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晓光

摘要：《两都赋》的成功是以五德终始学说为基础的，与班固家族的学术及政治信仰密切相关。五德终始理论兴于战国而风行于两汉，班固以新五德终始学说建构了自己的历史观，因此在《两都赋》中以“汉家火德”的标准去检视两都之得失，确立了东都“协于火德”的结论，从道德层面判断了两都的高下。五德终始理论源于河洛之地，洛阳具有统合天道圣统的象征意义，《两都赋》的落脚点便是唯有定都洛阳方可颁德行运，从地理层面证述了洛阳超越长安的正统之优势。前后两层，相辅相成，寄寓了作者施行德政的人文理想。

关键词：两都赋；五德终始；火德；德政

中图分类号：I207. 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5）05-0176-07

《两都赋》是汉代京都大赋的代表之作，刘勰赞其“明绚雅赡”，但此前晋人刘逵却以为“班固《两都》，理胜其辞”，两者观点造成“辞”与“理”的对立。《两都赋》绮丽辞藻向为后世所推重，但其内涵的“理”却不为人明确抽绎，而之所以“胜其辞”更无探寻，这就需要我们从深广的背景来考察其中的蕴蓄，揭示《两都赋》成为经典的原因。

一、五德终始：《两都赋》的叙述策略

光武帝刘秀重建汉政权之后，弃旧都长安而定都洛阳，“都雍”还是“都洛”成为了东汉前期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议题，此为《两都赋》创作之背景。就中国历代政权考察，定都之所必为形胜之地，无疑在这一点上长安是远胜洛阳的，汉初张良、娄敬等劝说高祖定都关中而放弃洛阳时已有详述。班固创作《两都赋》的目的是通过《东都赋》来推尊洛阳，但著名史家劳干先生却指出：“班固的《东都赋》实际全部都是不相干的话，洛阳的精彩部分，比起长安来，实在是一无所有”，此论主要基于两地的地形而言。那么同为史家的班固是如何来跳过地理层面而阐扬自己主张的呢？《两都赋序》称其应对“有陋雒邑之议”的办法是“折以今之法度”，实际而言，班固选取了两汉之际影响甚为巨大的新五德终始说作为评判的标准，从神学、天统的高度对两都优劣进行了新的判断，而这一点恰为时人所宗仰。《东都赋》结语云：“今论者但知诵虞夏之《书》，咏殷周之《诗》，讲羲文之《易》，论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浊，究汉德之所由”，陈苏镇认为，“东汉的建立，意味着‘汉德复兴，而在东汉人看来，‘汉德，就是‘尧德。”《文心雕龙·诠赋》称：“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显然是对其富艳辞藻进行的概括，但西晋时人刘逵早巳指出“班固《两都》，理胜其辞”，表明《两都赋》所论之理的重要性超过了行文的华丽，其观点堪称卓见。实际而言，“尧德”即“火德”，班固作《两都赋》之目的便在“究‘火德之所由”，即刘逵着意的“理”之所在。

五德终始说是以“五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五行”之说源于《尚书·洪范》，本是简单叙述金、木、水、火、土五种要素之特性，至战国邹衍则将其与政治结合起来，用五行相克来说明王朝更替，是谓旧五德终始说，汉武帝据此定汉家为土德，太初元年（前104）夏五月，颁令改制，“色上黄，数用五”，“数用五”张晏注日：“汉据土德，土数五，故用五，谓印文也。”其历史系统为：黄帝（土德）← 夏（木德）←商（金德）←周（火德）←秦（水德）←汉（土德）。蒋重跃认为，“五德终始说实质上是一种历史正统观，其主要目的是为王朝更迭提供合法依据。战国中期邹衍创立此说；……西汉中后期禅代之说再起，刘歆根据五行相生关系重新排列古代帝王系统，创立新五德终始说”。本质而言，五德终始说虽有从旧到新的转变，其意义均在于为当下的统治者提供统治合理性的神学依据。据《汉书·律历志》记载，经过刘歆整理的与新五德终始说相适应的新的古史系统为：

太昊（木德）→炎帝（火德）→黄帝（土德）→少量（金德）→颛项（水德）→帝喾（木德）→唐尧（火德）→虞舜（土德）→夏禹（金德）→一商汤（水德）→周武王（木德）→汉高祖（火德）

赢秦无德，故不在循环之列。西汉后期新说出现后，汉家政权的支持者认为当今汉政权应天道为“火德”，且“汉家尧后”，刘汉政权神圣不可侵犯；意欲颠覆汉家统治而为王莽篡位造势者则以为汉为“火德”，王莽居“土德”，火生土，王莽篡汉符合天意。两汉之际，新五德终始说影响十分巨大，光武帝亦不得不利用《赤伏符》所谓“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的谶语而在臣子的拥戴之下登上帝位，全盘接受了汉为火德的观念，并于建武二年（26）正月壬子“始正火德，色尚赤”，正式将汉家之德确定为“火德”，改变了武帝时依据旧五德终始说确立的“土德”，是谓“汉家改德”。与此同时，拥护汉家统治的儒生多以汉家火德、汉承尧运为号召来重新确认汉家政权的正统性，如郅恽上书王莽劝其退位说：“汉历久长，孔为赤制”；苏竞《与刘龚书》称：“孔丘秘经，为汉赤制”，“火德承尧，虽昧必亮”；窦融身边的“智者”皆曰：“汉承尧运，历数延长”，冯衍《说鲍永》亦以为“社稷复存，炎精更辉”，所谓尧、赤、炎等所指为“火德”，一时称述“汉德”者众，班固《东都赋》所谓“罕能精古今之清浊，究汉德之所由”实与此同义。

按邹衍创立五德学说之意，则是源于“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因此“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其目的则是为统治者配以五行之德，而五德之性各不相同，需要根据自己所应之德制定相应的治国策略。如秦始皇按旧说以为秦为水德，因此其治国“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索隐》曰：“水主阴，阴刑杀，故急法刻削，以合五德之数”，旧五德终始说之原理即是如此，而新说亦当遵守“五德转移，治各有宜”之原理，如桓帝时荀爽言：“汉为火德，……故其德为孝”，灵帝时卢植言：“臣闻汉以火德，化当宽明”，因此光武帝据新说而立“火德”，汉之正统则将决于“火德”之“宜”。唐人李庾的《两都赋序》实际早已指出了班固创作《两都赋》的时代背景为“王道升平，火德丕赫”，所以班固之目的正在颂述汉家“火德”，与邹衍“治各有宜”的思想吻合。

新五德终始说与班氏家族的学术传统关系实际十分紧密。班固《汉书·高帝纪赞》写到：

是以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尧）……”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

《汉书》此论实与班彪《王命论》的思想一脉相承。光武帝刘秀即位之初，天下尚未一统，班彪流落西土，依附隗嚣，隗嚣拥兵自重，有称帝之野心，班彪乃作《王命论》给予警告，写到：“是故刘氏承尧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据火德，而汉绍之，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章赤帝之符”，此为《汉书》所本。班固为歌颂汉德作《典引篇》，李贤注日：“典谓《尧典》，引犹续也。汉承尧后，故述汉德以续《尧典》”，全然以新五德终始说为立论之基，这是班氏父子文章制作一以贯之的，因此班固作《两都赋》以颂汉家“火德”就是情理之中的了。

二、火德主礼：《两都赋》的鉴评轩轾

通观《两都赋》之结构，何焯论《东都赋》时以为“前赋分叙，此赋总括”，并明确指出《西都》“首述形势田里之饶，中言官室之盛，末言田游之乐”，而《东都》“文气谨严，不作一冗散之笔，真有冠裳佩玉，清庙明堂气象”，鲍桂星《赋则》明言：“《西都》实而《东都》虚，看其布置之妙”，可见其结构独特，虽有两都对应高低之意，但描写物象全不相同，考其机巧，当从新五德终始学说中寻得。班固综各家之说著《汉书·五行志》，按照新五德终始说“五行相生”的顺序依次分列木、火、土、金、水，其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每项下面的政治譬喻，对“五行”之德一一做了界定。首先我们用《汉书·五行志》之政治标准来检验一下《两都赋》所涉及的场景，判断其为“五行”之德中之哪一种，以及是否符合“火德”之要求。

《西都赋》开篇言长安气象日：“肇自高而终平，世增饰以崇丽。历十二之延祚，故穷泰而极侈”，何焯认为：“‘穷泰极侈四字，《西都》一篇眼目，以下皆发明此句，所以极其眩曜也”，其后重点展示长安地形之险要、物产之丰富、宫殿之辉煌以及游猎之壮观，以回应“穷泰极侈”。班固对地形、物产等自然优势的破除是在《东都赋》之结语，其意义下文将做探讨，而宫殿、游猎固属人事之列，则与五德之性相失。

我们首先来看《西都赋》对宫殿的描写：“其官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树中天之华阙，丰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应龙之虹梁。列棼檫以布翼，荷栋桴而高骧。雕玉填以居楹，裁金壁以饰珰。发五色之渥彩，光焰朗以景彰。……徇以离殿别寝，承以崇台闲馆，焕若列宿，紫官是环。”这里只是对宫殿整体装饰的描写，不仅华丽精绝，更是不计其数。至如“昭阳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墙不露形”，又“后官之号，十有四位。窈窕繁华，更盛迭贵。处乎斯列者，盖以百数”。《汉书·五行志》记载：

土，……其于王者，为内事。宫室、夫妇、亲属，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诸侯，宫庙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进退有度，九族亲疏长幼有序。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故禹卑宫室，文王刑于寡妻，此圣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则土得其性矣。若乃奢淫骄慢，则土失其性。

“土德”之核心是节俭，而《西都赋》描述宫室奢华、妃嫔众多的内容完全违背了土德对宫庙、媵妾要求，而《东都赋》几乎没有对宫室的夸饰，只是简单的提到，“于是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逾，俭不能侈”，一笔带过，两相比较，高下立判。

再观《西都赋》之于游猎：“六师发逐，百兽骇殚。震震爚爚，雷奔电激。草木涂地，山渊反覆。蹂躏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松柏仆，丛林摧。草木无余，禽兽殄夷。”狩猎场面可谓孔武雄壮，但却与《汉书·五行志》所论“木德”相违背：

木，……其于王事，……田狩有三驱之制，饮食有享献之礼，出入有名，使民以时，务在劝农桑，谋在安百姓：如此，则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猎驰骋不反宫室，饮食沉湎不顾法度，妄兴繇役以夺民时，作为奸诈以伤民财，则木失其性矣。

赋中展现的场景具有强大的破坏力，《汉书》叙述扬雄作《羽猎赋》缘起时便直言：“武帝广开上林”的行为“非尧、舜、成汤、文王三驱之意也”，穷奢极欲的游猎活动违背“木德”劝农桑、安百姓的要求，只会对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创伤。

总之，用《汉书·五行志》的政治寓意检视西都之场景，只有失德，未见与“火德”相对应者。《东都赋》专为“折以今之法度”（《两都赋序》），以描写文物制度为主，实际乃是尊隆汉家“火德”之性。《汉书·五行志》日：

火，南方，扬光辉为明者也。其于王者，南面乡明而治。……贤佞分别，官人有序，帅由旧章，敬重功勋，殊别適庶，如此则火得其性矣。

火德，“其于王者，南面乡明而治”，要求王者能行治道。《后汉书·五行志》言：“儒说火以明为德而主礼”，因此“主礼”是火德的基本要求，如此方能臻于治世之境。汉人所言“礼”，固属上古儒家旧礼，而火德核心必在“帅由旧章”，颜师古注日：“帅，循也。由，从也，用也”，遵循旧的典章制度，于汉人则是重构、恢复上古以至西汉以来的礼仪制度。

《东都赋》中东都主人听完西都宾的陈述之后说，“今将语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监于太清，以变子之惑志”，首先我们来看光武帝时期的“建武之治”，论其功绩则是“绍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涤，体元立制，继天而作。系唐统，接汉绪。……克已复礼，……宪章稽古，……案六经而校德，眇古昔而论功，仁圣之事既该，而帝王之道备矣”，“系唐统，接汉绪”，显然是新五德终始说命题下“汉承尧运”的同一表述，而“克己复礼”与“宪章稽古”都是恢复礼制的努力，依先圣、先王法度行事，与火德要求契合。

至如明帝“永平之事”：“至乎永平之际，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仪，惰衮龙之法服。铺鸿藻，信景铄。扬世庙，正雅乐。人神之和允洽，群臣之序既肃。乃动大辂，遵皇衢。省方巡狩，躬览万国之有无。考声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烛幽。然后增周旧，惰洛邑。扇巍巍，显翼翼，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光武帝去世后，“是时藩王皆在京师，自王莽篡乱，旧典不存，皇太子与东海王等杂止同席，宪章无序”（《后汉书·赵憙传》），明帝即位之后恢复礼制的工作仍在继续，相对而言多是现实具体的制度建设，所谓“官人有序、殊别適庶”，其中包括了祭祀、衣服、宗庙、音乐、君臣、巡狩、教化、都城等内容，恢复先王、先圣曾经建立或者构想的礼仪制度。以“三雍”制度为例，辟雍、明堂、灵台合称“三雍”，导源于先秦，《后汉书·儒林列传》称：“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光武帝末年始建“三雍”，但至其子明帝继位方在其中颁政、行礼，因此《两都赋》末东都主人所陈五诗之中，《明堂诗》、《辟雍诗》、《灵台诗》便占去三首，据此可见明帝追复古制的努力。

至最后一节：“于是圣上睹万方之欢娱，又沐浴于膏泽，惧其侈心之将萌，而怠于东作也，乃申旧章，下明诏。命有司，班宪度。……是以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献酬交错，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咏仁。登降饫宴之礼既毕，因相与嗟叹玄德，谠言弘说。咸含和而吐气，颂日：盛哉乎斯世！”此为盛世场景的来临，其制度上的保障是“申旧章”、“班宪度”，恰与火德“帅由旧章”之理吻合，并进而展示恢复与重建礼仪之后祥和繁荣的景象，实现火德要求的“王者，南面乡明而治”之“明治”的目标。显然，作者自光武帝、明帝至章帝，层层推进，展示东汉政权合乎火德、古礼而实现盛世之治的局面。

总之，西都之景象不仅与火德无涉，且沦为失德，而东都之礼仪文明正与汉家火德相适应，符合“五德转移，治各有宜”的要求。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东汉人论政尤其热衷推重“旧章”，与火德要求“帅由旧章”一致，均是复古旧礼的表达。考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两汉之交，复古改制思潮涌起。自西汉元帝以来，儒生取得政治上的优势，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复古的诉求。实际而言，王莽代汉成功，较大程度上反映了儒生对周制的向往，此为治史者共知。东汉建立以后，此等潮流仍然未减，光武帝欲作明堂未成，至明帝成之，于是在明堂颁政，前文已述及，可以想见当时儒生恐更有甚于此。其二，王莽之乱以后，汉家再造，制度残缺，此为现实的依据。《后汉书·伏湛传》日：“光武即位，知湛名儒旧臣，欲令干任内职，征拜尚书，使典定旧制”，《张纯传》日：“建武初，旧章多阙，每有疑议，辄以访纯”。从根本上言之，则当推前者。简言之，言“旧章”实是遵先王之礼，此恰为“火德”之要义，与两汉之际儒生复古的诉求是同声共气的。从这里来看， 《两都赋》以火德主礼的标准衡裁两京高下是符合时代潮流的。

三、图书之渊：《两都赋》的德政理想

明人孙琮论《两都赋》云：“《西都》始言形胜之壮，继言建竖之胜，末言狩猎之事。《东都》一切略去，专言建武、永平之治，武功文德，继美重光，所能以法折其眩曜也。然而有德易兴，无德易亡，昔人言之，则夫席险凭胜，孟坚或尚有未尽之义乎”，所论章法与何焯同，但孙琮根据赋作较为独特的章法注意到班固的“未尽之义”，却又欲言又止。考究赋中“未尽之义”，在以“汉家火德”明其义理之外，应落实到作者的“德政”理想，此与新五德终始学说及洛阳的政治象征有着至为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到作者所强调的“讽谕”与“宣德”的实现，可分两个层次来论述。

第一，在新五德终始说的语境里，洛阳象征正统，适于颁德行运，此为《两都赋》破除长安形胜优势的理论基础。王莽代汉，以黄帝、舜帝之后裔自居，即位之时下诏“服色配德上黄”，根据新说定新朝为土德，汉为火而火生土，证明王氏代汉符合天命。《汉书》载始建国五年（13）事日：

是时，长安民闻莽欲都雒阳，不肯缮治室宅，或颇彻之。莽日：“玄龙石文日‘定

帝德，国雒阳。符命著明，敢不钦奉！以始建国八年，岁缠星纪，在雒阳之都。其谨

缮修常安之都，勿令坏败。敢有犯者，辄以名闻，请其罪。”

王莽“欲都雒阳”，源于符命称“定帝德，国雒阳”，“德”为五行之德，“国”为定都之意，为了确定五行之德运必须定都洛阳。这里的“定帝德”自然是根据新五德终始说确定五行之德运，表明新五德终始说与洛阳的关系十分紧密。王莽之所以选择洛阳，则是因为洛阳与“五德终始说”的缘起有着紧密的联系。班固《汉书·五行志》云：

《易》日：“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刘歆以为虑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雒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圣人行其道而宝其真。

《洪范》开篇称“初一日五行，……一日水，二日火，三日木，四日金，五日土”，由此，五德终始说之渊源在“五行”，“五行”之渊源在《洪范》，《洪范》的出处记录在《易》中，而《洪范》出自洛水，《易》源自黄河，于是河、洛之地至为神圣。洛阳依黄河而建造于洛水之阳，区位意义特殊，无疑成为“五德终始”原理之渊薮，适合于此处确定五行之德运以证明自己的正统，光武帝之所以选择建都洛阳，必是受此影响，与王莽相同。这一点在《东观汉纪·世祖光武皇帝》中可以得到印证：

自上即位，案图谶，推五运，汉为火德。周苍汉赤，木生火，赤代苍，故上都雒阳。

据新五德终始学说的理论，周为木德，汉为火德，木为火母，洛阳本为周王室都城之一，且东周亡于此，故于此继周，正与“木生火”的原理相符合，表明洛阳与“火德”有着天然的联系。当然，所谓“周苍汉赤”之说本是汉人所言，但经过新五德终始理论的推演，洛阳于是成为了五德传圣之地，光武帝定都洛阳则将汉为火德的时代新意包含了进去，表明唯有洛阳方能彰显汉家火德以及汉家政权之合于天道圣统。

既然东汉统治者认可新五德终始说并“始正火德”，将自己所行之德运定为“火德”而颁布天下，《西都赋》所展现的内容不仅与“火德”无涉，且大失木、土之德，而《东都赋》所展现的内容恰好与“火德”的核心要义相符合，这就表明东都洛阳在地理与制度上超越了西都长安而适应了新五德终始说“定帝德，国雒阳”的要求。东都制度“协于火德”，上应乎天，下合乎地，洛阳作为都城的地位可谓神圣之极而非西都所能撼动了。所以《东都赋》最后反击西都宾称：“僻界西戎，险阻四塞，修其防御，孰与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秦领九峻，泾渭之川，曷若四渎五岳，带河溯洛，图书之渊？”“图书之渊”即河图、洛书产生之渊薮，亦即五德理论的发祥之所，作者之意实在特标洛阳灵圣之性，因此西都长安所具备的地形、物产方面的优势于此则相形见绌，堕为下流了。

第二，颁行“德政”是洛阳正统地位的内在要求，此为《两都赋》的最终目的。承上文所言，洛阳实是最为正统的定德、行德之所，所谓五行之德，本是人之德性的神化而已，终又落实于为政之德，其内涵别无二致，因此定都洛阳的使命便是颁行德政，否则与洛阳之神圣相失，不足以标榜正统地位，缘于此，《东都赋》彰显东都制度“协于火德”，诚为“宣上德”而明正统，但从另一方面又为东汉统治者提出了严肃的要求，因此何焯认为“此篇全以议论成文”，包括《西都赋》对失德行为的种种描写，共同构成了“通讽谕”的诉求，符合汉代宫廷赋家“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两都赋序》）创作主张。究其成因，另有两点值得重视，共同构成赞颂“火德”、申述“德政”的基础：

其一，唯修德方能都洛阳的历史共识。西汉初年，齐人娄敬反对定都洛阳，其理由是：“陛下取天下与周异。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余世。……以为此天下中，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钧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周有盛德，故能居此，于是《东都赋》进一步指出：“建章甘泉，馆御列仙。孰与灵台明堂，统和天人？太液昆明，鸟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侠逾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翼翼济济也？子徒习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天人、道德、法度、有制、无外其指称俱在“有德”，表明东汉天子已然修德，故洛阳是为正统所在。

其二，东汉初年德政的明确施行。汉宣帝曾明确指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周政”之意作“德政”解。霸道表现为对外用兵，对内任法，武、宣以来汉家为政即是如此，而礼仪教化实际只是居于次要的地位，用以缘饰霸道而已。光武帝出身儒生，其即位以后的施政方针首推德政。建武十七年刘秀与宗室饮宴，“时宗室诸母因酣悦，相与语日：‘文叔少时谨信，与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闻之，大笑日：‘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而《后汉书·臧宫传》直接载刘秀语日：“柔者德也”，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明言：“儒，柔也”，可见“柔道”即是“德政”，儒家所向往的政治理想，又可称为“周政”，实有木生火而汉承周的内涵。东汉明、章两朝均以“守文”即遵守先王法度为标榜，追其渊源则在光武帝之“德政”，因此《东都赋》褒扬“汉德”以证洛阳之正统是以现实为依据的。

比较而言，杜笃《论都赋》仅在张扬长安之形胜，作为班固同时代的傅毅的都邑赋则纯是沿袭杜笃旧法，称扬洛阳地理，其《洛都赋》残篇日：“寻历代之规兆，仍险塞之自然。被昆仑之洪流，据伊洛之双川。挟成皋之岩阻，扶二崤之崇山。砥柱回波缀于后，三涂太室结于前。镇以嵩高乔岳，峻极于天”，《反都赋》残句日：“因龙门以畅化，开伊阙以达聪”，不仅落下俗套而无创新，更为重要的是，傅毅之论显然无法服众，毕竟如前文所言，洛阳之地理是劣于长安的。崔驷作《反都赋》仅存残句，其立意为“客有陈西土之富，云洛邑褊小，故略陈祸败之机，不在险也”，已与杜、傅二人区别开来。《后汉书·崔驷列传》载：“少游太学，与班固、傅毅同时齐名”，三人俱享有时誉，但崔、傅京都赋均不能入选《后汉书》、《文选》，且在后世不断残佚，说明班固之《两都赋》确为经典之作，当是得益于以“火德”颂汉德，通过张扬洛阳的正统地位，强化以德治世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