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柏乃，傅　衍，卞晓龙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管理视野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测度及空间格局分析
——以浙江省为例

范柏乃，傅衍，卞晓龙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保障民生，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文章基于基本需求理论和产出视角构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测度指标体系，选取浙江省11个地级市2005-2012年的统计数据，通过泰尔指数法测算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并利用TOPSIS法对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空间格局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浙江省整体均等化水平稳中有升，浙东北、浙西南两大区域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尚不均衡，区域间差异比重呈扩大趋势，区域内部差异演变呈现不同的特点。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泰尔指数；TOPSIS法

［DOI］10.3969/j.issn.1007-5097.2015.01.023

一、引　言

近代以来，各国政府朝着公共性增长的方向运动，其合法性的获得相当程度上在于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1］。公共政策是政府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其本质是政府以公共政策为手段，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权威性分配，以此来协调社会公共利益在社会成员主体之间的分配［2］。公共性应当是公共政策的本质特征，对公共性的不同界定直接决定了政策的伦理倾向。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都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方针，在这一倾向下，公共性体现出明显的功利主义特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成为公共政策追求的目标。在政策制定中，“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难以界定，因此这一概念被升华成了国家整体利益。为尽快提升国家综合实力，“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优先发展战略成为共识。30多年后，弊端逐渐显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东部优先发展战略造成我国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公共服务水平差异巨大。现阶段，收入分配不公，基尼系数拉大，各阶层利益分化严重。庇古指出，要增进人们的福利不仅要增加国民收入，同时还要消除国民收入分配不均等的状况。为消除社会发展不均衡的困境，以均等化为目标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就变得尤为关键。实现全面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从政府财力来说并不可行，而且忽视了地方经济实力、地域特征、公共需求等多方面的差异，分配效率低下。当前，应当是在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基本需求的领域实现均等化，也就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利用其再分配效应熨平群体和个体之间收入的巨大差异，提升处于分配劣势的群体福利［3］。

学者们普遍认同应当要加强实证研究以明确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现状，设计科学的指标体系以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行测度，但目前这两类研究依然不足，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基于主观判断来界定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现状，笼统且缺乏支撑；二是缺乏科学的测度方法和全面的测度指标体系；三是已有的均等化测度大多立足宏观，往往是对全国或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差异的研究，缺乏对某一具体省份的微观测量。基于此，本文以浙江省为例，在建立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分析了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现状，并对其均等化水平展开实际测度。

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指标体系构建

（一）基本公共服务范围界定

明确基本公共服务包含的内容和供给范围，是构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测度指标体系的前提。20世纪70年代，弗里德曼、道格拉斯等发展经济学家系统地提出了满足“基本需求”的区域发展理论。弗里德曼将基本需求划分为三个层次：①生存需求，是维持自身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包括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②社会需求，如交通、教育机会等，反映了群体偏好；③个性化需求，如品牌、服饰的个人偏好。弗里德曼认为，区域发展的目标体系不应止步于基本的生存的需求，还应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居民的社会需求和个性化需求。考虑当前的区域发展水平和公共财力，地方政府为公民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应定位于保障公民的生存需求和最大限度地满足大多数公民的社会需求。生存性公共服务具有赈济功能，包括最低层次的社会保障、基本医疗服务、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性公共服务则发挥社会发展功能，为社会成员发展需要提供资源和服务支持，包括教育、社会福利项目、文化、就业服务。因此，本研究所界定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范围为：科教文体、环保与医疗、基础设施、社会保障，这也构成了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测度指标的分类维度。

（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测度视角选择

学者们在研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异时，所选择的指标基本上没有脱离上述范围。但在研究时因为视角不同，所选择的指标也具有较大差异。目前学界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研究大致从三个视角展开：投入视角、产出视角、效果视角。投入视角立足于财政支出的结构，从公共财政中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角度比较具体公共服务项目的投入差异。李文军（2012）［4］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额、政府人均公共服务支出、公共服务支出力度、支出增量四个方面衡量区域间公共服务水平差距。Joan Costa-Font和Ana Rico（2006）［5］通过回归方程分析西班牙中央、自治区和地方政府在医疗支出的年增长率、支出比重、人均支出等方面的区域差异，发现医疗服务责任的下放并非导致区域差异增大的原因。产出视角则是从公共服务的产出出发，分析地域差距。徐晶、罗宏翔（2012）［6］在云南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中，以公共服务产出为导向建立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等六个维度的指标体系。贾俊雪（2011）［7］在研究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与地方公共服务均等化时，以教师数、医疗床位数、公路密度衡量各省公共服务水平，并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政府间财政收支责任安排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效果视角一般分析公共服务投入后产生的效益，这类效益与产出视角不同，更加偏重于经济推动、社会满意、生活质量等无形效果。Rhys Andrews和Steve Martin（2010）［8］在分析政策差异对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公共服务的影响时，选取紧急性和基础医疗服务、教育、社会服务、福利、浪费管理、社区安全这七个维度的效果指标开展区域对比，研究表明政策分歧一定程度导致了公共服务的区域差异。三类视角中，财政投入不能直接反映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际情况。效益评价极易受区域环境、管理效率等外在因素影响，难以客观地进行横向比较。以服务产出作为评价标准具备普遍代表性，而且符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立足于结果平等的目标，所以本研究采用产出视角对四个维度进行分解，构建评估指标。

（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1）科教文体。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martya Sen对福利的解释是：创造福利的并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它带来的机会和活动，这些机会和活动建立在个人能力的基础上。个人能力的提高会促进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个人能力一般体现为内在的知识文化素质和外在的身体素质。因此将科教文体这一维度划分为6项具体指标，分别是：公共图书馆图书藏量、体育场数量、剧场剧院数量、幼儿园数量、中小学学生数量和中小学专任教师数量。

（2）环保与医疗。环境保护与医疗卫生（简称环保与医疗）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存与健康。环境保护既需要包括具有正效应的植被绿化等指标，也必须考虑到环境污染等负效应指标。医疗卫生则需要考虑到医疗服务的可获得性、便利性等因素。因此，在环保与医疗维度，选取绿地面积、工业废水排放量、卫生机构数量、医院、卫生院数量、医生数量6项作为评估指标。

（3）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建设具有“乘数效应”，能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社会总需求和国民收入。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基础设施与发展之间的确切关系目前尚无定论，但基础设施能力是与经济产出同步的，各国都如此”。基础设施作为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是社会生产、居民生活以及其他服务活动的基础。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公民对基础设施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对其质量要求也日渐增高。基础设施一般包括交通、邮电、供水供电等市政公用工程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在此选择城市供水总量、城市道路面积、公交数量、电信业务总量、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5项作为基础设施的评估指标。

（4）社会保障。当前我国的社会福利主要体现为生存型福利而非发展型福利，即包括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失业救济等经济、物质福利，与社会保障同义，这是维护个体最基本人权——生存权的制度安排。在机器化大生产和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个体面临的社会风险随之增长，社会保障便成为预防和控制社会风险的必要机制［9］，也是实现公平和正义、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的基础。社会保障维度下选取了5项评估指标，分别是：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失业保险参保人数、社会福利院数量、社区福利设施数量。

整合所有评估指标，可得到如表1所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表1　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三、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实际测度

为分析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整体差异程度的动态变化过程，明晰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演变趋势，采集了浙江省11个地市2005-2012年的统计数据，对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予以测度。

（一）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测度方法——泰尔指数法

只有选择了合适的评估方法才能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现状进行准确测度。反映均等化程度常用的方法有变异系数法、极差率法等。学者陈鑫（2012）［10］通过极差率法测度我国基础教育水平上的城县差距和城村差距。刘细良、刘迪扬（2011）［11］采用变异系数法测算了东中西部的三个样本省的均衡指数。这些方法可以有效测算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整体水平，但难以反映区域间差异，泰尔指数由于其可分解性较好地弥补了这一不足。

泰尔指数最初用于反映多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总水平。该系数满足达尔顿-庇古转移支付准则以及人口和收入均质性等所有条件，后被广泛应用于区域整体差异以及区域间差异的实证研究。泰尔指数越小说明均等化程度越高，当泰尔指数为0时，说明基本公共服务实现了完全均等化。公式为：

其中，T为泰尔指数； yi是第i个个体的收入；y¯是所有个体的平均收入。引入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研究中，由于难以获得人均公共服务数据，因而将公式转化为：

其中，pi指i市在该指标下的公共服务水平；p指全省在该指标下的整体公共服务水平；ri指i市的人口；r指浙江省总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与T呈负相关关系，T越小，表明总体差距越小，即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越高。

若将泰尔指数分解成组间差距与组内差距，可进一步了解区域间的差异情况。分解后的公式如下：

其中，pij指在i大组中第 j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rij指在i大组中第j地区的人口。

采用加权算数平均法进行维度指数合成处理。以科教文体维度指标为例，计算公式如下：

Tx=αTx1+βTx2+γTx3+δTx4+εTx5+ηTx6

其中，TX表示科教文体维度的泰尔指数；α、β、γ、δ、ε、η代表各项数据的指标权重。在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中，赋予各维度指标相同的权重。即认为α、β、γ、δ、ε、η相等，值均为1/6。在对其他维度以及综合维度进行合成处理时采用相同的公式和赋权方法。

（二）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测度结果

通过泰尔指数法可以测算出2005-2012年间浙江省年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分析浙江省整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的变化趋势。采用分解后的泰尔指数，可以了解浙东北地区和浙西南①地区的区域间差异以及浙东北、浙西南区域各自的内部差异。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浙江省公共服务均等化整体水平稳中有升

根据公式（1）计算出2005-2012年浙江省各市4个维度区域总差异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值（即泰尔指数）。浙江省2005-2012年年度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如表2所示。

表2　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测算结果

为使评价结果更为简洁直观，将2005-2012年的年度均等化指数绘制成折线图，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测算结果

2005-2008年间，浙江省均等化总指数呈增长趋势，由2005年0.05631升至2008年峰值0.06638；自2008年后，公共服务水平差异逐渐缩小，泰尔指数下降至2012年0.04471，总体而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有所提高。2008年，浙江省启动全国首个《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动计划（2008-2012）》，推出包括社会保障、教育公民、社会福利、社区服务、公用设施等“十大工程”，尤其提出要健全多层次、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因而自2008年起，总指数和社会保障指数均有较大程度的下降，均等化水平逐渐提高。科教文体一直较其他指标均等化水平较高，维持在0.04左右，均等化程度波动不大，总体水平比较稳定。环保与医疗均等化指数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即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基础设施均等化指数于2005-2009年间一直平稳增长，均等化水平逐渐下降，2009-2012年间有所回落，均等化水平又有所上升。分析可知，科教文体均等化水平最高，社会保障不均等情况较为严重，泰尔指数较高，但与环保与医疗、基础设施均等化水平变动趋势相同，经历了由下降到逐渐升高的波动，未来趋势较为乐观。

2.浙江省区域间差异占比逐渐增大

根据公式（2），对浙江省区域总差异进行空间分解，即将总差异分解为浙东北、浙西南两大区域的差异。测算结果见表3。

表3　浙东北、浙西南区域间泰尔指数及其占区域总差异的比重　%

2005-2012年浙东北、浙西南区域间泰尔指数及其占区域总差异的比重表示为如图2。

图2　浙东北、浙西南基本公共服务区域间泰尔指数时间序列

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异有所波动，科教文体、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维度的差异均呈现由增大到减少的变动过程。从区域间泰尔指数来看，总体变动不大，各维度均等化水平均基本持平，只有环保与医疗维度2012年均等化水平相对2005年提高幅度较为明显，泰尔指数由2005年0.025 03降至2012年0.021 86。总体而言，浙东北、浙西南区域间差异无明显上升或下降趋势。从区域间泰尔指数占区域总差异的比重分析变化态势：在科教文体等四个维度比重总体增幅较大，环保与医疗比重甚至超过50%。此趋势表明，浙江省公共服务差异中区域间差异比重将不断增大，区域总差异较为平均地表现为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部差异（图3）。

图3　区域间差异占总差异百分比时间序列

3.浙东北内部差异逐渐缩小、浙西南内部差异逐渐加大

对浙江省区域总差异进行空间分解还可以得到浙东北和浙西南各自区域内部的差异，结果见表4。

表4　浙东北、浙西南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泰尔指数

2005-2012年浙东北、浙西南区域的泰尔指数折线图如图4、图5。

图4　浙东北基本公共服务泰尔指数时间序列

图5　浙西南基本公共服务泰尔指数时间序列

浙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整体呈下降趋势，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升。科教文体等四维度均等化指数均表现出一定幅度的下降。如科教文体泰尔指数由2005年0.023 17下降至2012年0.012 59。浙西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均等化水平有所下降。尤其科教文体、社会保障泰尔指数均显示上升趋势，科教文体指数由2005年0.007 62升至2012年0.013 51；社会保障指数由0.013 72升至0.017 41。将浙东北、浙西南区域内部差异对比分析可以清晰地发现，浙东北地区差异较浙西南地区内部差异明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较低，除了科教文体维度，其余三个维度上浙东北泰尔指数均高于浙西南泰尔指数，环保与医疗、社会保障维度的泰尔指数几近浙西南两倍。随着浙东北差异的缩小和浙西南内部差异的扩大，两者均等化水平逐渐接近。根据威廉姆逊关于地区经济差异演变的倒U型假说③，浙东北地区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其内部差异扩大趋势停止，转变为不断缩小的趋势，浙西南地区经济水平相对较低，尚处于发展阶段，内部差异处于扩大趋势。

四、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空间格局分析

无论是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还是缩小区域间供给差异，都需要明晰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分布特征。出于测度需要，将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测度指标全部转化为人均指标②。各指标数据来自《浙江省统计年鉴2013》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3》。由于各评价指标的量纲不同，需要对评价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本文采用效用值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

（一）测度方法——TOPSIS法

TOPSIS（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评价法也称为逼近理想解排序法。其原理为，在归一化的原始矩阵中得到现有方案中的最优方案和最劣方案，分别计算各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最劣方案间的距离，与最优方案距离越小该评价越高［12］。步骤如下［13］：

Step1：根据指标体系查找相关数据，构建原始矩阵X：

Step2：对原始矩阵归一化处理，得到归一化矩阵G：

Step3：对评价指标赋权，得出赋权后的规范化矩阵Z：

其中，zij=gij×ωi，i=1，2，··· ，n；  j=1，2，··· ，p；ωi是指第i个指标的权重。

Step4：筛选各项评价指标的最优值和最劣值，构造最优解向量Z+和最劣解向量Z-：

Step5：分别计算各评价单元与最优解和最劣解间的距离，计算公式如下：

Step6：计算各评价单元与最优解之间的相对接近程度Ci：

当Ci越大时，说明该评价单元与最优解之间的距离越小，也就越接近最优向量。

（二）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测度结果

在测算浙江省各市公共服务水平时，赋予各指标相同的权重，计算得到浙江省11个地市公共服务水平如表5所示。

表5　浙江省11个地市公共服务水平评价结果

（三）聚类分析

为使评价结果更加直观简洁，采用SPSS20.0对浙江省11个地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进行聚类分析。本文采用K-均值聚类分析方法，根据聚类分析结果，将浙江省11个地市公共服务水平从高到低划分为三类。对聚类分析结果进行判别分析后表明，已对初始案例中的100%进行了正确分类，交叉验证显示只有一个案例被误判，说明该分类结果是比较理想的。根据分类结果，应用ArcView软件绘制出浙江省11个地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分布图，如图6所示。

图6　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分布

杭州市作为浙江省会，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领先于其他地市，是唯一一个基本公共服务高水平地区。宁波、嘉兴、舟山四市公共服务水平次之，温州、金华、湖州、绍兴、台州、丽水、衢州七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则不容乐观。可以从图6直观发现，基本公共服务处于“高”、“一般”水平的城市均分布在浙东北地区，浙西南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则普遍较低。地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取决于地方政府的供给能力、生产能力以及当地居民的消费能力［14］。使用SPSS20.0对11个地级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相关分析，在99%的置信水平下，得出两组数据相关系数为0.772，说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显著相关。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生产能力的发挥。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以效益先导为基本思想，将拉动经济增长视为政府的主要任务［15］。因此倾向于将财政资金投入到对GDP增长显著的项目，缺乏对教育、社会保障等民生公共服务的投入动力。浙东北作为长江三角洲核心区的重要部分，交通极为便利，区位条件明显优于浙西南地区。在自然地理环境条件方面，浙东北以平原为主，对发展农业生产十分有利，而浙西南以丘陵山地为主、土地缺乏，制约农业生产发展。历史上，浙东北区域开发较早，资源和区位优势明显。一系列因素导致浙东北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浙西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生产能力相应较高。通过查看统计年鉴可以发现，浙西和浙南的一些县级市由于有中央转移支付的存在，其人均财政支出明显高于浙东和浙北。浙东北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财政收入几近浙西南地区的两倍，直接影响了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规模，有力推动了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浙东北地区是国家和省的重点投资区域，大量的倾斜性支持政策使其固定资产投资远高出浙西南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财政能力、政策倾斜等多方因素的影响下，浙东北地区整体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较高。

五、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政策建议

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任务任重道远：一方面，由于区域间经济发展速度、财政水平的较大差距，短时期难以消除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异；另一方面，基本公共服务不应永远停留在科教文体、环保与医疗、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四个维度的数量指标上，公众需求已不止于数量满足，服务质量和公众满意度也应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内涵。必须完善财政体制，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效率，通过建立最低标准，统筹全省范围内的公共服务，实行网络化管理，最终实现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较高层次的均等化水平。

（一）完善财政体制，明确支出责任

应当明确地方各级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建立事权与财权匹配的财政体制。各级政府事权的划分应按照公共服务公益性涉及的范围（即外部性延伸的范围）确定公共服务供给的政府责任。义务教育的受益范围不限于提供服务的所在地，受教育人群在其他城市进行知识输出的现象不乏；环保与医疗的外部性延伸范围往往超出市域范围，这也是污染治理常常需要各市建立联动合作机制的原因。这类公共服务应主要由省级政府负责供给。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的受益人群相对集中于当地政府所在地，所以应主要由市县政府承担。在浙西南某些经济水平相对较差的市县，可通过省级政府对县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来解决部分资金不足问题。总之，应在事权明晰划分的基础上，使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并通过法律固定下来。

（二）丰富供给渠道，提升服务效率

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并不意味着完全由政府生产公共产品，政府可组织私人部门或非营利组织提供。一方面，可通过合同外包、特许经营、优惠补贴等制度安排鼓励市场组织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可集中精力于承担财政筹措、业务监督以及绩效成败的责任。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由于其服务导向和公益导向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具有优势。在环境保护等领域里，非营利组织可与政府组织合作，共享信息资源。此外，对于明显地域性、社区性的公共服务，当地社区的人有最大的动力去提供，街道办作为政府的基层组织，可以积极开展“以社区为基础”的各项社会工作［16］。通过政府主导、私人部门和非营利组织参与以及社区自服务多渠道提供公共服务，既弥补了政府财力物力不足，也提高了公共服务供给效率。

（三）回应公众需求，建立最低标准

听证制度保证公民利益输入，专业民调征集社情民意，社区公民论坛提供决策参与平台支撑，可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完善公众需求表达机制［17］，使政策目标与公众需求相一致。但因财力不均衡各市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异不可避免地存在，应确立省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和数量的最低标准，经济态势较好地区可在最低标准基础适当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围绕最低标准，一方面，参照全面质量管理（TQM）的实施步骤和技术方法，在各区域建立公共服务质量监测机制。地方政府可根据监测机制反映的质量不足予以改进。另一方面，建立包括数量和质量指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将公民满意度纳入考核指标体系，体现服务型政府的服务导向。

（四）统筹公共服务，实施网络管理

为提高各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可尝试建立基本公共服务统筹网络化机制。对于流动性较强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领域，各市政府可展开合作以统筹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市民可按照便利性原则在全省范围内自由享受基本医疗服务、社会保险福利和就近入学的权利。可将信息化服务加以拓展到省域层次，建立全省范围内资源共享的公共服务网络化管理体制。此外，环境污染也具有很大的流动性，污染扩散效应要求各市齐心协力统一规范环境治理，建立实时监测体系和联动防治体系，提高治理能力。可尝试出台《促进区域合作法》，明确区域合作模式、机制及利益分配、激励制度等，保障区域合作协议有效实施［18］。

注释：

①浙东北包括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六个地级市，浙西南包括温州、金华、衢州、台州、丽水五个地级市。

②以公共图书馆图书藏量这一指标为例，此处将其转化为人均公共图书馆图书藏量。

③美国学者威廉姆逊在1965年提出假说，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初期，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一般不是很大；但是，随着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将不可避免地扩大；而当国家的经济发展达到较高的水平时，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扩大趋势就会停止，并转变为不断缩小的趋势。这个变化过程就像倒写的U字，故称之为倒U字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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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程靖］

An Analysis on Equalization Measurement and Spatial Patter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Evidence from Zhejiang Province

FAN Bo-nai，FU Yan，BIAN Xiao-long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58，China）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is an important action to ensur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achieve social equity and justice.The paper builds the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of the level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based on Friedman's theory of basic needs.By collecting the statistical data from eleve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of Zhejiang province from 2005 to 2012，it applies Theil index to calculate the equalization level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employs TOPSIS to analyze its spatial pattern in Zhejiang province.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equalization level of basis public services in Zhejiang province is stable and on the rise.The inequality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between northeastern Zhejiang and southwestern Zhejiang is still obvious，which presents an expanding trend in the proportion of inter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different features of the evolution within the regions.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Theil index；TOPSIS

·管理视野

F063.1；C931

A

1007-5097（2015）01-0141-07

2014-04-1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073140）；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Z12G030015）

范柏乃（1965-），男，浙江兰溪人，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政府治理，政府绩效评估，公共政策评估；

傅衍（1994-），女，安徽桐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评估；

卞晓龙（1990-），男，江苏江阴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绩效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