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实现和维持中速经济增长对中国至为重要。中国需要新的经济政策来提供足够的增长和发展新动力。人们可以把目前的内部“众创”和外部“一带一路”视为是中国经济政策的两个新主体。

把政府支持和推动的“众创”运动，可视为新的经济分权运动，并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众创”政策的理性。

首先，就是要实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主题，即市场化。市场化并非只要政府退出市场，就会自动到来那样简单。在中国的制度环境里，市场化必须由政府来推动。现在的问题是必须找到市场化的突破口。很显然，这次选择了金融市场化。这也是三中全会所确定的目标。

其次，在改革旧体制方面，尽管有顶层设计和集权，但仍然困难重重。改革国家控制的金融部门，一直是改革的一个重点，但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中小型企业的发展，仍然难以从国家金融系统中得到足够的资金。因此，通过金融分权，在社会筹资成为必然。

再次，金融改革也是让社会来分担风险的必要之举。国有银行不敢向中小型企业提供足够的资金，从其自身的角度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小企业是创业的主体，但其中很大部分会在竞争中失败而退出市场。国有银行当然不想承担这种失败的经济成本。从这个角度来说，融资的社会化既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也是经济风险社会化的工具。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要通过“众创”运动来推动新的创业潮，培养新一代企业家。中国社会目前的企业家主体，是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1990年代经济分权（“下海潮”）之后成长起来的。这两个企业家群体现在已经上了年纪，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不再有创业的冲动，而逐步演变为消费群体。也有些因为知识结构等原因，在产业升级和转型方面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而所谓的“富二代”的问题更大，很难找到几个有能力、使得人们看到前途的接班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非常有必要通过一些政策工具，来发现和培养新一代企业家。今天，中国政府鼓励包括大学、研究院（所）和政府部门的人再次“下海”，加入大众创业潮流，希望未来一代的很多企业家，会从这个创业运动中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