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忆石

摘要：“文化意识”指作为理论体系的一国哲学，对本民族哲学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创新。俄罗斯哲学饱含民族的哲学文化传统，苏联哲学与俄罗斯哲学文化传统之间，是“割裂”与“变异传承”的双重关系。苏联解体之初的俄罗斯哲学，在整个社会民主自由之潮裹挟下“热情向洋”的同时，全面否定苏联哲学的价值，极力割断两者间的联系；全面肯定俄罗斯传统哲学尤其是宗教哲学，在空前推崇中呈现强烈的复古色彩。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伴随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重新认识传统哲学的精神价值，结合社会现实矛盾选择“为我可用”之物，在渐趋理性中“复兴”民族哲学文化传统，并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苏联哲学在俄罗斯哲学史上的地位。苏俄哲学的“文化意识”之路启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在全面审视“传统”中实现传承与创新的统一，才能有效维护哲学的“自我”，在强化“自我”中实现民族哲学走向世界的使命。

关键词：文化意识；苏联哲学；俄罗斯哲学

中图分类号：B5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5）05-0118-10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世界性的。但世界性之根却置于民族哲学之土。以何姿态看待自已的哲学文化传统？如何在传承传统中，为国家、民族的发展寻求自我认同之基，走出兼具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的哲学之路？这既考验着一国哲学的智慧，也是衡量一国哲学能否自立的尺度。因此，这里的“文化意识”，指作为理论体系而追求客观真理、终极价值、终极关怀的一国哲学，对本民族哲学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创新。

俄罗斯堪称文化大国，其文化传统包括斯拉夫主义、理想主义、人文主义、救世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这一传统虽然在苏俄哲学中得以传承，但传承之路却坎坷崎岖。

一、断裂与变异传承：苏联哲学的“文化意识”

在当代俄罗斯哲学研究中，学界普遍认为苏联哲学是俄罗斯哲学传统的“中断”，因而苏联哲学根本谈不上对俄罗斯哲学文化传统的继承，也不具备任何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特点。这种观点虽然看到了苏联哲学的主导性一面，却忽略了被其主流遮盖的另一面。

无疑，“十月革命”后，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苏联哲学尤其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作为判断俄罗斯传统哲学的是非标准，以“唯心”与“唯物”为划定俄罗斯传统哲学的正误界限，对那些举凡不符合政治斗争需要或最高领袖意图的传统理论，或拒绝研究探讨，或贴上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标签打人另册。最典型的莫过于苏联哲学对俄罗斯传统宗教哲学的态度。十月革命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广泛传播，这离不开它与俄罗斯传统宗教及其理论产物——俄罗斯宗教哲学的“殊死搏斗”。斗争的结果是宗教哲学被贴上“反动的唯心主义”标签，宗教哲学家被逐出苏联。于是，那个最能体现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宗教哲学，便自然被排斥于苏联哲学的研究范围之外，如果它还与苏联哲学有些联系，充其量只是由于它还能充当反面教材和批判靶子。于是，那个在20世纪初就既拥有广大文盲，又拥有兴旺出版业的国家，那些本应传承下来的俄罗斯哲学文化传统，尤其是那些代表俄罗斯文化传统“传承象征”的俄罗斯“白银时代”文本资料，在20世纪20年代末消失了，那些本可作为苏联哲学与俄罗斯哲学文化传统“中介”的旧俄知识分子，在被强制驱除出境中，“终结”了苏联哲学与俄罗斯哲学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这样，在近七十年的苏联哲学发展史上，人们几乎找不到苏联哲学研究俄罗斯传统哲学尤其是宗教哲学的踪影。由此，苏联哲学在否定那些对俄罗斯民族文化、性格、心理具有重大影响的传统哲学的价值，视其为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同时，也导致了哲学研究的历史虚无主义。

当然，不能一味抹杀苏联哲学对俄国传统哲学的“传承”。事实上，苏联哲学对俄国的传统哲学，也是有所肯定的。但不可否认，这种“肯定”的范围极其有限且相当片面，即它绝不包括宗教哲学和唯心主义，而仅限于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以致苏联哲学叙述的俄国哲学史，“就是罗蒙诺索夫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和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唯物主义”，因为只有它们，才是俄罗斯哲学的真正传统。于是，苏联哲学与俄罗斯哲学传统之间，就只与唯物主义的“传统”相关。这样，“文化意识”在苏联哲学尤其是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总体上是“断裂”的。

然而，作为俄罗斯哲学历史链条中的一环，苏联哲学既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割断与自己历史的联系，又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俄罗斯文化的遗传基因。于是，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为核心的苏联哲学，便不能不以一种“变异”形式“传承”着俄罗斯哲学文化传统。

说它“变异”，是它对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的表达，不似俄罗斯传统哲学那般直接明确，而往往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外衣的遮掩下，间接而隐晦的显露。

在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中，斯拉夫主义是其基质。它象征着俄罗斯本土文化和民族特性，其特点是强调俄国的特殊性，强调民族文化传统对于俄罗斯社会的极端重要性。但这一特质在苏联哲学看来，却有着民族狭隘性。而苏联哲学对传承了斯拉夫主义精神传统的俄罗斯宗教哲学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作为普世性真理的强调，更似乎表明了它对斯拉夫主义的否定。就此而言，苏联哲学谈不上对作为俄罗斯民族传统的斯拉夫主义的传承。然而，考察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个形成过程，却可发现，无论是在它形成前夜，其理论中体现的俄罗斯民族文化中传统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还是在它形成之初，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到民粹主义者在内的先进知识分子，从曾经认同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宗教哲学家到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普列汉诺夫等，出于寻求解决“俄国问题”的强烈愿望和现实需要，在其理论中强调或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就必然发生与俄国传统文化的碰撞、对接以及交融的问题”的思想，无论在它的理论框架形成时期，列宁哲学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过程中，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对俄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国情等特质的揭示，还是在它的理论体系构建时期，斯大林哲学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简明化过程中，致力于用俄罗斯民族的通俗语言，表述枯燥艰涩的哲学理论，都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历史上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深处的斯拉夫主义特质。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30-40年代的斯大林时期，对西方哲学的拒斥和批判，更是在凸显其封闭性中，显现了强调俄罗斯独特性的斯拉夫主义特质。只不过，这种“显现”是以一种变异的方式，即以模式化的斯大林式马克思主义表现出来的。至于苏联从20世纪60年代至解体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对苏联马克思主义何以具有保守性、封闭性、教条性的反思，强烈要求与西方和国际学术进行交流，以及这种交流交往的强化，则无疑是对这种“变异传承”的一种反思。

在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中，理想主义是其基调。它为俄罗斯的民族精神注入了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其特点是特别关注精神自由、道德追求和价值升华。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理想主义传统，在苏联时期的社会生活中以直接而明确的方式，通过“带有纯真的和旺盛的爱国主义情绪”的歌曲、电影、诗歌、绘画等艺术形式，以及电台、新闻媒体等宣传形式，号召人们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了光明的未来而抛头颅、洒热血，死而无憾”；通过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早期，在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下，人民大众以冲天干劲、忘我劳动，以物质生活水平的下降，换来国家重工业的迅猛发展，教育、文化、医疗保险事业的大规模普及表现出来。至于此时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高速发展的需要，注重的是认识自然界客观规律，因而无论体系还是内容，强调的都是世界的客观性、必然性和可知性。表面上看，它似乎与理想主义并不相干。然而，只要考查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至苏联解体的20多年中，随着反思斯大林时期哲学的政治化和教条化而在整个学界出现的人道主义浪潮，考察这股浪潮是如何在促发和推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以人性论、人本主义去淡化、反对、否定甚至取代先前重客观规律性、科学理性的理论偏向，便不难嗅出其中散发的俄罗斯传统文化的气息，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的理想主义特质。至于苏联哲学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几乎全部从“同一”、“统一”的观点认识社会主义辩证法，将其归为“和谐辩证法”，并以矛盾“应该消灭”的观点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导致哲学界对现实问题的集体失语，则既是苏联哲学生态政治化的一种反映，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苏联哲学的理想主义特点：只要将矛盾束之高阁，便可运用哲学意义上的“矛盾同一性”，解决或替代现实社会的矛盾，实现社会生活的和谐，政治统治的统一。

在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中，救世主义是其底色。它既是理想主义的延伸，又是传统俄罗斯社会宗教情结的折射，其特点体现为俄罗斯民族对人类命运的关怀感、使命感。俄罗斯民族文化的救世主义传统，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虽然不是也不可能以宗教的上帝、救世主等形式出现，但是，它却以一种大一统的体系和方式，在对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越俎代庖中，所显示的至尊至上、包揽一切的“救世”之态体现出来。它将斯大林哲学捧-二“神坛”，视为金科玉律、绝对真理、评判哲学乃至一切学科争议的标准；它对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非科学批判态度，其“唯我独尊”、“舍我其谁”的态度本身，就显示出一种类似于宗教“俯视尘世”、“普度众生”的救世主义。这种将斯大林及其哲学奉为人间救主的救世主义一旦成为意识形态的主导，便逐渐随着领袖至上权威的确立而成为“现世神明”，从而不可避免地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宗教性。

在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中，爱国主义是其主旋律。它是俄罗斯民族向心力的粘合剂，为俄罗斯的民族精神打上了深深的集体主义烙印，其特点是个人崇尚集体，主张爱集体就是爱国家。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尽管具有完全不同于传统文化的含义，但是，透过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渐俄国的历程中，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关注国家前途命运和寻求民众新生的拳拳之心，透过20世纪20-3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形成过程中，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出于国家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需要，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系统化与通俗化相结合的种种努力，透过苏共20大前后哲学界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在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的曲折发展历程，而掀起的哲学人道主义研究热潮和大量“人的哲学”研究成果，透过20世纪60-80年代苏联兴起的部门哲学研究中，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再认识、对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哲学思考，便不难发现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充盈的爱国主义气息。

在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中，人文主义是其内蕴。它使俄罗斯的民族精神深受基督教人本主义的影响，其特点是在使俄罗斯人的宗教信仰带有集体主义精神特点的同时，乐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照，强调人与人之间不应是狼“而是兄弟”。俄罗斯民族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传统，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不同阶段，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就总体而言，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出于应和高度集权的政治统治需要，在将哲学党性视为哲学研究的准则，将科学理性视为哲学应具的特质同时，视西方人道主义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竭力拒斥，视俄罗斯传统文化中人文主义为旧时代残余而简单否定，因而谈不上对俄罗斯民族文化人文主义传统的承袭。斯大林去世后，出于国内“拨乱反正”的需要和迎合国际范围将马克思哲学人道主义化的浪潮，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近40年的时间中，通过强调哲学是“认识的认识”，只能以人的认识为中介而不能认识整个世界的本体，通过强调把现实作为人的“活动形式”去思考，通过从“人的问题的综合研究”到“人的研究”的历程，以及研究基本原则的确立和相关研究的开展，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挑战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视域，并在力图实现研究的视角，从客观向主观、从物性向人性、从科学理性向人文价值性转变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复归”了俄罗斯民族文化的人文主义传统。

然而，由于宣称将以无产阶级的利益愿望为宗旨，将在阶级立场、观念形态、理论本性、话语方式等各个方面，与一切旧传统、旧观念彻底决裂，将以社会主义的全新面貌打造苏联哲学，这样，基于对1日时代俄罗斯传统文化批判否定的基本立场，苏联哲学对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的“变相”传承，便不能不始终处于蛰伏状态，既因没有明显的理论痕迹而被后人认知和承认，更因与文化传统的决绝之态而倍受后人诟病。因此，当苏联解体的狂风驱散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雾霾”时，俄罗斯传统哲学文化之影，便在伴随苏联哲学退出历史舞台而遁迹的同时，随着俄罗斯宗教哲学和传统哲学的兴起，附体显灵了。

二、从复古到复兴：当代俄罗斯哲学的“文化意识”

苏联解体后，出于国家发展的需要，俄罗斯政府开始改变苏联时期的文化政策，将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和传承民族文化传统，作为国家文化政策的基本方针。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联邦政府颁布了保护和发展文化艺术的专项纲要，由此拉开了传承哲学文化传统的序幕。然而，由于这类文化遗产主要限于物质硬件层面，因而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哲学文化意识的“传承”，则相对滞后并带有强烈的“复古”意蕴。这里的“复古”，指从苏联解体到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哲学以决绝之心对待苏联哲学，以狂热之态拥抱以俄罗斯宗教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哲学，在“文化意识”上体现为“断裂”与“传承”的交织。

苏联解体在导致苏联哲学覆灭的同时，也引发了整个俄罗斯社会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盛行。与之相应，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哲学盛行“不写历史”之风。但这“不写历史”的对象，除却苏联哲学并无其它。因此，极力割断与苏联哲学的联系，抹杀和否定它在整个俄罗斯哲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成了这一时期俄罗斯哲学的时髦。之所以如此，并非因为苏联哲学距离业已发生的历史巨变太近。这一点，无论从1998年出版的《哲学并未中断……》和《20世纪的俄罗斯哲学家》丛书中，可以找到介绍苏联时期哲学家的著作，还是从2007年再版的《俄罗斯哲学百科全书》中，可以发现收入了苏联时期著名的哲学人物的条目，都可证明。但是，由于前两本书中收入的哲学家，几乎全属于“主流哲学”或“官方哲学”之外的哲学家；而后书因拒绝收入那些反映苏联哲学的核心概念，因而表明了俄罗斯哲学“不写历史”的强烈针对性：拒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如此，也非因为没有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这从20多年来俄罗斯出版的大量俄国宗教哲学家、西方哲学家的著作中，便可证明。之所以如此，更非担心来自官方的干预，因为叶利钦、普京、梅德韦杰夫等俄罗斯先后几任总统，都明确表示“反对恢复和建立任何由官方认同和国家支持的意识形态”，而且俄罗斯哲学界盛行的多元主义、自由主义的研究倾向，都可以得到证明。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这一时期的俄罗斯学界，对苏联哲学尤其是以米丁、康斯坦丁诺夫、费多谢耶夫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蔑视，对苏联哲学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极度反感，所导致的对苏联哲学毫无兴趣、嗤之以鼻，于是，“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07年的16年间，我们遇到了一种罕见的现象：俄国哲学界竟然没有出版一本系统阐述‘苏联时期哲学历史的专著”。

苏联解体在导致俄罗斯社会精神“真空”的同时，也引发了俄罗斯社会回归传统的热情与之相应，哲学研究应当回到传统哲学，以便从中寻求社会发展的思想利器，成为学界的共识，而传统能否回归，取决于如何看待那些被苏联时期否定了的理论。于是，那些曾经在俄罗斯历史上存在了数个世纪或流行一时，但却被苏联哲学割断了的哲学文化之脉，例如俄罗斯思想、欧亚主义、俄罗斯宗教哲学，被视为最能体现俄罗斯的理论“传统”。其中，俄罗斯宗教哲学因其丰富的斯拉夫主义、理想主义、人文主义、救世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特质，有效而集中地体现了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传统。俄罗斯哲学的复兴，取决于能否承认、传播、研究俄罗斯宗教哲学。于是，一时间，大量印行宗教哲学家的经典著作，宗教哲学家们则被视为传承俄罗斯民族哲学传统的“正宗”。而肯定宗教哲学在俄罗斯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更成为俄罗斯哲学史著述和教科书撰写中的主要方面和重要内容。

可见，这一时期俄罗斯哲学的“文化意识”，是“断裂”与“复古”并存。这里的“复古”是打引号的“复古”，因为其中有对俄罗斯传统哲学文化的传承；这里的“传承”是打引号的“传承”，因为它在“回归”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同时，除了否定存在了长达70年余年之久的苏联哲学，还在一定程度上对俄罗斯社会神秘主义的泛滥推波助澜。而神秘主义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是一种与科学格格不入的，甚至逆科学、反科学的文化意识，它不仅有违“文化意识”的传承，更无助于俄罗斯哲学的复兴。而学界这种惟宗教哲学为传统“正宗”、“唯一”的价值取向，表明此时的俄罗斯哲学，仍然未能摆脱“戾换式”的非历史主义思维方式纠缠，其“文化意识”仍然具有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

21世纪以来，俄罗斯联邦政府继续了先前的文化政策，相继颁发了保护和发展文化艺术的《专项纲要》。其中，“保护文化遗产”成为重要组成部分，并明确将“保护俄罗斯联邦文化遗产”作为俄罗斯未来文化发展的具体目标。与之相应，当代俄罗斯哲学也将回归民族哲学传统，视为恢复俄罗斯哲学在世界哲学中的地位，实现俄罗斯哲学与世界哲学“一体化”的重要途径，强调虽然“民族文化可能存在的根本条件是具备超种族和超阶级的交流空间”，但民族哲学文化传统又是“民族国家建立的根基”，它与民族国家不可分割，“民族文化的繁荣时代与民族国家的繁荣相吻合”，必须珍视民族哲学文化传统，视其为维护民族国家文化主权的重要保障，反对文化民族主义更要警惕和反对文化帝国主义，因为后者将导致俄罗斯文化主权沦为“虚无”。由此，当代俄罗斯哲学踏上了复兴俄罗斯哲学文化传统的新路。

这里的“复兴”，指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逐步摆脱了20世纪90年代的两极思维模式，既以批判眼光审视其哲学文化传统，并结合时代发展为“传统”注入新思想元素，又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苏联哲学在俄罗斯哲学史上的地位。这样，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在“文化意识”上，开始了传承与创新的双向发展。

一方面，结合时代发展为“传统”注入新元素。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冈被西化浪潮裹挟而陷于“自我迷失”，因对传统的盲目推崇而陷于“复古陷阱”，而在更为强烈的“回归传统”声中，既基于“还历史本来面目”，继续揭示和充分肯定俄罗斯传统哲学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对构建当代俄罗斯人精神世界的价值，又基于俄罗斯社会的实际，强调传承与吸取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应当从当代俄罗斯社会的现代化出发。因此，对传统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学界强调俄罗斯现代化进程的难度，不在于根除私有制的价值观和个人利益，不在于这类价值观与俄罗斯传统文化难以融合，而在于重建将传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与现代的个人观念、个人利益相融合的新价值观，从而既“冲破”传统爱国主义价值体系的“樊篱”，又能利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制约社会内部的个人利益”。对传统“俄罗斯思想”，学界在肯定其基本价值理念对俄罗斯社会极端重要性的同时，更为强调精神自由、思想多元、政治民主与俄罗斯传统爱国主义“结合”的必要性，以及民族文化传统注入普世价值的重要性。对传统“欧亚主义”，学界既注重反思传统欧亚主义注重传统特质、东方特质的特点，又强调从统一文化世界和独特社会文明的“结合”中，探讨新的世界联系，强调它对于“为了国家的强盛而团结”各种政治力量的价值。对传统宗教哲学，学界则在先前“整体热”的基础上开始分化，不仅研究内容涉及现代西方哲学如生存论、人学、心理学、价值论等，而且出现了不同于先前的限于阐释层面，而在阐释中显示出强烈的批判性甚至否定性倾向，指出宗教哲学与神学的内在相通性，而这是俄罗斯唯心主义通过宣扬启示录的征兆，如果俄罗斯哲学研究沉醉于传统宗教哲学的救世主义、理想主义，必将为俄罗斯的社会灾难奠定基础。这样，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在传承俄罗斯哲学文化传统的同时，通过结合21世纪俄罗斯社会现实和世界发展潮流，在为传统注入时代元素中，表明了“传承”中的“创新”。这样，当代俄罗斯哲学基于“还历史本来面目”而对俄罗斯宗教哲学、欧亚主义、俄罗斯思想等传统哲学和文化理论的“复兴”，无论对于完善俄罗斯文化，传承俄罗斯传统，还是对于补上俄罗斯哲学缺失的链条，展现俄罗斯哲学的内涵，丰富俄罗斯人的哲学思维，都具有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复归”在给人们提供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景观和思维范式的同时，也激励哲学家们打破教条思维方式，在符合哲学本性的自由精神推动下，在继承民族哲学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思考并推进了哲学的发展，而体现出了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

另一方面，开始改变将苏联哲学排斥于俄罗斯哲学史之外的做法，而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上，承认了苏联哲学在俄罗斯哲学史上的地位。这一点，除了体现在出版《斯大林全集》，再版列宁原著，深入讨论列宁主义和列宁哲学并肯定其理论价值外，还体现为一些持客观立场的俄罗斯学者，承认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哲学历史上的一席之地，即在相关高校的哲学教科书和哲学史教科书中，加入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例如，2001年，出版了由M.A.马斯林主编的《俄罗斯哲学史》，该书第十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及了普列汉诺夫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非传统说法、作为哲学家的列宁等内容，第卜一章“苏联及后苏联时期俄罗斯哲学思想”则包括了苏联哲学的形成、30-50年代苏联哲学思想、60-90年代哲学研究的新趋势及方向等等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2004年，由n.B.阿列克谢耶夫和A.B.巴宁主编的国立莫斯科大学哲学教科书《哲学》中，第十一章即“苏维埃及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2005年，为纪念国立莫斯科大学成立25周年，出版了由B.B米隆诺夫编写的《哲学.高校教科书》，该书第三部分第5章为“苏联及后苏联时期哲学”；同年还出版了由B.B.瓦西里耶夫编写的《哲学史：高校教科书》，该书第七部分“俄罗斯哲学”的第3章为“20年代-30年代苏维埃时期哲学”，第5章为“40-80年代苏维埃时期哲学”。2006年，由r.ri卡瓦列娃编著的《俄罗斯哲学史》的第3章第4节为“1883-1924年期间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第4章为“苏联及后苏联时期俄岁斯哲学”。

可见，当代俄罗斯哲学对自己的民族哲学文化传统，正在超越先前的或“复古”或“断裂”的两极，而在传承与创新的双重向度中，走向复兴。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当代俄罗斯哲学对宗教哲学的热衷，主要源于填补精神空场和反感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因此，尽管学界对宗教哲学的兴趣，已由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狂热，走向了21世纪的冷静与理性：既揭示其历史局限性，分析其何以在大半个世纪后风行俄罗斯的原冈，指出其何以不可能成为未来俄罗斯哲学的主流；又揭示其历史合理性，肯定其对俄罗斯文化传统传承的作用，指出其是俄国哲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强调它至今仍然对俄罗斯社会的精神重建具有重要价值，并将其更多地置于学理层面进行研究。但是，这一切这并不能改变今日相当的俄罗斯哲人，仍然“几乎把俄罗斯哲学完全等同于俄罗斯宗教哲学，仿佛在他们的历史中不曾存在过其他倾向的哲学，他们把曾经在19世纪的俄国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并对俄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影响的唯物主义、实证主义、民粹主义等置于他们的视野之外”的片面性。至于上述提到的那几本有限涉及苏联哲学的俄罗斯哲学史教科书，宗教哲学仍然是其中篇幅最大、作者着墨最多的内容。就此而言，当代俄罗斯哲学“文化意识”的复兴，仍然“在路上”。

三、苏俄哲学“文化意识”的启示

历史是复杂而多面的。苏俄哲学“文化意识”变异、断裂、复古、复兴的曲折历程便是明证。

苏联哲学因其政治意识形态化，在“创建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号角声中，将一切不符合政治需要的传统哲学打人另册，在与“传统”决裂中，割断了与自己哲学文化历史传统的联系，即便有所“传承”，也是以极端变异的形式出现的。因此，苏联哲学虽是一种全新的哲学，但这种看似“创新”的理论却植根于历史虚无主义之土。正是由于苏联哲学既没有充分获得民族哲学文化传统的滋养，又不能有效吸取域外文明精华的养分，以致国家解体的风起之初，它便因根基不牢而被连根拔起、颓然倒地。

苏联解体后，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哲学，在逆袭苏联哲学的“重创新轻传承”中，踏上了回归传统哲学的“文化意识”之旅。然而，由于这种“回归”主要基于对传统的非批判反思，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摆脱非理性的情绪化倾向，导致了既因否定苏联哲学在俄罗斯哲学传统中的地位而陷入历史虚无主义误区，又因过度夸大和肯定宗教哲学在俄罗斯哲学传统中的价值而落入历史复古主义窠臼。21世纪的俄罗斯，“强国梦”在极大唤醒俄罗斯的民族自尊同时，也驱使俄罗斯哲学走向民族复兴。于是，当代俄罗斯哲学既在反对盲目西化中，对保持和维护哲学的民族性是哲学走向世界的前提，有了清醒的认识，又对何谓民族哲学文化传统，有了较为深入的理解。学界在致力于哲学的自我重建中，既“回归”传统，又为传统注入时代元素，避免了重蹈历史虚无主义与历史复古主义的覆辙。当代俄罗斯哲学对自己的民族哲学文化传统，从“热情相拥”到“平静相视”，表明了它对“文化意识”于哲学发展价值的重视，对民族哲学自信心的重拾，表明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对于俄罗斯哲学如何处理本土化与西方化、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等等矛盾的缠结与演化，既提供了展现的舞台，又准备了解决问题的条件。

然而，我们又不能不看到，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总体上依然质疑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俄罗斯哲学的合法性。这种做法在割断当代俄罗斯哲学与苏联哲学关系的同时，也显示了一种非“文化意识”之态。因为任何哲学的存在和发展，都不可能切断与先前哲学、甚至是作为它的对立面的哲学的联系。它还表明当代俄罗斯哲学缺乏相应的自信心，因为只有敢于和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哲学，才有希望和能力使其哲学立于新的历史制高点，并创立富有民族特色的新哲学。进而言之，俄罗斯哲学史一旦抹去了苏联哲学阶段，也悖于其奉行的“多元主义”研究准则，难免具有重回先前自己激烈反对的一元主义、集权主义之嫌。因此，虽然当代俄罗斯哲学力图回归传统并为传统注入时代元素，但由于这种“回归”与“注入”，仍然力图与苏联哲学划清界限，因而在实质上，它在视而不见苏联哲学对俄罗斯民族哲学文化传统“传承”的同时，也将苏联哲学是否是俄罗斯哲学传统中一脉的问题拒之门外。这就使它的“文化意识”，仍然难免非历史主义的理论倾向。

今日世界，跨国资本的全球化在抹平民族文化的差异化、多元化同时，使文化霸权与文化自主的矛盾尤为突出，民族哲学文化正遭遇空前的挑战。世界文化霸权的存在，警示中国和俄罗斯这类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大国，哲学的“安身立命”所在，不仅在于是否拥有学术视域的“开放意识”，还在于是否具有知识谱系的“文化意识”，即如何看待和怎样处理哲学的“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这个“时代”除了发展着的现实，还包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对一国哲学而言，生生不息的历史过程中生成的传统，既因其独特性而成为维护和保障其民族特色的屏障和发展的基础，又因其稳定性而可能成为哲学变革和创新的阻力。但人类精神追求未知世界的冲动，哲学“与生俱来”的普遍性、融通性，又使任何民族哲学不能在僵死封闭的精神场域中运行，让其丰富的历史积淀由财富变为包袱。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一国哲学兴旺的动力和永葆生机的基本途径。因此，作为一种理论生存样式，哲学的“传统”又总是具有面向未来的开放性，需要“生成流变”，在传承中创新即实现自我超越。这样，如何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既在重审其理论历史，在思考自己“当下何为”、“未来何往”时，考察自己“从何而来”，以便在继承和弘扬传统哲学文化的精华中，实现传统的“回归”以延续其生命力；又在“溯往”与“述旧”时，从“历史的演变中，寻出其动向与趋势”，使“传统”得以“生命洋溢”，并“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越远，它就膨胀得愈大”，实现传统的创新以壮大其机体，实现在“思想中把握时代”的使命。

当代中国已经身不由己地全方位介入了全球化。如何在西方文化霸权中“独善其身”和“兼善天下”，是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严峻课题。“兼善天下”首先需要“独善其身”，它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坚持哲学“开放意识”的同时，坚守哲学的“文化意识”，即充分而有效地传承和弘扬民族哲学文化传统的精华，避免历史复古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苏俄哲学“文化意识”的曲折历程表明，只有在全面审视“传统”中实现传承与创新的统一，才能有效维护哲学的“自我”，在强化民族哲学的“独善其身”中，实现民族哲学的“兼善天下”。