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忠富，刘平阔

（华北电力大学 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北京 102206）

·经济观察

交易成本、治理成本与边界选择：制度变迁中煤电交易的博弈问题

谭忠富，刘平阔

（华北电力大学 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北京 102206）

文章定义了交易—治理总成本，利用制度变迁演化博弈分析和交易成本离散结构分析，对中国煤电交易的经济行为及边界选择的问题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理论层面，煤炭企业和火力发电企业进行策略选择时，交易成本和治理成本是双方做出有效选择的基础；技术层面，煤、电企业在选择“购买”或“生产”的问题时，不仅要根据概率和成本等信息做出交易决策，还要根据企业的专用性资产现状，分析长期交易的成本节约问题；现实层面，当煤炭企业和火力发电企业的专用性资产发生变化时，随着制度变迁，策略选择会体现三种趋势，即市场制、混合制和层级制。并据此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演化博弈分析；离散结构分析；边界选择；煤电交易

［DOI］10.3969/j.issn.1007-5097.2015.01.013

一、引　言

中国煤电交易的边界选择问题即为“购买”或“生产”的决策问题；制度变迁过程可体现“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一般地，“购买”和“销售”通过“市场制”的治理结构得以实现；“生产”即是企业行为，通过“层级制”的治理结构实现；其他的情况则需要通过“混合制”的形式影响煤炭企业和火力发电企业的交易行为和分布。

中国正处于重化工业期和经济转型期，能源的需求和消费量出现持续增长的趋势。在持续增长的能源消费中，煤炭消费的增长占比较大。煤炭可满足中国60%以上的一次能源消费；其产量所占的份额约占能源生产总量的75%以上。这种能源消耗格局使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公平与煤炭产业的发展关系密切相关。火力发电企业又是耗煤大户。中国目前的电力结构中，火电占总装机容量的70%以上，中国发电用煤的消费量占全国煤炭销售总量的60%左右，计划内电煤的供应在主要电力企业的煤炭需求中占比约80%。近年来，由于煤价波动，煤、电企业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煤电联营”成为政府、企业和学术界讨论的焦点。但是，“煤电联营”应选择何种方式？交易边界如何界定？最终可安排怎样的治理结构？成为一个盲点。

本文针对上述问题，基于制度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中国煤电交易的边界选择问题进行研究。通过演化博弈分析和离散结构分析，从时间发展和资产专用性的角度，分析“购买”或“生产”的决策问题。文章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论述和评价；第三部分提出基本假设，并构建基础模型；第四部分针对交易边界的选择问题，进行制度变迁的演化博弈分析；第五部分界定资产专用性，对交易边界的选择问题作离散结构分析；第六部分是文章的结论部分。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对煤、电产业的研究多集中于个别协调工具（市场、企业、制度和契约）对煤电矛盾、能源价格以及“煤电联营”等问题的影响［1］：

首先，国外学者基于煤、电市场研究了市场力、价值链、环境政策和气候政策［2-4］，国内学者则主张优化煤炭市场和电力市场，分析市场集中度、定价机制和产业链［5-7］。在煤炭市场中，煤炭价格不仅受到国际能源价格的影响［8］，而且受到国内不同因素的影响，如发电企业买方市场集中度、经济增长的模式等［9-10］。由此导致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更使煤电交易存在矛盾［11］。如何解决市场中的“煤电之争”？徐斌（2011）认为在不同的市场背景下，解决煤电矛盾的办法是不同的［12］。煤炭市场中，既要建立必要的电煤应急储备，以防止煤价波动［13］，又应形成可行的电煤产运需衔接新机制，以加快推进煤炭资源整合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完善交易市场建设和推进配套相关行业改革［14］；另外，加强煤电企业供应链合作是必要的［15］，应构建中国煤电产业链在需求波动条件下的纵向安排与政府规制的框架，以界定近期与远期基于产业链的煤电价格最优规制模式［16-17］，才可防止由于中国煤电企业供应链市场结构而导致煤电价格传导机制的失效，并加快电力企业市场化改革［18］。

其次，有的学者认为煤电一体化企业存在诸多问题［19-21］。煤电一体化可使煤、电企业由竞争关系转为合作关系［22］。但是，煤电一体化的过程既存在资源配置低效率、产能过剩、煤电建设不同步、产权配置不合理和资金实力不对等的问题［23］，又存在激励及导向政策不明确、煤电双方对介入的领域不熟悉、体制及外部条件存在限制的问题［24］，所以，Joskow（1985）研究了影响煤、电企业关系的因素，并分析了交易可以通过纵向一体化的形式而进行的原因，但是他认为纵向一体化具有不经济性［25］；赵连阁也（2009）认为煤电联动机制作为一种行政手段只能是经济转轨时期的权宜之计，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煤电企业利益之争［26］，一体化也不能完全消除煤电产品定价冲突的实质。

最后，一些学者对的研究重点是体制、规制和政策。制度决定经济绩效［27-28］。中国煤电产业链价格机制失效存在体制原因，以电价倒推来确定电煤基准价格并对电煤价格实施区间规制，应可作为近期内解决煤电矛盾的可行方案［29］。政府在对其制定规制政策时必须基于中国煤电产业链受到内生的纵向外部性和外生的需求强波动性［17］。王保忠等（2012）基于经济学观念、行业竞争公平观念和可持续发展观念，建议制定解决煤电冲突问题的近期和中长期政策，认为电煤市场失灵即电煤供求不能随着市场均衡价格变化而调整从而形成价格稳定机制是电煤价格持续大幅度上涨并导致煤电之争的根本原因［30］。叶泽等（2013）则认为煤电之争实际上是政府经济社会目标与电价政策选择的内在冲突［31］；于左等（2010）也从政策冲突视角，分析了六项助推中国煤电关系紧张政策冲突因素，并提出了解决中国煤电关系紧张问题的政策思路［32］。

综上所述，目前的研究多规避了煤电交易的边界选择问题。离散结构分析由Simon（1978）引入［33］，用以比较经济组织；随后，Williamson（1991）［34］对离散结构分析的构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①。在理论的实践方面，刘冰（2010）认为专业化经济可以带来长期平均成本节约，整合化经济可以产生交易成本节约，两条成本节约曲线的交叉点决定了煤、电纵向交易关系最优形式的选择［35］。经济转型和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分析电煤的“购买”或“生产”的决策问题，既对产业发展过程的战略规划具有时效作用，又对政府制定产业发展政策促进市场化改革进程具有现实意义。

三、基础模型构建

（一）假设条件

假设1：煤炭企业和火力发电企业均是有限理性的。一方面，演化博弈中的“有限理性”决定了博弈群体中，煤炭企业和火力发电企业不可能通过一次博弈就找到最优的均衡点；另一方面，契约经济学中的“有限理性”体现了煤、电企业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做到主观上追求理性，且有限理性可导出最小化煤电交易成本的动机。首先，由于煤、电企业的感知认识能力限制，包括企业在获取、储存、追溯和使用信息的过程中不可能做到准确无误；其次，则是来自沟通上的限制，因为煤、电企业在以对方能够理解的方式通过语句、数字或图表来表达自己的知识或感情时是有限制的，语言上的限制会使双方在行动中受阻。所以，有限理性可视为Savage理性的缺失或退化。

假设2：煤电交易过程中存在资产专用性问题。与煤电交易相关的专用性资产形式包括：“地点专用性”体现于火力发电企业采购后通过铁路、船运或公路等方式将煤炭运至发电厂，但部分火力发电企业会选择建设“坑口电厂”以节约库存成本和运输成本。若交易地点确定，相应的资产也高度固定。“物质资产专用性”既涉及火力发电企业，也涉及煤炭企业。交易双方为了适应煤电（特定）交易而进行的专用性的机器设备投资。如果机器设备被挪用，其价值将大幅度降低。电厂建设时，锅炉设备的型号已规定了所需燃煤的类型。如，煤的挥发分、水分、硫分、灰分和发热量都会影响锅炉的功率。电厂一旦建成，就会存在“套牢”（或“锁定”）问题。所以物质资产专用性与“敲竹杠”和机会主义行为之间高度相关。“专项资产”是为了增加其一般生产能力，以向特定火力发电企业销售大量电煤，企业进行的分立投资。一旦契约提前终止，煤炭企业会出现产能过剩而使生产力闲置。

假设3：煤电生产和火力发电在技术上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若将煤炭企业作为大用户（不考虑电网企业），煤炭企业为火力发电企业提供燃料，火力发电企业为煤炭企业提供工业用电：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由于供求关系，自然连续的生产过程决定了煤炭产业和火力发电产业的有效结构，此时连续性生产过程存在共同所有权意义。煤炭企业和火力发电企业的“联动”效果是否显著，重要的指标包括：①在物理和技术上可实现的能耗节约；②在经济上可实现的成本节约。

假设4：煤炭企业和火力发电企业进行交易时，决定边界的经济参数为各自的交易成本和治理成本。由于煤炭产业和发电产业的能源产品价格受政府管制或国际能源价格不确定性的影响，其收益函数的决定变量仅为煤炭和电力的交易量。若中国经济发展可持续稳定增长，在不出现重点技术进步的前提下，中国电力产品的年消费量的增长是可预测的，则电煤消费量也是可被合理规划的。所以在交易量既定的情况下，本文选择成本作为影响双方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

（二）成本模型

1.交易成本

形成交易成本的原因包括人为因素（机会主义、有限理性）和属性因素（交易频率、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等）。交易成本包括信息租金、行为成本（谈判成本、缔约成本、违约成本与执行成本等）、规制成本（监管成本以及其他相关成本）和运力成本等。Williamson（1989）认为“成本节约”是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主要问题，且由于治理结构的不同而发生改变［36］。

2.治理成本

根据交易的基本属性，可将治理成本分类为激励成本、控制成本、决策成本以及风险分担成本等。治理结构中，层级制治理成本曲线的截距高于混合制和市场制治理成本曲线的截距，其原因是层级制会引起附加的官僚成本，却未相应增加相应的收益，且随着资产专用性程度的增大，由于协调适应性（C）的边际限制，一阶最优使得层级制的协作性优于混合制和市场制的协作性［27］。

3.总成本函数

朱羿锟（2001）认为治理效率最优，客观上要求交易成本与治理成本之和最小化［37］。无论选择怎样的治理结构，煤炭企业和火力发电企业的生产成本均各自保持不变。所以本文的建模过程将忽略生产成本，根据交易成本经济学一般性理论，建立交易-治理总成本函数：

TC=TrC+GC（1）

其中，TC表示煤电交易边界中涉及的总成本（除生产成本以外）；TrC表示交易成本；GC表示治理成本。

四、演化博弈分析

（一）支付矩阵

令x为火力发电企业选择“购买”煤炭的概率；（1-x）为其选择“生产”煤炭的概率。y为煤炭企业选择“购买”电能的概率；（1-y）为其选择“生产”电能的概率。表1为煤、电博弈双方的支付矩阵。

表1　不同策略下双方的支付矩阵

其中，TC1、TC3、TC5、TC7和TC2、TC4、TC6、TC8分别是煤、电企业的交易-治理总成本，并假设取值均大于0，且不相等。

（1）火力发电企业的成本期望函数：

（2）煤炭企业的成本期望函数：

（二）复制动态方程的演化稳定策略求解

1.火力发电企业的复制动态方程

2.煤炭企业的复制动态方程

（三）火力发电企业与煤炭企业群体稳定性

图1给出煤、电企业各自成本比较的四种不同的情境：

图2中面积SOCDA表示群体向点O（0，0）演化的概率，如公式（12）所示；SBCDA表示群体向点B（1，1）演化的概率。若鞍点D（y*，x*）越趋近均衡点O（0，0），则SOCDA的面积就会越小，系统向O（0，0）演化的激励性程度也就会越小；此时，系统向B（1，1）演化的激励性程度将增加。所以可以通过分析影响SOCDA面积的大小间接分析演化路径的影响因素。

图1　四种情景下的复制动态及稳定性

图2　群体复制动态及稳定性

五、离散结构分析

（一）资产专用性

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交易是基本分析单位［38］。据此区别交易的关键维度，包括交易发生的频率、不确定性以及资产专用性程度。Williamson（1979）认为资产专用性的程度是最重要的问题［27，39］；Joskow（1987）［40］也认为资产专用性提高了所有治理结构的交易成本②。

若设定煤电交易-治理总成本是资产专用性和一组外生变量的函数，则令：

其中，M、X和H分别表示市场制、混合制和层级制的总成本；k表示专用性资产；θ为函数的转移参数向量。根据Williamson（1979）［27］的分析可知：

其中，公式（16）说明由于存在自适应性（A），层级制的内部组织管理成本大于混合制的组织成本，但均高于此时市场组织成本。由此可知，市场制治理曲线的截距小于混合制治理曲线的截距，且均小于层级制治理曲线的截距。公式（17）反映了随着资产专用性程度的增大，由于协调适应性（C）的边际限制，一阶最优使得层级制的协作性优于混合制的协作性，且均优于市场制的协作性。如图3所示，k1和k2分别为M、X相等和X、H相等时的专用性资产。

图3　治理结构选择的成本曲线分析

（二）煤电交易的总成本的值域

根据Williamson（1979）的分析［27］，设定指数形式的总成本函数，得：

其中，α、β和θ为经济参数，则根据图3可知：

若假设βM=βX=βH=β，其中，β为常数，则：

图4给出煤、电企业策略组合成本之和比较出四种情况：

图4　煤电交易边界选择中总成本包络曲线

（三）演化博弈分析与离散结构分析的关系

（1）两种分析方法均可判断煤电交易的边界选择问题。但是，演化博弈分析适用于煤炭企业和火力发电企业规模不变时的经济决策；离散结构分析适用于煤炭企业和火力发电企业专用性投资随时间而增加时的策略选择。

（2）演化博弈分析在选择煤电交易边界时，比较的是煤、电企业各自的交易-治理总成本；离散结构分析在选择煤电交易边界时，比较的是煤、电企业在每一种策略组合中的成本之和。

（3）演化博弈分析中的交易成本和治理成本直接影响煤、电企业交易边界的选择；离散结构分析中的交易成本和治理成本通过影响治理结构的选择，间接影响煤、电企业交易边界的选择。

六、结论及政策含义

（一）结论

一方面，世界能源价格和中国能源强度进一步上涨和提高的趋势，中国面临着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等几个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地缘政治、美国货币宽松政策和欧债危机蔓延的不确定性以及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上中国的碳减排承诺，使得中国的能源经济问题日益突出。“市场化改革”问题得到了大量理论研究的重视。但这些研究会忽略煤电交易的边界选择问题，致使其政策建议无法满足实践的需要。所以，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

（1）煤炭企业和火力发电企业进行策略选择时，交易成本和治理成本是双方做出有效选择的基础。首先，基于演化博弈分析可知，演化稳定ESS不仅受到煤、电双方策略概率的影响，也受到双方成本的限制。原则上，当煤炭企业选择的策略既定时，火力发电企业会比较“购买”和“生产”煤炭所带来的成本的大小，从中选择成本较小的交易边界；煤炭企业的决策过程亦然。但是，由于成本的限制，可能导致博弈过程不存在博弈稳定策略ESS。其次，基于离散结构分析可知，决定交易-治理总成本的大小是交易双方的专用性资产。资产专用性会先决定煤、电企业进行交易的治理结构，在此基础上，交易成本和治理成本的大小才具有比较性。此时双方的策略组合所决定成本之和才能体现交易的效率问题和企业间的公平问题。

（2）煤、电企业在选择交易边界问题时，不仅要根据概率和成本等信息做出交易决策，还要根据企业的专用性资产现状分析长期交易的成本节约问题。“成本节约”的效应体现于所选成本最小化的策略组合与其他三种策略组合产生成本之间的差值。为了防止出现企业间无效的“寻租”行为和无效的“租金耗散”现象，对企业的专用性资产的属性、份额和未来的投资性质进行合理评价和规划是选择“购买”或“生产”的必要前提。当煤炭企业和火力发电企业的专用性投资增加，致使关系专用性资产增大时，煤电双方应先根据各自专用性资产实际情况，判断交易-治理总成本所处的分布，再分析双方的损益，形成各自的策略，最终建立博弈的支付矩阵。群体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ESS的激励性程度可体现双方交易行为的收敛方向。

（3）当煤炭企业和火力发电企业的专用性资产变化时，随着制度变迁会体现三种趋势：①策略组合（b，b）的交易边界体现煤炭现货市场的一般形式。当市场煤价和电价可作为有效的信号和统计工具，煤电交易双方便可自发地进行调节。此时，若可实现交易成本和治理成本最小化，市场依然是最有效的治理结构和协调工具。②策略组合（b，p）和（p，b）体现混合制中的关系型契约形式。当专用性资产在一定范围内，为了实现成本节约，可选择不完备契约或特殊经营许可证等形式。③策略组合（p，p）的交易边界说明了煤炭企业选择了“向前一体化”、火力发电企业选择了“纵向一体化”进行电能和煤炭层级制化的“交易”，即组织内部控制。

（二）政策含义

根据本文的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1）政府层面，应构建科学合理的资产评估体系。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实现社会公正，政府应组建相应的国有资产评估专项机构，尤其是界定关系专用性投资和关系专用性资产，并形成配套的评估机制，以保证国有资产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共福利最大化。

（2）企业层面，应构建科学合理的信息管理体系。不仅要保证供应链上下游的企业间策略信息的公开和透明，以提高决策“公平性”，还要界定生产成本、交易成本和治理成本的规范范围，完善各自的成本核算体系，以提高决策“效率性”。

（3）体制是改革的基础。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选择合理的煤电交易边界、安排有效的治理结构、设计配套的运行机制，应是煤炭市场化改革和电力市场化改革中的首要问题。在此基础上，分析“价格联动”、“投资联动”和“规模联动”等问题才具有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

（4）在交易边界的选择时，应根据资源禀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企业生产规模、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等因素，选择适应性强的治理结构作为交易的边界。由于存在以上的制约因素，所以中国现阶段的煤电交易应在三种治理结构中进行。

唯其如此，才能保证制度安排和政策框架设计的可行性，且从根本上保证中国煤炭市场化改革和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有效性。

（三）局限与展望

本文讨论了煤电交易的边界选择问题，从交易-治理总成本的角度，分析了煤电交易的制度变迁演化博弈过程。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可提供一套科学合理的理论体系，指导煤、电企业针对煤电交易，做出有效的策略选择。但研究过程还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成本函数的设定时，仅考虑专用性资产因素，并未考虑煤电交易的频率和不确定性等因素。其次，并未讨论煤电交易过程中的煤、电价格的定价机制和价格调节问题。最后，实证数据的不可得性和缺失，制约着对本文论证进行的验证过程。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也未对煤炭企业与火力发电企业的交易过程的匹配问题进行论述。未来的研究工作会针对以上问题，逐步进行深入研究。

注释：

①Williamson首先认为企业不仅是市场的简单延伸，而且还运用了不同的手段，其次解释契约法之间的差异对每一种治理形式提供了关键性法律支持，最后关注了一阶最优的问题。

②Riordan认为只有当节约的生产成本和增加的收入大于附加的除生产成本以外的总成本时，才可保证更多的专用性。

④2013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对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的决定，修改后将对煤炭行业取消煤炭生产许可证和煤炭经营资格证。双证的取消对火力发电企业是一种激励：进入煤炭产业。

［1］沈小龙，贾仁安.我国煤电价格联动机制研究——基于系统动力学的视角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2（11）：23-24.

［2］Johannes Trüby.Strategic behaviour in international metallurgicalcoalmarkets［J］.EnergyEconomics，2013，36：147-157.

［3］David A Riker.International coal trade and restrictions on coal consumption［J］.Energy Economics，2012，34（4）：1244-1249.

［4］C Haftendorn，C Kemfert，F Holz.What about coal？Interactions between climate policies and the global steam coal market until 2030［J］.Energy Policy，2012，48：274-283.

［5］潘克西，濮津，向涛.中国煤炭市场集中度研究——中美煤炭市场集中度比较分析［J］.管理世界，2002（12）：77-88.

［6］刘振秋，唐瑱.关于当前煤电价格矛盾的再认识——兼论电价改革与电力体制改革的关系［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9（1）：12-14.

［7］张明文，李莉，谭忠富.中国煤电产业链的协调发展及其相关问题分析［J］.华东电力，2009（2）：213-216.

［8］Aleksandar Zaklan，Astrid Cullmann，Anne Neumann，et al. The globalization of steam coal markets and the role of logistics：An empirical analysis［J］.Energy Economics，2012，34 （1）：105-116.

［9］叶泽，陈星文，蔡建刚.电煤市场中买方市场集中度对均衡价格的影响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2（2）：68-78.

［10］白让让.买方主垄断：政府规制与电煤价格的长期扭曲［J］.世界经济，2009（8）：83-96.

［11］刘希颖，林伯强.改革能源定价机制以保障可持续发展——以煤电联动政策为例［J］.金融研究，2013（4）：112-126.

［12］徐斌.中国煤电纵向整合的政策选择与协调［J］.经济体制改革，2011（5）：26-30.

［13］杨贺，刘金平，聂锐.我国电煤应急储备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J］.经济问题，2012（2）：66-69.

［14］薛健.电煤市场化改革对煤炭产业的影响与对策［J］.宏观经济管理，2013（5）：62-64.

［15］赵晓丽，乞建勋.供应链不同合作模式下合作利益分配机制研究——以煤电企业供应链为例［J］.中国管理科学，2007（4）：70-76.

［16］于立宏，郁义鸿.基于产业链效率的煤电纵向规制模式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6（6）：5-13.

［17］于立宏，郁义鸿.需求波动下的煤电纵向关系安排与政府规制［J］.管理世界，2006（4）：73-86.

［18］桂良军，谷增军，乔英伟.基于政府规制的我国煤电企业收益协调机制设计［J］.中国软科学，2012（7）：159-168.

［19］Joseph P H Fan.Price uncertainty and vertical integration：an examination of petrochemical firms［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00，6（4）：345-376.

［20］Enrique Loredo，Eugenia Suárez.The governance of transactions：Joskow's coal-burning generating plants example revisited［J］.Energy Policy，2000，28（2）：107-114.

［21］王进强，张明玉，曹卫兵.推进煤电一体化促进能源工业又好又快发展［J］.管理世界，2009（4）：175-176.

［22］杨彤，时如义，康长安.煤电一体化的不利影响及防范措施［J］.中国煤炭，2013（3）：17-19，52.

［23］朱大庆，欧国立.煤电一体化的若干问题与政策建议［J］.宏观经济管理，2013（7）：67-71.

［24］刘虹.煤电一体化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宏观经济管理，2012（8）：53-55.

［25］Paul L Joskow.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long-term contracts：The case of Coal-burning Electric Generating Plants ［J］.Journal of Law，Economics，&Organization，1985（1）：33-80.

［26］赵连阁.中国煤电定价实践、理论及其规范研究［J］.经济学家，2009（11）：30-36.

［27］Oliver E Williamson.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79，22（2）：233-261.

［28］谭荣，曲福田.中国农地发展权之路：治理结构改革代替产权结构改革［J］.管理世界，2010（6）：56-64.

［29］于立宏，郁义鸿.纵向结构特性与电煤价格形成机制［J］.中国工业经济，2010（3）：65-75.

［30］王保忠，何炼成.对我国煤电冲突问题的再认识［J］.经济纵横，2012（5）：36-39.

［31］叶泽，何姣.“煤电之争”的根源及治理对策［J］.中国软科学，2013（6）：142-153.

［32］于左，孔宪丽.政策冲突视角下中国煤电紧张关系形成机理［J］.中国工业经济，2010（4）：46-57.

［33］Herbert A Simon.Rationality as process and as product of thought［J］.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s，1978，68（2）：1-16.

［34］Oliver E Williamson.Compa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The Analysis of Discrete Structure Alternatives［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1，36（2）：269-296.

［35］刘冰.煤电纵向交易关系：决定因素与选择逻辑［J］.中国工业经济，2010（4）：58-68.

［36］Oliver E Williamson.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C］.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1989.

［37］朱羿锟.论治理成本［J］.中国工业经济，2001（8）：61-64.

［38］John R Commons.Law and economics［J］.Yale Law Journal，1924，34（4）：371-382.

［39］John J Gonzales.Efficiency aspects of electric utility coal operations［J］.Energy Economics，1982，4（2）：127-133.

［40］Paul L Joskow.Contract Duration and Relationship-Specific Investments：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oal Market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7，77：168-185.

［责任编辑：张青］

Transaction Cost，Governance Cost and Boundary Decision：The Game between Coal Enterprises and Thermal Power Enterprises in Institutional Changes

TAN Zhong-fu，LIU Ping-kuo
（Research Institute of Energy Environmental Economics，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Beijing 102206，China）

The paper，by defining the total cost of transaction-and-governance and employing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and discret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ransaction cost in institutional changes，makes a study on economic behavior and boundary decision between coal enterprises and thermal power enterprises in China.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ory，transaction cost and governance cost are the basis for two types of enterprises to make valid decisions when choosing the boundary.In technology，when making“make-or-buy”decisions，both sides need not only to calculate the probability and cost to make trading decisions，but also to solve the long-term cost-saving problem according to specific assets of enterprises.In reality，when the specific assets of both coal enterprises and thermal power enterprises vary along with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s，tactic decisions will reflect three trends，namely the market，the hybrid and the hierarchy.Finally，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evolutionary game analysis；discrete structural analysis；boundary decision；transaction between coal and thermal power enterprises

刘平阔（1989-），男，内蒙古赤峰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优化理论与技术经济决策，电力经济管理，数量模型分析与决策。

F224；F206

A

1007-5097（2015）01-0073-08

2014-10-1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273090）

谭忠富（1964-），男，吉林长岭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电力经济，能源经济，技术经济及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