使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经济迅速进入到起飞阶段。经济起飞的显著特征就是GDP长期高速增长［6］。

中国在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确立，为经过十年动乱、终于懂得贫困不是社会主义、并渴望脱贫致富的人们提供足够强大的激励，人们不再把时间和主要精力放在所谓人整人的阶级斗争上，而是投入到劳动、工作、生产、储蓄、积累、投资和学习上。中国的经济起飞恰逢经济全球化加速的时代，追逐利润的资本肯定会瞄准中国这个人口最多、劳动力最便宜的大市场，伴随资本而来的一定会有雄厚的资金、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中国领导人放弃了意识形态的对抗，营造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和平环境。对外开放，使中国迅速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低廉的劳动成本和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从而使中国学习到西方国家的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所有关于经济增长的诸种要素都具备了，经济增长是其自然的和必然的结果。所有这些正应了亚当·斯密的一句名言：“使国家从最野蛮的状态发展到最富裕的程度所必需的，只不过是和平、轻税和某些程度的司法行政”［7］。

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在当代确实是个奇迹，但如果眼界再开阔些，就会知道，不是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这样的奇迹。17世纪的尼德兰、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和法国、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和美国、20世纪下半叶战败的德国和日本、20世纪50-70年代的南斯拉夫以及20世纪下半叶的亚洲四小龙，都是所谓“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奇迹，只不过现在轮到了中国。

经济一旦由起飞阶段进入到成熟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降下来。工业化过程已经接近完成，人口的大部分由农村拥入城市，增长的动力减弱了，因为如果没有技术变革，边际收益递减和规模报酬递减规律就会起作用；经济结构日趋复杂，投入产出表上的空白格子很快就被填满，经济的有效运行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市场趋于饱和，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随之而来的可能是经济衰退和萧条；人们的教育水平大幅度提高，眼界更开阔了，开始具有权利意识、独立思想、经济和政治诉求，社会变得复杂起来，曾经起作用的制度、管理手段和激励政策失灵了，因为现在权力、权利、机会、岗位和财富的分配比财富的生产更重要。这一切在中国的现阶段表现为改革的红利没有了，人口的红利消失了，如果再不进行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利用外国的资本和技术，只能使中国经济徘徊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的低端上。除非靠一个正的和巨大的技术冲击来带动，仅靠投资、外贸和消费来拉动经济，其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只在短期有效，在长期无效。连发明这种办法的凯恩斯也无奈地说：“在长期，我们都是要死掉的”。在西方发达国家，达到3%的经济增长率就被视为一个奇迹。跳跃式发展也好，后发优势也好，只能解释后进国家在起飞阶段的经济增长，在经济成长的成熟阶段，经济增长靠的是先发优势，否则就会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里。

李克强博士当然熟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作为大国的总理，他也清醒地知道中国经济在经济发展阶段所处的位置。他明确指出：“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7.5%左右的增速与过去近两位数的增长相比是慢了一些，但从世界范围看，仍然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的高速度。中国经济总量比过去明显增大，目前已进入转型发展阶段，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经济增长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符合发展规律。而且，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前提，必须以资源节约和生态环保为支撑，必须以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动力，必须是有就业保障和居民收入相应增加的增长。也就是说，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8］

四、保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

经济增长会受到诸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主要有流动性、外部冲击、经济政策、心理预期等，所以不可能不呈现出周期性波动的趋势。一旦宏观经济的运行出现了周期性波动乃至陷入衰退之中，要不要管、由谁来管和怎么管，经济学家们对此有不同的意见，并形成针锋相对的两派。一派以货币学派、奥地利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为代表，主张市场有效论和政府失败论，认为经济周期起因于外部冲击（主要包括货币、经济政策、技术、天气、战争等），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仅失效，而且是造成经济不稳定的根源。另一派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代表，主张市场失败论和政府的积极行动主义政策，并且提供了政府干预经济的一整套工具箱。前者在目前经济学界占主流地位，而后者由于“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本身就是问题”（里根语）而失去了昔日的辉煌。应该说，这两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都包含部分真理。一方面，市场经济具有自发、内在的自我调节功能，只要政府不去过分干预它，并维护好其良好运行所必需的法律制度，它能导致我们所希求的数量和秩序；另一方面，一个经济体变得越是复杂，市场经济的内在调节功能就越发显示出其局限性和滞后性，特别是当经济过热或快速地陷入下滑通道而影响到宏观经济的总体效果时，没有一个现代国家的政府会坐视不管。问题不是政府要不要干预经济，而是在什么情况下、在多大范围内、在何种程度上和采取何种手段来干预经济？关于这个问题，经济学家没有达成共识，而是分成捉对厮杀的两派。我们认为，李克强总理提出的经济运行合理区间论对解决这个问题有所启示。

经济运行合理区间论是克强经济学的精髓。该理论可以表述为，只要经济在合理的区间内稳定地运行，就不实施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当然，这仅仅是针对宏观经济的“粗调”而言的，并不排除国家在此区间采取产业政策、收入政策、人力资本政策、环保政策以及各种微观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微调”，以保障国民经济的稳定运行。结合当前中国具体的经济情况，该理论具体化为：即使存在着经济下行的很大压力，也不采取刺激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相信市场经济具有自我纠错的能力，要坚定不移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只有当经济增长速度低到影响国计民生时，才需要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托住中国经济，在守住经济增长底限的同时，把实际通胀率和失业率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用李总理的话说，就是“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和防通胀的上限”，使“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3］。

经济运行合理区间论既是中国新一届政府领导人针对中国具体国情和现阶段经济形势提出和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一种崭新的宏观经济调控理论，该理论既不同于凯恩斯经济学的积极行动主义，也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自由放任主义，或者说，它吸收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合理成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而加以创造性的应用。它特别是与美国经济学家托宾和奥肯等人提出的所谓“新经济”针锋相对的。“新经济”的基本观点是，只要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没有达到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就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9］，它是使美国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陷入停滞膨胀的罪魁祸首。我们认为，必须给李克强总理提出的经济运行合理区间论以极高的评价，这一理论明确了政府在什么情况下才需要采取经济手段来干预经济，从而厘清了“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的边界。这是对经济理论的一大贡献。

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首先取决于“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确定经济运行是否处于的合理区间内，关键是判断可接受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限。这不仅是因为经济过热状态往往是政府为了对付经济衰退和萧条而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宽松的信贷政策的结果，特别是因为中国经济目前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时期，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会降下来。按照凯恩斯主义的逻辑，就必须要刺激经济增长。市场经济的运行有自身的规律，经济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在遵循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利用经济规律使经济运行保持稳定，靠刺激经济盲目地追求经济增长目标一定会破坏经济规律，导致社会经济的种种不良后果。关于可接受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限问题，本文在前面做了论述，故不多言。

控制好失业率和通胀率，毋使其突破社会可接受的上限，是确保经济在合理区间内运行的前提条件。经济增长是好的，只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总会通过“滴漏效应”（Trickle-down Effect）使社会经济福利得到普遍性改善；而失业和通货膨胀是坏的，它们是现代经济社会的两种严重疾病，如得不到有效治理，就会危及社会经济体的健康。李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是，把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 0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3］。如果这些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得以实现，中国经济肯定会向好的方向发展。而要实现预期的经济目标，关键是政府在运用各种经济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时必须要遵循市场经济自身的规律，切忌盲目自信。实践证明，现代经济社会的这两种疾病往往是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分造成的，不恰当地或频繁交替地使用经济政策以求达到预期目标，只会适得其反。

稳增长的目的是保就业。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经济学用就业弹性来测量两者之间的关系。就业弹性可大可小，主要取决于企业的生产函数是资本密集型还是劳动密集型。失业率可控范围应该以自然失业率为基准，试图将实际失业率控制在自然失业率之下，在短期可以，在长期达不到。所谓自然失业率，指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劳动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供求处于均衡状态下的失业率［10］，主要包括自愿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自然失业率究竟是多少，要视各国国情和具体经济情况而定。一般而论，充分就业下的自然失业率为3%左右，在经济结构变动比较激烈时期，更高的失业率也是可以接受的。考虑到中国农村庞大的过剩劳动力，中国正在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以及中国经济将会降速这一趋势，把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未免乐观了，更保守的预期目标可能更稳妥些。

通货膨胀始终都是良好经济的大敌，但治理通货膨胀却很容易。经济学家告诉我们，通货膨胀自始至终和随时随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关掉货币发行的水龙头，就会制止在浴室中流溢满地的通货膨胀［10］。零通胀率是不可能达到的，关键是要把它控制住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轻微的通货膨胀有益于活跃经济，因此3.5%的通胀率是可以接受的，超此限度的通货膨胀便会严重侵蚀健康的经济体。

单个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相对容易，对宏观经济的综合治理却相当困难，因为政府要实现的各种经济目标之间存在着矛盾。例如，要稳增长、保就业，就会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必然会推动物价上涨；反之，要治理通货膨胀，就要以牺牲增长和就业为代价。在短期内，通胀率和失业率存在着交替关系，因此可以通过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两者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在长期，两者没有任何交替关系，这意味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失效［10］。按照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经济不稳定产生的根源在于易变的和反复不定的政府经济政策的冲击，而“规则胜于相机抉择”［11］。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采取的“烫平经济周期”政策被证明是不成功的。要稳定住中国经济，需要实施稳定一致、固定不变的经济政策，而不是凯恩斯式的积极行动主义政策，这一点特别重要。

五、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克强经济学的核心，也是中国经济要实现的根本目标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使中国经济在今后的10年乃至20年以合理的速度继续稳定增长，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实现这一根本目标，中国经济面临的两大任务是转型和改革。

转型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降低能耗，减少污染；经济结构比较合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比重符合产业变迁和升级的规律；经济增长速度合理，经济运行处于合理的区间内；增长的动力主要不是来自投资、外贸和消费，而是来自科技革命和创新活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行政上和经济上的垄断受到了严格控制，腐败、寻租和权钱交易受到严厉打击；收入分配主要来自于劳动，其差距落在全体劳动者认可和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等等。总之，用李克强总理的话说就是：“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6］

转型当然是十分艰巨的任务，而且不能立竿见影。实现转型的根本保证是改革，“向深化改革要动力”、“改革是最大的红利”［3］。改革必须是深化的和全方位的，而“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2］所有这些，都体现在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治国方略、施政纲领和推行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统一部署中，无需赘述。需要指出的是，转型和改革是一场艰苦细致而又凶险无比的攻坚战，因为过去30多年改革红利的消失形成了垄断集团、特殊利益集团或分利集团，这些集团的人数虽少，但其能量无比巨大，他们控制了关键性社会资源，把经济增长的好处大部分收入囊中。他们正是从现存的权力格局获得利益的，并拥有社会上别的群体所没有的“选择性激励”手段［13］，所以会千方百计地阻挠改革。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只有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壮士断腕，杀出一条血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才能涉险过关。有理由相信，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决心、有能力将全面改革进行到底，更何况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了。

回到本文的主题。克强经济学是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治国方略、施政纲领、战略部署和方针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在经济工作方面的具体体现。作为新的经济改革方略、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我们把克强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概括为降速度、调结构、转方式、稳增长、促改革和抓升级。如果把中国经济比喻为要再次起飞的一架飞机，那么，降速为的是使这架油料就要耗尽、主要部件磨损严重、仪表近乎失灵的飞机安全着陆，以便加油、保养、修理和更换部件；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好比这架飞机构造的重塑，使之更符合空气动力学；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体制的全面深化改革是为它加油；科学、技术、教育和创新是推动这架飞机飞得更高、更远的四个新的强大引擎。当然，驾驶员和驾驶的技术也很重要，他决定飞机飞行得是否平稳和飞去哪了。作为一种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理论，我们也不同意那种认为克强经济学“和当年里根经济学、供给经济学有所类似，克强经济学其实是一个结构经济学”［1］的观点。克强经济学就是克强经济学，它是各种宏观经济理论和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合理成分与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位置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其也必将对丰富和发展宏观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做出贡献。

［1］徐瑾.李克强经济学再解读［EB/OL］.（2013-11-01）［2014-04-10］.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3232.

［2］曲子.“李克强经济学”的起因与由来［EB/OL］. （2013-04-17）［2014-04-10］.http://opinion.china.com.cn/ opinion168801.html.

［3］李克强.201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EB/OL］.（2014-03-15）［2014-04-10］.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315/c1001 -24641780.html.

［4］李克强.更注重数字背后的民生，增长背后的就业［EB/OL］. （2014-03-13）［2014-04-12］.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3/13/c_119754068.htm.

［5］林毅夫.中国8%的经济增长将维持20年［N］.北京晨报，2012-11-13.

［6］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M］.郭熙保，王松茂，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7］约翰·雷.亚当·斯密传［M］.胡企林，陈应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8］李克强.以改革创新驱动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在第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致辞［EB/OL］.（2013-09-12）［2014-04-12］.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9-12/ 5274838.shtml.

［9］詹姆斯·托宾.十年来的新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0］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M］.高榕，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11］布莱登·斯诺登，霍华德·文.现代宏观经济学：起源、发展和现状［M］.佘江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12］新华通讯社.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2013-11-16）［2014-04-12］.http://www. sn.xinhuanet.com/2013-11/16/c_118166672.htm.

［13］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5.

［责任编辑：周业柱］

Understanding of“Likonomics”

WU Yu-hui，ZHANG Yu，FU Chun-yu
（School of Economics，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Since Mr.Li Keqiang serves as the Premier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a series of new economic initiatives and economic policies he carries out are called by foreign institutions as“Likonomics”.This paper regards Likonomics as a type of macro-economic policy，focuses on its academic value to economic principles.Likonomis includes“Keqiang index”，which provides the judgment of macroeconomic trend in a more simple，more convenient，more practical and more accurate way.Both“stability”and“good”are the general tone of Likonomics，the theory of economic operation within a reasonable range is its essence，and“creating the upgrade version of China' s economy”is its core.Likonomics i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ractice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 with the reasonable components of various macroeconomic theories and as well as macroeconomic policies of various countries and it will certainly mak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croeconomic theories and economic policies.

Likonomics；Keqiang index；seeking improvement in stability；maintaining economic operation within a reasonable range；the upgrade version of China's economy

付淳宇（1987-），女，吉林集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思想史。

F120

A

1007-5097（2015）01-0001-06

2014-05-11

吴宇晖（1951-），男，四川内江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经济思想史；

张昱（1983-），男，吉林吉林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