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五一，滕蔚然，刘　鹏

（1.安徽工业大学 商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02；2.上海正晟投资有限公司，上海 200051）

·经济观察

贸易摩擦对中国钢铁产品出口影响的实证研究

汪五一1，滕蔚然1，刘鹏2

（1.安徽工业大学 商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02；2.上海正晟投资有限公司，上海 200051）

随着中国钢铁产业快速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涉华钢铁产品贸易摩擦日趋激烈。文章分析了中国钢铁产品出口贸易摩擦的概况，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详细分析贸易摩擦对中国钢铁产品出口规模、出口市场结构以及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对贸易摩擦的影响进行了总结：负面影响主要是出口规模的萎缩、限制相关企业的发展和提高出口贸易的成本，正面影响主要是促进贸易地理方向的多元化、产生优胜劣汰效应和促进技术创新。

贸易摩擦；中国钢铁产品出口；贸易救济；联立方程组模型

［DOI］10.3969/j.issn.1007-5097.2015.01.015

一、引　言

近几年来，中国的钢铁行业步入“微利时代”，行业龙头宝钢的收益率也呈现出持续下滑的趋势。尤其是在整体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各国（地区）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进程分化，欧美日的自护性持续增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涉及中国钢铁产品的贸易摩擦密集爆发，反倾销、反补贴以及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调查层出不穷，仅2012年一年内中国钢铁产品就遭遇国外26项贸易救济调查。欧美等国家（地区）针对中国钢铁产品的贸易保护形式呈现深层次与多手段的特点，涉案产品开始由低附加值产品转向高附加值产品，且部分新兴经济体也开始效仿欧美对中国启动类似调查。贸易摩擦的加剧严重影响了中国钢铁产业的对外贸易效益，同时也影响了整个钢铁产业的生存与发展。

早期国外研究的贸易摩擦类型以关税形式为主，例如Johnson（1954）指出一国追求关税效应最大化的同时，对方也将采取相应的措施，实际的贸易摩擦随之产生［1］。Stern（1973）不仅分析了由关税歧视造成的贸易摩擦，还研究了自愿与强制性配额限制以及其他非关税措施［2］。这些贸易摩擦类型可统称为传统的贸易摩擦形式。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更具隐蔽性的非关税保护措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例如Sherman（2006）探讨了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以及301条款等各种合法的贸易救济措施，而这些贸易摩擦的类型可以归纳为现代贸易摩擦形式［3］。国外有关钢铁贸易摩擦的研究多围绕美国的贸易政策和行为展开，例如Jae W.Chung（1998）以美国“701条款”与“731条款”为基础研究了美国贸易救济法在国外加工钢材进口过程中的实施，结论表明贸易救济措施是有效的［4］。Peter Goldstein（2001）指出美国政府批准对国外进口钢铁产品实施贸易救济措施，其目的在于获得国内主要钢铁生产商的政治支持，但该行为会刺激国外钢铁生产商通过WTO机制采取报复性措施［5］。Hidetaka Yoshimatsu（2003）研究了东亚各国政府针对美国钢铁业的贸易保护措施所制定的应对政策，其中特别探讨了日本和韩国政府的回应行为，并指出美国频繁的反倾销行为刺激了日韩钢铁产业积极调整本国市场结构，更加注重质量和技术竞争，并不断增加对外投资合作以转移贸易摩擦［6］。James P.Durling（2006）以1996-2001年全球热轧钢反倾销案件为基础，分析反倾销措施是否引致贸易转向效应和贸易偏转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反倾销措施不可能从根本上保护本国的钢铁产业［7］。Chad P.Bown（2013）在2002年美国钢铁保障措施案的基础上研究了美国贸易保护政策的影响效应，并指出应用保障措施与歧视性反倾销措施的效果几乎一致［8］。

中国在钢铁产品对外贸易摩擦中一直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越来越多的钢铁产品成为贸易制裁的对象，钢铁产品的出口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重灾区”，因此国内对钢铁产品贸易摩擦的研究多集中在出口贸易方面。董晓（2009）借助大国模型组建的数量模型等分析钢铁贸易摩擦对于进口国和中国（出口国）的经济效应，认为我国钢铁对外贸易摩擦的总效应是积极的，并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检验我国对外贸易摩擦的影响因素，结合案例探讨了我国对外钢铁贸易摩擦中的利益得失［9］。田晖（2010）分析了我国钢铁产品的出口情况、贸易摩擦现状及应对策略［10］。刘军（2011）系统研究了中国钢铁产品频遭反倾销的现状、特点、成因及经济效应［11］。此外，由于美国一直是中国在钢铁对外贸易中产生贸易摩擦最频繁和最激烈的国家，因此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多集中在中美之间，例如佟福全（2002）在分析中美钢铁贸易摩擦形成原因的基础上，指出鉴于持续的贸易战往往会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协商是解决贸易争端较好的途径［12］。沈瑶（2003）指出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比较在钢铁产品生产率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钢铁市场，中国必须从规模经济与产品结构两个方面增强中国钢铁行业的国际竞争力［13］。曲超（2005）重点分析了美国钢铁保障措施“201法案”和“421特殊保障措施”及其对中国钢铁业造成的影响和损失［14］。周志鸿（2010）将钢铁业与铜行业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钢铁业成为贸易摩擦重灾区的根本原因是其巨大的出口量，同时钢铁的消费结构与主要进口国家的消费结构相似，出口产品与进口国家的产品结构相似是贸易争端多发的主要原因［15］。毛竹（2011）认为美国金融危机后，政治因素成为影响中美钢铁贸易摩擦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是中美钢铁贸易摩擦的一股强大助推力［16］。陶忠元等（2012）研究了中美钢铁贸易摩擦对中国钢铁产品出口及其竞争力的影响，结果显示中美钢铁贸易摩擦对中国钢铁产品出口产生了较显著的负面影响，但对中国钢铁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并不显著［17］。间欣（2012）基于我国钢铁行业的数据就美国对中国反倾销政策做了实证研究［18］。对与其他国家（地区）的钢铁贸易摩擦研究亦有成果，如张明（2013）对中欧钢铁贸易关系的探讨［19］，郑玲（2014）对东盟对华钢铁产品反倾销动因及应对措施的研究［20］。

二、中国钢铁产品出口贸易摩擦概况①

中国出口的钢铁产品以及出口贸易摩擦中的涉案产品以成品钢材为主，考虑各项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主要考察成品钢材的出口贸易摩擦情况。

（一）钢铁产品出口贸易摩擦的总体数量特征

随着中国钢铁产业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不断加强，钢铁产品出口规模迅速扩增，钢铁业已成为继纺织业之后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又一个“重灾区”，严重影响中国钢铁产品的出口贸易效益。1996至2012年，中国钢铁产品共受到147项贸易救济立案调查。1996至2006年，中国钢铁产品每年面临的贸易摩擦案件数基本保持在10起以内。而在2007年，中国钢铁产品受到来自美国、加拿大、欧盟等6个国家（地区）的11项贸易救济调查。2008年这一情势愈演愈烈，美国、加拿大、欧盟等8个国家（地区）对中国钢铁产品发起19项贸易救济调查，自此之后每年的案件数量均保持在10起以上，中国钢铁行业已进入对外贸易摩擦密集期。

（二）钢铁产品出口贸易摩擦的形式特征

1.反倾销是主要形式

反倾销作为WTO所允许的一种合法贸易救济措施，凭借其易于实施且能够快速有效抑制进口规模等诸多优点，已经成为各国保护其国内钢铁产业的首选措施。就中国钢铁产品贸易摩擦的形式来看，反倾销已成为国外对华钢铁产品的主要贸易救济方式，1996-2012年国外对华钢铁产品的贸易救济调查中101起为反倾销调查，占总调查案件数量的68.7%，其中有17起反倾销与反补贴合并的“双反”案件。特别是2012年，中国钢铁产品共受到国外26项贸易救济调查，其中16起为反倾销调查，值得注意的是这16起反倾销调查中的3起“双反”调查，涉案金额较高且影响巨大，严重阻碍中国涉案钢铁产品的出口。

2.反补贴调查的增加

2003年澳大利亚对华热轧钢板“双反”案是中国钢铁产品出口首次遭遇到国外反补贴调查。2006 年7月，钢管进口委员会、美国钢铁学会与北美特种钢产业协会等组织联合向政府提交了《中国政府对其钢铁工业进行补贴的新报告》、《中国综合症：补贴和政府干预是如何造就世界最大的钢材工业》、《中国政府对不锈钢产业的补贴》等一系列报告［21］，随后从2007年开始中国钢铁产品出口每年均会受到5起以内的反补贴调查，截至2012年中国钢铁产品出口共遭到国外18起反补贴调查，这意味着国外对中国钢铁出口的关注已开始从企业层面转向行业政策层面，一旦被认定存在补贴行为，将对中国钢铁产业乃至整个宏观经济调控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使中国钢铁产品出口面对更加严峻的贸易摩擦现状。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外会越来越关注中国的各项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因此钢铁产品出口反补贴调查的增加不容忽视。

3.保障措施

1999年美国对进口钢盘条发起的保障措施调查为全球首例钢铁产品保障措施案件，随后2001年全球钢铁产业陷入发展低谷，为了保护国内钢铁企业，美国和智利先后对部分钢铁产品发起保障措施调查，2002年又有欧盟、墨西哥以及保加利亚等6国（地区）对部分钢铁产品启动保障措施调查，从而掀起全球钢铁贸易摩擦的浪潮。2003至2006年全球未发生涉及钢铁产品的保障措施案件，但2007年之后保障措施再次被乌克兰、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启用。截至2012年共有25项涉及中国钢铁产品的保障措施调查，其中不得不提的是美国的“201法案”。

2002年3月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将根据美国贸易法案201条款，对部分主要钢铁品种实施为期3年的关税配额措施或征收8%～30%的进口附加税，以抵制国外进口钢铁产品的输入。这是美国历史上对国外钢铁产品实施的最严重的一次进口限制，引起世界各国的不满甚至报复性威胁，中国、欧盟、俄罗斯、韩国等钢铁出口国（地区）纷纷卷入这次贸易大战。“201法案”是中国入世第一案，即使美国最后取消了这次针对钢铁产品的保障措施，该案对中国钢铁产品出口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不仅首钢和攀钢等一些国内钢铁企业受到了直接的贸易损失，而且美国保障措施的实施造成被挤出的大量国际钢铁产品纷纷转向中国市场，从而造成中国钢铁产品大量过剩、贸易秩序混乱等一系列连锁反应。

4.特别保障措施

特别保障措施是专门针对特定国家的歧视性贸易限制措施。截至2012年，中国钢铁产品于2005、2008和2012年分别遭受来自美国、俄罗斯和印度的3起特别保障措施调查。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2005年美国发起的“421特别保障措施案”，美国两家行业协会与七家钢铁生产商联合对来源于中国、德国及土耳其的非合金焊缝钢管提起特别保障措施的申请。同年10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裁定中国标准钢管存在“市场扰乱”行为，随后将该案移交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虽然布什总统最终决定不对中国钢管采取特保措施，但由于该案涉及总统裁量权，并且是中国受到的第一起钢铁特保措施调查，其影响同样不容忽视。

（三）钢铁产品出口贸易摩擦的国别分布

中国钢铁产品出口遭遇贸易摩擦较严重的国家（地区）主要分布在美洲、欧洲和澳洲。在1996-2012年中国钢铁产品受到的147项贸易调查中，来自美国、欧盟、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4个国家（地区）的案件数占总案件数的近一半。其中，美国是中国钢铁产品的主要出口国之一，随着中美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美贸易摩擦也因贸易不平衡而日趋频繁。美国认为由中国进口的钢铁产品对其国内市场的价格造成一定的负面冲击，导致本国钢铁企业产能下降，工人大量失业，因此不断对原产于中国的钢铁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美国是对中国钢铁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最多的国家，1996-2012年美国对华钢铁产品共发起30项贸易救济调查，占总案件数的约1/5之多。

此外，2005年之前印度、泰国、印尼与拉美多国等新兴市场未对中国钢铁产品发起过贸易救济调查，但随着这些新兴市场的崛起，中国钢铁产品已逐渐成为他们的竞争对象，因此2006年以后在诸多对中国钢铁产品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的国家中，这些新兴经济体表现同样较为活跃。尤其是在2009金融危机后，一些新兴经济体受欧美“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政策影响，开始加入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且直指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发展中国家。

三、贸易摩擦对中国钢铁产品出口的影响

（一）贸易摩擦对中国钢铁产品出口影响的理论分析

1.贸易摩擦对出口规模的影响

据Bown和Crowley（2007）关于直接贸易效应的研究，贸易救济措施可能会产生四种不同的贸易效应，即贸易限制效应、贸易偏转贸易、贸易转向效应及贸易抑制效应［22］。其中贸易限制效应（Trade destruction effect）是指，由于贸易救济措施会增加涉案产品的出口成本，一旦被裁定生效并实施，就会直接影响涉案产品从出口国到进口国的贸易流量，明显限制来自出口国的贸易额，对于高税率的贸易摩擦案件更是如此。贸易偏转效应（trade deflection effect）指的是，指控国贸易救济措施的实施致使涉案产品对指控国的出口受到阻碍，造成指控对象国转向第三方市场以减少自身经济损失并维持贸易平衡。贸易转向效应（Trade diversion effect）是指，贸易救济措施的实施刺激进口国从非指控对象国的进口，即由指控对象国进口转向非指控对象国。贸易抑制效应（Trade depression effect）是指，当贸易偏转效应不能抵消贸易限制效应时，指控对象国对外出口贸易总量将有所减少，从而有可能导致指控对象国对原材料等有关产品进口量的下滑。本章将重点分析从指控对象国角度出发的贸易限制效应和贸易偏转效应。

根据贸易限制效应和贸易偏转效应的定义可以看出，两种效应的同时存在使得贸易摩擦对出口规模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贸易限制效应可能导致出口产品被部分或完全挤出进口国市场，从而导致出口规模的缩减。然而，贸易偏转效应可能使得出口产品转向其他国家，从而减少贸易摩擦对出口规模的负面影响，甚至可能扩大出口规模。此外，如果贸易救济措施为针对某国部分企业的反倾销、反补贴等，此类措施的实施会使得该国非涉案企业的关税相对下降，从而刺激该类出口商的出口，同时涉案产品进口价格的上涨同样会刺激该产品生产商的生产和出口商的出口。

2.贸易摩擦对出口市场结构的影响

出口市场结构的过度集中会使出口国的贸易风险增大，过分依赖个别国家，一旦与该国发生贸易摩擦，就会给出口国带来巨大的损失，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与稳定。从出口国的角度来看，理论上贸易摩擦过程中的贸易偏转效应有利于实现涉案产品出口市场结构的多元化。董晓（2009）研究指出，由于贸易救济措施的实施会提高出口国涉案产品的销售成本，该产品在进口国市场的份额相应减少，为了弥补这部分损失，出口国涉案企业不得不开拓新的出口市场，从而促进出口市场结构的调整与优化［9］。此外，与个别国家（地区）贸易摩擦的频繁发生也会使相关企业意识到出口市场高度集中的缺陷，从而致力于开拓其他区域的市场。因此实际上，贸易摩擦对出口市场结构的影响也是贸易偏转效应促成的结果。

3.贸易摩擦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从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来看，贸易摩擦过程有助于刺激相关产品的技术创新，从而提高产品的技术水平和出口竞争力。张小平（2010）研究指出，贸易摩擦对单纯依靠低价格、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出口具有较强的阻碍作用，使一些竞争力弱的企业退出市场，同时迫使未退出市场的企业通过提升产品技术含量、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等办法来增强产品的出口竞争力［23］。一些特殊的贸易摩擦形式如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技术水平有直接的要求，对产品出口竞争力提升有更加明显的作用。

从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来看，贸易摩擦的增多对出口国生产企业和出口企业均会产生优胜劣汰的效应。首先，贸易摩擦将淘汰竞争力相对较弱的中小企业，优化资源合理配置，落后企业的退出对整个产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帕累托改进过程；其次，小企业的退出为相对大型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市场和空间，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大型企业的规模与竞争力将不断扩增，有助于出口国企业与国外同类企业相抗衡以夺得更多的国外市场；最后，贸易摩擦淘汰小型企业并发展大型企业，使得大型企业在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后，能够提高技术水平，取得国际范围内的绝对竞争力。

（二）贸易摩擦对中国钢铁产品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联立方程组模型以系统的视角研究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能够较完整有效地把经济系统中的互动关系表现出来。考虑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互动关系，联立方程模型比单方程模型更加适合用来研究贸易摩擦和产品出口规模、出口市场结构以及国际竞争力之间相互关系，估计效果也更加有效。

1.变量说明

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样本选择从统计资料较为完备的1996年开始，样本区间为1996-2012年，主要变量说明如下：

（1）贸易摩擦案件数量（y）。案件统计包括世界各国（地区）发布的对华钢铁产品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案件，案件状态包括正在调查、仍在实施措施和已终止措施，相关数据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案件数据库。

（2）钢材出口额（ex）。中国历年钢铁产品出口以成品钢材为主，因此以中国历年钢材出口总额代表钢铁产品的出口规模，相关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3）赫芬达尔指数（h）。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简称赫芬达尔指数，是一种测量市场集中度的综合指数，被政府部门与经济学界所广泛使用，本文以HHI指数测算的出口市场集中度来考察出口市场结构的变化，赫芬达尔指数越高说明出口市场结构越集中，反之则说明出口市场越分散。计算公式为：

H=∑（Xi/T）2

其中，H表示出口市场赫芬达尔指数，Xi表示某产品出口到i市场的出口额，T表示该产品出口总规模，考虑指标的可计算性，本文将中国钢材的出口市场分为亚洲、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非洲以及大洋洲六个市场，相关数据来源于宝钢经济研究院数据库。

（4）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TC指数是指一国对某产品进口与出口的差额占两者总额的比例，是研究该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有效方法之一，能够较清晰和直观地反映一国的该产品在国际市场内是否具有竞争优势。

TC指数=（出口额-进口额）/（出口额+进口额）

TC指数取值范围为（-1，1），若TC指数为负值，则表明该类商品不具国际竞争力，且越趋于-1竞争力越弱；指数等于零，说明该商品为产业内贸易，竞争力与国际水平相同；若TC指数为正值，则表明该商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越趋于1竞争力越强。四个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2.平稳性检验

由于本文选取的数据类型为时间序列，因此在回归之前需要对变量平稳性进行检验，以降低伪回归风险。为了减小数据的波动，避免异方差问题，将数据波动较大的变量y与变量ex进行对数处理，相应的对数值分别用lny和lnex表示。数据平稳性检验方法有多种形式，本文主要采用ADF方法对数据是否存在单位根进行分析。检验结果见表2。

表2　变量的ADF检验结果

由表2的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显著水平下，所选取的经济指标原数列均为非平稳序列，并且经过一阶差分后得到平稳序列，即时间序列lny、lnex、h和tc具有一阶单位根，为同阶单整序列。

3.Johansen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对系统中的变量lny、lnex、h和tc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四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表3　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4.联立方程组模型的GMM回归结果及分析

在联立方程组的设定过程中，不能仅考虑本章分析中贸易摩擦对出口规模、出口市场结构以及出口竞争力的影响，还需综合考虑各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张小平（2010）为了检验浙江省贸易摩擦对该省出口规模、对外贸易市场结构以及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分别使用出口额、赫芬达尔指数以及竞争力优势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三个独立的方程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回归结果中的各项参数表明方程整体设定正确［23］。本文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三个多元方程的系统性以及各被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影响，构建由出口规模方程（EX方程）、出口市场结构方程（H方程）和竞争优势方程（TC方程）所组成的联立方程组模型。通过对联立方程中内生变量不同滞后项的统计检验，发现只有滞后一期变量，即lnex（-1）、h（-1）、tc（-1）对被解释变量具有显著影响。基于上述基本思路，构建以下出口规模、出口市场结构以及出口竞争力的联立方程模型，其基本形式如下：

lnex=β10+β11lny+β12h+β13tc+β14lnex（-1）+u1（1）

h=β20+β21lny+β22tc+β23lnex+β24h（-1）+u2（2）

tc=β30+β31lny+β32lnex+β33h+β34tc（-1）+u3（3）

其中，lnex（-1）、h（-1）、tc（-1）分别表示相应变量的一阶滞后项，βij（i=1，2，3；j=0，1…4）分别为相应变量的系数，ut（t=1，2，3）为模型误差项。需要说明的是：联立方程基本模型中选取的解释变量只是根据相关的经济理论与统计检验，反映出其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而联立方程模型设定的合理性则最终取决于实证分析中该模型的估计结果，即根据各统计检验值、显著性水平以及拟合优度等判定方程的合理性。

考虑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极大似然法（ML）等传统估计方法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由于广义矩阵估计法（GMM）是矩阵估计方法的一般化，它允许随机误差项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得到的参数估计量比其他方法更为有效。根据联立方程组模型识别的阶条件和秩条件易知，EX方程、H方程和TC方程均为恰好识别的，因此本文可采用广义矩阵估计法（GMM）通过eviews6.0对联立方程进行参数估计。按照联立方程系统的设定，在估计过程中将出口额、赫芬达尔指数和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三个变量作为模型的内生变量，而其余变量均默认为工具变量。GMM回归估计结果有效的前提是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本文使用Sargan值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下文在实证结果中分别给出了AR（2）统计量对应的P值和Sargan统计量对应的P值以判断GMM回归估计的有效性。表4是联立方程1-3的GMM回归结果参数表。

表4　联立方程模型GMM回归结果

从回归检验统计量来看，Sargan检验的结果说明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即工具变量和误差项不相关。AR（2）检验说明一阶差分后的残差不存在二阶自相关，DW检验值说明残差序列自相关性不严重，综上说明模型的设定基本合理。观察表4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三个方程调整后的拟合优度良好，且三个方程中变量lny的系数均在5%的显著水平下统计显著。整体来看，表4中的GMM回归结果质量较好，可以较为准确地刻画贸易摩擦对中国钢铁产品出口额、赫芬达尔指数以及国际市场占有率的影响。由此，得到贸易摩擦案件数量与出口额、赫芬达尔指数以及贸易竞争优势指数联立方程的具体形式：

lnex=9.9561-0.5118lny-2.5279h+1.8848tc-0.4785lnex（-1）（4）

h=1.037 1-0.031 9lny-0.064 5tc-0.029 7lnex-0.049 5h（-1）（5）

tc=-3.212 3+0.113 4lny+235 3lnex-0.588 6h-0.123 5tc（-1）（6）

从（4）式可以看出贸易摩擦案件数量与钢铁产品出口额呈负相关关系，即贸易摩擦案件数量的增加将导致出口规模的缩减。这说明，贸易摩擦所产生的贸易偏转效应未能抵消贸易限制效应的负面影响，对中国钢铁产品的出口规模产生了显著的压制作用。同时，赫芬达尔指数与出口额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十分显著，而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与出口额之间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则说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同样有助于提升出口规模，这与前文所述的经济理论是基本相符的。

从（5）式可以看出贸易摩擦案件数量与赫芬达尔指数呈负相关关系，即贸易摩擦案件数量的增多将导致出口市场集中度的降低。这说明，贸易摩擦所产生的贸易偏转效应有助于实现中国钢铁产品出口的地理方向多元化，使中国钢铁产品出口市场更加分散与均匀。同时，出口额与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均对赫芬达尔指数产生负影响，即出口规模与竞争力的增大会使出口市场更加分散，但这种作用并不十分显著。

从（6）式可以看出贸易摩擦案件数量与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呈正相关关系，即贸易摩擦案件数量的增多反而导致贸易竞争优势指数的提高。这一结果说明贸易摩擦对中国钢铁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确实存在正面的促进作用，这主要是由于中国钢铁产业在出口贸易摩擦过程中产生的优胜劣汰效应和技术提升效应。同时，出口规模的增加有助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而出口市场集中度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则不是十分显著。

四、总　结

（一）负面影响

1.出口规模的萎缩

钢铁产品出口在调查国市场的萎缩主要由贸易限制效应所造成，贸易限制效应对中国钢铁产品出口到调查国产生了十分明显的抑制效果，在调查国国内的市场份额急剧下降，尤其如美国这样的钢铁产品进口大国，向这些市场出口受挫对中国钢铁产品生产商和出口商均是巨大的损失。虽然出口贸易偏转效应的存在会使中国钢铁产品重新发掘出新的市场，但从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中国钢铁产品出口贸易摩擦所产生的贸易偏转效应未能抵消贸易限制效应，总体出口规模依然会受到贸易摩擦的负面冲击。

2.限制相关企业的发展

频繁遭遇钢铁产品贸易摩擦必然会对中国相关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涉案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都将受到严重的影响，甚至一些竞争力弱的企业难以维持被迫退出国际市场，从而限制了中国相关企业和产业的发展。

3.提高出口贸易的成本

中国钢铁企业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低成本的劳动力和资源，特别是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在较长时间内是中国钢铁行业的成本优势所在。然而从短期来看，无论是征收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专利费还是设置技术壁垒，都会导致中国钢铁产品在对外输出过程中各种费用的大幅度上升，出口成本和交易成本增加，降低中国钢铁产品出口的贸易收益和国际市场竞争力。

（二）正面影响

1.贸易地理方向多元化

钢铁产品出口市场结构的集中和贸易扩张的不平衡，不仅容易引发一些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摩擦，而且不利于中国长期的国际市场开发和提高国际市场占有率的收效。实证分析中相关的GMM回归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中国钢铁产品出口贸易摩擦的增多会降低钢铁产品出口市场的赫芬达尔指数，有助于实现中国钢铁产品出口的地理方向多元化，有利于中国钢铁产品出口贸易的健康发展。

2.优胜劣汰效应

由实证分析结果可知贸易摩擦过程对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存在正面影响，说明中国钢铁产业在长期的贸易摩擦过程中产生了良好的优胜劣汰效应。淘汰竞争力微弱的钢铁企业有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大型钢铁企业的扩张虽可能引致垄断，但一定程度的垄断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却能够提升大型钢铁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此外，钢铁贸易摩擦会激化国内相关企业间的竞争，竞争会使国内钢铁企业时刻保持警惕性，竞争本身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3.促进技术创新

中国钢铁产品出口频繁地遭遇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调查，动辄被调查国课以高关税限制出口，给中国钢铁产业发展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而技术创新可以通过提高中国钢铁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增强其国际竞争力。贸易摩擦的频发会使国内钢铁企业面临优胜劣汰的情势，从而刺激各个钢铁产品生产商积极进行技术创新，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与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并最终提高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

注释：

①本文第二部分的数据均据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数据库整理。

［1］Johnson Harry G.Optimum Welfare and Maximum Revenue Tariffs［J］.The Review of Economic in Studies，1954，19（1）：28-35.

［2］Stern Robert M.Tariffs and Other Measures of Trade Control：A Survey of Recent Developments［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73，11（3）：857-888.

［3］Sherman Richard，Johan Eliasson.Trade Disputes and Non-state Actors New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the Privatization of Commercial Diplomacy［J］.Blackwell Journal Compilation，2006，29（4）：473-489.

［4］Jae W Chung.Effects of U.S.Trade Remedy Law Enforcement under Uncertainty：The Case of Steel［J］.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1998，65（1）：151-159.

［5］Peter Goldstein.U.S.Steel Policy to Provoke Trade Friction ［N］.Kiplinger Business Forecasts，2001-12-21（9）.

［6］Hidetaka Yoshimatsu.U.S.-East Asian Trade Friction：Exit and Voice in the Steel Trade Regime［J］.Asian Affairs：An Americal Review，2003，30（3）：200-217.

［7］James P Durling.The Trade Effect Associated with An Anti-dumping Epidemic：The Hot-rolled Steel Market［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6，22（3）：675-695.

［8］Chad P Bown.How Different are Safeguards from Antidumping Evidence from U.S Trade Policies toward Steel［R］. World Bank Research Group，2013.

［9］董晓.我国钢铁产品贸易摩擦效应、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09.

［10］田晖.我国钢铁产品贸易摩擦现状及对策研究［D］.北京：北京工商大学，2010.

［11］刘军.国际反倾销与中国钢铁对外贸易问题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2.

［12］佟福全.协商仍为上策——美国钢铁贸易摩擦及解决途径［J］.国际贸易，2002（4）：27-30.

［13］沈瑶，李浩妍.国际钢铁贸易摩擦迭起之原因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2003（6）：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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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兵］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mpact of Trade Friction on China's Export of Steel Products

WANG Wu-yi1，TENG Wei-ran1，LIU Peng2
（1.School of Business，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Maanshan 243002，China；2.Shanghai Zhengsheng Investment Co.Ltd.，Shanghai 200051，China）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teel industry and the changes of world economic environment，the trade friction related to China's steel products is increasingly showing a fierce trend.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tuation of trade friction in China's export of steel products，and makes a detailed study on the impacts of trade friction on China's export scale，market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steel products by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es.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impacts of trade friction as follows： The negative impact is to reduce export scale，place restri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enterprises and raise the cost of export trade.The positive impact is to promot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rade geographic direction，lead to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effect and advance technology innovation.

trade friction；China's export of steel products；trade remedy；simultaneous equations model

刘鹏（1980-），男，安徽怀宁人，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钢铁产业贸易。

F752；F407.31

A

1007-5097（2015）01-0088-07

2014-09-16

安徽工业大学与上海正晟投资有限公司合作基金项目（RD13208003）

汪五一（1966-），男，安徽怀宁人，教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钢铁产业贸易与国际化；

滕蔚然（1988-），女，安徽繁昌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钢铁产业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